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作為中國開放與轉軌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輕與活力一直為人稱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與擴張也使這裡成為中國城中村問題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據統計，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積之和約佔全市總面積的16.7%，然而卻容納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體量，說明城中村已經成為深圳城市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後深圳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些管制相對自由、公共資源配置“欠發達”之地成為了外來中低收入階層聚居的廉租屋區與低端製造業的聚集區。同時，廣東村莊強大的自治能力也“保護”了城中村的強勢存續：自1982年以來，深圳政府雖不斷出臺管理文件推動土地流轉與國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為村莊和村民預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與村集體的發展用地，並維持其集體所有和集體使用；面對原住民在這些土地上的加建、違建形式，政府在與村社對壘的過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實際妥協。
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認為，城中村除了讓普通人能夠承擔失敗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以及多樣化的社區，它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系統，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業社會。然而從政府正規化管理和統一規劃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卻是一個亟待改造的問題地帶。
首先，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定中，宅基地性質的私人自建房本應用於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卻被用於盈利。該機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環境舒適性來換取居住空間的低租金與低價格，導致了空間發展的無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面亂象橫生。
其次，目前我國城市的治理體系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人地關係基礎之上，該體系以城市戶籍為邊界，對流動人口有社會性排斥，因此流動人口與他們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處於正規化管理的鞭長莫及之處。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城中村這樣的存量土地資源必須納入城市建設的統一佈局。
▍在行政與藝術之間：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門徑？
一直以來，各地政府都是以強硬的“政令性拆除”來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來，深圳似乎找到一種更加新穎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下文簡稱為“深雙”）在深圳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南頭古城中舉行，藝術家與策展人在用各種常規展覽與活動為這一城市另類空間“正名”的同時，也將展覽與古城更新計劃齊頭並進，對城中村空間進行新的改造，從而將其本身開闢為展場。這一創舉將市場機制、政府權力與藝術展覽結合在對城市空間的改變上，希望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並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實驗並沒有走向行政與藝術的雙贏，反而破壞了古城中本來興盛有序的生態，使其前景堪憂。
在南頭古城的改造中，深圳當地政府試圖以一種“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從而規避冰冷、強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遷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筆者對南頭古城雙年展進行了實地走訪和觀察，並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採訪。以南頭古城為案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國城市的發展和改造模式，一窺中國城市更新實踐的複雜性和悖論，也能探究在這一個案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當代中國“發展話語”裡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雙”的努力
南頭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這個舞臺展開的，但雙年展卻並非是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務而專設。嚴格說來，“深雙”源於“體制內決策”，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幾名官員在2004年推動創立。在行政權力的支持下，“深雙”作為一個藝術平臺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專業品牌，也逐漸將自身定位明確為圍繞“城市/建築”的國際性大型藝術展覽。在其發展過程中，“深雙”一方面形成了決策機構、展覽內容貢獻主體、執行機構、評審顧問機構四方協商與制衡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強化組織架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這可以從組委會的實際組成方式中看出。作為展覽的最高決策機構，“深雙”組委會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與各雙年展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和贊助企業等組成，負責雙年展的組織、出資、籌備和協調運作，擁有與展覽相關事項的決定權、展覽計劃和資金使用的審定權。這個結構不得不說是當下“中國特色”的某種折射。
自誕生之日起，“深雙”便展現出將展覽與深圳現實中的城市議題發展相鏈接的公共性傾向，而第七屆“城市共生”將展覽與空間改造合二為一的做法更是實現了展覽題材和展覽形式的雙重創新。第七屆雙年展的舉辦地南頭古城早在東晉時便已成為郡治和縣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間，這裡先是經歷了古城的消退和村莊的膨脹，後又隨著深圳城市化迎來了資本的野蠻生長，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作為中國開放與轉軌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輕與活力一直為人稱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與擴張也使這裡成為中國城中村問題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據統計，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積之和約佔全市總面積的16.7%，然而卻容納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體量，說明城中村已經成為深圳城市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後深圳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些管制相對自由、公共資源配置“欠發達”之地成為了外來中低收入階層聚居的廉租屋區與低端製造業的聚集區。同時，廣東村莊強大的自治能力也“保護”了城中村的強勢存續：自1982年以來，深圳政府雖不斷出臺管理文件推動土地流轉與國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為村莊和村民預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與村集體的發展用地，並維持其集體所有和集體使用；面對原住民在這些土地上的加建、違建形式，政府在與村社對壘的過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實際妥協。
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認為，城中村除了讓普通人能夠承擔失敗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以及多樣化的社區，它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系統，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業社會。然而從政府正規化管理和統一規劃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卻是一個亟待改造的問題地帶。
首先，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定中，宅基地性質的私人自建房本應用於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卻被用於盈利。該機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環境舒適性來換取居住空間的低租金與低價格，導致了空間發展的無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面亂象橫生。
其次，目前我國城市的治理體系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人地關係基礎之上，該體系以城市戶籍為邊界，對流動人口有社會性排斥，因此流動人口與他們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處於正規化管理的鞭長莫及之處。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城中村這樣的存量土地資源必須納入城市建設的統一佈局。
▍在行政與藝術之間：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門徑？
一直以來，各地政府都是以強硬的“政令性拆除”來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來，深圳似乎找到一種更加新穎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下文簡稱為“深雙”）在深圳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南頭古城中舉行，藝術家與策展人在用各種常規展覽與活動為這一城市另類空間“正名”的同時，也將展覽與古城更新計劃齊頭並進，對城中村空間進行新的改造，從而將其本身開闢為展場。這一創舉將市場機制、政府權力與藝術展覽結合在對城市空間的改變上，希望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並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實驗並沒有走向行政與藝術的雙贏，反而破壞了古城中本來興盛有序的生態，使其前景堪憂。
在南頭古城的改造中，深圳當地政府試圖以一種“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從而規避冰冷、強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遷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筆者對南頭古城雙年展進行了實地走訪和觀察，並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採訪。以南頭古城為案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國城市的發展和改造模式，一窺中國城市更新實踐的複雜性和悖論，也能探究在這一個案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當代中國“發展話語”裡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雙”的努力
南頭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這個舞臺展開的，但雙年展卻並非是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務而專設。嚴格說來，“深雙”源於“體制內決策”，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幾名官員在2004年推動創立。在行政權力的支持下，“深雙”作為一個藝術平臺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專業品牌，也逐漸將自身定位明確為圍繞“城市/建築”的國際性大型藝術展覽。在其發展過程中，“深雙”一方面形成了決策機構、展覽內容貢獻主體、執行機構、評審顧問機構四方協商與制衡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強化組織架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這可以從組委會的實際組成方式中看出。作為展覽的最高決策機構，“深雙”組委會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與各雙年展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和贊助企業等組成，負責雙年展的組織、出資、籌備和協調運作，擁有與展覽相關事項的決定權、展覽計劃和資金使用的審定權。這個結構不得不說是當下“中國特色”的某種折射。
自誕生之日起，“深雙”便展現出將展覽與深圳現實中的城市議題發展相鏈接的公共性傾向，而第七屆“城市共生”將展覽與空間改造合二為一的做法更是實現了展覽題材和展覽形式的雙重創新。第七屆雙年展的舉辦地南頭古城早在東晉時便已成為郡治和縣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間，這裡先是經歷了古城的消退和村莊的膨脹，後又隨著深圳城市化迎來了資本的野蠻生長，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如今，南頭古城佔地面積約7萬平方米，南城門和東城門仍在，古街格局也基本保留，然而古城的主要部分已成為居民的生活用地。14.92公頃面積上各類建築的總面積高達205876.9平方米，但實際人均生活面積不足10平方米，可見此地人口之稠密。大體量的人群聚集催生了南頭古城內繁榮的服務業，城內食肆、商鋪林立，在政府的弱勢規劃與監管下，各式店鋪、民居之間與歷史遺蹟雜陳並置。在南頭古城北側相對疏闊的地帶還有幾座工廠建築，來源於20世紀80年代起深圳農村的“修廠熱”，意圖通過出租廠房來提高村民收入，同時也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南頭古城作為“管制飛地”和“價格窪地”而吸引的大量外來人口，使這些工廠一直運轉順暢，充滿活力。應該說，南頭古城在21世紀已經發育為一個“成熟”的生產和居住混合區，可以視作自發城市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因應著這種特性，“深雙”策展人將南頭古城定位為“千年文化傳承譜系與近三十餘年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過程全光譜式並置呈現的珍貴城市文化樣本”，把展覽主旨放在褒獎城中村的空間價值上，並展現出以藝術作為方法來調和城中村的自發生長與政府的官方規劃的野心。而對於南頭古城及當地的南山區政府而言，承辦雙年展則可能意味著在城市更新任務上的突圍。由於歷史遺蹟與城中村在空間上的高度融合，南山區政府長時間以來一直無法有效開發南頭古城的文化旅遊資源，也受制於古蹟保護的約束無法騰出手腳進行城中村改造。因此，藉著深圳雙年展的時機，急於推進改造工作的南山區政府與第七屆“深雙”組委會一拍即合，共同投身於一場城市空間的改造實驗之中。
▍城市改造與公共空間養成
改造方案的關鍵在於為南頭古城創造出新的公共空間，既保留南頭古城的歷史結構，又為展覽建造展場，還能改善城中村混亂無序的問題，可謂一石三鳥。然而，為了在本已十分逼仄的城中村中開闢出新的公共空間，政治權力需要再次介入，撬動格局，改變一些既有空間的使用性質。因此南山區政府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達成協議，以行政手段統一租用南頭村集體在報德廣場周邊與萬力工業園區的物業，對其加以改造轉型。然而，這一改造在現實中的影響遠比政府所設想的要複雜。報德廣場原是位於古城中心的一塊小空場，20世紀70年代曾被作為南頭公社的打穀場使用，90年代則改建成水磨石地面的籃球場。21世紀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在籃球場左右兩側見縫插針地嵌入兩棟臨時鐵皮屋作為服裝雜貨市場和水果超市，並以集體物業的名義出租給小商戶，使此地逐漸成為古城中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2017年7月7日，原鐵皮商鋪的16家鋪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稱因政府舉辦雙年展的原因，商鋪所在地必須拆除作為展場，僅留13天時間給租戶搬離清空其所有物資。因十幾年前生產隊建這個臨時鐵皮商鋪時沒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戶簽訂合同，最終鋪主被迫接受此苛刻要求。雖然村股份公司承諾原鋪主雙年展後將擁有優先租賃權，但最終這些許諾被證實只是一紙空言。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作為中國開放與轉軌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輕與活力一直為人稱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與擴張也使這裡成為中國城中村問題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據統計，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積之和約佔全市總面積的16.7%，然而卻容納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體量，說明城中村已經成為深圳城市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後深圳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些管制相對自由、公共資源配置“欠發達”之地成為了外來中低收入階層聚居的廉租屋區與低端製造業的聚集區。同時，廣東村莊強大的自治能力也“保護”了城中村的強勢存續：自1982年以來，深圳政府雖不斷出臺管理文件推動土地流轉與國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為村莊和村民預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與村集體的發展用地，並維持其集體所有和集體使用；面對原住民在這些土地上的加建、違建形式，政府在與村社對壘的過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實際妥協。
