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權貨幣或許只是理論模型或觀念模型中的最優均衡，一旦將貨幣的政治屬性和權力的邊界考慮進來，全球統一貨幣這個最優均衡可能就難以實現了

文 | 邵宇 陳達飛

自古以來，歐洲就有統一貨幣的基因。公元1世紀時，從古羅馬出發，經過魯特蒂亞—巴黎西（Lutetia Parisiorum），最終抵達倫狄尼姆（Londinium）——即從今天的羅馬出發，經過巴黎，最終抵達倫敦——沿途都用同一種錢幣，那就是古羅馬便士（denarius），它方便了人、財、物的流通。羅馬帝國統治下的政治聯盟是貨幣得以統一的政治保障。“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古羅馬便士隨著羅馬帝國的滅亡而消失，歐洲大陸隨即陷入分崩離析的狀態，同樣的旅程將面臨著無休止的貨幣兌換和計算，僅德國境內就有上百種鑄幣，直至1871年德國統一，貨幣才得以統一。

約2000年後，歐洲大陸出現了一種超主權貨幣——歐元，以及跨國家的貨幣聯盟——歐元區，成員國將制定貨幣政策的權力交給歐洲中央銀行（European Central Bank，ECB）。與古羅馬時期不同的是，這次的貨幣聯盟沒有政治聯盟作保障，其自身反而被作為推動歐洲一體化的“粘合劑”。所以，從貨幣聯盟的構想誕生之日起，懷疑之聲便不絕於耳。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在1991年11月6日發表的政府聲明中就強調，政治聯盟是經濟與貨幣聯盟必不可少的條件，否則經濟與貨幣聯盟將難以維繫。在祝賀奧托馬·伊辛（Otamr Issing）當選首屆歐央行委員會成員的信中，諾獎得主弗裡德曼便預測，貨幣聯盟將在五年之內瓦解。英格蘭銀行前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在《金融鍊金術的終結》中將歐債危機看作是歐元制度缺陷的結果。辜朝明（Richard Koo，2008；2015；2018）在多部專著中屢次對歐元區的制度加以指責，認為統一的貨幣政策和本質上的固定匯率制使各成員國在面對外來衝擊所導致的非對稱影響時缺乏足夠的彈性，從而導致內外失衡，以及危機後艱難的復甦過程。

今年是歐元誕生的20週年，在這20年中，歐央行有一半的時間在應對危機，除了2008年的美國金融危機，還包括2010年開始的歐債危機以及次生的銀行流動性危機。雖然歐央行採取了一系列政策，如量化寬鬆、零利率甚至是負利率，以及前瞻指引等，但至今為止，歐洲經濟復甦仍然步履維艱，歐元區一度還面臨解體的風險。那麼，20年後的今天來看，對歐元區會有什麼新的期待？

（英國街頭的一處貨幣兌換點。圖/IC）

歐元的誕生，是成員國間政治妥協的產物，也為歐元區作為一個整體贏得了大國博弈的話語權。它可能並不是作為美元的競爭者的角色誕生的，但它誕生之後，卻一定是作為美元主導的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攪局者”的角色存在的。馬丁·費爾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在1997年的《外交事務》雜誌上撰文稱，歐洲貨幣聯盟的成立以及歐元的設立，可能會激化美歐之間的矛盾。英國政治經濟學家蘇珊·斯特蘭奇（Susan Strange）在冷戰時期說的一句話，有助於理解歐元與美元從依附關係向競爭關係的轉變，雖然她當時說的是德國馬克和美元的關係：

我們可以想象這樣一個未來場景，聯邦德國被強大的蘇聯紅軍佔領，而大西洋彼岸的“堡壘美國”仍能保持完好。反之則不然：如果美國遭到入侵或北美大陸遭到核武器的攻擊變為廢墟，那麼聯邦德國也將隨之覆滅。只要這種根本的政治不對稱關係繼續存在，德國馬克就不會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

德意志聯邦銀行曾在一份意見書中明確說到：“加入貨幣聯盟將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影響，在做決定的時候必須謹慎考慮。可是，參與國的選擇終是一項政治決定”，這為將來歐元區面臨的經濟上的挑戰埋下了伏筆。

