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的三輪都是紅頂,他的不同,杏黃的頂篷。專門在車上掛個牌子,上寫“愛新覺羅•安林。”見遊客問就解釋,“我是滿族鑲黃旗,祖上是清朝王爺。”
南鑼鼓巷車伕安林包裡常帶一副快板,興起了打一段。新京報記者楊靜茹 攝
文|新京報記者楊靜茹 編輯|胡杰
校對|郭利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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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九點多鐘,還沒熱鬧起來的南鑼鼓巷響起“叮叮噹噹”的聲音,安林出車了,他的三輪車把上繫著一排銅鈴,百米外就能聽到清脆的響動。
安林今年70歲,身板硬朗,皮膚黝黑,短短的一層頭髮露出了白茬。天熱,他敞懷穿一件中式盤扣褂子,前襟別一隻古銅色懷錶,闊腿束口褲,白底黑麵功夫鞋。
1982年,安林成為走街串巷的三輪車伕,一晃35年過去,他從“小安”變成了“安老爺子”。眼看著鑼鼓巷從貴族府宅變成尋常人家,又從生活街區變成商業鬧市,他的人生隨著衚衕的變遷跌宕起伏。
蹬了大半輩子車,他還是不肯歇下來。這是他的念想。
安林在文煜宅門前講解清代建築規制。“老爺子”
“老爺子身體挺好啊!”
“還行!”
“老爺子快歇著吧,掙那麼多錢嘛使啊!”
“我留著下小的兒!”
衚衕裡住了一輩子,街坊鄰里誰見了誰給打招呼,騎著車老遠看見就擺手,過去大家叫他安爺,一過六十,都改口叫老爺子。
南鑼鼓巷南北走向,東西各有八條衚衕,對稱排列。從南口一進,左手邊第一條衚衕福祥衚衕,是安林生活了幾十年的地方;右手邊第一條衚衕炒豆衚衕,是安林現在停車待客的地方。
商業街禁止通行三輪,衚衕遊沿兩側衚衕東西穿行。在這裡,能把車光明正大地擺在衚衕口是一種身份的象徵。附近的一位保安說,單炒豆衚衕平時就有八個三輪車伕,只有兩位有營業執照,安林是其中一位,其他“黑三輪”都只能藏在衚衕深處。
雖然如此,他並不是生意最好的,歲數大了,沒有養家的壓力,不著急掙錢。“老爺子是尊稱,都叫你老爺子你得有老爺子的樣子。”
6月的一天,陽光暴晒,青磚路像要冒出油來,下午四點多,四個遊客要坐安林的車,他擺手叫來另一個車伕,“姑娘,我要下班啦,你坐他的車吧。”
天氣熱,遊客少,那位車伕一天沒開張。“這些孩子都是外地來的,家裡有老有小,不容易,我這是餓死的駱駝比馬大,不差這一個。”
安林從不到街口轉悠著拉活,在這待了快十年,平時就在這固定“停車位”候著。顧客也多一半是口口相傳的回頭客。
他在鑼鼓巷長大,從小耳濡目染,腦子裡裝了本京城歷史,跟他逛鑼鼓巷,一步一個故事。
安林的車把上繫了四個銅鈴,是父親當年舞的獅子上的。文革時期獅子皮被燒了,安林從廢墟里把鈴鐺撿了回來。
“鑼鼓巷其實叫羅鍋巷,中間高、兩頭低像一個羅鍋,羅鍋不好聽,改叫鑼鼓巷,元朝建成,七百多年曆史了。”這是安林的衚衕遊開場白。
從齊白石紀念館講到中央戲劇學院、從馮國璋故居講到婉容孃家、後門橋……”
“萬寧橋也叫後門橋,跟前門相對,在北京的中軸線上。中軸線又叫子午線,城門都在的時候,正午十二點,陽光能從永定門、正陽門、天安門、地安門的門縫裡一溜射過去。”
怕你聽不懂“內九外七皇城四”,安林拿張紙把這些城門城牆畫下來,“瞧見沒,這老北京輪廓就像頂帽子。”
街坊老肖沒事兒常跟安林聊天,“老爺子懂的確實多,說什麼都頭頭是道,老的少的都愛聽他講老事兒。”
“規矩”
安林有脾氣,用他自己話講挺“個”的。
坐他的車,從來不講價,“連逛帶講下來50分鐘到一個小時,150塊錢。”
客人再講價,他就回一句“您再看看吧。”
附近車伕要價都是150,講價的話120、100、80都有人拉,他不,“我要150就是150,因為我值這個價。”
有乘客提前約好下午4點坐車,5點才來,拉著安林解釋“碰見一熟人聊會兒天耽誤了。”
“對不起,您坐別人車吧,我下班啦。”乘客再說什麼也沒用,“這人不講信譽不行。”
他要把故事講給誠心聽歷史的人。好幾次拉上倆大人帶一個小孩兒,孩子又哭又鬧,安林直接跟客人說,“您下車,我也不要錢,講不成別瞎耽誤功夫。”
沒客人的時候他就坐在三輪上,離鑼鼓巷南口第一個保安崗不遠,不斷有遊客過來問路,有的小保安剛來不熟,安林全代勞回答。
叫聲大爺,去哪他都給指得清清楚楚,“後海啊,您出這條衚衕,看見一條河,往北,水怎麼拐彎你怎麼拐彎就到啦。”
要是上來就問“哎,哪哪怎麼走。”安林就裝沒聽見。“還有不長眼的看你不搭理他,湊跟前來說,老頭兒問你呢。”這時候老爺子脾氣就上來了,“叫誰呢,你回家管你爸媽叫‘哎’嗎?”