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認為，城中村除了讓普通人能夠承擔失敗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以及多樣化的社區，它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系統，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業社會。然而從政府正規化管理和統一規劃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卻是一個亟待改造的問題地帶。
首先，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定中，宅基地性質的私人自建房本應用於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卻被用於盈利。該機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環境舒適性來換取居住空間的低租金與低價格，導致了空間發展的無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面亂象橫生。
其次，目前我國城市的治理體系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人地關係基礎之上，該體系以城市戶籍為邊界，對流動人口有社會性排斥，因此流動人口與他們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處於正規化管理的鞭長莫及之處。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城中村這樣的存量土地資源必須納入城市建設的統一佈局。
▍在行政與藝術之間：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門徑？
一直以來，各地政府都是以強硬的“政令性拆除”來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來，深圳似乎找到一種更加新穎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下文簡稱為“深雙”）在深圳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南頭古城中舉行，藝術家與策展人在用各種常規展覽與活動為這一城市另類空間“正名”的同時，也將展覽與古城更新計劃齊頭並進，對城中村空間進行新的改造，從而將其本身開闢為展場。這一創舉將市場機制、政府權力與藝術展覽結合在對城市空間的改變上，希望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並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實驗並沒有走向行政與藝術的雙贏，反而破壞了古城中本來興盛有序的生態，使其前景堪憂。
在南頭古城的改造中，深圳當地政府試圖以一種“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從而規避冰冷、強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遷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筆者對南頭古城雙年展進行了實地走訪和觀察，並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採訪。以南頭古城為案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國城市的發展和改造模式，一窺中國城市更新實踐的複雜性和悖論，也能探究在這一個案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當代中國“發展話語”裡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雙”的努力
南頭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這個舞臺展開的，但雙年展卻並非是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務而專設。嚴格說來，“深雙”源於“體制內決策”，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幾名官員在2004年推動創立。在行政權力的支持下，“深雙”作為一個藝術平臺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專業品牌，也逐漸將自身定位明確為圍繞“城市/建築”的國際性大型藝術展覽。在其發展過程中，“深雙”一方面形成了決策機構、展覽內容貢獻主體、執行機構、評審顧問機構四方協商與制衡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強化組織架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這可以從組委會的實際組成方式中看出。作為展覽的最高決策機構，“深雙”組委會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與各雙年展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和贊助企業等組成，負責雙年展的組織、出資、籌備和協調運作，擁有與展覽相關事項的決定權、展覽計劃和資金使用的審定權。這個結構不得不說是當下“中國特色”的某種折射。
自誕生之日起，“深雙”便展現出將展覽與深圳現實中的城市議題發展相鏈接的公共性傾向，而第七屆“城市共生”將展覽與空間改造合二為一的做法更是實現了展覽題材和展覽形式的雙重創新。第七屆雙年展的舉辦地南頭古城早在東晉時便已成為郡治和縣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間，這裡先是經歷了古城的消退和村莊的膨脹，後又隨著深圳城市化迎來了資本的野蠻生長，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如今，南頭古城佔地面積約7萬平方米，南城門和東城門仍在，古街格局也基本保留，然而古城的主要部分已成為居民的生活用地。14.92公頃面積上各類建築的總面積高達205876.9平方米，但實際人均生活面積不足10平方米，可見此地人口之稠密。大體量的人群聚集催生了南頭古城內繁榮的服務業，城內食肆、商鋪林立，在政府的弱勢規劃與監管下，各式店鋪、民居之間與歷史遺蹟雜陳並置。在南頭古城北側相對疏闊的地帶還有幾座工廠建築，來源於20世紀80年代起深圳農村的“修廠熱”，意圖通過出租廠房來提高村民收入，同時也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南頭古城作為“管制飛地”和“價格窪地”而吸引的大量外來人口，使這些工廠一直運轉順暢，充滿活力。應該說，南頭古城在21世紀已經發育為一個“成熟”的生產和居住混合區，可以視作自發城市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因應著這種特性，“深雙”策展人將南頭古城定位為“千年文化傳承譜系與近三十餘年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過程全光譜式並置呈現的珍貴城市文化樣本”，把展覽主旨放在褒獎城中村的空間價值上，並展現出以藝術作為方法來調和城中村的自發生長與政府的官方規劃的野心。而對於南頭古城及當地的南山區政府而言，承辦雙年展則可能意味著在城市更新任務上的突圍。由於歷史遺蹟與城中村在空間上的高度融合，南山區政府長時間以來一直無法有效開發南頭古城的文化旅遊資源，也受制於古蹟保護的約束無法騰出手腳進行城中村改造。因此，藉著深圳雙年展的時機，急於推進改造工作的南山區政府與第七屆“深雙”組委會一拍即合，共同投身於一場城市空間的改造實驗之中。
▍城市改造與公共空間養成
改造方案的關鍵在於為南頭古城創造出新的公共空間，既保留南頭古城的歷史結構，又為展覽建造展場，還能改善城中村混亂無序的問題，可謂一石三鳥。然而，為了在本已十分逼仄的城中村中開闢出新的公共空間，政治權力需要再次介入，撬動格局，改變一些既有空間的使用性質。因此南山區政府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達成協議，以行政手段統一租用南頭村集體在報德廣場周邊與萬力工業園區的物業，對其加以改造轉型。然而，這一改造在現實中的影響遠比政府所設想的要複雜。報德廣場原是位於古城中心的一塊小空場，20世紀70年代曾被作為南頭公社的打穀場使用，90年代則改建成水磨石地面的籃球場。21世紀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在籃球場左右兩側見縫插針地嵌入兩棟臨時鐵皮屋作為服裝雜貨市場和水果超市，並以集體物業的名義出租給小商戶，使此地逐漸成為古城中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2017年7月7日，原鐵皮商鋪的16家鋪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稱因政府舉辦雙年展的原因，商鋪所在地必須拆除作為展場，僅留13天時間給租戶搬離清空其所有物資。因十幾年前生產隊建這個臨時鐵皮商鋪時沒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戶簽訂合同，最終鋪主被迫接受此苛刻要求。雖然村股份公司承諾原鋪主雙年展後將擁有優先租賃權，但最終這些許諾被證實只是一紙空言。
兩個鐵皮屋騰空後，建築師將與廣場平行的原水果超市改造成為供“深雙”使用的展覽活動空間“南頭議事廳”，原服裝雜貨市場則成為主營建築規劃設計類進口圖書的“半層書店”。兩座建築風格現代，建築外牆呈現不規則臺階狀並向廣場延伸，連接和溝通原本高度不同、相互隔離的空間。設計師相信，這種設計放大並立體延展了城中村裡原本稀缺的公共空間，例如廣場上上演文化活動時，屋頂與臺階將可作為觀眾席被有效利用。也正因為能夠彈性地容納人流，策展人與建築師們認為這一區域會升級成為南頭古城的核心交流場所，即使撤展之後也將持續地服務於城中居民。
▍城市改造的邏輯悖論
然而這種預期太過樂觀了。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半層書店和南頭議事廳在設計之初便增加了具有空間錯落動感的內部臺階式等設計，使室內可用面積大大減小，空間使用彈性也隨之減少，提高了後續租用建築的門檻；而空間改造不僅提高了兩棟新修建築的身價，也讓整個區域的租金飆升。正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展覽結束、“深雙”退場後建築物無人接管、持續空置。而更可惜的是，“深雙”主導的鐵皮屋空間改造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即使展覽結束之後，從前的商業租戶也無法返場繼續經營，報德廣場更無從恢復往昔繁榮的商業生態。
與此同時，廣場的“公共用途”似乎也被高估。實際上，由於鋪設在新落成的建築物表面上小陶磚固定不牢的原因，此地常常重複性地出現封鎖待修的情況，反而使得實際活動空間比改造前更小。
至於雙年展的主展區——萬力工業區，是將南頭古城中原有的生產廠房“去工業化”後得到的。南頭的萬力工業區位於古城北部，建築面積14000餘平方米，由三棟廠房和兩棟宿舍形成一個完備的生產體系。作為深圳產業變遷的縮影，這裡曾經開辦過印刷廠、服裝廠、電子廠和五金廠，均經營順暢、欣欣向榮。然而2017年6月，為了配合雙年展的順利開展，派出所、管理處、街道、工作站，各部門全力配合，“動員”萬力工廠區中的企業儘快搬離。這種倉促搬遷使園區中的工廠損失設備、前途未卜，但最大的打擊則來自於務工人員的持續流失。
前文提到，南頭古城是一個生產和居住的混合區，對於外來務工人員而言這裡適合居住，生活方便；村中的南頭城小學方便打工子弟就讀，讓許多女工可以兼顧家庭生活與工作。這種便利性造就了南頭古城中工廠和工人之間穩定的聯繫，也成為工人考慮和選擇去向時的最大前提。當工廠需要撤出南頭古城時，不少工人只能選擇了辭職，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意味著他們之後並不容易在城市中再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相比報德廣場的鐵皮屋商鋪改造，萬力工業園區的處理比較簡單：室內空間的變化基本集中在廠區底層，以前的封閉生產車間被打通供各參展作品自由擺放，再根據不同主題組合成特色展區。廠房和宿舍樓的外牆、窗戶等雖基本維持著八九十年代的原樣，不過新增的巨幅壁畫仍然帶來了不同的況味——這個由西班牙團隊Boa Mistura寫下的“傳統/發展”四個大字，一方面點明瞭今天中國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也昭示著藝術家們指點江山的態度與介入現實的情懷。不過，就如同這四個字在城中村地景中的格格不入一樣，改造後的萬力工業區在城中村裡也落入了無以為繼的尷尬境地。按照規劃，“深雙”之後，工廠大廈將成為文化創意園區，迎接各種文化公司入駐，成為開放的創意聚集區和古城內年輕人的新生活區，然而這個方案卻遲遲無法落地。如今，創意園區既缺乏入駐企業，又缺乏承租運營公司，原來繁榮的工廠陷入空置。
報德廣場與萬力工業區改造的失敗，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南頭古城改造中的邏輯錯置：雖然本屆“深雙”聲稱要用展覽和改造為城中村正名，但它所主導的更新實踐其實正反諷地說明了城中村的生活邏輯和空間特質並沒有被從業者們尊重——“深雙”為南頭古城“量身訂造”的空間改造方案中貫徹著藝術家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並以“專業化”杜絕了原來空間里民間的、自由的、非正式的使用方式，其倡導和推動的經濟關係與生活方式也粗暴地取消了城中村本來已經孕育出的成熟生態。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作為中國開放與轉軌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輕與活力一直為人稱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與擴張也使這裡成為中國城中村問題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據統計，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積之和約佔全市總面積的16.7%，然而卻容納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體量，說明城中村已經成為深圳城市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後深圳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些管制相對自由、公共資源配置“欠發達”之地成為了外來中低收入階層聚居的廉租屋區與低端製造業的聚集區。同時，廣東村莊強大的自治能力也“保護”了城中村的強勢存續：自1982年以來，深圳政府雖不斷出臺管理文件推動土地流轉與國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為村莊和村民預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與村集體的發展用地，並維持其集體所有和集體使用；面對原住民在這些土地上的加建、違建形式，政府在與村社對壘的過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實際妥協。
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認為，城中村除了讓普通人能夠承擔失敗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以及多樣化的社區，它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系統，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業社會。然而從政府正規化管理和統一規劃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卻是一個亟待改造的問題地帶。
首先，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定中，宅基地性質的私人自建房本應用於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卻被用於盈利。該機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環境舒適性來換取居住空間的低租金與低價格，導致了空間發展的無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面亂象橫生。
其次，目前我國城市的治理體系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人地關係基礎之上，該體系以城市戶籍為邊界，對流動人口有社會性排斥，因此流動人口與他們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處於正規化管理的鞭長莫及之處。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城中村這樣的存量土地資源必須納入城市建設的統一佈局。
▍在行政與藝術之間：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門徑？
一直以來，各地政府都是以強硬的“政令性拆除”來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來，深圳似乎找到一種更加新穎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下文簡稱為“深雙”）在深圳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南頭古城中舉行，藝術家與策展人在用各種常規展覽與活動為這一城市另類空間“正名”的同時，也將展覽與古城更新計劃齊頭並進，對城中村空間進行新的改造，從而將其本身開闢為展場。這一創舉將市場機制、政府權力與藝術展覽結合在對城市空間的改變上，希望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並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實驗並沒有走向行政與藝術的雙贏，反而破壞了古城中本來興盛有序的生態，使其前景堪憂。
在南頭古城的改造中，深圳當地政府試圖以一種“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從而規避冰冷、強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遷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筆者對南頭古城雙年展進行了實地走訪和觀察，並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採訪。以南頭古城為案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國城市的發展和改造模式，一窺中國城市更新實踐的複雜性和悖論，也能探究在這一個案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當代中國“發展話語”裡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雙”的努力
