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安東尼·艾福瑞特
雅典民主雖然確立，但若無配套設施保護則難以長久，克里斯提尼對此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這些制度雖然讓包括克里斯提尼家族在內的貴族一度失去了權柄，但同時也讓貴族贏得了平民的信任，可以說是雙贏的結局。
文/安東尼·艾福瑞特
雅典民主雖然確立，但若無配套設施保護則難以長久，克里斯提尼對此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這些制度雖然讓包括克里斯提尼家族在內的貴族一度失去了權柄，但同時也讓貴族贏得了平民的信任，可以說是雙贏的結局。
血緣共同體昇華為地區共同體
1
在靠近市政廳的集會廣場上，豎立著一座宏偉的紀念碑。它的大理石基座約有16米長，2米寬，上面安放了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銅雕像，兩端各有兩個金屬三腳凳，就像女祭司在傳達德爾斐神諭時坐的那個凳子。
紀念碑周圍矗立著石柱支撐的木質欄杆。各種公告張貼於此——軍隊官兵的花名冊、訴訟告示、法律草案、剛成年男子（ephebe）的名單。這個地方當時一定十分繁忙，來來往往的人們在這裡尋找著各種信息和指示。
十尊雕像刻畫了雅典的十位傳奇英雄。他們主要是早期的國王，還有英雄或半人半神。這組雕像被統稱為“齊名英雄紀念碑”（Monumentof the Eponymous Heroes）。克里斯提尼把全體公民分到十個新的部落中，取代了原有的四個部落，並用這十個英雄的名字來命名。這些雕像是雅典的守護者，因此備受敬仰。
文/安東尼·艾福瑞特
雅典民主雖然確立，但若無配套設施保護則難以長久，克里斯提尼對此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這些制度雖然讓包括克里斯提尼家族在內的貴族一度失去了權柄，但同時也讓貴族贏得了平民的信任，可以說是雙贏的結局。
血緣共同體昇華為地區共同體
1
在靠近市政廳的集會廣場上，豎立著一座宏偉的紀念碑。它的大理石基座約有16米長，2米寬，上面安放了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銅雕像，兩端各有兩個金屬三腳凳，就像女祭司在傳達德爾斐神諭時坐的那個凳子。
紀念碑周圍矗立著石柱支撐的木質欄杆。各種公告張貼於此——軍隊官兵的花名冊、訴訟告示、法律草案、剛成年男子（ephebe）的名單。這個地方當時一定十分繁忙，來來往往的人們在這裡尋找著各種信息和指示。
十尊雕像刻畫了雅典的十位傳奇英雄。他們主要是早期的國王，還有英雄或半人半神。這組雕像被統稱為“齊名英雄紀念碑”（Monumentof the Eponymous Heroes）。克里斯提尼把全體公民分到十個新的部落中，取代了原有的四個部落，並用這十個英雄的名字來命名。這些雕像是雅典的守護者，因此備受敬仰。
克里斯提尼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確保雅典民主的維持
克里斯提尼建立新部落的目的是消除或至少是削弱主要的政治派系（即海岸派、平原派和山地派）的影響，這三派不斷製造麻煩，引發衝突和動盪。他也希望藉此削弱胞族（phratry）的權力，這些胞族都是四個舊部落沿襲下來的分支。每個公民必須歸屬於其中的一個胞族。
貴族宗族可能曾經為施加政治影響力而對他們進行壓迫。克里斯提尼采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實現了他的目標。十個部落必須從阿提卡三個不同的地區招募自己的成員，這三個地區分別是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和雅典。它們被稱為“特里提斯”（trittys，即三一區），三個區通常並不相鄰。這意味著同一部落的成員來自國家的不同地方，人們過去那種對鄉土的眷戀和對領地的忠誠便不復存在了。
雅典政治的基本單位是德莫區（demos）：這個詞不僅指全體民眾（前文已經做了解釋），還代表了鄉村或城市的分區。克里斯提尼把阿提卡分成了139個德莫區（英語中通常使用“ demes”這個詞）。每一個德莫區歸到一個特里提斯下，也就隸屬於一個部落。克里斯提尼明白，要想實現國家層面的民主，必須在國內推行民主政策，並且將權力下放至地方。