歐元誕生的背景

既然歐元是政治的選擇，理解歐元的誕生，政治也是必不可少的維度。自古以來，地緣政治糾紛致使歐洲大陸戰爭不斷，進入20世紀以後，兩次世界大戰更是讓歐洲遭受重創。

一戰後簽訂的《凡爾賽合約》成為戰勝國剝奪戰敗國的工具，其結果就是更加分裂的歐洲和更加不平衡的經濟。凱恩斯當時是巴黎和會英國代表團成員，會後他憤憤不平，寫下《和平的經濟後果》一書，在法語版前言中，他斷言戰勝國會“喪失一切，什麼都得不到”，聲稱戰勝國“過度地關注政治目標，關心獲取一種不切實際的所謂的安全，而把經濟上的統一性忽略了”。凱恩斯在書中提出的方案就是強化歐洲的“整體性”。但是，凱恩斯的這些主張，並沒有受到重視。不幸的是，這一切被凱恩斯言中，歐洲經濟大幅下滑，各個國家執行以鄰為壑的經濟政策，最終導致了1929年－1933年大蕭條。此時，戰敗國對戰勝國積怨已深，經濟蕭條使法西斯主義力量迅速崛起，德國的希特勒和意大利的墨索里尼相繼取得政權，並開始執行報復計劃。時隔20年，更具毀滅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在戰爭結束之前，如何構建戰後新秩序，就已經被提上議事日程。二戰結束後，美國一改此前的“孤立主義”政策，牽頭髮起設立了聯合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三駕馬車”）等多邊組織，加強國與國之間的對話與合作。但與此同時，英、美、蘇之間的關係也開始出現顯著的變化。斯大林於1946年2月發表的關於“蘇維埃的勝利”的演說、丘吉爾1946年3月在美國發表的“鐵幕演說”以及杜魯門於1947年3月12日發表的“杜魯門主義”演說，拉開了意識形態色彩濃厚的“冷戰”序幕。正是在這個背景下，美國製定了“馬歇爾計劃”，歐洲啟動了歐洲一體化，以提升綜合防禦能力。

鑑於政治與經濟等多個維度的考慮，時任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制定了歐洲復興計劃——馬歇爾計劃。歐洲是二戰的主戰場，戰爭給歐洲各國的經濟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與戰前相比，法國和聯邦德國的工業總產出下降了75％。在美國看來，全球經濟是相互依賴的，歐洲經濟復甦有利於美國企業的出口。同時，歐洲經濟的復甦，還能夠抵禦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滲透。因為在美國決策層看來，貧窮和戰爭，是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生長和傳播的土壤。

所以，在制定馬歇爾計劃的時候，美國並沒有將蘇聯和東歐各國排除在外。美國援助歐洲的前提條件，就是要西歐各國加強合作，內部貿易和支付必須逐步實現自由化。為此，除西班牙以外的西歐國家在1947年專門成立了歐洲經濟合作委員會（Committee of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CEEC），負責馬歇爾計劃的落地，這是歐洲經濟一體化的第一步。

二戰後，美、英、法三國分管西德。法國控制著煤炭資源豐富的薩爾地區，英國和美國控制的是魯爾重工業區。法國意圖將魯爾—薩爾地區統統納入其管轄之下，一方面服務於法國經濟，另一方面還可以遏制德國。於是，1949年，法國同意與英美佔領區合併，組成聯邦德國。但是，在聯邦德國，法國並沒有話語權。本著“我沒好處，大家都沒好處”的心理，法國政治家讓·莫內（Jean Monnet）建議，設立一個超主權機構，專門管理法國和聯邦德國的煤鋼生產。法國外交部長舒曼（Schuman R.）接受了莫內的建議，在1950年提出了一個開放性的計劃，將煤鋼生產置於高級聯營機構的管理之下，其他歐洲國家也可以參加，成員國之間的煤鋼流通免關稅，這就是“舒曼計劃”。在此基礎上，1951年4月18日，法國、聯邦德國等6個國家在巴黎簽署了《歐洲煤鋼共同體》，實現了西歐煤鋼產品的自由貿易，這是生產要素自由流通的第一步。