南頭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這個舞臺展開的，但雙年展卻並非是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務而專設。嚴格說來，“深雙”源於“體制內決策”，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幾名官員在2004年推動創立。在行政權力的支持下，“深雙”作為一個藝術平臺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專業品牌，也逐漸將自身定位明確為圍繞“城市/建築”的國際性大型藝術展覽。在其發展過程中，“深雙”一方面形成了決策機構、展覽內容貢獻主體、執行機構、評審顧問機構四方協商與制衡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強化組織架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這可以從組委會的實際組成方式中看出。作為展覽的最高決策機構，“深雙”組委會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與各雙年展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和贊助企業等組成，負責雙年展的組織、出資、籌備和協調運作，擁有與展覽相關事項的決定權、展覽計劃和資金使用的審定權。這個結構不得不說是當下“中國特色”的某種折射。
自誕生之日起，“深雙”便展現出將展覽與深圳現實中的城市議題發展相鏈接的公共性傾向，而第七屆“城市共生”將展覽與空間改造合二為一的做法更是實現了展覽題材和展覽形式的雙重創新。第七屆雙年展的舉辦地南頭古城早在東晉時便已成為郡治和縣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間，這裡先是經歷了古城的消退和村莊的膨脹，後又隨著深圳城市化迎來了資本的野蠻生長，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如今，南頭古城佔地面積約7萬平方米，南城門和東城門仍在，古街格局也基本保留，然而古城的主要部分已成為居民的生活用地。14.92公頃面積上各類建築的總面積高達205876.9平方米，但實際人均生活面積不足10平方米，可見此地人口之稠密。大體量的人群聚集催生了南頭古城內繁榮的服務業，城內食肆、商鋪林立，在政府的弱勢規劃與監管下，各式店鋪、民居之間與歷史遺蹟雜陳並置。在南頭古城北側相對疏闊的地帶還有幾座工廠建築，來源於20世紀80年代起深圳農村的“修廠熱”，意圖通過出租廠房來提高村民收入，同時也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南頭古城作為“管制飛地”和“價格窪地”而吸引的大量外來人口，使這些工廠一直運轉順暢，充滿活力。應該說，南頭古城在21世紀已經發育為一個“成熟”的生產和居住混合區，可以視作自發城市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因應著這種特性，“深雙”策展人將南頭古城定位為“千年文化傳承譜系與近三十餘年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過程全光譜式並置呈現的珍貴城市文化樣本”，把展覽主旨放在褒獎城中村的空間價值上，並展現出以藝術作為方法來調和城中村的自發生長與政府的官方規劃的野心。而對於南頭古城及當地的南山區政府而言，承辦雙年展則可能意味著在城市更新任務上的突圍。由於歷史遺蹟與城中村在空間上的高度融合，南山區政府長時間以來一直無法有效開發南頭古城的文化旅遊資源，也受制於古蹟保護的約束無法騰出手腳進行城中村改造。因此，藉著深圳雙年展的時機，急於推進改造工作的南山區政府與第七屆“深雙”組委會一拍即合，共同投身於一場城市空間的改造實驗之中。
▍城市改造與公共空間養成
改造方案的關鍵在於為南頭古城創造出新的公共空間，既保留南頭古城的歷史結構，又為展覽建造展場，還能改善城中村混亂無序的問題，可謂一石三鳥。然而，為了在本已十分逼仄的城中村中開闢出新的公共空間，政治權力需要再次介入，撬動格局，改變一些既有空間的使用性質。因此南山區政府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達成協議，以行政手段統一租用南頭村集體在報德廣場周邊與萬力工業園區的物業，對其加以改造轉型。然而，這一改造在現實中的影響遠比政府所設想的要複雜。報德廣場原是位於古城中心的一塊小空場，20世紀70年代曾被作為南頭公社的打穀場使用，90年代則改建成水磨石地面的籃球場。21世紀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在籃球場左右兩側見縫插針地嵌入兩棟臨時鐵皮屋作為服裝雜貨市場和水果超市，並以集體物業的名義出租給小商戶，使此地逐漸成為古城中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2017年7月7日，原鐵皮商鋪的16家鋪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稱因政府舉辦雙年展的原因，商鋪所在地必須拆除作為展場，僅留13天時間給租戶搬離清空其所有物資。因十幾年前生產隊建這個臨時鐵皮商鋪時沒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戶簽訂合同，最終鋪主被迫接受此苛刻要求。雖然村股份公司承諾原鋪主雙年展後將擁有優先租賃權，但最終這些許諾被證實只是一紙空言。
兩個鐵皮屋騰空後，建築師將與廣場平行的原水果超市改造成為供“深雙”使用的展覽活動空間“南頭議事廳”，原服裝雜貨市場則成為主營建築規劃設計類進口圖書的“半層書店”。兩座建築風格現代，建築外牆呈現不規則臺階狀並向廣場延伸，連接和溝通原本高度不同、相互隔離的空間。設計師相信，這種設計放大並立體延展了城中村裡原本稀缺的公共空間，例如廣場上上演文化活動時，屋頂與臺階將可作為觀眾席被有效利用。也正因為能夠彈性地容納人流，策展人與建築師們認為這一區域會升級成為南頭古城的核心交流場所，即使撤展之後也將持續地服務於城中居民。
▍城市改造的邏輯悖論
然而這種預期太過樂觀了。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半層書店和南頭議事廳在設計之初便增加了具有空間錯落動感的內部臺階式等設計，使室內可用面積大大減小，空間使用彈性也隨之減少，提高了後續租用建築的門檻；而空間改造不僅提高了兩棟新修建築的身價，也讓整個區域的租金飆升。正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展覽結束、“深雙”退場後建築物無人接管、持續空置。而更可惜的是，“深雙”主導的鐵皮屋空間改造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即使展覽結束之後，從前的商業租戶也無法返場繼續經營，報德廣場更無從恢復往昔繁榮的商業生態。
與此同時，廣場的“公共用途”似乎也被高估。實際上，由於鋪設在新落成的建築物表面上小陶磚固定不牢的原因，此地常常重複性地出現封鎖待修的情況，反而使得實際活動空間比改造前更小。
至於雙年展的主展區——萬力工業區，是將南頭古城中原有的生產廠房“去工業化”後得到的。南頭的萬力工業區位於古城北部，建築面積14000餘平方米，由三棟廠房和兩棟宿舍形成一個完備的生產體系。作為深圳產業變遷的縮影，這裡曾經開辦過印刷廠、服裝廠、電子廠和五金廠，均經營順暢、欣欣向榮。然而2017年6月，為了配合雙年展的順利開展，派出所、管理處、街道、工作站，各部門全力配合，“動員”萬力工廠區中的企業儘快搬離。這種倉促搬遷使園區中的工廠損失設備、前途未卜，但最大的打擊則來自於務工人員的持續流失。
前文提到，南頭古城是一個生產和居住的混合區，對於外來務工人員而言這裡適合居住，生活方便；村中的南頭城小學方便打工子弟就讀，讓許多女工可以兼顧家庭生活與工作。這種便利性造就了南頭古城中工廠和工人之間穩定的聯繫，也成為工人考慮和選擇去向時的最大前提。當工廠需要撤出南頭古城時，不少工人只能選擇了辭職，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意味著他們之後並不容易在城市中再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相比報德廣場的鐵皮屋商鋪改造，萬力工業園區的處理比較簡單：室內空間的變化基本集中在廠區底層，以前的封閉生產車間被打通供各參展作品自由擺放，再根據不同主題組合成特色展區。廠房和宿舍樓的外牆、窗戶等雖基本維持著八九十年代的原樣，不過新增的巨幅壁畫仍然帶來了不同的況味——這個由西班牙團隊Boa Mistura寫下的“傳統/發展”四個大字，一方面點明瞭今天中國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也昭示著藝術家們指點江山的態度與介入現實的情懷。不過，就如同這四個字在城中村地景中的格格不入一樣，改造後的萬力工業區在城中村裡也落入了無以為繼的尷尬境地。按照規劃，“深雙”之後，工廠大廈將成為文化創意園區，迎接各種文化公司入駐，成為開放的創意聚集區和古城內年輕人的新生活區，然而這個方案卻遲遲無法落地。如今，創意園區既缺乏入駐企業，又缺乏承租運營公司，原來繁榮的工廠陷入空置。
報德廣場與萬力工業區改造的失敗，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南頭古城改造中的邏輯錯置：雖然本屆“深雙”聲稱要用展覽和改造為城中村正名，但它所主導的更新實踐其實正反諷地說明了城中村的生活邏輯和空間特質並沒有被從業者們尊重——“深雙”為南頭古城“量身訂造”的空間改造方案中貫徹著藝術家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並以“專業化”杜絕了原來空間里民間的、自由的、非正式的使用方式，其倡導和推動的經濟關係與生活方式也粗暴地取消了城中村本來已經孕育出的成熟生態。
▍“中產階級”化的城市改造
2018年3月下旬“深雙”的結束，似乎意味著南頭古城空間改造的結束。然而展覽進駐過程中所帶來的實踐卻持續地改變著城中村的經濟生態和社會結構，繼而進一步驅動城中村不斷變化，對“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形成了更為長遠和深切的影響。
“深雙”介入之前，南頭古城繁榮的祕訣得益於其中蓬勃生長的非正規經濟。首先，村集體和村民利用土地國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留用地和宅基地，以獨立開發或合作開發的形式形成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廉價的房地產出租市場，為城中村提供了可用於多種用途的低成本土地供應。這種非正規住房適應城中村經濟主體難以承擔城市標準住房租賃成本的特點，同時也會與其他非正規經濟形式互相催生和促進，形成一些集經營、居住、生活等多功能於一體的非正規租賃住宅，併為更小的商業設施提供附著空間。其次，作為地方自治組織，村集體對於出租土地與建築的使用性質和經營活動不加限制也不納入管理範圍的態度，使經濟主體得以在這裡規避複雜的制度成本，直接為非正規經濟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內部市場基礎。於是，一個低級別的經濟共生系統就此形成：房東得到房租收益，租客享有廉價住房和低生活成本的公共服務，而商販一方面為流動人口提供便利和廉價的生活配套服務，一方面也得益於這裡低門檻的創業空間、能夠僱傭一部分流動人口在店裡工作，使他們以城中村的社區商業為主要營生。正是這套自洽的經濟邏輯構成了被稱讚為“出奇生動”的城中村生態，使城中村成為一個富有活力、可持續的街區。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作為中國開放與轉軌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輕與活力一直為人稱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與擴張也使這裡成為中國城中村問題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據統計，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積之和約佔全市總面積的16.7%，然而卻容納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體量，說明城中村已經成為深圳城市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後深圳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些管制相對自由、公共資源配置“欠發達”之地成為了外來中低收入階層聚居的廉租屋區與低端製造業的聚集區。同時，廣東村莊強大的自治能力也“保護”了城中村的強勢存續：自1982年以來，深圳政府雖不斷出臺管理文件推動土地流轉與國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為村莊和村民預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與村集體的發展用地，並維持其集體所有和集體使用；面對原住民在這些土地上的加建、違建形式，政府在與村社對壘的過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實際妥協。
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認為，城中村除了讓普通人能夠承擔失敗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以及多樣化的社區，它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系統，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業社會。然而從政府正規化管理和統一規劃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卻是一個亟待改造的問題地帶。
首先，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定中，宅基地性質的私人自建房本應用於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卻被用於盈利。該機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環境舒適性來換取居住空間的低租金與低價格，導致了空間發展的無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面亂象橫生。
其次，目前我國城市的治理體系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人地關係基礎之上，該體系以城市戶籍為邊界，對流動人口有社會性排斥，因此流動人口與他們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處於正規化管理的鞭長莫及之處。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城中村這樣的存量土地資源必須納入城市建設的統一佈局。
▍在行政與藝術之間：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門徑？
一直以來，各地政府都是以強硬的“政令性拆除”來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來，深圳似乎找到一種更加新穎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下文簡稱為“深雙”）在深圳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南頭古城中舉行，藝術家與策展人在用各種常規展覽與活動為這一城市另類空間“正名”的同時，也將展覽與古城更新計劃齊頭並進，對城中村空間進行新的改造，從而將其本身開闢為展場。這一創舉將市場機制、政府權力與藝術展覽結合在對城市空間的改變上，希望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並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實驗並沒有走向行政與藝術的雙贏，反而破壞了古城中本來興盛有序的生態，使其前景堪憂。
在南頭古城的改造中，深圳當地政府試圖以一種“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從而規避冰冷、強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遷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筆者對南頭古城雙年展進行了實地走訪和觀察，並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採訪。以南頭古城為案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國城市的發展和改造模式，一窺中國城市更新實踐的複雜性和悖論，也能探究在這一個案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當代中國“發展話語”裡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雙”的努力
南頭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這個舞臺展開的，但雙年展卻並非是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務而專設。嚴格說來，“深雙”源於“體制內決策”，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幾名官員在2004年推動創立。在行政權力的支持下，“深雙”作為一個藝術平臺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專業品牌，也逐漸將自身定位明確為圍繞“城市/建築”的國際性大型藝術展覽。在其發展過程中，“深雙”一方面形成了決策機構、展覽內容貢獻主體、執行機構、評審顧問機構四方協商與制衡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強化組織架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這可以從組委會的實際組成方式中看出。作為展覽的最高決策機構，“深雙”組委會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與各雙年展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和贊助企業等組成，負責雙年展的組織、出資、籌備和協調運作，擁有與展覽相關事項的決定權、展覽計劃和資金使用的審定權。這個結構不得不說是當下“中國特色”的某種折射。
自誕生之日起，“深雙”便展現出將展覽與深圳現實中的城市議題發展相鏈接的公共性傾向，而第七屆“城市共生”將展覽與空間改造合二為一的做法更是實現了展覽題材和展覽形式的雙重創新。第七屆雙年展的舉辦地南頭古城早在東晉時便已成為郡治和縣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間，這裡先是經歷了古城的消退和村莊的膨脹，後又隨著深圳城市化迎來了資本的野蠻生長，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如今，南頭古城佔地面積約7萬平方米，南城門和東城門仍在，古街格局也基本保留，然而古城的主要部分已成為居民的生活用地。14.92公頃面積上各類建築的總面積高達205876.9平方米，但實際人均生活面積不足10平方米，可見此地人口之稠密。大體量的人群聚集催生了南頭古城內繁榮的服務業，城內食肆、商鋪林立，在政府的弱勢規劃與監管下，各式店鋪、民居之間與歷史遺蹟雜陳並置。在南頭古城北側相對疏闊的地帶還有幾座工廠建築，來源於20世紀80年代起深圳農村的“修廠熱”，意圖通過出租廠房來提高村民收入，同時也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南頭古城作為“管制飛地”和“價格窪地”而吸引的大量外來人口，使這些工廠一直運轉順暢，充滿活力。應該說，南頭古城在21世紀已經發育為一個“成熟”的生產和居住混合區，可以視作自發城市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因應著這種特性，“深雙”策展人將南頭古城定位為“千年文化傳承譜系與近三十餘年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過程全光譜式並置呈現的珍貴城市文化樣本”，把展覽主旨放在褒獎城中村的空間價值上，並展現出以藝術作為方法來調和城中村的自發生長與政府的官方規劃的野心。而對於南頭古城及當地的南山區政府而言，承辦雙年展則可能意味著在城市更新任務上的突圍。由於歷史遺蹟與城中村在空間上的高度融合，南山區政府長時間以來一直無法有效開發南頭古城的文化旅遊資源，也受制於古蹟保護的約束無法騰出手腳進行城中村改造。因此，藉著深圳雙年展的時機，急於推進改造工作的南山區政府與第七屆“深雙”組委會一拍即合，共同投身於一場城市空間的改造實驗之中。
▍城市改造與公共空間養成