六月的一天下午,附近中學的學生到鑼鼓巷找老北京人學北京方言,安林很樂於跟年輕人講關於老北京的一切。
北京爺們兒愛講禮義廉恥,不順眼的事兒都得管管。衚衕裡的公共廁所有的是單間不分男女,去年有個小混混經常拿手機從門縫下邊偷拍。安林自己躲進廁所,把廢紙筐子從門上邊扔下來,扣了小混混一頭。
鑼鼓巷其他車伕都敬著安林,剛來的人都跟他走活,學他講解。
一條衚衕裡做生意,常有車伕因為搶活起了齷齪。這時候老爺子就得出面“鏟事兒”,大傢伙都坐下來,活兒是誰的說清楚,錢該給誰給誰,過錯方請喝酒,事兒過了還得互相照應。
安林的徒弟張革堂跟他拉了八年車,他說車行混雜,老爺子不欺負弱者,不怕強者,鑼鼓巷這麼多年沒出現過漫天要價的宰客行為,“老爺子在,規矩就在”。
老爺子饞酒,一頓白酒二斤,啤酒無數,自言從沒醉過。不光飯點喝,平時出車也喝,他出車帶一個1000ml的透明大水瓶子裝茶水,還有一個不鏽鋼水壺裝酒,冰櫃裡拿出來的冰鎮啤酒倒進水壺,一會兒就喝一瓶。“天熱,喝這個得勁兒。”
茬架
安林不是“拉車的”出身。1947年,他出生在南鑼鼓巷板廠衚衕的一座四進四合院裡,排行老七。兩歲時全家搬到福祥衚衕的一處小院。按他的說法,祖上是愛新覺羅這一姓的,是滿清皇族血統,可惜家譜在文革的時候燒了,無從考證。
他小時候,鑼鼓巷主街還是瀝青路面,街上只有四五家商店:“四十八店”是公家的副食店,現在文宇奶酪店的位置原來是個棺材鋪,蓑衣衚衕把角是一個奶站,還有一家煤鋪。
白天大人上班,孩子上學,街上安安靜靜。孩子們一放學,挨個衚衕亂躥。1970年代之前,兩側衚衕都還是土路,木頭電線杆子,一條衚衕只有一個自來水龍頭。晚上出門點個蠟,用紙罩住,男孩調皮,一搖一晃,紙就著了,點火玩兒。
安林說,北京城過去講究“南寒北貧,東富西貴”,鑼鼓巷住的是達官貴人,衚衕都是正東正西、正南正北,沒有邪的歪的。小時候,所有四合院都規規矩矩、方方正正,小孩兒玩兒捉迷藏都沒地方躲,有的爬到屋裡大衣櫃頂上。
文革期間,以部隊孩子為主的“大院派”和安林所屬的“社會派”經常在一起茬架,一點小事兒都能茬一架,搶衣服、搶漂亮姑娘、滑冰滑得不好都可能捱揍,北京人叫“拔份兒”。嚴重了板兒磚拍在腦袋上,手一捂,一手血。
當時的警察騎自行車巡邏,打架的年輕人看見有巡邏的蹬上車子就跑,警察追都追不上。
前兩年電影《老炮兒》在後海附近取景,安林跟人開玩笑說“這電影我演合適啊,跟我們年輕時候一樣。”
冬天一到,年輕人聚在什剎海冰場溜冰,大院派孩子穿將校呢大衣、小冰靴,安林他們穿大棉鞋,冰刀拿鞋帶綁腳底下。兩派一茬架,社會派孩子冰刀一解就是武器,大院孩子還得脫鞋。
安林個子高,敦實,自稱打架沒吃過虧,現在講起那段日子,他一邊笑一邊擺手,“真是胡來。”
但是他懷念那時候的北京城。一幫小夥子沒事兒騎車滿四九城轉。“現在的二環路當時就是城牆,該哪個城門哪個城門,漂亮!”