德莫區便是微縮的雅典。它擁有自己的議會，可以頒佈地方事務法令，並選出官員和地方長官。它還負責舉辦眾多的當地節日活動和宗教儀式。德莫區還從胞族統治者那裡接管了一些事務，包括更新公民人員名單和確認成年男子成為公民。
官方文件中按照不同的德莫區區分公民，而不像以前那樣按照他們父親的姓氏區分。如果按照這種區分法，一個男子所屬的德莫區就是他的居住地，即使他和他的後代移居到阿提卡的其他地方，他們也永遠是最初那個德莫區的成員。
古希臘民主有制度設計，效率不低
2
管理德莫區並非易事，但積累的經驗十分有用，因為克里斯提尼對參與國家事務的普通雅典公民有很高的要求。
雅典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在集會廣場舉行。在實行民主統治的第一年，這裡就召開過公民大會。市場攤位收拾一空，人們聚集到滿是塵土的廣場上參與辯論，批准法律，徵收稅款。
十幾年後，雅典公民大會轉移到了普尼克斯（Pnyx），該地是一處岩石裸露的山坡，從上面可以俯瞰集會廣場。到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人專門在普尼克斯的山頂設計了一個貝殼型平臺，公民大會便轉到此處召開。這裡可以容納8000到13000人（公元前4 世紀時，平臺又進行了擴建）。
當時，城邦公民的總數在幾萬之間，雖然數字龐大，但只有少數公民願意或有空定期參加會議。當然，無論會議何時舉行，總有不少公民忙於田間勞作或從事手工業生產；至於其他公民，不是出國經商，便是隨軍出征，參加雅典頻繁的對外戰爭。
公民大會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構，它所做出的決定不得更改，除非（如果你非常幸運）另外再舉行一次會議進行討論。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窮人比富人擁有更多的權力，因為他們的人數更多，而且少數服從多數是至高無上的法則” 。
公民大會平均每九天舉行一次，如果有必要，額外的緊急會議也會臨時舉行。會議正式生效需要達到6000人的法定參會人數。由於公民大會並不完全強制公民出席會議，所以要確保參會人數符合法定要求還須費一番周折。與會人員須自帶口糧和坐墊—這並不奇怪，因為會議通常會從早開到晚。
從公元前5世紀80年代開始，300名被稱作“塞西亞（即斯基泰）弓箭手”的共有奴隸組成了雅典的警察部隊。在公民大會召開的日子，他們拿著塗有赭石粉的“趕人索”掃過市場，把市場上閒聊或閒逛的人趕至會場。任何公民缺席會議或衣服上留有紅色標記都可能受到懲罰。
發言者站在一個特殊的講壇（bema）上向公民演講。任何公民都有權打斷並參與辯論。投票方式並不是無記名的，而是舉手表決。
距離齊名英雄紀念碑不遠，有一座約25米見方的大型建築，它就是議事廳（bouleuterion）。五百人議事會就在此會面。
梭倫創立的四百人議事會以四大舊部落為基礎，克里斯提尼將其廢除後，又設立了一個全新的、有影響力的議會機構，這便是五百人議事會。德莫區通過提名的方式準備一份長長的人員名單，十個新部落每年以抽籤的方式從中各選出50 人。即將離任的議事會成員審查那些中籤的人。每個公民在一生之中最多可以擔任兩次議事會成員，而且在十年之內最多隻能擔任一次。
文/安東尼·艾福瑞特
雅典民主雖然確立，但若無配套設施保護則難以長久，克里斯提尼對此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這些制度雖然讓包括克里斯提尼家族在內的貴族一度失去了權柄，但同時也讓貴族贏得了平民的信任，可以說是雙贏的結局。
血緣共同體昇華為地區共同體
1
在靠近市政廳的集會廣場上，豎立著一座宏偉的紀念碑。它的大理石基座約有16米長，2米寬，上面安放了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銅雕像，兩端各有兩個金屬三腳凳，就像女祭司在傳達德爾斐神諭時坐的那個凳子。
紀念碑周圍矗立著石柱支撐的木質欄杆。各種公告張貼於此——軍隊官兵的花名冊、訴訟告示、法律草案、剛成年男子（ephebe）的名單。這個地方當時一定十分繁忙，來來往往的人們在這裡尋找著各種信息和指示。
十尊雕像刻畫了雅典的十位傳奇英雄。他們主要是早期的國王，還有英雄或半人半神。這組雕像被統稱為“齊名英雄紀念碑”（Monumentof the Eponymous Heroes）。克里斯提尼把全體公民分到十個新的部落中，取代了原有的四個部落，並用這十個英雄的名字來命名。這些雕像是雅典的守護者，因此備受敬仰。