改造方案的關鍵在於為南頭古城創造出新的公共空間，既保留南頭古城的歷史結構，又為展覽建造展場，還能改善城中村混亂無序的問題，可謂一石三鳥。然而，為了在本已十分逼仄的城中村中開闢出新的公共空間，政治權力需要再次介入，撬動格局，改變一些既有空間的使用性質。因此南山區政府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達成協議，以行政手段統一租用南頭村集體在報德廣場周邊與萬力工業園區的物業，對其加以改造轉型。然而，這一改造在現實中的影響遠比政府所設想的要複雜。報德廣場原是位於古城中心的一塊小空場，20世紀70年代曾被作為南頭公社的打穀場使用，90年代則改建成水磨石地面的籃球場。21世紀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在籃球場左右兩側見縫插針地嵌入兩棟臨時鐵皮屋作為服裝雜貨市場和水果超市，並以集體物業的名義出租給小商戶，使此地逐漸成為古城中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2017年7月7日，原鐵皮商鋪的16家鋪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稱因政府舉辦雙年展的原因，商鋪所在地必須拆除作為展場，僅留13天時間給租戶搬離清空其所有物資。因十幾年前生產隊建這個臨時鐵皮商鋪時沒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戶簽訂合同，最終鋪主被迫接受此苛刻要求。雖然村股份公司承諾原鋪主雙年展後將擁有優先租賃權，但最終這些許諾被證實只是一紙空言。
兩個鐵皮屋騰空後，建築師將與廣場平行的原水果超市改造成為供“深雙”使用的展覽活動空間“南頭議事廳”，原服裝雜貨市場則成為主營建築規劃設計類進口圖書的“半層書店”。兩座建築風格現代，建築外牆呈現不規則臺階狀並向廣場延伸，連接和溝通原本高度不同、相互隔離的空間。設計師相信，這種設計放大並立體延展了城中村裡原本稀缺的公共空間，例如廣場上上演文化活動時，屋頂與臺階將可作為觀眾席被有效利用。也正因為能夠彈性地容納人流，策展人與建築師們認為這一區域會升級成為南頭古城的核心交流場所，即使撤展之後也將持續地服務於城中居民。
▍城市改造的邏輯悖論
然而這種預期太過樂觀了。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半層書店和南頭議事廳在設計之初便增加了具有空間錯落動感的內部臺階式等設計，使室內可用面積大大減小，空間使用彈性也隨之減少，提高了後續租用建築的門檻；而空間改造不僅提高了兩棟新修建築的身價，也讓整個區域的租金飆升。正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展覽結束、“深雙”退場後建築物無人接管、持續空置。而更可惜的是，“深雙”主導的鐵皮屋空間改造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即使展覽結束之後，從前的商業租戶也無法返場繼續經營，報德廣場更無從恢復往昔繁榮的商業生態。
與此同時，廣場的“公共用途”似乎也被高估。實際上，由於鋪設在新落成的建築物表面上小陶磚固定不牢的原因，此地常常重複性地出現封鎖待修的情況，反而使得實際活動空間比改造前更小。
至於雙年展的主展區——萬力工業區，是將南頭古城中原有的生產廠房“去工業化”後得到的。南頭的萬力工業區位於古城北部，建築面積14000餘平方米，由三棟廠房和兩棟宿舍形成一個完備的生產體系。作為深圳產業變遷的縮影，這裡曾經開辦過印刷廠、服裝廠、電子廠和五金廠，均經營順暢、欣欣向榮。然而2017年6月，為了配合雙年展的順利開展，派出所、管理處、街道、工作站，各部門全力配合，“動員”萬力工廠區中的企業儘快搬離。這種倉促搬遷使園區中的工廠損失設備、前途未卜，但最大的打擊則來自於務工人員的持續流失。
前文提到，南頭古城是一個生產和居住的混合區，對於外來務工人員而言這裡適合居住，生活方便；村中的南頭城小學方便打工子弟就讀，讓許多女工可以兼顧家庭生活與工作。這種便利性造就了南頭古城中工廠和工人之間穩定的聯繫，也成為工人考慮和選擇去向時的最大前提。當工廠需要撤出南頭古城時，不少工人只能選擇了辭職，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意味著他們之後並不容易在城市中再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相比報德廣場的鐵皮屋商鋪改造，萬力工業園區的處理比較簡單：室內空間的變化基本集中在廠區底層，以前的封閉生產車間被打通供各參展作品自由擺放，再根據不同主題組合成特色展區。廠房和宿舍樓的外牆、窗戶等雖基本維持著八九十年代的原樣，不過新增的巨幅壁畫仍然帶來了不同的況味——這個由西班牙團隊Boa Mistura寫下的“傳統/發展”四個大字，一方面點明瞭今天中國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也昭示著藝術家們指點江山的態度與介入現實的情懷。不過，就如同這四個字在城中村地景中的格格不入一樣，改造後的萬力工業區在城中村裡也落入了無以為繼的尷尬境地。按照規劃，“深雙”之後，工廠大廈將成為文化創意園區，迎接各種文化公司入駐，成為開放的創意聚集區和古城內年輕人的新生活區，然而這個方案卻遲遲無法落地。如今，創意園區既缺乏入駐企業，又缺乏承租運營公司，原來繁榮的工廠陷入空置。
報德廣場與萬力工業區改造的失敗，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南頭古城改造中的邏輯錯置：雖然本屆“深雙”聲稱要用展覽和改造為城中村正名，但它所主導的更新實踐其實正反諷地說明了城中村的生活邏輯和空間特質並沒有被從業者們尊重——“深雙”為南頭古城“量身訂造”的空間改造方案中貫徹著藝術家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並以“專業化”杜絕了原來空間里民間的、自由的、非正式的使用方式，其倡導和推動的經濟關係與生活方式也粗暴地取消了城中村本來已經孕育出的成熟生態。
▍“中產階級”化的城市改造
2018年3月下旬“深雙”的結束，似乎意味著南頭古城空間改造的結束。然而展覽進駐過程中所帶來的實踐卻持續地改變著城中村的經濟生態和社會結構，繼而進一步驅動城中村不斷變化，對“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形成了更為長遠和深切的影響。
“深雙”介入之前，南頭古城繁榮的祕訣得益於其中蓬勃生長的非正規經濟。首先，村集體和村民利用土地國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留用地和宅基地，以獨立開發或合作開發的形式形成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廉價的房地產出租市場，為城中村提供了可用於多種用途的低成本土地供應。這種非正規住房適應城中村經濟主體難以承擔城市標準住房租賃成本的特點，同時也會與其他非正規經濟形式互相催生和促進，形成一些集經營、居住、生活等多功能於一體的非正規租賃住宅，併為更小的商業設施提供附著空間。其次，作為地方自治組織，村集體對於出租土地與建築的使用性質和經營活動不加限制也不納入管理範圍的態度，使經濟主體得以在這裡規避複雜的制度成本，直接為非正規經濟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內部市場基礎。於是，一個低級別的經濟共生系統就此形成：房東得到房租收益，租客享有廉價住房和低生活成本的公共服務，而商販一方面為流動人口提供便利和廉價的生活配套服務，一方面也得益於這裡低門檻的創業空間、能夠僱傭一部分流動人口在店裡工作，使他們以城中村的社區商業為主要營生。正是這套自洽的經濟邏輯構成了被稱讚為“出奇生動”的城中村生態，使城中村成為一個富有活力、可持續的街區。
然而當藝術與行政結盟空降到南頭古城時，城中村的非正規經濟結構被公權力嚴重打擊。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討論過為滿足雙年展的場地需求，各權力部門通力合作，強制結束了原有空間的商業活動與生產；除此之外，正規行政手段對空間開展的諸多管理也破壞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生態多樣性。就像很多觀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樣，對南頭古城空間的系列規管破壞了以往城中村非正規經濟中有序的層級關係，驅逐了原有租戶中大量需要“自由空間”的出租車司機和滴滴車司機。這些新規則導致了城中村裡大批固定消費者的出走，打壓了城中村原先的便利與自由，因此大大損害了“後展覽時期”城中村的服務業經濟。
西方國家城市社區的更新有一種典型的模式，即高收入群體遷入改建後的、住房條件和治安狀況顯著改善的城區，與此同時，社區重建所引起的房價和租金上漲又迫使當地原來的低收入居民外遷。這一過程被稱為“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在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這一趨勢已初步萌芽：一方面，雙年展的舉辦暫時製造了一個繁華與高端的假象，提升了房東對土地升值的預期，促使他們調高租金，讓原本的租戶不堪重負，甚至選擇離開；另一方面，部分房東也開始選擇與更有實力的進駐資本合作，將物業租給後者，從而使其得到改造更新。例如深圳的互聯網公寓運營商鯉魚公寓就將位於南頭古城春景街的“握手樓”改建為“深圳鯉魚villa院子酒店”，實現了城中村典型住房價格的大規模躍升。
與其他城市中產階級化的方式類似，當地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在南頭古城的地產升級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南山區是深圳市近十年崛起的新貴，區內的升級和發展使該地急需進行舊城改造與城中村改造。因此當“深雙”以兼顧改造、保育、升級區內產業佈局的面貌落地南頭古城時，可謂正中政府下懷。在籌備展覽期間，南山區政府的態度始終很積極，它們引進深業集團承擔古城中的改造工程——後者是一家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全資擁有、深圳市國資委直管的大型綜合性企業集團，目前以房地產開發、運營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新興產業投資為主業—驅動了這裡的第一輪地產開發。也正是因為政府倡導、大型資本進駐、展覽順利舉辦釋出了足夠的信息，鼓動了社會的信心，後期才有其他小型資本跟隨風向投資南頭，共同改變了城中村的空間形態。
不過，南頭古城中產階級化的“非典型性”在於，本應替代城中原有社群遷入改造空間的高收入者始終是缺位的。這是因為南頭古城的中產階級化不完全是一個市場行為，而更像是一個被行政手段“催熟”的試驗空間。當地政府在改造壓力之下抱持著試一試的心態啟動了“深雙”提議的空間改造方案，而其帶來的“正規城市化”又有意無意地摧毀了該地的非正規經濟，其直接結果是從事基層服務業的租戶少了，政府期望的“高端人口”卻沒來。目前，古城中租金上漲，商業蕭條，導致被“深雙”製造出來的公共空間既無法被城內租戶消化掉又缺乏新的承租者，只能大量空置；與此同時，“深雙”推動的系列改造也無法改變南頭古城空間利用上的深層矛盾，遺蹟保護與改造發展的張力仍然存在，原先希望上馬的文化產業也因為南頭古城中“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限制沒有發展起來。在這樣不明朗的態勢之下，深業集團決意退出，政府又找來另一個國有企業接盤。直到目前為止，對南頭古城的改造還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
▍城市改造：未竟的事業
在當代中國被權力和資本所形塑的城市化過程中，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引入更高利潤率的地產開發和產業園規劃，已經成為城市更新的標準公式。在這個急迫的需求面前，南頭古城的更新藉由藝術手段而非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來展開區域內的城市更新，固然是因為其“城中村+歷史古城”的特殊性，但無疑也體現了當前體制處理問題時的靈活身段，反映了當今中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結盟與相互轉換。作為政府牽頭、政策導向、開發商參與支持的項目，南頭古城的改造手法前所未有地複雜化了展覽主辦方、地方政府與贊助商之間的關係，讓藝術形式、地方政績和商業利益扭結在一起。
在這一過程中，藝術並非自外於權力與資本組成的“增長同盟”，而是以共謀者的身份參與到了空間升級之中。藝術家和規劃師們給南頭設計的方案反映了商業化、規範化標準配置的思想，體現著一種全球化的中產階級審美與生活標準。然而，相對於功能切分清晰的現代城市空間，南頭古城原來的空間特色正在於工作、商業場所與住宅的混合使用，居民也自有他們生產、生活、交際與休閒的特定方式。雙年展所推行的改造並沒有尊重這一現實，反而窒息了原先草根的、成熟的市民網絡，把南頭古城變成了一個“低端中產階級化”的區域，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對於原居民的驅逐，也讓藝術實踐終於背離了它所聲稱的目標。南頭古城的改造以政府、藝術和資本三方的聯合為契機，但最終卻因高昂的治理成本和不可持續性，走到了迄今沒有一方獲利的結局。
—— 新書推薦 ——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作為中國開放與轉軌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輕與活力一直為人稱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與擴張也使這裡成為中國城中村問題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據統計，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積之和約佔全市總面積的16.7%，然而卻容納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體量，說明城中村已經成為深圳城市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後深圳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些管制相對自由、公共資源配置“欠發達”之地成為了外來中低收入階層聚居的廉租屋區與低端製造業的聚集區。同時，廣東村莊強大的自治能力也“保護”了城中村的強勢存續：自1982年以來，深圳政府雖不斷出臺管理文件推動土地流轉與國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為村莊和村民預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與村集體的發展用地，並維持其集體所有和集體使用；面對原住民在這些土地上的加建、違建形式，政府在與村社對壘的過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實際妥協。
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認為，城中村除了讓普通人能夠承擔失敗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以及多樣化的社區，它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系統，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業社會。然而從政府正規化管理和統一規劃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卻是一個亟待改造的問題地帶。
首先，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定中，宅基地性質的私人自建房本應用於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卻被用於盈利。該機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環境舒適性來換取居住空間的低租金與低價格，導致了空間發展的無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面亂象橫生。
其次，目前我國城市的治理體系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人地關係基礎之上，該體系以城市戶籍為邊界，對流動人口有社會性排斥，因此流動人口與他們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處於正規化管理的鞭長莫及之處。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城中村這樣的存量土地資源必須納入城市建設的統一佈局。
▍在行政與藝術之間：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門徑？
一直以來，各地政府都是以強硬的“政令性拆除”來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來，深圳似乎找到一種更加新穎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下文簡稱為“深雙”）在深圳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南頭古城中舉行，藝術家與策展人在用各種常規展覽與活動為這一城市另類空間“正名”的同時，也將展覽與古城更新計劃齊頭並進，對城中村空間進行新的改造，從而將其本身開闢為展場。這一創舉將市場機制、政府權力與藝術展覽結合在對城市空間的改變上，希望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並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實驗並沒有走向行政與藝術的雙贏，反而破壞了古城中本來興盛有序的生態，使其前景堪憂。
在南頭古城的改造中，深圳當地政府試圖以一種“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從而規避冰冷、強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遷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筆者對南頭古城雙年展進行了實地走訪和觀察，並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採訪。以南頭古城為案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國城市的發展和改造模式，一窺中國城市更新實踐的複雜性和悖論，也能探究在這一個案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當代中國“發展話語”裡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雙”的努力
南頭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這個舞臺展開的，但雙年展卻並非是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務而專設。嚴格說來，“深雙”源於“體制內決策”，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幾名官員在2004年推動創立。在行政權力的支持下，“深雙”作為一個藝術平臺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專業品牌，也逐漸將自身定位明確為圍繞“城市/建築”的國際性大型藝術展覽。在其發展過程中，“深雙”一方面形成了決策機構、展覽內容貢獻主體、執行機構、評審顧問機構四方協商與制衡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強化組織架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這可以從組委會的實際組成方式中看出。作為展覽的最高決策機構，“深雙”組委會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與各雙年展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和贊助企業等組成，負責雙年展的組織、出資、籌備和協調運作，擁有與展覽相關事項的決定權、展覽計劃和資金使用的審定權。這個結構不得不說是當下“中國特色”的某種折射。