1955年，煤鋼共同體的6個成員國首腦在意大利墨西拿（Messina）召開第二次政府會議，委託比利時外長亨利·斯帕克制定下一步計劃，這一計劃就是195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羅馬條約》的雛形。

《羅馬條約》決定設立兩大機構——歐洲原子能共同體（Euratom）和歐洲經濟共同體（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EEC，簡稱“歐共體”），歐共體的任務是將自由貿易的範圍從煤鋼產品拓展到所有的商品、服務和生產要素，確立了“經濟政策趨同”的目標，還專門設立了貨幣委員會來監督成員國經濟和金融政策。幾年之後，開始有人提出統一貨幣的建議，1969年12月召開的海牙首腦峰會同意於次年制定一份階段性計劃，以創建一個經濟和貨幣聯盟。

歐洲成立貨幣聯盟的計劃與二戰後建立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有密切關係，它使得美元幾乎取得了與黃金同等重要的地位，美元處於整個體系的中心，其他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施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各國實現了與美國的雙邊經常賬戶的自由兌換，但歐洲內部各國彼此之間並未實現貨幣的自由兌換，貿易逆差部分只能用美元或黃金結算。這樣一來，歐洲各國之間開展貿易的基礎就是積累美元和黃金。

但是，20世紀70年代之前，美國經常賬戶長期保持順差，導致美元供給不足，阻礙了西歐各國間的貿易行為。西歐國家認識到，只有採取聯合行動，建立一個貨幣補償機制才能走出困境。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邁出了第一步，於1947年建立了三國間的多邊清算體系。1949年，所有的歐洲經濟合作組織成員國都加入了該體系。1950年，歐洲支付聯盟成立，成員國之間的順差和逆差實現淨額結算、多邊對衝。該體系維持到50年代末，被歐洲貨幣協定取代。

歐共體成立之後，成員國要求在貨幣協調工作上更進一步，實行貨幣的自由兌換，且將匯率維持在窄幅波動的穩定狀態，除此之外，還要建立一種歐洲儲備貨幣。

20世紀60年代中後期開始，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弊端開始顯現，“黃金危機”引發匯率劇烈波動。1967年12月，意大利、德國等黃金總庫成員國紛紛退出，停止干預倫敦黃金市場。美國仍宣佈維持1盎司黃金兌35美元的承諾，但這並沒有穩住市場情緒，越來越多的國家要求將美元兌換為黃金，美國的黃金存量一天比一天少。黃金市場價格的提升，對英鎊和法郎產生了貶值壓力。英鎊早在1967年底就開始不斷貶值。法國在1968年陷入支付危機，投機性資本的流出加重了法郎的貶值壓力，但決策層從政治角度出發，仍在堅守法郎保衛戰，最終在1969年潰退，法郎貶值11.1％。與此同時，德國馬克被動升值10％，對德國農業出口帶來不利的影響。

危則思變。美元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和歐洲內部經濟發展的不平衡，使西歐各國希望加強內部凝聚力，共同抵抗外部風險。

一波三折的貨幣聯盟計劃

1971年是個轉折點，在此之前，美元主導的佈雷頓森林體系運行良好（雖然20世紀60年代就出現了一些問題），歐元區內各國之間的匯率保持相對穩定，統一貨幣的需求並不迫切。但在此之後，佈雷頓森林體系開始瓦解，至1973年徹底瓦解，美元取代黃金，成為各國匯率的“錨”，歐洲國家間的匯率波動開始加劇。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復甦，歐洲國家覺得有必要統一貨幣，進一步推動歐洲的政治一體化。美國一開始也表示支持，認為可以強化歐洲抵抗蘇聯的能力。歐洲內部，聯邦德國在經濟上的突出表現，讓英國和法國坐立不安（尤其是法國），它們想通過歐洲一體化來約束德國，這是法國推動歐洲一體化的“首要政治目標”（方福前，2018）。

