自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如何有效的實施管理就是一個永恆的主題，古今中外的先哲提出了各種各樣的理念，《周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講的就是這個道理。尤其在社會動盪期，不同理念的碰撞尤為激烈，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就是如此，諸子百家雖皆致力於實現太平治世的共同願望，但理念卻大不相同。本文主要講述諸子中影響最大的兩個學派，儒家和法家，探討兩家為實現治世而抱有的不同世界觀及其衍生出的方法論。

儒、法兩家的不同世界觀

儒家信奉性善論。性善論由戰國時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結合“四端心”（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說來闡述人性中“仁”、“義”、“禮”、“智”的發端，同時他將四心比作四肢，進一步的強化四心與生俱來的屬性。

孟子

法家信奉性惡論。法家提倡的性惡論是由韓非繼承自其師荀子（有趣的是，荀子是戰國末期儒家代表人物），韓非所主張的性惡是赤裸裸的利己主義（“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而且是不惜損人以利己的絕對利己主義，同時這種本性不僅僅是對於常人之間，對自己的父母親族也不例外。

韓非子

儒、法兩家的不同方法論

在瞭解了儒、法兩家旗幟鮮明的觀點差異後，我們就不難理解兩家之間涇渭分明的施政理念了。儒家的思想內核承認人善良的本質，因此給出的對策是以“仁”和“禮”治天下，強調對人民實施引導和教化，輕徭薄賦，期望以一種知禮識樂民風質樸的狀態實現太平治世，富於人文精神；而法家則以人性本惡為出發點，強調法律的強制作用，認為人民需要以嚴刑峻法加以約束，提升國家運作效率，人民不敢作惡，更像是一種國家權力高壓下，老百姓不得不乖乖聽話的社會。

商鞅舌戰群儒

儒、法兩家雖然都有各自的一套施政說辭，但是執行起來的難度卻天差地別。儒家的仁政在具體的實施中可操作性太低，空有方針卻無實際政策，翻來覆去的講也就是行周公之禮治國那一套，而且見效太慢；法家則不同，自春秋時期管仲起，到後來的李悝變法，吳起變法，都有一脈相承的條令可供借鑑，商鞅之法論，慎到之勢論，申不害之術論，最後由韓非彙整集結成書，具有很強的執行性。

相比之下法家的治世理念無疑更加功利也更加刻薄，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商鞅在西漢時期更是得到了酷吏的評價。但是在風雲際會的戰國時代，法治無疑是那些渴望崛起的國君們的共同選擇，魏國、秦國、趙國都因為重用法家盛極一時，秦國更因為法治貫徹的最為徹底成為了實力遠超其他六國的超級強國，最終橫掃六合，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大一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