自誕生之日起，“深雙”便展現出將展覽與深圳現實中的城市議題發展相鏈接的公共性傾向，而第七屆“城市共生”將展覽與空間改造合二為一的做法更是實現了展覽題材和展覽形式的雙重創新。第七屆雙年展的舉辦地南頭古城早在東晉時便已成為郡治和縣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間，這裡先是經歷了古城的消退和村莊的膨脹，後又隨著深圳城市化迎來了資本的野蠻生長，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如今，南頭古城佔地面積約7萬平方米，南城門和東城門仍在，古街格局也基本保留，然而古城的主要部分已成為居民的生活用地。14.92公頃面積上各類建築的總面積高達205876.9平方米，但實際人均生活面積不足10平方米，可見此地人口之稠密。大體量的人群聚集催生了南頭古城內繁榮的服務業，城內食肆、商鋪林立，在政府的弱勢規劃與監管下，各式店鋪、民居之間與歷史遺蹟雜陳並置。在南頭古城北側相對疏闊的地帶還有幾座工廠建築，來源於20世紀80年代起深圳農村的“修廠熱”，意圖通過出租廠房來提高村民收入，同時也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南頭古城作為“管制飛地”和“價格窪地”而吸引的大量外來人口，使這些工廠一直運轉順暢，充滿活力。應該說，南頭古城在21世紀已經發育為一個“成熟”的生產和居住混合區，可以視作自發城市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因應著這種特性，“深雙”策展人將南頭古城定位為“千年文化傳承譜系與近三十餘年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過程全光譜式並置呈現的珍貴城市文化樣本”，把展覽主旨放在褒獎城中村的空間價值上，並展現出以藝術作為方法來調和城中村的自發生長與政府的官方規劃的野心。而對於南頭古城及當地的南山區政府而言，承辦雙年展則可能意味著在城市更新任務上的突圍。由於歷史遺蹟與城中村在空間上的高度融合，南山區政府長時間以來一直無法有效開發南頭古城的文化旅遊資源，也受制於古蹟保護的約束無法騰出手腳進行城中村改造。因此，藉著深圳雙年展的時機，急於推進改造工作的南山區政府與第七屆“深雙”組委會一拍即合，共同投身於一場城市空間的改造實驗之中。
▍城市改造與公共空間養成
改造方案的關鍵在於為南頭古城創造出新的公共空間，既保留南頭古城的歷史結構，又為展覽建造展場，還能改善城中村混亂無序的問題，可謂一石三鳥。然而，為了在本已十分逼仄的城中村中開闢出新的公共空間，政治權力需要再次介入，撬動格局，改變一些既有空間的使用性質。因此南山區政府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達成協議，以行政手段統一租用南頭村集體在報德廣場周邊與萬力工業園區的物業，對其加以改造轉型。然而，這一改造在現實中的影響遠比政府所設想的要複雜。報德廣場原是位於古城中心的一塊小空場，20世紀70年代曾被作為南頭公社的打穀場使用，90年代則改建成水磨石地面的籃球場。21世紀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在籃球場左右兩側見縫插針地嵌入兩棟臨時鐵皮屋作為服裝雜貨市場和水果超市，並以集體物業的名義出租給小商戶，使此地逐漸成為古城中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2017年7月7日，原鐵皮商鋪的16家鋪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稱因政府舉辦雙年展的原因，商鋪所在地必須拆除作為展場，僅留13天時間給租戶搬離清空其所有物資。因十幾年前生產隊建這個臨時鐵皮商鋪時沒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戶簽訂合同，最終鋪主被迫接受此苛刻要求。雖然村股份公司承諾原鋪主雙年展後將擁有優先租賃權，但最終這些許諾被證實只是一紙空言。
兩個鐵皮屋騰空後，建築師將與廣場平行的原水果超市改造成為供“深雙”使用的展覽活動空間“南頭議事廳”，原服裝雜貨市場則成為主營建築規劃設計類進口圖書的“半層書店”。兩座建築風格現代，建築外牆呈現不規則臺階狀並向廣場延伸，連接和溝通原本高度不同、相互隔離的空間。設計師相信，這種設計放大並立體延展了城中村裡原本稀缺的公共空間，例如廣場上上演文化活動時，屋頂與臺階將可作為觀眾席被有效利用。也正因為能夠彈性地容納人流，策展人與建築師們認為這一區域會升級成為南頭古城的核心交流場所，即使撤展之後也將持續地服務於城中居民。
▍城市改造的邏輯悖論
然而這種預期太過樂觀了。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半層書店和南頭議事廳在設計之初便增加了具有空間錯落動感的內部臺階式等設計，使室內可用面積大大減小，空間使用彈性也隨之減少，提高了後續租用建築的門檻；而空間改造不僅提高了兩棟新修建築的身價，也讓整個區域的租金飆升。正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展覽結束、“深雙”退場後建築物無人接管、持續空置。而更可惜的是，“深雙”主導的鐵皮屋空間改造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即使展覽結束之後，從前的商業租戶也無法返場繼續經營，報德廣場更無從恢復往昔繁榮的商業生態。
與此同時，廣場的“公共用途”似乎也被高估。實際上，由於鋪設在新落成的建築物表面上小陶磚固定不牢的原因，此地常常重複性地出現封鎖待修的情況，反而使得實際活動空間比改造前更小。
至於雙年展的主展區——萬力工業區，是將南頭古城中原有的生產廠房“去工業化”後得到的。南頭的萬力工業區位於古城北部，建築面積14000餘平方米，由三棟廠房和兩棟宿舍形成一個完備的生產體系。作為深圳產業變遷的縮影，這裡曾經開辦過印刷廠、服裝廠、電子廠和五金廠，均經營順暢、欣欣向榮。然而2017年6月，為了配合雙年展的順利開展，派出所、管理處、街道、工作站，各部門全力配合，“動員”萬力工廠區中的企業儘快搬離。這種倉促搬遷使園區中的工廠損失設備、前途未卜，但最大的打擊則來自於務工人員的持續流失。
前文提到，南頭古城是一個生產和居住的混合區，對於外來務工人員而言這裡適合居住，生活方便；村中的南頭城小學方便打工子弟就讀，讓許多女工可以兼顧家庭生活與工作。這種便利性造就了南頭古城中工廠和工人之間穩定的聯繫，也成為工人考慮和選擇去向時的最大前提。當工廠需要撤出南頭古城時，不少工人只能選擇了辭職，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意味著他們之後並不容易在城市中再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相比報德廣場的鐵皮屋商鋪改造，萬力工業園區的處理比較簡單：室內空間的變化基本集中在廠區底層，以前的封閉生產車間被打通供各參展作品自由擺放，再根據不同主題組合成特色展區。廠房和宿舍樓的外牆、窗戶等雖基本維持著八九十年代的原樣，不過新增的巨幅壁畫仍然帶來了不同的況味——這個由西班牙團隊Boa Mistura寫下的“傳統/發展”四個大字，一方面點明瞭今天中國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也昭示著藝術家們指點江山的態度與介入現實的情懷。不過，就如同這四個字在城中村地景中的格格不入一樣，改造後的萬力工業區在城中村裡也落入了無以為繼的尷尬境地。按照規劃，“深雙”之後，工廠大廈將成為文化創意園區，迎接各種文化公司入駐，成為開放的創意聚集區和古城內年輕人的新生活區，然而這個方案卻遲遲無法落地。如今，創意園區既缺乏入駐企業，又缺乏承租運營公司，原來繁榮的工廠陷入空置。
報德廣場與萬力工業區改造的失敗，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南頭古城改造中的邏輯錯置：雖然本屆“深雙”聲稱要用展覽和改造為城中村正名，但它所主導的更新實踐其實正反諷地說明了城中村的生活邏輯和空間特質並沒有被從業者們尊重——“深雙”為南頭古城“量身訂造”的空間改造方案中貫徹著藝術家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並以“專業化”杜絕了原來空間里民間的、自由的、非正式的使用方式，其倡導和推動的經濟關係與生活方式也粗暴地取消了城中村本來已經孕育出的成熟生態。
▍“中產階級”化的城市改造
2018年3月下旬“深雙”的結束，似乎意味著南頭古城空間改造的結束。然而展覽進駐過程中所帶來的實踐卻持續地改變著城中村的經濟生態和社會結構，繼而進一步驅動城中村不斷變化，對“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形成了更為長遠和深切的影響。
“深雙”介入之前，南頭古城繁榮的祕訣得益於其中蓬勃生長的非正規經濟。首先，村集體和村民利用土地國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留用地和宅基地，以獨立開發或合作開發的形式形成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廉價的房地產出租市場，為城中村提供了可用於多種用途的低成本土地供應。這種非正規住房適應城中村經濟主體難以承擔城市標準住房租賃成本的特點，同時也會與其他非正規經濟形式互相催生和促進，形成一些集經營、居住、生活等多功能於一體的非正規租賃住宅，併為更小的商業設施提供附著空間。其次，作為地方自治組織，村集體對於出租土地與建築的使用性質和經營活動不加限制也不納入管理範圍的態度，使經濟主體得以在這裡規避複雜的制度成本，直接為非正規經濟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內部市場基礎。於是，一個低級別的經濟共生系統就此形成：房東得到房租收益，租客享有廉價住房和低生活成本的公共服務，而商販一方面為流動人口提供便利和廉價的生活配套服務，一方面也得益於這裡低門檻的創業空間、能夠僱傭一部分流動人口在店裡工作，使他們以城中村的社區商業為主要營生。正是這套自洽的經濟邏輯構成了被稱讚為“出奇生動”的城中村生態，使城中村成為一個富有活力、可持續的街區。
然而當藝術與行政結盟空降到南頭古城時，城中村的非正規經濟結構被公權力嚴重打擊。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討論過為滿足雙年展的場地需求，各權力部門通力合作，強制結束了原有空間的商業活動與生產；除此之外，正規行政手段對空間開展的諸多管理也破壞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生態多樣性。就像很多觀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樣，對南頭古城空間的系列規管破壞了以往城中村非正規經濟中有序的層級關係，驅逐了原有租戶中大量需要“自由空間”的出租車司機和滴滴車司機。這些新規則導致了城中村裡大批固定消費者的出走，打壓了城中村原先的便利與自由，因此大大損害了“後展覽時期”城中村的服務業經濟。
西方國家城市社區的更新有一種典型的模式，即高收入群體遷入改建後的、住房條件和治安狀況顯著改善的城區，與此同時，社區重建所引起的房價和租金上漲又迫使當地原來的低收入居民外遷。這一過程被稱為“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在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這一趨勢已初步萌芽：一方面，雙年展的舉辦暫時製造了一個繁華與高端的假象，提升了房東對土地升值的預期，促使他們調高租金，讓原本的租戶不堪重負，甚至選擇離開；另一方面，部分房東也開始選擇與更有實力的進駐資本合作，將物業租給後者，從而使其得到改造更新。例如深圳的互聯網公寓運營商鯉魚公寓就將位於南頭古城春景街的“握手樓”改建為“深圳鯉魚villa院子酒店”，實現了城中村典型住房價格的大規模躍升。
與其他城市中產階級化的方式類似，當地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在南頭古城的地產升級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南山區是深圳市近十年崛起的新貴，區內的升級和發展使該地急需進行舊城改造與城中村改造。因此當“深雙”以兼顧改造、保育、升級區內產業佈局的面貌落地南頭古城時，可謂正中政府下懷。在籌備展覽期間，南山區政府的態度始終很積極，它們引進深業集團承擔古城中的改造工程——後者是一家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全資擁有、深圳市國資委直管的大型綜合性企業集團，目前以房地產開發、運營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新興產業投資為主業—驅動了這裡的第一輪地產開發。也正是因為政府倡導、大型資本進駐、展覽順利舉辦釋出了足夠的信息，鼓動了社會的信心，後期才有其他小型資本跟隨風向投資南頭，共同改變了城中村的空間形態。
不過，南頭古城中產階級化的“非典型性”在於，本應替代城中原有社群遷入改造空間的高收入者始終是缺位的。這是因為南頭古城的中產階級化不完全是一個市場行為，而更像是一個被行政手段“催熟”的試驗空間。當地政府在改造壓力之下抱持著試一試的心態啟動了“深雙”提議的空間改造方案，而其帶來的“正規城市化”又有意無意地摧毀了該地的非正規經濟，其直接結果是從事基層服務業的租戶少了，政府期望的“高端人口”卻沒來。目前，古城中租金上漲，商業蕭條，導致被“深雙”製造出來的公共空間既無法被城內租戶消化掉又缺乏新的承租者，只能大量空置；與此同時，“深雙”推動的系列改造也無法改變南頭古城空間利用上的深層矛盾，遺蹟保護與改造發展的張力仍然存在，原先希望上馬的文化產業也因為南頭古城中“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限制沒有發展起來。在這樣不明朗的態勢之下，深業集團決意退出，政府又找來另一個國有企業接盤。直到目前為止，對南頭古城的改造還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
▍城市改造：未竟的事業
在當代中國被權力和資本所形塑的城市化過程中，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引入更高利潤率的地產開發和產業園規劃，已經成為城市更新的標準公式。在這個急迫的需求面前，南頭古城的更新藉由藝術手段而非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來展開區域內的城市更新，固然是因為其“城中村+歷史古城”的特殊性，但無疑也體現了當前體制處理問題時的靈活身段，反映了當今中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結盟與相互轉換。作為政府牽頭、政策導向、開發商參與支持的項目，南頭古城的改造手法前所未有地複雜化了展覽主辦方、地方政府與贊助商之間的關係，讓藝術形式、地方政績和商業利益扭結在一起。
在這一過程中，藝術並非自外於權力與資本組成的“增長同盟”，而是以共謀者的身份參與到了空間升級之中。藝術家和規劃師們給南頭設計的方案反映了商業化、規範化標準配置的思想，體現著一種全球化的中產階級審美與生活標準。然而，相對於功能切分清晰的現代城市空間，南頭古城原來的空間特色正在於工作、商業場所與住宅的混合使用，居民也自有他們生產、生活、交際與休閒的特定方式。雙年展所推行的改造並沒有尊重這一現實，反而窒息了原先草根的、成熟的市民網絡，把南頭古城變成了一個“低端中產階級化”的區域，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對於原居民的驅逐，也讓藝術實踐終於背離了它所聲稱的目標。南頭古城的改造以政府、藝術和資本三方的聯合為契機，但最終卻因高昂的治理成本和不可持續性，走到了迄今沒有一方獲利的結局。
—— 新書推薦 ——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原標題為《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篇幅所限，內容略有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作為中國開放與轉軌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輕與活力一直為人稱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與擴張也使這裡成為中國城中村問題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據統計，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積之和約佔全市總面積的16.7%，然而卻容納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體量，說明城中村已經成為深圳城市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後深圳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些管制相對自由、公共資源配置“欠發達”之地成為了外來中低收入階層聚居的廉租屋區與低端製造業的聚集區。同時，廣東村莊強大的自治能力也“保護”了城中村的強勢存續：自1982年以來，深圳政府雖不斷出臺管理文件推動土地流轉與國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為村莊和村民預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與村集體的發展用地，並維持其集體所有和集體使用；面對原住民在這些土地上的加建、違建形式，政府在與村社對壘的過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實際妥協。
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認為，城中村除了讓普通人能夠承擔失敗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以及多樣化的社區，它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系統，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業社會。然而從政府正規化管理和統一規劃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卻是一個亟待改造的問題地帶。
首先，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定中，宅基地性質的私人自建房本應用於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卻被用於盈利。該機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環境舒適性來換取居住空間的低租金與低價格，導致了空間發展的無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面亂象橫生。
其次，目前我國城市的治理體系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人地關係基礎之上，該體系以城市戶籍為邊界，對流動人口有社會性排斥，因此流動人口與他們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處於正規化管理的鞭長莫及之處。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城中村這樣的存量土地資源必須納入城市建設的統一佈局。
▍在行政與藝術之間：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門徑？
一直以來，各地政府都是以強硬的“政令性拆除”來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來，深圳似乎找到一種更加新穎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下文簡稱為“深雙”）在深圳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南頭古城中舉行，藝術家與策展人在用各種常規展覽與活動為這一城市另類空間“正名”的同時，也將展覽與古城更新計劃齊頭並進，對城中村空間進行新的改造，從而將其本身開闢為展場。這一創舉將市場機制、政府權力與藝術展覽結合在對城市空間的改變上，希望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並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實驗並沒有走向行政與藝術的雙贏，反而破壞了古城中本來興盛有序的生態，使其前景堪憂。
