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國古代政治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話叫陽儒陰法，指的就是中國古代的政治表面上聽上去都是儒家的道理，但是呢，實際上操作的都是法家的方案。因為在具體的政治操作中，對於先秦時期的那些當政者而言，法家的方案可能是最具有吸引力的，因為它簡潔有效。

韓非

人弱點：恐懼與好利

而法家之所以那麼有效，是因為它掌握了人類兩項最為根本的弱點，就是恐懼和好利。在這方面，法家表現出足夠的大膽和坦誠，他們明白地告訴那些君王，要治理好這個國家，就要利用人性的弱點，因為人們存有對權力的恐懼，所以要讓他們聽話，最好的辦法就是嚴刑峻法，一旦犯錯就施以最嚴厲的懲罰，那麼他們就不敢犯錯了。

那麼，從利益的角度來講，人們因為好利，就會去追尋那些對他有利的事，所以呢，恐懼和好利，其實是一個事情的兩面，法家在勸說君王的時候，經常拋出這樣的一些中心議題，比如：如何才能建立強有力的統治，如何才能富國強兵，如何才能快速地讓這個國家強大起來，這些內容都十分切中當時急於在爭霸的局勢上取得成功的統治者的胃口。

當時儒家和墨家是顯學，追隨者很多，儒墨都以上古時代傳說中的堯舜盛世作為政治目標，儒家所提出的根本主張，就是通過道德教化的力量，潛移默化地對人進行社會塑造，但這種固本的功夫，就如文火熬湯，需要很長的時間才能見效，在戰國的亂世中，它雖然獲得人們的尊重，但卻沒有幾個諸侯肯拿自己的王國作為儒家理想的實驗地。所以孔孟雖然奔走於各國之間，卻並未獲得施展抱負的機會。

法家最早的代表人物商鞅，最初其實也是試圖拿著儒家的理想去遊說秦孝公的，秦孝公的回答也很實打實，他說你這個方案聽上去不錯，但收效太慢，所以不準備聽商鞅的建議。善於觀察形式的商鞅主動求變，由"儒”術改尊"法"術，從而臝得了統治者的信任。那麼，為了跟當時的顯學儒家和墨家相抗衡，法家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從理論上強調墨家和儒家所塑造的復古體系是不切合當時的需要的。

商鞅的說法是古代的聖王們都是按照他們所面臨的不同問題而做出不同決策，絕不是一成不變的。所以呢，在不同的時期，就應該用不同的方法。法家的另一代表人物韓非子以其慣常的反諷的手法說，如果我們今天還像燧人氏那樣去鈷木取火，像有巢氏那樣在樹上築屋而居，這豈不是讓那些先賢們笑掉大牙。所以真正的聖人不應該抱著過去的經驗不放，死抱著祖宗的成法不知道變通，而是要根據現實改變。

如何解決兩難困境

當然，法家也並非簡單地否定儒家的思想，而是認為不同時期應採用不同的觀念，他們對當時的社會歷史條件有一種自己的判斷。韓非子說"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他的意思是什麼呢？他說堯舜禹的時代，人們的競爭主要是依靠道德，到了中世，人們的競爭就開始要用計謀，他說在今天這個時代，最重要的氏族看誰力氣大，實力強。

所以呢，韓非子說，世上的人對仁義的讚美，在實踐中不但無益，反而是有害的。為啥呢？因為仁義的政策會導致親親尊尊，所以會賞罰不明，會使那些不該得到恩惠的人無功受祿，該受到懲罰的人得以逃脫。這樣一來便助長了人們貪便宜的心態，那些暴亂之徒更會有恃無恐，這樣國家難保不滅亡。所以呢，韓非子認為，儒家所提倡的主張和國家的利益之間存在著根本的衝突。韓非子講了一個故事，其實這個故事是一個內容，但是由兩個不同的部分構成。

他說楚國有一個人叫直躬，他的爸爸偷了別人的羊，他把他爸送到官府去，這個令尹，就是官府的官員，他說，此人殺之（殺直躬）。為啥要殺呢？他說因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也就是說那個兒子把他偷羊的父親送到官府去，雖然是出於對君主的忠誠，但是他違背了他父母，所以應該殺掉他。從這個事韓非子得出的結論是什麼呢？就是說如果一個人，按儒家的立場的話，是君主的直臣的話，他就有可能是父親的暴子，所以呢，忠孝不可能兩全。還有一個故事，韓非子說，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打了三次仗都輸了，說"孔子問其故"。孔子問為什麼輸了呢？那個人說，我家有老母，我家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如果我要是戰死的話那我父親就沒人養，孔子認為這是個大孝子，舉而上之！這個故事表明什麼呢？這個人如果是父親的孝子的話，他就有可能變成君之悖臣。

《韓非子》書影

抱法處勢

韓非子通過揭示儒家思想在公私層面的矛盾，強調了這樣一個意思：一個統治者，不應該聽儒家的，因為聽了儒家的話，那孝子就不會忠誠於君主，如果他忠誠於君主的話他就不可能是孝子，所以在韓非子看來儒家的思想是自我矛盾的。