克里斯提尼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確保雅典民主的維持
克里斯提尼建立新部落的目的是消除或至少是削弱主要的政治派系（即海岸派、平原派和山地派）的影響，這三派不斷製造麻煩，引發衝突和動盪。他也希望藉此削弱胞族（phratry）的權力，這些胞族都是四個舊部落沿襲下來的分支。每個公民必須歸屬於其中的一個胞族。
貴族宗族可能曾經為施加政治影響力而對他們進行壓迫。克里斯提尼采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實現了他的目標。十個部落必須從阿提卡三個不同的地區招募自己的成員，這三個地區分別是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和雅典。它們被稱為“特里提斯”（trittys，即三一區），三個區通常並不相鄰。這意味著同一部落的成員來自國家的不同地方，人們過去那種對鄉土的眷戀和對領地的忠誠便不復存在了。
雅典政治的基本單位是德莫區（demos）：這個詞不僅指全體民眾（前文已經做了解釋），還代表了鄉村或城市的分區。克里斯提尼把阿提卡分成了139個德莫區（英語中通常使用“ demes”這個詞）。每一個德莫區歸到一個特里提斯下，也就隸屬於一個部落。克里斯提尼明白，要想實現國家層面的民主，必須在國內推行民主政策，並且將權力下放至地方。
德莫區便是微縮的雅典。它擁有自己的議會，可以頒佈地方事務法令，並選出官員和地方長官。它還負責舉辦眾多的當地節日活動和宗教儀式。德莫區還從胞族統治者那裡接管了一些事務，包括更新公民人員名單和確認成年男子成為公民。
官方文件中按照不同的德莫區區分公民，而不像以前那樣按照他們父親的姓氏區分。如果按照這種區分法，一個男子所屬的德莫區就是他的居住地，即使他和他的後代移居到阿提卡的其他地方，他們也永遠是最初那個德莫區的成員。
古希臘民主有制度設計，效率不低
2
管理德莫區並非易事，但積累的經驗十分有用，因為克里斯提尼對參與國家事務的普通雅典公民有很高的要求。
雅典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在集會廣場舉行。在實行民主統治的第一年，這裡就召開過公民大會。市場攤位收拾一空，人們聚集到滿是塵土的廣場上參與辯論，批准法律，徵收稅款。
十幾年後，雅典公民大會轉移到了普尼克斯（Pnyx），該地是一處岩石裸露的山坡，從上面可以俯瞰集會廣場。到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人專門在普尼克斯的山頂設計了一個貝殼型平臺，公民大會便轉到此處召開。這裡可以容納8000到13000人（公元前4 世紀時，平臺又進行了擴建）。
當時，城邦公民的總數在幾萬之間，雖然數字龐大，但只有少數公民願意或有空定期參加會議。當然，無論會議何時舉行，總有不少公民忙於田間勞作或從事手工業生產；至於其他公民，不是出國經商，便是隨軍出征，參加雅典頻繁的對外戰爭。
公民大會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構，它所做出的決定不得更改，除非（如果你非常幸運）另外再舉行一次會議進行討論。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窮人比富人擁有更多的權力，因為他們的人數更多，而且少數服從多數是至高無上的法則” 。
公民大會平均每九天舉行一次，如果有必要，額外的緊急會議也會臨時舉行。會議正式生效需要達到6000人的法定參會人數。由於公民大會並不完全強制公民出席會議，所以要確保參會人數符合法定要求還須費一番周折。與會人員須自帶口糧和坐墊—這並不奇怪，因為會議通常會從早開到晚。
從公元前5世紀80年代開始，300名被稱作“塞西亞（即斯基泰）弓箭手”的共有奴隸組成了雅典的警察部隊。在公民大會召開的日子，他們拿著塗有赭石粉的“趕人索”掃過市場，把市場上閒聊或閒逛的人趕至會場。任何公民缺席會議或衣服上留有紅色標記都可能受到懲罰。
發言者站在一個特殊的講壇（bema）上向公民演講。任何公民都有權打斷並參與辯論。投票方式並不是無記名的，而是舉手表決。
距離齊名英雄紀念碑不遠，有一座約25米見方的大型建築，它就是議事廳（bouleuterion）。五百人議事會就在此會面。