在南頭古城的改造中，深圳當地政府試圖以一種“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從而規避冰冷、強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遷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筆者對南頭古城雙年展進行了實地走訪和觀察，並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採訪。以南頭古城為案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國城市的發展和改造模式，一窺中國城市更新實踐的複雜性和悖論，也能探究在這一個案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當代中國“發展話語”裡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雙”的努力
南頭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這個舞臺展開的，但雙年展卻並非是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務而專設。嚴格說來，“深雙”源於“體制內決策”，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幾名官員在2004年推動創立。在行政權力的支持下，“深雙”作為一個藝術平臺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專業品牌，也逐漸將自身定位明確為圍繞“城市/建築”的國際性大型藝術展覽。在其發展過程中，“深雙”一方面形成了決策機構、展覽內容貢獻主體、執行機構、評審顧問機構四方協商與制衡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強化組織架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這可以從組委會的實際組成方式中看出。作為展覽的最高決策機構，“深雙”組委會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與各雙年展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和贊助企業等組成，負責雙年展的組織、出資、籌備和協調運作，擁有與展覽相關事項的決定權、展覽計劃和資金使用的審定權。這個結構不得不說是當下“中國特色”的某種折射。
自誕生之日起，“深雙”便展現出將展覽與深圳現實中的城市議題發展相鏈接的公共性傾向，而第七屆“城市共生”將展覽與空間改造合二為一的做法更是實現了展覽題材和展覽形式的雙重創新。第七屆雙年展的舉辦地南頭古城早在東晉時便已成為郡治和縣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間，這裡先是經歷了古城的消退和村莊的膨脹，後又隨著深圳城市化迎來了資本的野蠻生長，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如今，南頭古城佔地面積約7萬平方米，南城門和東城門仍在，古街格局也基本保留，然而古城的主要部分已成為居民的生活用地。14.92公頃面積上各類建築的總面積高達205876.9平方米，但實際人均生活面積不足10平方米，可見此地人口之稠密。大體量的人群聚集催生了南頭古城內繁榮的服務業，城內食肆、商鋪林立，在政府的弱勢規劃與監管下，各式店鋪、民居之間與歷史遺蹟雜陳並置。在南頭古城北側相對疏闊的地帶還有幾座工廠建築，來源於20世紀80年代起深圳農村的“修廠熱”，意圖通過出租廠房來提高村民收入，同時也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南頭古城作為“管制飛地”和“價格窪地”而吸引的大量外來人口，使這些工廠一直運轉順暢，充滿活力。應該說，南頭古城在21世紀已經發育為一個“成熟”的生產和居住混合區，可以視作自發城市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因應著這種特性，“深雙”策展人將南頭古城定位為“千年文化傳承譜系與近三十餘年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過程全光譜式並置呈現的珍貴城市文化樣本”，把展覽主旨放在褒獎城中村的空間價值上，並展現出以藝術作為方法來調和城中村的自發生長與政府的官方規劃的野心。而對於南頭古城及當地的南山區政府而言，承辦雙年展則可能意味著在城市更新任務上的突圍。由於歷史遺蹟與城中村在空間上的高度融合，南山區政府長時間以來一直無法有效開發南頭古城的文化旅遊資源，也受制於古蹟保護的約束無法騰出手腳進行城中村改造。因此，藉著深圳雙年展的時機，急於推進改造工作的南山區政府與第七屆“深雙”組委會一拍即合，共同投身於一場城市空間的改造實驗之中。
▍城市改造與公共空間養成
改造方案的關鍵在於為南頭古城創造出新的公共空間，既保留南頭古城的歷史結構，又為展覽建造展場，還能改善城中村混亂無序的問題，可謂一石三鳥。然而，為了在本已十分逼仄的城中村中開闢出新的公共空間，政治權力需要再次介入，撬動格局，改變一些既有空間的使用性質。因此南山區政府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達成協議，以行政手段統一租用南頭村集體在報德廣場周邊與萬力工業園區的物業，對其加以改造轉型。然而，這一改造在現實中的影響遠比政府所設想的要複雜。報德廣場原是位於古城中心的一塊小空場，20世紀70年代曾被作為南頭公社的打穀場使用，90年代則改建成水磨石地面的籃球場。21世紀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在籃球場左右兩側見縫插針地嵌入兩棟臨時鐵皮屋作為服裝雜貨市場和水果超市，並以集體物業的名義出租給小商戶，使此地逐漸成為古城中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2017年7月7日，原鐵皮商鋪的16家鋪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稱因政府舉辦雙年展的原因，商鋪所在地必須拆除作為展場，僅留13天時間給租戶搬離清空其所有物資。因十幾年前生產隊建這個臨時鐵皮商鋪時沒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戶簽訂合同，最終鋪主被迫接受此苛刻要求。雖然村股份公司承諾原鋪主雙年展後將擁有優先租賃權，但最終這些許諾被證實只是一紙空言。
兩個鐵皮屋騰空後，建築師將與廣場平行的原水果超市改造成為供“深雙”使用的展覽活動空間“南頭議事廳”，原服裝雜貨市場則成為主營建築規劃設計類進口圖書的“半層書店”。兩座建築風格現代，建築外牆呈現不規則臺階狀並向廣場延伸，連接和溝通原本高度不同、相互隔離的空間。設計師相信，這種設計放大並立體延展了城中村裡原本稀缺的公共空間，例如廣場上上演文化活動時，屋頂與臺階將可作為觀眾席被有效利用。也正因為能夠彈性地容納人流，策展人與建築師們認為這一區域會升級成為南頭古城的核心交流場所，即使撤展之後也將持續地服務於城中居民。
▍城市改造的邏輯悖論
然而這種預期太過樂觀了。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半層書店和南頭議事廳在設計之初便增加了具有空間錯落動感的內部臺階式等設計，使室內可用面積大大減小，空間使用彈性也隨之減少，提高了後續租用建築的門檻；而空間改造不僅提高了兩棟新修建築的身價，也讓整個區域的租金飆升。正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展覽結束、“深雙”退場後建築物無人接管、持續空置。而更可惜的是，“深雙”主導的鐵皮屋空間改造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即使展覽結束之後，從前的商業租戶也無法返場繼續經營，報德廣場更無從恢復往昔繁榮的商業生態。
與此同時，廣場的“公共用途”似乎也被高估。實際上，由於鋪設在新落成的建築物表面上小陶磚固定不牢的原因，此地常常重複性地出現封鎖待修的情況，反而使得實際活動空間比改造前更小。
至於雙年展的主展區——萬力工業區，是將南頭古城中原有的生產廠房“去工業化”後得到的。南頭的萬力工業區位於古城北部，建築面積14000餘平方米，由三棟廠房和兩棟宿舍形成一個完備的生產體系。作為深圳產業變遷的縮影，這裡曾經開辦過印刷廠、服裝廠、電子廠和五金廠，均經營順暢、欣欣向榮。然而2017年6月，為了配合雙年展的順利開展，派出所、管理處、街道、工作站，各部門全力配合，“動員”萬力工廠區中的企業儘快搬離。這種倉促搬遷使園區中的工廠損失設備、前途未卜，但最大的打擊則來自於務工人員的持續流失。
前文提到，南頭古城是一個生產和居住的混合區，對於外來務工人員而言這裡適合居住，生活方便；村中的南頭城小學方便打工子弟就讀，讓許多女工可以兼顧家庭生活與工作。這種便利性造就了南頭古城中工廠和工人之間穩定的聯繫，也成為工人考慮和選擇去向時的最大前提。當工廠需要撤出南頭古城時，不少工人只能選擇了辭職，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意味著他們之後並不容易在城市中再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相比報德廣場的鐵皮屋商鋪改造，萬力工業園區的處理比較簡單：室內空間的變化基本集中在廠區底層，以前的封閉生產車間被打通供各參展作品自由擺放，再根據不同主題組合成特色展區。廠房和宿舍樓的外牆、窗戶等雖基本維持著八九十年代的原樣，不過新增的巨幅壁畫仍然帶來了不同的況味——這個由西班牙團隊Boa Mistura寫下的“傳統/發展”四個大字，一方面點明瞭今天中國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也昭示著藝術家們指點江山的態度與介入現實的情懷。不過，就如同這四個字在城中村地景中的格格不入一樣，改造後的萬力工業區在城中村裡也落入了無以為繼的尷尬境地。按照規劃，“深雙”之後，工廠大廈將成為文化創意園區，迎接各種文化公司入駐，成為開放的創意聚集區和古城內年輕人的新生活區，然而這個方案卻遲遲無法落地。如今，創意園區既缺乏入駐企業，又缺乏承租運營公司，原來繁榮的工廠陷入空置。
報德廣場與萬力工業區改造的失敗，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南頭古城改造中的邏輯錯置：雖然本屆“深雙”聲稱要用展覽和改造為城中村正名，但它所主導的更新實踐其實正反諷地說明了城中村的生活邏輯和空間特質並沒有被從業者們尊重——“深雙”為南頭古城“量身訂造”的空間改造方案中貫徹著藝術家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並以“專業化”杜絕了原來空間里民間的、自由的、非正式的使用方式，其倡導和推動的經濟關係與生活方式也粗暴地取消了城中村本來已經孕育出的成熟生態。
▍“中產階級”化的城市改造
2018年3月下旬“深雙”的結束，似乎意味著南頭古城空間改造的結束。然而展覽進駐過程中所帶來的實踐卻持續地改變著城中村的經濟生態和社會結構，繼而進一步驅動城中村不斷變化，對“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形成了更為長遠和深切的影響。
“深雙”介入之前，南頭古城繁榮的祕訣得益於其中蓬勃生長的非正規經濟。首先，村集體和村民利用土地國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留用地和宅基地，以獨立開發或合作開發的形式形成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廉價的房地產出租市場，為城中村提供了可用於多種用途的低成本土地供應。這種非正規住房適應城中村經濟主體難以承擔城市標準住房租賃成本的特點，同時也會與其他非正規經濟形式互相催生和促進，形成一些集經營、居住、生活等多功能於一體的非正規租賃住宅，併為更小的商業設施提供附著空間。其次，作為地方自治組織，村集體對於出租土地與建築的使用性質和經營活動不加限制也不納入管理範圍的態度，使經濟主體得以在這裡規避複雜的制度成本，直接為非正規經濟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內部市場基礎。於是，一個低級別的經濟共生系統就此形成：房東得到房租收益，租客享有廉價住房和低生活成本的公共服務，而商販一方面為流動人口提供便利和廉價的生活配套服務，一方面也得益於這裡低門檻的創業空間、能夠僱傭一部分流動人口在店裡工作，使他們以城中村的社區商業為主要營生。正是這套自洽的經濟邏輯構成了被稱讚為“出奇生動”的城中村生態，使城中村成為一個富有活力、可持續的街區。
然而當藝術與行政結盟空降到南頭古城時，城中村的非正規經濟結構被公權力嚴重打擊。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討論過為滿足雙年展的場地需求，各權力部門通力合作，強制結束了原有空間的商業活動與生產；除此之外，正規行政手段對空間開展的諸多管理也破壞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生態多樣性。就像很多觀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樣，對南頭古城空間的系列規管破壞了以往城中村非正規經濟中有序的層級關係，驅逐了原有租戶中大量需要“自由空間”的出租車司機和滴滴車司機。這些新規則導致了城中村裡大批固定消費者的出走，打壓了城中村原先的便利與自由，因此大大損害了“後展覽時期”城中村的服務業經濟。
西方國家城市社區的更新有一種典型的模式，即高收入群體遷入改建後的、住房條件和治安狀況顯著改善的城區，與此同時，社區重建所引起的房價和租金上漲又迫使當地原來的低收入居民外遷。這一過程被稱為“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在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這一趨勢已初步萌芽：一方面，雙年展的舉辦暫時製造了一個繁華與高端的假象，提升了房東對土地升值的預期，促使他們調高租金，讓原本的租戶不堪重負，甚至選擇離開；另一方面，部分房東也開始選擇與更有實力的進駐資本合作，將物業租給後者，從而使其得到改造更新。例如深圳的互聯網公寓運營商鯉魚公寓就將位於南頭古城春景街的“握手樓”改建為“深圳鯉魚villa院子酒店”，實現了城中村典型住房價格的大規模躍升。
與其他城市中產階級化的方式類似，當地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在南頭古城的地產升級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南山區是深圳市近十年崛起的新貴，區內的升級和發展使該地急需進行舊城改造與城中村改造。因此當“深雙”以兼顧改造、保育、升級區內產業佈局的面貌落地南頭古城時，可謂正中政府下懷。在籌備展覽期間，南山區政府的態度始終很積極，它們引進深業集團承擔古城中的改造工程——後者是一家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全資擁有、深圳市國資委直管的大型綜合性企業集團，目前以房地產開發、運營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新興產業投資為主業—驅動了這裡的第一輪地產開發。也正是因為政府倡導、大型資本進駐、展覽順利舉辦釋出了足夠的信息，鼓動了社會的信心，後期才有其他小型資本跟隨風向投資南頭，共同改變了城中村的空間形態。
不過，南頭古城中產階級化的“非典型性”在於，本應替代城中原有社群遷入改造空間的高收入者始終是缺位的。這是因為南頭古城的中產階級化不完全是一個市場行為，而更像是一個被行政手段“催熟”的試驗空間。當地政府在改造壓力之下抱持著試一試的心態啟動了“深雙”提議的空間改造方案，而其帶來的“正規城市化”又有意無意地摧毀了該地的非正規經濟，其直接結果是從事基層服務業的租戶少了，政府期望的“高端人口”卻沒來。目前，古城中租金上漲，商業蕭條，導致被“深雙”製造出來的公共空間既無法被城內租戶消化掉又缺乏新的承租者，只能大量空置；與此同時，“深雙”推動的系列改造也無法改變南頭古城空間利用上的深層矛盾，遺蹟保護與改造發展的張力仍然存在，原先希望上馬的文化產業也因為南頭古城中“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限制沒有發展起來。在這樣不明朗的態勢之下，深業集團決意退出，政府又找來另一個國有企業接盤。直到目前為止，對南頭古城的改造還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
▍城市改造：未竟的事業
在當代中國被權力和資本所形塑的城市化過程中，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引入更高利潤率的地產開發和產業園規劃，已經成為城市更新的標準公式。在這個急迫的需求面前，南頭古城的更新藉由藝術手段而非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來展開區域內的城市更新，固然是因為其“城中村+歷史古城”的特殊性，但無疑也體現了當前體制處理問題時的靈活身段，反映了當今中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結盟與相互轉換。作為政府牽頭、政策導向、開發商參與支持的項目，南頭古城的改造手法前所未有地複雜化了展覽主辦方、地方政府與贊助商之間的關係，讓藝術形式、地方政績和商業利益扭結在一起。
在這一過程中，藝術並非自外於權力與資本組成的“增長同盟”，而是以共謀者的身份參與到了空間升級之中。藝術家和規劃師們給南頭設計的方案反映了商業化、規範化標準配置的思想，體現著一種全球化的中產階級審美與生活標準。然而，相對於功能切分清晰的現代城市空間，南頭古城原來的空間特色正在於工作、商業場所與住宅的混合使用，居民也自有他們生產、生活、交際與休閒的特定方式。雙年展所推行的改造並沒有尊重這一現實，反而窒息了原先草根的、成熟的市民網絡，把南頭古城變成了一個“低端中產階級化”的區域，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對於原居民的驅逐，也讓藝術實踐終於背離了它所聲稱的目標。南頭古城的改造以政府、藝術和資本三方的聯合為契機，但最終卻因高昂的治理成本和不可持續性，走到了迄今沒有一方獲利的結局。
—— 新書推薦 ——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原標題為《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篇幅所限，內容略有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打賞不設上限， 支持文化重建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作為中國開放與轉軌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輕與活力一直為人稱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與擴張也使這裡成為中國城中村問題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據統計，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積之和約佔全市總面積的16.7%，然而卻容納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體量，說明城中村已經成為深圳城市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後深圳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些管制相對自由、公共資源配置“欠發達”之地成為了外來中低收入階層聚居的廉租屋區與低端製造業的聚集區。同時，廣東村莊強大的自治能力也“保護”了城中村的強勢存續：自1982年以來，深圳政府雖不斷出臺管理文件推動土地流轉與國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為村莊和村民預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與村集體的發展用地，並維持其集體所有和集體使用；面對原住民在這些土地上的加建、違建形式，政府在與村社對壘的過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實際妥協。
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認為，城中村除了讓普通人能夠承擔失敗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以及多樣化的社區，它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系統，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業社會。然而從政府正規化管理和統一規劃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卻是一個亟待改造的問題地帶。