根據“三元悖論”，匯率穩定、貨幣政策獨立與資本自由流動三者只能選其二。其中，資本管制與歐洲一體化的目標是相悖的，所以資本自由流動是必選項，故只能在匯率穩定和貨幣政策獨立這兩者之間選其一，要麼是浮動匯率與貨幣政策獨立的組合，要麼是固定匯率和不獨立的貨幣政策的組合。考慮到歐洲國家彼此間在面臨外部衝擊時習慣性採取以鄰為壑的競爭性貶值政策的歷史，浮動匯率不利於加強歐洲內部的政策協調，所以，為了穩定匯率和保持資本自由流動，只能犧牲貨幣政策的獨立性。穩定匯率又有兩種方案，一是採取釘住匯率制，二是創建共同貨幣，政治妥協的選擇是後者，因為在當時，德國馬克是最有資格充當匯率的“錨”的，但考慮到一戰和二戰的歷史，美、法、英是不會贊成的（雖然英國並不是歐元區的一員，但卻參與了籌備）。海牙會議正式將建立經濟和貨幣聯盟作為歐共體的目標，但這一計劃的實施阻力重重。

法國和德國在經濟與貨幣一體化的次序上各執一詞，意見相左。聯邦德國方案較為保守，其核心思想是，貨幣一體化應該是經濟一體化的自然結果，固定匯率制只能建立在各項政策協調的基礎之上。法國不以為然，認為當務之急是穩定匯率，貨幣一體化與經濟一體化不是遞進關係，而是平行關係。觀點差異的背後，是利益的糾纏。法國想通過穩定匯率，建立一個不依賴於美元的匯率制度，還想保護國內的農業。而德國之所以強調經濟政策協調的重要性，是想減輕貨幣援助的負擔，因為德國已然成為整個歐洲經濟的火車頭。

為化解德法之間的矛盾，1970年3月，歐共體部長理事會委託盧森堡首相兼財政大臣維爾納（Werner P.）負責起草一份折衷的方案，這就是《維爾納計劃》，它是歐洲貨幣一體化的第一個“十年計劃”：到1980年底實現經常賬戶自由兌換，資本自由流動，消除匯率波動，固定匯率平價（且平價不可調整），並強調將經濟決策權轉移到歐共體，擴大歐洲議會的權力。

在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期間，歐共體實行的是一種蛇形浮動匯率制。一方面，在美國的壓力之下，十國集團簽訂了《史密森協議》，將本國貨幣與美元的波動幅度從1％擴大到2.25％。這樣一來，歐洲主權貨幣雙邊匯率的波動幅度就被放大了。這對歐共體的共同農業政策極為不利。

為此，1972年4月，歐共體六國簽訂《巴塞爾協議》，決定對外實行集體聯合浮動匯率制，對內實行釘住匯率制，將成員國貨幣匯率的波幅控制在±1.125％範圍之內。這是歐洲版本的“匯率雙軌制”。

佈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後，德國馬克逐步替代了美元的角色，成為歐共體成員國貨幣的錨。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嚴重依賴中東石油進口的西歐國家的物價和失業率開始上升，歐共體內部和全球經濟失衡更為嚴重。各國在如何應對失衡上出現了不可調和的分歧。聯邦德國用抑制需求的方法控制物價，這遭到了美國的指責。法國用提高利率和加強資本管制的方法抑制法郎貶值，但由於成效不明顯，選擇在1974年1月退出蛇形浮動匯率制（在這之前，英國和意大利已經退出），蛇形浮動匯率制度名存實亡。

1977年美元危機再度爆發，馬克被動升值26％，英鎊和法郎對德國馬克的貶值幅度也高達近20％，匯率升值給德國經濟套上了“緊箍咒”。時任聯邦德國總理的施密特對美國和美元頗有意見，迫切希望建立一個獨立於美元的歐洲貨幣。法郎波動也給法國農業發展帶來了困擾，時任法國總統的德斯坦計劃搭穩健的德國央行和馬克的便車，與德國聯手，擺脫美元的霸權秩序。1978年4月的哥本哈根首腦會議，正式確立了建立歐洲貨幣體系的目標。同年7月，英國、聯邦德國和法國等共同發表《不來梅宣言》，宣佈創立歐洲貨幣單位——埃居，價值由12種貨幣的加權平均值確立。宣言還規定了更為嚴格的匯率調整機制，雙邊匯率的浮動必須徵求對方同意才可實施。