正是因為這樣認識的不同，法家的政治策略和儒家有著根本的不同，儒家強調敦仁義教化，而法家呢，強調抱法處勢，就是應該要根據現實的要求，來做出不同的決策。在這樣的一個背景下，法家在不同的時期逐漸形成了以法術勢為核心的思想體系。這樣的一個思想體系是通過不斷髮展而完善起來的，我們知道，早期的商鞅是以法為主，中期的申不害他們是以術為主，到後期的韓非子，是法術勢的結合。

申不害

但我們說法家的時候呢，也不能簡單地把它理解成是現代意義上的法律的法。法家強調的是規則，最主要是刑罰和規則，在家族主義盛行的時代，法家其實有它進步的一面，它堅持規則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很大程度上順應了由封建制向郡縣制轉變的政治格局，這也就是為什麼在戰國時期，那麼多的統治者都比較接受法家的治國原則的一個原因。法家很重視的還有"術"，法家其實就是一種陰謀政治的推崇者，他認為從統治的策略而言，統治者不能隨便讓人看穿。申不害還提出來，統治者應該裝傻，應該裝作什麼也不知道，因為這樣做的好處是，臣下摸不透，別人根本不知道你的真實想法，其目的就是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地控制屬下。

同時，對於勢的強調，也是法家所特別肯定的。韓非子說，一個人之所以對別人有威懾，主要是他所掌握的權力足夠大，所以呢，一個善於領導的人，必須集中權勢，集中到讓人不能有反抗的機會。事實上，儒家也強調君主的權威，但是儒家認為君主的權威主要來自於他對民眾的關注，對於老百姓福利的強調和對於教化的推廣。在法家看來，君主的權威主要來自於他所掌握的權力。法家與儒家最大的差別在於法家堅持認為政治需要和儒家的親情倫理之間有巨大的矛盾，也就是親情倫理會妨礙統一標準的實施。同時法家重視強化君主的絕對權力，因而與儒家將責任與義務結合的尊君觀念有很大的差別。

那麼，如果按照現代政治學的理論來分析的話。法家更注重於將政治的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之間進行區隔，而儒家的親親尊尊，這是將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相混同，以致制約了政治的效率。這也正是韓非子被儒家批評的關鍵。

得失之間的法家

法家的理論，很顯然在秦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也知道經過幾代法家人物的輔佐，秦國由一個邊陲小國逐漸發展成為有能力一統六國的這樣的一個經濟實力和政治實力強勁的國家，它所採用的耕戰的政策和法規面前人人平等的策略，都極大地激發了秦國人的戰爭熱情和勇敢程度，因為他們都知道這個是改變他們生命軌跡、取得成功的唯一道路。

但是法家和剛才我們講到的儒家、墨家、道家都不一樣，法家作為一個學派，它的學派內部主要是觀點上的相似性，而法家的人物之間其實並沒有存在很好的關係，我們從韓非子的作品裡面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篇幅，一直在批評商鞅，批評申不害，也在批評各種各樣法家的前輩。

李斯在被秦始皇任用以後，秦始皇看到了韓非子所著的《孤憤》、《五蠹》等篇，讚不絕口，這個時候韓非子在韓國也得不到施展才華的機會。剛好韓王派韓非出使秦國，使得秦始皇有機會跟韓非子面對面探討法家治國的道理。

但是歷史上有一種說法。說因為李斯妒忌韓非子的才能，也妒忌秦始皇對於韓非的偏愛，所以要設法把韓非置於死地，《史記》裡的一個描述說李斯進凍秦始皇：“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並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什麼意思呢，他說韓非是韓國的責族，如果你今天要吞併六國的話，那麼韓非子最終還是會支持韓國，而不支持秦國，他這是正常的人情，如果你今天不準備任用韓非子，你就不應該久留他，如果你久留又讓他回到韓國的

秦王聽了以後，覺得這個建議很對，所以找了個藉口，下諭把韓非子關了起來，《史記》裡面還說，"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李斯拿著毒藥給了韓非，韓非想自辯不得見，也就是說，李斯就根本不給韓非子辯解的機會，最後韓非子只能自己吃了毒藥自殺，等到秦王知道以後後悔，那個時候韓非已經死了。

這個故事說明法家人物之間的關係也是很緊張的。我們當然也知道商鞅死在他自己的政策之下的那個故事。秦國在法家思想的指導之下，短短几年就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統一了六國，但是我們也知道，秦國統治中國的時間很短，到了漢代，人們就開始反思為什麼秦國能在法家的指導下迅速崛起，但是又迅速覆亡，漢代的思想家的結論是認為法家思想太刻薄，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如果要治天下還是應該遵循儒家的思想。

所以呢，法家的思想雖然得到統治者的偏愛，但是因為它難以實現長治久安，所以法家的思想都只能在暗地裡繼續運營，而在公開的場合，儒家的思想在漢代逐漸取得了獨尊的地位。這個就是儒家和法家的獨特關係，法家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