梭倫創立的四百人議事會以四大舊部落為基礎，克里斯提尼將其廢除後，又設立了一個全新的、有影響力的議會機構，這便是五百人議事會。德莫區通過提名的方式準備一份長長的人員名單，十個新部落每年以抽籤的方式從中各選出50 人。即將離任的議事會成員審查那些中籤的人。每個公民在一生之中最多可以擔任兩次議事會成員，而且在十年之內最多隻能擔任一次。
五百人議事會
同梭倫一樣，克里斯提尼也認為抽籤法很實用，可以確保每個人享有平等的機會，遏制腐敗，並且能讓神靈來做決定。或許抽籤最重要的意義是鼓勵公民密切關注時政，因為說不準什麼時候就輪到他們在公共生活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五百人議事會是雅典的最高行政機構，與各部門官員一起處理全部的公共事務。其最重要的任務是為公民大會擬定議程，公民大會只能討論五百人議事會已經通過的議題。
但是，500個人組成的委員會因人數太過龐大而缺乏效率。人們把一年（360天，必要的時候加上閏月）分為十個部分。十個部落各選50名議員組成下屬委員會，輪流執政，任期為一年的十分之一，即36天。
在任職期間，委員需要承擔五百人議事會的日常工作。他們在集會廣場的圓形會場（Tholos）辦公，在那裡吃住，費用由公款承擔。他們採取24小時三班倒的工作制度，保證至少有17人一直在工作崗位，以便處理緊急事件。他們通過抽籤來選出當天的委員會主席或委員長。
在軍事方面，每個部落需要提供一個重裝步兵團和一個騎兵中隊的兵力，由一位將軍（strategos）統領。如有形勢需要，十位將軍也會成為海軍艦隊的指揮官。
公元前5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將軍們在國內政治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雅典人懂得常識，他們知道，要想在陸戰和海戰中取勝，需要軍事經驗和才能。對於十將軍的職位，他們儘量避免使用隨機選擇的方式來任命，並且根據具體情況允許驍勇善戰的將軍保有長期的指揮權。
這讓我們想起梭倫，他曾用抽籤的方式任命九名執政官來管理城邦。九名執政官中包括軍隊總司令（polemarch，字面意思是“戰爭領袖”）。後來，梭倫的行政權力逐漸減弱。幾年之後，將軍取代他成了執政官，獲得了海陸軍隊和公民大會的最高行政權。
克里斯提尼創立的另一項制度便是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如有需要，公民大會每年投票一次，流放一位政界要員，流放期限為十年。公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提名流放之人。
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犯罪，而是表達人們的意願。用普魯塔克的話來說，是為了“打擊和削弱政治家們壓迫性的威望和權力”。畢竟，作為受人歡迎的領袖和軍事指揮官，庇西特拉圖曾經利用自己的職位當上了僭主。克里斯提尼必須防止這種情況再度出現。
在公民大會舉行的專門會議上，全體公民都可以進行無記名投票。人們可以把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刻到陶片（ostracon，“ ostracism”就源於此）上，然後放入甕中，用這種方式推舉出自己期望放逐的人選。參與投票的公民必須達到6000人的法定人數，投票才算生效。得票最多者必須在十天之內離開雅典。如果他試圖回國，就會被處以死刑。但是如果他遵守規定，國家會在他流放期滿後准許其返回雅典，歸還其財產，恢復其公民權。如果他願意，還可以恢復公職。
文/安東尼·艾福瑞特
雅典民主雖然確立，但若無配套設施保護則難以長久，克里斯提尼對此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這些制度雖然讓包括克里斯提尼家族在內的貴族一度失去了權柄，但同時也讓貴族贏得了平民的信任，可以說是雙贏的結局。
血緣共同體昇華為地區共同體
1
在靠近市政廳的集會廣場上，豎立著一座宏偉的紀念碑。它的大理石基座約有16米長，2米寬，上面安放了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銅雕像，兩端各有兩個金屬三腳凳，就像女祭司在傳達德爾斐神諭時坐的那個凳子。
