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初的奢侈交通工具到生活標配，再到休閒健身的媒介，甚至組成解決城市出行“最後一公里”的租賃系統，自行車自誕生之初，就在人類社會活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並不十分開化的舊社會，當有人騎著這種“洋玩意”奔馳在老包頭城的馬路上時，民眾對新技術好奇的圍觀構成了一幅奇妙的場景。而自行車市場以及相關產業的在舊社會的發展，也成為反映包頭交通進步的一個縮影。
第一位騎自行車的人被指瘋子
自行車從發明到現在，也不過二百多年的歷史，對於中國人來說，完全是一種舶來品。
第一個將自行車帶到包頭的是位歷史名人：李茂林。他被認為是包頭第一個參加孫中山領導的中國同盟會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者，同時也是包頭第一個留學生。這位出生於東河區財神廟二道巷18號的革命先驅留學日本回到包頭後，經常在公開場合演講，為民眾介紹海外的新鮮事物，比如火車。跟著滿腦子的奇思妙想一起，李茂林還從日本帶回一輛“奔跑的機器”——自行車，並親自騎著到街頭展示，引起轟動。從此，李茂林得名“李瘋子”。在騎自行車遊街十幾年後，李茂林莫名橫死，他的那部在包頭交通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自行車也不知所蹤。
1913年，閻錫山派晉軍第一師師長孔庚駐防包頭。那時，民主共和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社會風氣也隨之一新。這位有著新思想的軍官，出行時即騎著一輛自行車，給百姓留下深刻印象。
大概在同一時期，來包頭傳教的瑞典籍牧師鄂必格從日本將一輛“僧帽”牌自行車帶到了包頭。“僧帽”在今天算得上是日本一個百年自行車品牌，後車架寬大，載重能力很強。而且當時日本採取傾銷賤賣的推廣策略，該國所產的自行車，一般都比那個年代的自行車生產大國英國的要便宜許多，所以銷路很廣。
首家自行車行開了三年就倒閉
尷尬的是，當時的老包頭城內並沒有平坦的柏油路，路況高低不平，而騎車者的技術也並不是很嫻熟，導致好端端的“洋車子”經常磕磕碰碰，壞了也無處修理，只能當做展品擺在那裡。
1923年，平綏鐵路修到包頭，貨運方便了，自行車這種稀罕物也跟著大規模運了進來。當時的郵局職員送信，騎的就是自行車。緊接著，銀行、皮草店、甘草店等地方的“白領”，也紛紛嘗試使用這種交通工具。比如曾位於東河區解放路的“吉履謙”銀號就一次性購進了6輛英國產的“蘭令”（raleigh）自行車。這個牌子在當時也很有名，可見這家銀號的財力非同小覷。
據統計，當時，整個包頭城自行車的數量已達到70多輛，這就直接推動了相關產業的發展。
一位叫左香巖的河北人就在包頭開了一家修理廠，承攬自行車維護業務。
1926年，馬樹章、楊文廣、周汝艇三人合資四百五十元，在包頭西前街路南（今東河區勝利路附近），開設了包頭第一家自行車行——三星車行。還僱傭退伍軍人曹廷佐擔任經歷。雖然這家車行並不大，僅佔房兩間，但算上投資方、修車師傅、會計、徒弟，人數也有9人。
三位出資者中，馬樹章和周汝艇都是鐵路職工，能利用工作之便從天津、北京採購自行車和零件，所以不賺工資。
那時候，包頭街面上的自行車品類已很繁多，不但有德國、英國、日本產的，還有國產的“中字”牌自行車。
孫殿英曾來包倒賣二手自行車
三星自行車行的業務，主要以修理自行車為主，但因為全城的自行車保有量並不高，只憑修理業務，難以維持正常開支，所以還增加了一些額外的業務，比如租賃汽燈（當時沒有電燈）、生產飲水鍋爐、製作白鐵活等，看上去像個小型的工廠。
雖然趕上了“創業風口”，但因為經營不善，市場行情冷清，三星車行只存在三年便倒閉了。
在三星車行之後，包頭又相繼出現了“福源車行”“巨勝車行”“福記車行”，專門銷售和修理自行車。
1932年，國民黨41軍首領孫殿英來到包頭，帶來了很多舊自行車。這些車全都是由日本製造的“富士”牌或“菊花”牌的洋貨，有七八成新。這些自行車通過車行，低價賣給私人或單位，使全城的自行車數量迅速增長，達到了500多輛。
1937年，日本侵佔了包頭，幾個城門都被日寇把守著，行人出入小心謹慎，即使有錢也不敢張揚，有自行車也不敢騎，所以當時自行車的銷售量並不是很大。
日寇投降後，國產的“中字”牌自行車也開始銷售到包頭。據說，“中字”牌自行車原名為“勝利”，但由於質量不及洋貨，為了扭轉聲譽改了名字，但銷售仍不理想，慢慢地也在包頭市場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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