《不來梅宣言》確立了歐洲貨幣體系的基本原則，但聯邦德國和法國在匯率問題上仍然存在較大的分歧。法國提倡採用籃子體系，以埃居為核心，任何偏離都要立即干預，這實際上將干預的責任推給了聯邦德國，只要德國馬克升值幅度超過預設的區間，德國央行就需要在外匯市場賣出馬克，這就會給國內經濟帶來通脹壓力。

所以，德國提倡繼續參照蛇形浮動制所採取的“格子體系”，為雙邊匯率確立一箇中心，各國貨幣仍然以埃居為核心，形成“雙核心”的利率機制，這樣就減輕了德國干預馬克的負擔。討價還價之後，1978年的布魯塞爾會議達成了一個折衷的方案：籃子體系和格子體系相結合的雙重匯率干預體系，建立歐洲貨幣體系的決議自1979年1月1日開始實施，朝著穩定匯率、低通脹和促進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目標邁進。

歐元和歐洲央行創立之前，固定匯率、獨立的貨幣政策和資本管制是歐共體成員國的政策組合，但資本管制的弊端日益凸顯。德國長期保持貿易盈餘，致使馬克兌美元不斷升值，其他國家為維持匯率穩定，被動跟隨馬克升值，給國內經濟帶來緊縮的壓力。法國和意大利對當前的貨幣體制不滿，並將責任推給德國。它們認為，歐共體變成了“馬克區”，馬克獲得了霸權，聯邦德國央行成了歐共體的中央銀行，故主張成立歐洲中央銀行。聯邦德國深知這種不對稱的貨幣體系難以為繼，擔心如果不同意，其他國家會走上保護主義的老路。

更為重要的是，德國仍然對兩次世界大戰心有芥蒂，希望藉此消弭其他國家的戒心。綜合考慮之後，聯邦德國最終同意了建設歐洲貨幣聯盟的提議，1989年4月發佈的《德洛爾報告》使歐洲經濟和貨幣聯盟正式進入實施階段，但《德洛爾報告》仍未明確提出創立統一的歐洲貨幣，只要求建立“不可更改的固定匯率平價”。又經歷了一番波折，如1992年的英鎊保衛戰，1992年－1993年的法郎之戰，統一貨幣的想法終於在1991年12月的《馬斯特裡赫特條約》正式被提出。《馬約》規定最遲於1999年成立歐洲貨幣與經濟聯盟，並給出了具體操作步驟。

至此，歐洲貨幣聯盟（即歐元區）正式進入籌備階段。

貨幣聯盟計劃的實施階段

危機是改革的動力，但和平與發展是改革得以順利推行的保障。1991年，冷戰以蘇聯解體而告終，美國支持歐洲對抗蘇聯的前提條件不再具備。在歐洲貨幣與經濟聯盟確定創立歐元之後，美國開始擔心歐元會威脅美元的地位，但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對歐洲貨幣聯盟計劃能否順利實施，還持一種懷疑態度，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甚至不認為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會啟動。他的理由是，歐洲中央銀行與聯邦德國中央銀行權力彼此衝突，沒有足夠的權威來管理整個歐洲貨幣政策。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裡德曼（1997）認為歐元是政治妥協的產物，是以犧牲經濟利益為前提的，在這種情況下，政治一體化進程也將受阻。哈佛大學教授馬丁·費爾德斯坦（Feldstein M.，1997）認為單一貨幣對失業和通脹的負面影響，會超過自由貿易與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正面影響，統一的貨幣政策與獨立的財政政策相矛盾，法國希望與德國平起平坐的目標與德國希望獲取歐洲霸權的目標也是矛盾的。後見之明地來看，歐元區的設立要比美國預想的更為順利，這與《德洛爾報告》提出的“三步走”規劃和《馬斯特裡赫特條約》的相關要求密切相關。