紀念碑周圍矗立著石柱支撐的木質欄杆。各種公告張貼於此——軍隊官兵的花名冊、訴訟告示、法律草案、剛成年男子（ephebe）的名單。這個地方當時一定十分繁忙，來來往往的人們在這裡尋找著各種信息和指示。
十尊雕像刻畫了雅典的十位傳奇英雄。他們主要是早期的國王，還有英雄或半人半神。這組雕像被統稱為“齊名英雄紀念碑”（Monumentof the Eponymous Heroes）。克里斯提尼把全體公民分到十個新的部落中，取代了原有的四個部落，並用這十個英雄的名字來命名。這些雕像是雅典的守護者，因此備受敬仰。
克里斯提尼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確保雅典民主的維持
克里斯提尼建立新部落的目的是消除或至少是削弱主要的政治派系（即海岸派、平原派和山地派）的影響，這三派不斷製造麻煩，引發衝突和動盪。他也希望藉此削弱胞族（phratry）的權力，這些胞族都是四個舊部落沿襲下來的分支。每個公民必須歸屬於其中的一個胞族。
貴族宗族可能曾經為施加政治影響力而對他們進行壓迫。克里斯提尼采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實現了他的目標。十個部落必須從阿提卡三個不同的地區招募自己的成員，這三個地區分別是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和雅典。它們被稱為“特里提斯”（trittys，即三一區），三個區通常並不相鄰。這意味著同一部落的成員來自國家的不同地方，人們過去那種對鄉土的眷戀和對領地的忠誠便不復存在了。
雅典政治的基本單位是德莫區（demos）：這個詞不僅指全體民眾（前文已經做了解釋），還代表了鄉村或城市的分區。克里斯提尼把阿提卡分成了139個德莫區（英語中通常使用“ demes”這個詞）。每一個德莫區歸到一個特里提斯下，也就隸屬於一個部落。克里斯提尼明白，要想實現國家層面的民主，必須在國內推行民主政策，並且將權力下放至地方。
德莫區便是微縮的雅典。它擁有自己的議會，可以頒佈地方事務法令，並選出官員和地方長官。它還負責舉辦眾多的當地節日活動和宗教儀式。德莫區還從胞族統治者那裡接管了一些事務，包括更新公民人員名單和確認成年男子成為公民。
官方文件中按照不同的德莫區區分公民，而不像以前那樣按照他們父親的姓氏區分。如果按照這種區分法，一個男子所屬的德莫區就是他的居住地，即使他和他的後代移居到阿提卡的其他地方，他們也永遠是最初那個德莫區的成員。
古希臘民主有制度設計，效率不低
2
管理德莫區並非易事，但積累的經驗十分有用，因為克里斯提尼對參與國家事務的普通雅典公民有很高的要求。
雅典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在集會廣場舉行。在實行民主統治的第一年，這裡就召開過公民大會。市場攤位收拾一空，人們聚集到滿是塵土的廣場上參與辯論，批准法律，徵收稅款。
十幾年後，雅典公民大會轉移到了普尼克斯（Pnyx），該地是一處岩石裸露的山坡，從上面可以俯瞰集會廣場。到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人專門在普尼克斯的山頂設計了一個貝殼型平臺，公民大會便轉到此處召開。這裡可以容納8000到13000人（公元前4 世紀時，平臺又進行了擴建）。
當時，城邦公民的總數在幾萬之間，雖然數字龐大，但只有少數公民願意或有空定期參加會議。當然，無論會議何時舉行，總有不少公民忙於田間勞作或從事手工業生產；至於其他公民，不是出國經商，便是隨軍出征，參加雅典頻繁的對外戰爭。
公民大會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構，它所做出的決定不得更改，除非（如果你非常幸運）另外再舉行一次會議進行討論。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窮人比富人擁有更多的權力，因為他們的人數更多，而且少數服從多數是至高無上的法則” 。
公民大會平均每九天舉行一次，如果有必要，額外的緊急會議也會臨時舉行。會議正式生效需要達到6000人的法定參會人數。由於公民大會並不完全強制公民出席會議，所以要確保參會人數符合法定要求還須費一番周折。與會人員須自帶口糧和坐墊—這並不奇怪，因為會議通常會從早開到晚。
從公元前5世紀80年代開始，300名被稱作“塞西亞（即斯基泰）弓箭手”的共有奴隸組成了雅典的警察部隊。在公民大會召開的日子，他們拿著塗有赭石粉的“趕人索”掃過市場，把市場上閒聊或閒逛的人趕至會場。任何公民缺席會議或衣服上留有紅色標記都可能受到懲罰。