首先，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定中，宅基地性質的私人自建房本應用於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卻被用於盈利。該機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環境舒適性來換取居住空間的低租金與低價格，導致了空間發展的無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面亂象橫生。
其次，目前我國城市的治理體系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人地關係基礎之上，該體系以城市戶籍為邊界，對流動人口有社會性排斥，因此流動人口與他們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處於正規化管理的鞭長莫及之處。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城中村這樣的存量土地資源必須納入城市建設的統一佈局。
▍在行政與藝術之間：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門徑？
一直以來，各地政府都是以強硬的“政令性拆除”來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來，深圳似乎找到一種更加新穎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下文簡稱為“深雙”）在深圳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南頭古城中舉行，藝術家與策展人在用各種常規展覽與活動為這一城市另類空間“正名”的同時，也將展覽與古城更新計劃齊頭並進，對城中村空間進行新的改造，從而將其本身開闢為展場。這一創舉將市場機制、政府權力與藝術展覽結合在對城市空間的改變上，希望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並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實驗並沒有走向行政與藝術的雙贏，反而破壞了古城中本來興盛有序的生態，使其前景堪憂。
在南頭古城的改造中，深圳當地政府試圖以一種“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從而規避冰冷、強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遷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筆者對南頭古城雙年展進行了實地走訪和觀察，並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採訪。以南頭古城為案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國城市的發展和改造模式，一窺中國城市更新實踐的複雜性和悖論，也能探究在這一個案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當代中國“發展話語”裡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雙”的努力
南頭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這個舞臺展開的，但雙年展卻並非是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務而專設。嚴格說來，“深雙”源於“體制內決策”，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幾名官員在2004年推動創立。在行政權力的支持下，“深雙”作為一個藝術平臺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專業品牌，也逐漸將自身定位明確為圍繞“城市/建築”的國際性大型藝術展覽。在其發展過程中，“深雙”一方面形成了決策機構、展覽內容貢獻主體、執行機構、評審顧問機構四方協商與制衡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強化組織架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這可以從組委會的實際組成方式中看出。作為展覽的最高決策機構，“深雙”組委會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與各雙年展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和贊助企業等組成，負責雙年展的組織、出資、籌備和協調運作，擁有與展覽相關事項的決定權、展覽計劃和資金使用的審定權。這個結構不得不說是當下“中國特色”的某種折射。
自誕生之日起，“深雙”便展現出將展覽與深圳現實中的城市議題發展相鏈接的公共性傾向，而第七屆“城市共生”將展覽與空間改造合二為一的做法更是實現了展覽題材和展覽形式的雙重創新。第七屆雙年展的舉辦地南頭古城早在東晉時便已成為郡治和縣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間，這裡先是經歷了古城的消退和村莊的膨脹，後又隨著深圳城市化迎來了資本的野蠻生長，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如今，南頭古城佔地面積約7萬平方米，南城門和東城門仍在，古街格局也基本保留，然而古城的主要部分已成為居民的生活用地。14.92公頃面積上各類建築的總面積高達205876.9平方米，但實際人均生活面積不足10平方米，可見此地人口之稠密。大體量的人群聚集催生了南頭古城內繁榮的服務業，城內食肆、商鋪林立，在政府的弱勢規劃與監管下，各式店鋪、民居之間與歷史遺蹟雜陳並置。在南頭古城北側相對疏闊的地帶還有幾座工廠建築，來源於20世紀80年代起深圳農村的“修廠熱”，意圖通過出租廠房來提高村民收入，同時也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南頭古城作為“管制飛地”和“價格窪地”而吸引的大量外來人口，使這些工廠一直運轉順暢，充滿活力。應該說，南頭古城在21世紀已經發育為一個“成熟”的生產和居住混合區，可以視作自發城市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因應著這種特性，“深雙”策展人將南頭古城定位為“千年文化傳承譜系與近三十餘年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過程全光譜式並置呈現的珍貴城市文化樣本”，把展覽主旨放在褒獎城中村的空間價值上，並展現出以藝術作為方法來調和城中村的自發生長與政府的官方規劃的野心。而對於南頭古城及當地的南山區政府而言，承辦雙年展則可能意味著在城市更新任務上的突圍。由於歷史遺蹟與城中村在空間上的高度融合，南山區政府長時間以來一直無法有效開發南頭古城的文化旅遊資源，也受制於古蹟保護的約束無法騰出手腳進行城中村改造。因此，藉著深圳雙年展的時機，急於推進改造工作的南山區政府與第七屆“深雙”組委會一拍即合，共同投身於一場城市空間的改造實驗之中。
▍城市改造與公共空間養成
改造方案的關鍵在於為南頭古城創造出新的公共空間，既保留南頭古城的歷史結構，又為展覽建造展場，還能改善城中村混亂無序的問題，可謂一石三鳥。然而，為了在本已十分逼仄的城中村中開闢出新的公共空間，政治權力需要再次介入，撬動格局，改變一些既有空間的使用性質。因此南山區政府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達成協議，以行政手段統一租用南頭村集體在報德廣場周邊與萬力工業園區的物業，對其加以改造轉型。然而，這一改造在現實中的影響遠比政府所設想的要複雜。報德廣場原是位於古城中心的一塊小空場，20世紀70年代曾被作為南頭公社的打穀場使用，90年代則改建成水磨石地面的籃球場。21世紀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在籃球場左右兩側見縫插針地嵌入兩棟臨時鐵皮屋作為服裝雜貨市場和水果超市，並以集體物業的名義出租給小商戶，使此地逐漸成為古城中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2017年7月7日，原鐵皮商鋪的16家鋪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稱因政府舉辦雙年展的原因，商鋪所在地必須拆除作為展場，僅留13天時間給租戶搬離清空其所有物資。因十幾年前生產隊建這個臨時鐵皮商鋪時沒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戶簽訂合同，最終鋪主被迫接受此苛刻要求。雖然村股份公司承諾原鋪主雙年展後將擁有優先租賃權，但最終這些許諾被證實只是一紙空言。
兩個鐵皮屋騰空後，建築師將與廣場平行的原水果超市改造成為供“深雙”使用的展覽活動空間“南頭議事廳”，原服裝雜貨市場則成為主營建築規劃設計類進口圖書的“半層書店”。兩座建築風格現代，建築外牆呈現不規則臺階狀並向廣場延伸，連接和溝通原本高度不同、相互隔離的空間。設計師相信，這種設計放大並立體延展了城中村裡原本稀缺的公共空間，例如廣場上上演文化活動時，屋頂與臺階將可作為觀眾席被有效利用。也正因為能夠彈性地容納人流，策展人與建築師們認為這一區域會升級成為南頭古城的核心交流場所，即使撤展之後也將持續地服務於城中居民。
▍城市改造的邏輯悖論
然而這種預期太過樂觀了。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半層書店和南頭議事廳在設計之初便增加了具有空間錯落動感的內部臺階式等設計，使室內可用面積大大減小，空間使用彈性也隨之減少，提高了後續租用建築的門檻；而空間改造不僅提高了兩棟新修建築的身價，也讓整個區域的租金飆升。正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展覽結束、“深雙”退場後建築物無人接管、持續空置。而更可惜的是，“深雙”主導的鐵皮屋空間改造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即使展覽結束之後，從前的商業租戶也無法返場繼續經營，報德廣場更無從恢復往昔繁榮的商業生態。
與此同時，廣場的“公共用途”似乎也被高估。實際上，由於鋪設在新落成的建築物表面上小陶磚固定不牢的原因，此地常常重複性地出現封鎖待修的情況，反而使得實際活動空間比改造前更小。
至於雙年展的主展區——萬力工業區，是將南頭古城中原有的生產廠房“去工業化”後得到的。南頭的萬力工業區位於古城北部，建築面積14000餘平方米，由三棟廠房和兩棟宿舍形成一個完備的生產體系。作為深圳產業變遷的縮影，這裡曾經開辦過印刷廠、服裝廠、電子廠和五金廠，均經營順暢、欣欣向榮。然而2017年6月，為了配合雙年展的順利開展，派出所、管理處、街道、工作站，各部門全力配合，“動員”萬力工廠區中的企業儘快搬離。這種倉促搬遷使園區中的工廠損失設備、前途未卜，但最大的打擊則來自於務工人員的持續流失。
前文提到，南頭古城是一個生產和居住的混合區，對於外來務工人員而言這裡適合居住，生活方便；村中的南頭城小學方便打工子弟就讀，讓許多女工可以兼顧家庭生活與工作。這種便利性造就了南頭古城中工廠和工人之間穩定的聯繫，也成為工人考慮和選擇去向時的最大前提。當工廠需要撤出南頭古城時，不少工人只能選擇了辭職，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意味著他們之後並不容易在城市中再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相比報德廣場的鐵皮屋商鋪改造，萬力工業園區的處理比較簡單：室內空間的變化基本集中在廠區底層，以前的封閉生產車間被打通供各參展作品自由擺放，再根據不同主題組合成特色展區。廠房和宿舍樓的外牆、窗戶等雖基本維持著八九十年代的原樣，不過新增的巨幅壁畫仍然帶來了不同的況味——這個由西班牙團隊Boa Mistura寫下的“傳統/發展”四個大字，一方面點明瞭今天中國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也昭示著藝術家們指點江山的態度與介入現實的情懷。不過，就如同這四個字在城中村地景中的格格不入一樣，改造後的萬力工業區在城中村裡也落入了無以為繼的尷尬境地。按照規劃，“深雙”之後，工廠大廈將成為文化創意園區，迎接各種文化公司入駐，成為開放的創意聚集區和古城內年輕人的新生活區，然而這個方案卻遲遲無法落地。如今，創意園區既缺乏入駐企業，又缺乏承租運營公司，原來繁榮的工廠陷入空置。
報德廣場與萬力工業區改造的失敗，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南頭古城改造中的邏輯錯置：雖然本屆“深雙”聲稱要用展覽和改造為城中村正名，但它所主導的更新實踐其實正反諷地說明了城中村的生活邏輯和空間特質並沒有被從業者們尊重——“深雙”為南頭古城“量身訂造”的空間改造方案中貫徹著藝術家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並以“專業化”杜絕了原來空間里民間的、自由的、非正式的使用方式，其倡導和推動的經濟關係與生活方式也粗暴地取消了城中村本來已經孕育出的成熟生態。
▍“中產階級”化的城市改造
2018年3月下旬“深雙”的結束，似乎意味著南頭古城空間改造的結束。然而展覽進駐過程中所帶來的實踐卻持續地改變著城中村的經濟生態和社會結構，繼而進一步驅動城中村不斷變化，對“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形成了更為長遠和深切的影響。
“深雙”介入之前，南頭古城繁榮的祕訣得益於其中蓬勃生長的非正規經濟。首先，村集體和村民利用土地國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留用地和宅基地，以獨立開發或合作開發的形式形成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廉價的房地產出租市場，為城中村提供了可用於多種用途的低成本土地供應。這種非正規住房適應城中村經濟主體難以承擔城市標準住房租賃成本的特點，同時也會與其他非正規經濟形式互相催生和促進，形成一些集經營、居住、生活等多功能於一體的非正規租賃住宅，併為更小的商業設施提供附著空間。其次，作為地方自治組織，村集體對於出租土地與建築的使用性質和經營活動不加限制也不納入管理範圍的態度，使經濟主體得以在這裡規避複雜的制度成本，直接為非正規經濟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內部市場基礎。於是，一個低級別的經濟共生系統就此形成：房東得到房租收益，租客享有廉價住房和低生活成本的公共服務，而商販一方面為流動人口提供便利和廉價的生活配套服務，一方面也得益於這裡低門檻的創業空間、能夠僱傭一部分流動人口在店裡工作，使他們以城中村的社區商業為主要營生。正是這套自洽的經濟邏輯構成了被稱讚為“出奇生動”的城中村生態，使城中村成為一個富有活力、可持續的街區。
然而當藝術與行政結盟空降到南頭古城時，城中村的非正規經濟結構被公權力嚴重打擊。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討論過為滿足雙年展的場地需求，各權力部門通力合作，強制結束了原有空間的商業活動與生產；除此之外，正規行政手段對空間開展的諸多管理也破壞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生態多樣性。就像很多觀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樣，對南頭古城空間的系列規管破壞了以往城中村非正規經濟中有序的層級關係，驅逐了原有租戶中大量需要“自由空間”的出租車司機和滴滴車司機。這些新規則導致了城中村裡大批固定消費者的出走，打壓了城中村原先的便利與自由，因此大大損害了“後展覽時期”城中村的服務業經濟。
西方國家城市社區的更新有一種典型的模式，即高收入群體遷入改建後的、住房條件和治安狀況顯著改善的城區，與此同時，社區重建所引起的房價和租金上漲又迫使當地原來的低收入居民外遷。這一過程被稱為“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在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這一趨勢已初步萌芽：一方面，雙年展的舉辦暫時製造了一個繁華與高端的假象，提升了房東對土地升值的預期，促使他們調高租金，讓原本的租戶不堪重負，甚至選擇離開；另一方面，部分房東也開始選擇與更有實力的進駐資本合作，將物業租給後者，從而使其得到改造更新。例如深圳的互聯網公寓運營商鯉魚公寓就將位於南頭古城春景街的“握手樓”改建為“深圳鯉魚villa院子酒店”，實現了城中村典型住房價格的大規模躍升。
與其他城市中產階級化的方式類似，當地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在南頭古城的地產升級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南山區是深圳市近十年崛起的新貴，區內的升級和發展使該地急需進行舊城改造與城中村改造。因此當“深雙”以兼顧改造、保育、升級區內產業佈局的面貌落地南頭古城時，可謂正中政府下懷。在籌備展覽期間，南山區政府的態度始終很積極，它們引進深業集團承擔古城中的改造工程——後者是一家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全資擁有、深圳市國資委直管的大型綜合性企業集團，目前以房地產開發、運營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新興產業投資為主業—驅動了這裡的第一輪地產開發。也正是因為政府倡導、大型資本進駐、展覽順利舉辦釋出了足夠的信息，鼓動了社會的信心，後期才有其他小型資本跟隨風向投資南頭，共同改變了城中村的空間形態。
不過，南頭古城中產階級化的“非典型性”在於，本應替代城中原有社群遷入改造空間的高收入者始終是缺位的。這是因為南頭古城的中產階級化不完全是一個市場行為，而更像是一個被行政手段“催熟”的試驗空間。當地政府在改造壓力之下抱持著試一試的心態啟動了“深雙”提議的空間改造方案，而其帶來的“正規城市化”又有意無意地摧毀了該地的非正規經濟，其直接結果是從事基層服務業的租戶少了，政府期望的“高端人口”卻沒來。目前，古城中租金上漲，商業蕭條，導致被“深雙”製造出來的公共空間既無法被城內租戶消化掉又缺乏新的承租者，只能大量空置；與此同時，“深雙”推動的系列改造也無法改變南頭古城空間利用上的深層矛盾，遺蹟保護與改造發展的張力仍然存在，原先希望上馬的文化產業也因為南頭古城中“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限制沒有發展起來。在這樣不明朗的態勢之下，深業集團決意退出，政府又找來另一個國有企業接盤。直到目前為止，對南頭古城的改造還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
▍城市改造：未竟的事業
在當代中國被權力和資本所形塑的城市化過程中，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引入更高利潤率的地產開發和產業園規劃，已經成為城市更新的標準公式。在這個急迫的需求面前，南頭古城的更新藉由藝術手段而非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來展開區域內的城市更新，固然是因為其“城中村+歷史古城”的特殊性，但無疑也體現了當前體制處理問題時的靈活身段，反映了當今中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結盟與相互轉換。作為政府牽頭、政策導向、開發商參與支持的項目，南頭古城的改造手法前所未有地複雜化了展覽主辦方、地方政府與贊助商之間的關係，讓藝術形式、地方政績和商業利益扭結在一起。
在這一過程中，藝術並非自外於權力與資本組成的“增長同盟”，而是以共謀者的身份參與到了空間升級之中。藝術家和規劃師們給南頭設計的方案反映了商業化、規範化標準配置的思想，體現著一種全球化的中產階級審美與生活標準。然而，相對於功能切分清晰的現代城市空間，南頭古城原來的空間特色正在於工作、商業場所與住宅的混合使用，居民也自有他們生產、生活、交際與休閒的特定方式。雙年展所推行的改造並沒有尊重這一現實，反而窒息了原先草根的、成熟的市民網絡，把南頭古城變成了一個“低端中產階級化”的區域，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對於原居民的驅逐，也讓藝術實踐終於背離了它所聲稱的目標。南頭古城的改造以政府、藝術和資本三方的聯合為契機，但最終卻因高昂的治理成本和不可持續性，走到了迄今沒有一方獲利的結局。