一出二環,他們把26自行車的座位拔老高,在麥田和村莊裡使勁蹬,“真自由啊!”安林當時就想,“以後我要當郵遞員,騎大自行車。”
安林給乘客講解衚衕遊景點。
“京城第一車”
1972年,安林受父親影響,當起了木匠。80年代初,娶妻生子,後來母親得上食道癌,一個月72塊錢的工資捉襟見肘。
當時工作的廠子在劉家窯,下午下班安林推著車往家走,見到飯店就進去問人家刨菜墩麼,“一次掙個十塊二十的,有的不願給錢管頓飯也行。”一般到家就夜裡11點了。
後來聽人說蹬三輪掙錢,他花140塊錢買了輛舊三輪,重噴遍漆跟新的一樣。1982年夏天,安林第一天出車,穿一身乾乾淨淨的衣服,車擦得鋥亮,往西單商場門口一擺,很快就上來倆客人,第一趟掙了15塊錢。
那一天他出車12個小時,掙了75塊錢,頂一個月工資,街坊管他叫“七張半。”
一看這生意能做,安林把工作辭了。後來才知道,他趕上了好時候,1981年,北京市決定,在城區有限制地恢復人力客運三輪車運輸,解決市民出行的問題。
沒當成郵遞員,蹬上了三輪車,同樣走街串巷,也算實現了理想。
安林常說,蹬車這活是正經人的營生,又饞又懶的人幹不了。三十年前,北京的冬天比現在冷,早上六點鐘,他就出車,從天安門拉看完升旗的人。
那時候上下班街上黑壓壓一片自行車,公交車少,出租車更少,有錢人愛坐黃包車,豁亮還能看景,路邊買點東西也方便。
安林拉過從東四去機場的,上午十點之前拉上,下午兩點來鍾到,一個人連行李三百。那時候還沒有機場高速,走的是水泥路,水泥接頭的地方,咯噔一聲。三元橋大上坡,蹬不動,下來拿繩子勒在肩膀上,像縴夫一樣把車拖上去。
他還記得當時的刀削麵只要1塊錢一碗,6塊錢來一瓶二鍋頭,中午吃完,下午又一身好力氣。
三年下來有了積蓄,安林置辦了現在的這輛三輪車,全北京最早一輛不鏽鋼的,三千五,加上裝飾銅活,一共五千。
安林說,他這輛車講究,車把上五個鈴鐺,是“文革”破四舊時從要被燒完的舞獅嘴裡搶出來的,鈴鐺中間擺個龍,叫五福捧壽;車座是進口鳳頭自行車上拆下來的,全牛皮;腳蹬子棗木做的,刻上格紋;車尾鑲了一塊八卦,辟邪保平安。
其他三輪車都是紅頂篷,他的不同,是杏黃的頂篷。他專門在車上掛了個牌子,上面寫上自己的名字:愛新覺羅•安林。見到遊客問就解釋,“我是滿族鑲黃旗,祖上是清朝王爺。”
安林最愛給人講車斗兩側的兩個貔貅,“這東西太貪婪了,把珠寶吞盡還要貪日月,我把他們放在這就是要告誡自己,做人做生意不能太貪婪。”
安林三輪車的兩側放了兩個貔貅,提醒自己做生意做人不要太貪婪。
自從換了這輛車,安林的生意更好做了,車漂亮,人精神,好多時候客人上來直接說去哪,都不問價。
1995年,有媒體在什剎海錄節目拍到了安林這輛車,說他這是“京城第一車”,這個稱號一直流傳到現在。
搬不走的家
安林一輩子沒用過存摺,他有個存錢罐一樣的木頭箱子,每天把掙的錢往裡一塞。他用這箱子裡的錢給兩位老人養老送終,把一雙兒女養大成人。
上世紀90年代,北京城飛速發展,環路、地鐵都建了,路上的汽車多起來,“有的大車你一湊近,尾氣能把人臉燻黑,真嗆。”
過去乘客說的都是老地名,磁器口、五路居、某某衚衕,安林指哪打哪從來沒錯過方向。後來一上車都是這個大廈、那個小區,越來越多他沒聽過的地兒。
隨著遊客增多,1995年什剎海有了衚衕遊,安林回到了熟悉的地方。奧運會以後,南鑼鼓巷商業化發展,他隨著到了家門口。他管年輕時候拉散客叫“拉腳兒”,現在拉遊客叫“拉遊兒”。
安林在給來自雲南的遊客講萬寧橋的歷史。
兒女大學畢業分別去了美國、意大利,他也老了,蹬不動了。兩年前,他給三輪車裝上了電瓶。
身邊人都勸他別出車了,他不肯,這是他的念想。早上九點出車,下午五點收車,開不開張沒關係,有人跟他說話就成。
兩個月前,安林從住了一輩子的福祥衚衕搬了出來,文物騰退,建築工人最近正改造他老宅,大門口用紅磚封了一半。
他的拆遷房在北苑,12層,別人看了說“您這房子不錯,視野真好。”安林覺得跟坐監獄一樣。
“原來我往我們家門口一站,衚衕從東頭看到西頭,那多帶勁啊。”
雖然傢俱物件搬走了,鑼鼓巷還是他的家,他在附近租了間房,出車累了、喝多了落落腳。
別人問他,都說“衚衕文化”,到底什麼是“衚衕文化”?
安林回答,“一是這建築風格,再就是市井生活。”
蹬了一輩子三輪兒,市井裡泡了一輩子,老來有吃有喝、有人敬重,他很知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