《德洛爾報告》提出了分三步建設歐洲經濟與貨幣聯盟的設想，同年6月的歐洲會員會議正式提出了具體方案，具體而言：第一階段，1990年7月1日消除了成員國間所有的資金流動的障礙；第二階段的標誌是1994年1月1日成立的歐洲貨幣管理局；第三階段始於1999年1月1日，創立歐元，各國將制定貨幣政策的責任轉交給歐洲中央銀行。

蒙代爾和麥金農等早在20世紀60年代就對建立貨幣區的條件進行了論述，理論界認為，歐洲各國在通貨膨脹、財政紀律、商品與服務市場的價格彈性等各方面存在差異將阻礙貨幣聯盟的順利實施。比如，如果通貨膨脹率存在較大差異，在名義匯率恆定的情況下，實際匯率會存在差異，而這又將帶來產品競爭力的差異。如果一個國家長期保持較低的通脹，它的出口商品會更有競爭力，從而導致歐元區內部國際收支的失衡。所以，《馬斯特裡赫特條約》制定了所謂的“趨同標準”，只有滿足這些條件的國家，才有資格加入歐元區。概括起來，這些條件包括：低通脹水平；穩健的公共財政（赤字率低於3％，政府債務槓桿率低於60％）；加入固定匯率體系至少兩年，且沒有發生匯率大幅波動的情況；長期名義利率向通脹率最低的三個（或少於三個）國家看齊。

圖中對比了各國政府赤字（佔GDP的比重）在1990年至1998年間的變化，也可以看出不斷收斂的趨勢。

貨幣聯盟正式成立前的最後一項工作，於1998年12月31日完成，那就是將各國貨幣與歐元的匯率確定下來，且不可變更。1999年1月1日，歐元正式誕生，但取代各主權貨幣行使貨幣職能，還經歷了一個過渡期。

結語

歐洲央行第一任行長杜伊森貝赫（Duisenberg）在歐元正式啟動的前一天的新聞發佈會上稱：“貨幣作為交換媒介、計價單位和價值儲藏手段固然重要，但是貨幣的作用遠比這些重要。一國貨幣也是一國人民特性的一部分。它反映了人們現在和未來的共同願望。歐元將成為歐洲人團結統一的象徵。”歐元的使命，是加速和深化歐洲一體化，為成員國尋求更多對外政策的自主權。雖然歐元的初衷，並非想要作為美元的競爭者，但這卻是一個自然的結果。正如埃肯格林（Eichengreen，2011）所說的：“從根本上講，歐元是一個政治工程”。僅僅在相當短的時間內，歐元就在外匯交易、國際儲備和記賬單位等方面取得了較大的市場份額，成為僅次於美元，也是唯一有實力與美元競爭的國際貨幣。

源自政治妥協的體系，其成敗將取決於構建它的政治規則的力量，以及主導該規則的國家的意志。歐債危機讓全球再次將注意力聚焦到歐元的前途上，但歐央行維護歐元和歐元區的決心，讓歐元順利渡過了難關。

歐元的誕生，改變了國際貨幣體系，乃至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美元霸權開始衰退，世界向著一個多極、競爭和相對平衡的貨幣體系轉變。歐債危機之後，歐元是否會涅槃重生？或許後面的故事更值得期待。因為，我們可以將歐元體系看作全球貨幣體系的一個縮影，看作未來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一個可能的路徑。在這個體系中，某種超主權貨幣成為唯一的世界貨幣，這也是著名的金融史學家金德爾博格的理想狀態，他曾說過：“貨幣就像語言，只要一種就夠了。”但這或許只是理論模型或觀念模型中的最優均衡，一旦將貨幣的政治屬性和權力的邊界考慮進來，全球統一貨幣這個最有均衡可能就難以實現了。不過，我們不應該否定超主權貨幣獲得局部成功的可能。

（作者邵宇為東方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陳達飛為東方證券高級宏觀分析師；編輯：蘇琦）

（本文首刊於2019年5月13日出版的《財經》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