—— 新書推薦 ——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原標題為《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篇幅所限，內容略有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打賞不設上限， 支持文化重建
《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現已上市，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即可訂閱。
✪ 李瀟雨 |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人文社科學院
【導讀】城市改造是城市化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命題。作為特大城市的深圳與香港，同樣面臨城市空間的更新與優化問題。在過去很長的歷史時期內，香港作為深圳學習的典例，其為深圳城市發展提供了多元思考路徑，並且在無形中影響深圳的城市更新與改造。本文作者認為，在城市活力與城市壓力並存的當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三者結盟下的深圳南頭古城的改造，植入了一種基於全球化的中產階級的審美與生活標準。它在重塑城市空間格局的同時，也造成了對原住民生活網絡與自發秩序的干預，終致產生了一系列的新的社會問題，並增加了城市治理成本。這種模式及其衍生後果，使得我們不得不持續對勘深港兩地的城市更新及其潛在問題，由此構成了城市更新與改造論題的雙城記。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特此編髮，以饗讀者。
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
▍作為“灰色地帶”的城中村
城中村是中國市場經濟時期的快速城市化與計劃經濟時期遺留的城鄉二元結構相碰撞的矛盾產物。新中國成立後，中國逐漸形成了城鄉二元分割的制度結構，與此對應，城鄉的土地權益也被區分開來：城市土地為國有，權屬明確，政府可實行統一規劃管理和市政投入；城郊以外的農村土地則屬於集體，產權由村社內所有成員共有，土地使用分級明確且限制繁多，與城市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套制度“行之有效”地實行至70年代末，然而改革開放後快速的都市化進程根本挑戰了其治下的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一方面，工業化的快速鋪展與人口的快速湧入，使得城市空間急速擴張，吞噬其周邊的城郊與農村地塊、改造其土地性質；而另一方面，以往的三級土地所有制無法在短時間內被全盤瓦解和消化，也直接導致以往制度下的人員與社會關係繼續留存，使轉制無法一蹴而就。城中村正是在這兩種制度的夾縫中誕生，並以一種“非正式”的方式持續演進，生長成為一種“非城非村，亦城亦村”、既傳統又現代、既合法又非法的灰色地帶。
作為中國開放與轉軌的巨大成果，深圳的年輕與活力一直為人稱道，然而急速的都市化與擴張也使這裡成為中國城中村問題最為突出的城市之一。據統計，深圳所有城中村的面積之和約佔全市總面積的16.7%，然而卻容納了45%的人口。如此巨大的體量，說明城中村已經成為深圳城市經濟社會體系中不可或缺的結構性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後深圳外向型經濟的迅猛發展，這些管制相對自由、公共資源配置“欠發達”之地成為了外來中低收入階層聚居的廉租屋區與低端製造業的聚集區。同時，廣東村莊強大的自治能力也“保護”了城中村的強勢存續：自1982年以來，深圳政府雖不斷出臺管理文件推動土地流轉與國有化，但都不得不每每為村莊和村民預留一定比例的宅基地與村集體的發展用地，並維持其集體所有和集體使用；面對原住民在這些土地上的加建、違建形式，政府在與村社對壘的過程中也只能一次次做出實際妥協。
人類學者馬立安（Mary Ann O’Donnell）認為，城中村除了讓普通人能夠承擔失敗成本外，更提供了多元的城市生態以及多樣化的社區，它包容著豐富的社會群體，形成了一個混雜共生的生態系統，正是這些多樣性將深圳孵化為一個創業社會。然而從政府正規化管理和統一規劃的角度來看，城中村卻是一個亟待改造的問題地帶。
首先，在我國正式制度規定中，宅基地性質的私人自建房本應用於家庭自住，但城中村中的自建房卻被用於盈利。該機制以最低限度的公共環境舒適性來換取居住空間的低租金與低價格，導致了空間發展的無序格局，也使城中村在消防、衛生、治安等諸多方面亂象橫生。
其次，目前我國城市的治理體系建立在相對穩定的人地關係基礎之上，該體系以城市戶籍為邊界，對流動人口有社會性排斥，因此流動人口與他們所聚集的城中村也往往處於正規化管理的鞭長莫及之處。
另外，深圳市目前的土地資源已經難以滿足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城中村這樣的存量土地資源必須納入城市建設的統一佈局。
▍在行政與藝術之間：城中村改造的最新門徑？
一直以來，各地政府都是以強硬的“政令性拆除”來推行城中村改造。而近年來，深圳似乎找到一種更加新穎和安全的方式。2017年11月至2018年3月，第七屆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下文簡稱為“深雙”）在深圳一個典型的城中村——南頭古城中舉行，藝術家與策展人在用各種常規展覽與活動為這一城市另類空間“正名”的同時，也將展覽與古城更新計劃齊頭並進，對城中村空間進行新的改造，從而將其本身開闢為展場。這一創舉將市場機制、政府權力與藝術展覽結合在對城市空間的改變上，希望為城中村注入新的活力並保育其特殊性。然而遺憾的是，這個實驗並沒有走向行政與藝術的雙贏，反而破壞了古城中本來興盛有序的生態，使其前景堪憂。
在南頭古城的改造中，深圳當地政府試圖以一種“去行政化”的方式推行都市更新，從而規避冰冷、強硬的工作方式和高昂的拆遷成本。2018年3月至2018年底，筆者對南頭古城雙年展進行了實地走訪和觀察，並對相關從業人員進行了採訪。以南頭古城為案例，我們可以更深入地反思中國城市的發展和改造模式，一窺中國城市更新實踐的複雜性和悖論，也能探究在這一個案中“藝術”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在當代中國“發展話語”裡的位置。
▍城市更新中的深港合作：“深雙”的努力
南頭古城的更新是借用“深圳香港城市/建築雙城雙年展”這個舞臺展開的，但雙年展卻並非是為深圳的城市更新任務而專設。嚴格說來，“深雙”源於“體制內決策”，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的幾名官員在2004年推動創立。在行政權力的支持下，“深雙”作為一個藝術平臺成功樹立了自己的專業品牌，也逐漸將自身定位明確為圍繞“城市/建築”的國際性大型藝術展覽。在其發展過程中，“深雙”一方面形成了決策機構、展覽內容貢獻主體、執行機構、評審顧問機構四方協商與制衡的機制，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強化組織架構中權力與資本的結合。這可以從組委會的實際組成方式中看出。作為展覽的最高決策機構，“深雙”組委會由深圳市規劃和國土資源委員會與各雙年展主辦、承辦、協辦單位和贊助企業等組成，負責雙年展的組織、出資、籌備和協調運作，擁有與展覽相關事項的決定權、展覽計劃和資金使用的審定權。這個結構不得不說是當下“中國特色”的某種折射。
自誕生之日起，“深雙”便展現出將展覽與深圳現實中的城市議題發展相鏈接的公共性傾向，而第七屆“城市共生”將展覽與空間改造合二為一的做法更是實現了展覽題材和展覽形式的雙重創新。第七屆雙年展的舉辦地南頭古城早在東晉時便已成為郡治和縣治的所在地，而近百年間，這裡先是經歷了古城的消退和村莊的膨脹，後又隨著深圳城市化迎來了資本的野蠻生長，形成了典型的城中村格局。
如今，南頭古城佔地面積約7萬平方米，南城門和東城門仍在，古街格局也基本保留，然而古城的主要部分已成為居民的生活用地。14.92公頃面積上各類建築的總面積高達205876.9平方米，但實際人均生活面積不足10平方米，可見此地人口之稠密。大體量的人群聚集催生了南頭古城內繁榮的服務業，城內食肆、商鋪林立，在政府的弱勢規劃與監管下，各式店鋪、民居之間與歷史遺蹟雜陳並置。在南頭古城北側相對疏闊的地帶還有幾座工廠建築，來源於20世紀80年代起深圳農村的“修廠熱”，意圖通過出租廠房來提高村民收入，同時也為村民提供就業機會。南頭古城作為“管制飛地”和“價格窪地”而吸引的大量外來人口，使這些工廠一直運轉順暢，充滿活力。應該說，南頭古城在21世紀已經發育為一個“成熟”的生產和居住混合區，可以視作自發城市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因應著這種特性，“深雙”策展人將南頭古城定位為“千年文化傳承譜系與近三十餘年中國高速城市化的過程全光譜式並置呈現的珍貴城市文化樣本”，把展覽主旨放在褒獎城中村的空間價值上，並展現出以藝術作為方法來調和城中村的自發生長與政府的官方規劃的野心。而對於南頭古城及當地的南山區政府而言，承辦雙年展則可能意味著在城市更新任務上的突圍。由於歷史遺蹟與城中村在空間上的高度融合，南山區政府長時間以來一直無法有效開發南頭古城的文化旅遊資源，也受制於古蹟保護的約束無法騰出手腳進行城中村改造。因此，藉著深圳雙年展的時機，急於推進改造工作的南山區政府與第七屆“深雙”組委會一拍即合，共同投身於一場城市空間的改造實驗之中。
▍城市改造與公共空間養成
改造方案的關鍵在於為南頭古城創造出新的公共空間，既保留南頭古城的歷史結構，又為展覽建造展場，還能改善城中村混亂無序的問題，可謂一石三鳥。然而，為了在本已十分逼仄的城中村中開闢出新的公共空間，政治權力需要再次介入，撬動格局，改變一些既有空間的使用性質。因此南山區政府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達成協議，以行政手段統一租用南頭村集體在報德廣場周邊與萬力工業園區的物業，對其加以改造轉型。然而，這一改造在現實中的影響遠比政府所設想的要複雜。報德廣場原是位於古城中心的一塊小空場，20世紀70年代曾被作為南頭公社的打穀場使用，90年代則改建成水磨石地面的籃球場。21世紀後，南頭古城股份公司在籃球場左右兩側見縫插針地嵌入兩棟臨時鐵皮屋作為服裝雜貨市場和水果超市，並以集體物業的名義出租給小商戶，使此地逐漸成為古城中繁華的商業中心之一。2017年7月7日，原鐵皮商鋪的16家鋪主突然接到村股份公司通知，稱因政府舉辦雙年展的原因，商鋪所在地必須拆除作為展場，僅留13天時間給租戶搬離清空其所有物資。因十幾年前生產隊建這個臨時鐵皮商鋪時沒有按法律程序和租戶簽訂合同，最終鋪主被迫接受此苛刻要求。雖然村股份公司承諾原鋪主雙年展後將擁有優先租賃權，但最終這些許諾被證實只是一紙空言。
兩個鐵皮屋騰空後，建築師將與廣場平行的原水果超市改造成為供“深雙”使用的展覽活動空間“南頭議事廳”，原服裝雜貨市場則成為主營建築規劃設計類進口圖書的“半層書店”。兩座建築風格現代，建築外牆呈現不規則臺階狀並向廣場延伸，連接和溝通原本高度不同、相互隔離的空間。設計師相信，這種設計放大並立體延展了城中村裡原本稀缺的公共空間，例如廣場上上演文化活動時，屋頂與臺階將可作為觀眾席被有效利用。也正因為能夠彈性地容納人流，策展人與建築師們認為這一區域會升級成為南頭古城的核心交流場所，即使撤展之後也將持續地服務於城中居民。
▍城市改造的邏輯悖論
然而這種預期太過樂觀了。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務，半層書店和南頭議事廳在設計之初便增加了具有空間錯落動感的內部臺階式等設計，使室內可用面積大大減小，空間使用彈性也隨之減少，提高了後續租用建築的門檻；而空間改造不僅提高了兩棟新修建築的身價，也讓整個區域的租金飆升。正是這兩個原因導致了展覽結束、“深雙”退場後建築物無人接管、持續空置。而更可惜的是，“深雙”主導的鐵皮屋空間改造是一個不可逆的過程，因此即使展覽結束之後，從前的商業租戶也無法返場繼續經營，報德廣場更無從恢復往昔繁榮的商業生態。
與此同時，廣場的“公共用途”似乎也被高估。實際上，由於鋪設在新落成的建築物表面上小陶磚固定不牢的原因，此地常常重複性地出現封鎖待修的情況，反而使得實際活動空間比改造前更小。
至於雙年展的主展區——萬力工業區，是將南頭古城中原有的生產廠房“去工業化”後得到的。南頭的萬力工業區位於古城北部，建築面積14000餘平方米，由三棟廠房和兩棟宿舍形成一個完備的生產體系。作為深圳產業變遷的縮影，這裡曾經開辦過印刷廠、服裝廠、電子廠和五金廠，均經營順暢、欣欣向榮。然而2017年6月，為了配合雙年展的順利開展，派出所、管理處、街道、工作站，各部門全力配合，“動員”萬力工廠區中的企業儘快搬離。這種倉促搬遷使園區中的工廠損失設備、前途未卜，但最大的打擊則來自於務工人員的持續流失。
前文提到，南頭古城是一個生產和居住的混合區，對於外來務工人員而言這裡適合居住，生活方便；村中的南頭城小學方便打工子弟就讀，讓許多女工可以兼顧家庭生活與工作。這種便利性造就了南頭古城中工廠和工人之間穩定的聯繫，也成為工人考慮和選擇去向時的最大前提。當工廠需要撤出南頭古城時，不少工人只能選擇了辭職，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意味著他們之後並不容易在城市中再找到合適的工作了。
相比報德廣場的鐵皮屋商鋪改造，萬力工業園區的處理比較簡單：室內空間的變化基本集中在廠區底層，以前的封閉生產車間被打通供各參展作品自由擺放，再根據不同主題組合成特色展區。廠房和宿舍樓的外牆、窗戶等雖基本維持著八九十年代的原樣，不過新增的巨幅壁畫仍然帶來了不同的況味——這個由西班牙團隊Boa Mistura寫下的“傳統/發展”四個大字，一方面點明瞭今天中國的兩難處境，一方面也昭示著藝術家們指點江山的態度與介入現實的情懷。不過，就如同這四個字在城中村地景中的格格不入一樣，改造後的萬力工業區在城中村裡也落入了無以為繼的尷尬境地。按照規劃，“深雙”之後，工廠大廈將成為文化創意園區，迎接各種文化公司入駐，成為開放的創意聚集區和古城內年輕人的新生活區，然而這個方案卻遲遲無法落地。如今，創意園區既缺乏入駐企業，又缺乏承租運營公司，原來繁榮的工廠陷入空置。
報德廣場與萬力工業區改造的失敗，讓我們不得不正視南頭古城改造中的邏輯錯置：雖然本屆“深雙”聲稱要用展覽和改造為城中村正名，但它所主導的更新實踐其實正反諷地說明了城中村的生活邏輯和空間特質並沒有被從業者們尊重——“深雙”為南頭古城“量身訂造”的空間改造方案中貫徹著藝術家不切實際的浪漫想象，並以“專業化”杜絕了原來空間里民間的、自由的、非正式的使用方式，其倡導和推動的經濟關係與生活方式也粗暴地取消了城中村本來已經孕育出的成熟生態。
▍“中產階級”化的城市改造
2018年3月下旬“深雙”的結束，似乎意味著南頭古城空間改造的結束。然而展覽進駐過程中所帶來的實踐卻持續地改變著城中村的經濟生態和社會結構，繼而進一步驅動城中村不斷變化，對“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形成了更為長遠和深切的影響。
“深雙”介入之前，南頭古城繁榮的祕訣得益於其中蓬勃生長的非正規經濟。首先，村集體和村民利用土地國有化過程中產生的留用地和宅基地，以獨立開發或合作開發的形式形成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一個廉價的房地產出租市場，為城中村提供了可用於多種用途的低成本土地供應。這種非正規住房適應城中村經濟主體難以承擔城市標準住房租賃成本的特點，同時也會與其他非正規經濟形式互相催生和促進，形成一些集經營、居住、生活等多功能於一體的非正規租賃住宅，併為更小的商業設施提供附著空間。其次，作為地方自治組織，村集體對於出租土地與建築的使用性質和經營活動不加限制也不納入管理範圍的態度，使經濟主體得以在這裡規避複雜的制度成本，直接為非正規經濟創造了一個穩定的內部市場基礎。於是，一個低級別的經濟共生系統就此形成：房東得到房租收益，租客享有廉價住房和低生活成本的公共服務，而商販一方面為流動人口提供便利和廉價的生活配套服務，一方面也得益於這裡低門檻的創業空間、能夠僱傭一部分流動人口在店裡工作，使他們以城中村的社區商業為主要營生。正是這套自洽的經濟邏輯構成了被稱讚為“出奇生動”的城中村生態，使城中村成為一個富有活力、可持續的街區。
然而當藝術與行政結盟空降到南頭古城時，城中村的非正規經濟結構被公權力嚴重打擊。在上文中，我們已經討論過為滿足雙年展的場地需求，各權力部門通力合作，強制結束了原有空間的商業活動與生產；除此之外，正規行政手段對空間開展的諸多管理也破壞了城中村非正規經濟的生態多樣性。就像很多觀察者所注意到的那樣，對南頭古城空間的系列規管破壞了以往城中村非正規經濟中有序的層級關係，驅逐了原有租戶中大量需要“自由空間”的出租車司機和滴滴車司機。這些新規則導致了城中村裡大批固定消費者的出走，打壓了城中村原先的便利與自由，因此大大損害了“後展覽時期”城中村的服務業經濟。
西方國家城市社區的更新有一種典型的模式，即高收入群體遷入改建後的、住房條件和治安狀況顯著改善的城區，與此同時，社區重建所引起的房價和租金上漲又迫使當地原來的低收入居民外遷。這一過程被稱為“中產階級化”（gentrification）。在後展覽時期的南頭古城，這一趨勢已初步萌芽：一方面，雙年展的舉辦暫時製造了一個繁華與高端的假象，提升了房東對土地升值的預期，促使他們調高租金，讓原本的租戶不堪重負，甚至選擇離開；另一方面，部分房東也開始選擇與更有實力的進駐資本合作，將物業租給後者，從而使其得到改造更新。例如深圳的互聯網公寓運營商鯉魚公寓就將位於南頭古城春景街的“握手樓”改建為“深圳鯉魚villa院子酒店”，實現了城中村典型住房價格的大規模躍升。
與其他城市中產階級化的方式類似，當地政府和房地產開發商在南頭古城的地產升級過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南山區是深圳市近十年崛起的新貴，區內的升級和發展使該地急需進行舊城改造與城中村改造。因此當“深雙”以兼顧改造、保育、升級區內產業佈局的面貌落地南頭古城時，可謂正中政府下懷。在籌備展覽期間，南山區政府的態度始終很積極，它們引進深業集團承擔古城中的改造工程——後者是一家由深圳市人民政府全資擁有、深圳市國資委直管的大型綜合性企業集團，目前以房地產開發、運營服務、基礎設施建設、新興產業投資為主業—驅動了這裡的第一輪地產開發。也正是因為政府倡導、大型資本進駐、展覽順利舉辦釋出了足夠的信息，鼓動了社會的信心，後期才有其他小型資本跟隨風向投資南頭，共同改變了城中村的空間形態。
不過，南頭古城中產階級化的“非典型性”在於，本應替代城中原有社群遷入改造空間的高收入者始終是缺位的。這是因為南頭古城的中產階級化不完全是一個市場行為，而更像是一個被行政手段“催熟”的試驗空間。當地政府在改造壓力之下抱持著試一試的心態啟動了“深雙”提議的空間改造方案，而其帶來的“正規城市化”又有意無意地摧毀了該地的非正規經濟，其直接結果是從事基層服務業的租戶少了，政府期望的“高端人口”卻沒來。目前，古城中租金上漲，商業蕭條，導致被“深雙”製造出來的公共空間既無法被城內租戶消化掉又缺乏新的承租者，只能大量空置；與此同時，“深雙”推動的系列改造也無法改變南頭古城空間利用上的深層矛盾，遺蹟保護與改造發展的張力仍然存在，原先希望上馬的文化產業也因為南頭古城中“歷史文化街區”的保護限制沒有發展起來。在這樣不明朗的態勢之下，深業集團決意退出，政府又找來另一個國有企業接盤。直到目前為止，對南頭古城的改造還是一場沒有贏家的博弈。
▍城市改造：未竟的事業
在當代中國被權力和資本所形塑的城市化過程中，提高土地利用價值、引入更高利潤率的地產開發和產業園規劃，已經成為城市更新的標準公式。在這個急迫的需求面前，南頭古城的更新藉由藝術手段而非強制性的行政命令來展開區域內的城市更新，固然是因為其“城中村+歷史古城”的特殊性，但無疑也體現了當前體制處理問題時的靈活身段，反映了當今中國政治資本、文化資本與經濟資本之間的結盟與相互轉換。作為政府牽頭、政策導向、開發商參與支持的項目，南頭古城的改造手法前所未有地複雜化了展覽主辦方、地方政府與贊助商之間的關係，讓藝術形式、地方政績和商業利益扭結在一起。
在這一過程中，藝術並非自外於權力與資本組成的“增長同盟”，而是以共謀者的身份參與到了空間升級之中。藝術家和規劃師們給南頭設計的方案反映了商業化、規範化標準配置的思想，體現著一種全球化的中產階級審美與生活標準。然而，相對於功能切分清晰的現代城市空間，南頭古城原來的空間特色正在於工作、商業場所與住宅的混合使用，居民也自有他們生產、生活、交際與休閒的特定方式。雙年展所推行的改造並沒有尊重這一現實，反而窒息了原先草根的、成熟的市民網絡，把南頭古城變成了一個“低端中產階級化”的區域，因而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對於原居民的驅逐，也讓藝術實踐終於背離了它所聲稱的目標。南頭古城的改造以政府、藝術和資本三方的聯合為契機，但最終卻因高昂的治理成本和不可持續性，走到了迄今沒有一方獲利的結局。
—— 新書推薦 ——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9年8月新刊，原標題為《深圳都市更新中的空間政治》。篇幅所限，內容略有編刪。圖片來源於網絡，如有侵權，敬請聯繫刪除。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打賞不設上限， 支持文化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