發言者站在一個特殊的講壇（bema）上向公民演講。任何公民都有權打斷並參與辯論。投票方式並不是無記名的，而是舉手表決。
距離齊名英雄紀念碑不遠，有一座約25米見方的大型建築，它就是議事廳（bouleuterion）。五百人議事會就在此會面。
梭倫創立的四百人議事會以四大舊部落為基礎，克里斯提尼將其廢除後，又設立了一個全新的、有影響力的議會機構，這便是五百人議事會。德莫區通過提名的方式準備一份長長的人員名單，十個新部落每年以抽籤的方式從中各選出50 人。即將離任的議事會成員審查那些中籤的人。每個公民在一生之中最多可以擔任兩次議事會成員，而且在十年之內最多隻能擔任一次。
五百人議事會
同梭倫一樣，克里斯提尼也認為抽籤法很實用，可以確保每個人享有平等的機會，遏制腐敗，並且能讓神靈來做決定。或許抽籤最重要的意義是鼓勵公民密切關注時政，因為說不準什麼時候就輪到他們在公共生活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五百人議事會是雅典的最高行政機構，與各部門官員一起處理全部的公共事務。其最重要的任務是為公民大會擬定議程，公民大會只能討論五百人議事會已經通過的議題。
但是，500個人組成的委員會因人數太過龐大而缺乏效率。人們把一年（360天，必要的時候加上閏月）分為十個部分。十個部落各選50名議員組成下屬委員會，輪流執政，任期為一年的十分之一，即36天。
在任職期間，委員需要承擔五百人議事會的日常工作。他們在集會廣場的圓形會場（Tholos）辦公，在那裡吃住，費用由公款承擔。他們採取24小時三班倒的工作制度，保證至少有17人一直在工作崗位，以便處理緊急事件。他們通過抽籤來選出當天的委員會主席或委員長。
在軍事方面，每個部落需要提供一個重裝步兵團和一個騎兵中隊的兵力，由一位將軍（strategos）統領。如有形勢需要，十位將軍也會成為海軍艦隊的指揮官。
公元前5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將軍們在國內政治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雅典人懂得常識，他們知道，要想在陸戰和海戰中取勝，需要軍事經驗和才能。對於十將軍的職位，他們儘量避免使用隨機選擇的方式來任命，並且根據具體情況允許驍勇善戰的將軍保有長期的指揮權。
這讓我們想起梭倫，他曾用抽籤的方式任命九名執政官來管理城邦。九名執政官中包括軍隊總司令（polemarch，字面意思是“戰爭領袖”）。後來，梭倫的行政權力逐漸減弱。幾年之後，將軍取代他成了執政官，獲得了海陸軍隊和公民大會的最高行政權。
克里斯提尼創立的另一項制度便是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如有需要，公民大會每年投票一次，流放一位政界要員，流放期限為十年。公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提名流放之人。
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犯罪，而是表達人們的意願。用普魯塔克的話來說，是為了“打擊和削弱政治家們壓迫性的威望和權力”。畢竟，作為受人歡迎的領袖和軍事指揮官，庇西特拉圖曾經利用自己的職位當上了僭主。克里斯提尼必須防止這種情況再度出現。
在公民大會舉行的專門會議上，全體公民都可以進行無記名投票。人們可以把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刻到陶片（ostracon，“ ostracism”就源於此）上，然後放入甕中，用這種方式推舉出自己期望放逐的人選。參與投票的公民必須達到6000人的法定人數，投票才算生效。得票最多者必須在十天之內離開雅典。如果他試圖回國，就會被處以死刑。但是如果他遵守規定，國家會在他流放期滿後准許其返回雅典，歸還其財產，恢復其公民權。如果他願意，還可以恢復公職。
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陶片
奇怪的是，陶片放逐法真正實行了總共不到20年的時間。只有當每年1月或2月公民大會的議員確定了要放逐某人時，陶片放逐才會實行。年復一年，議員們都對是否要放逐某人提出異議。我們很難解釋這種有意拖延的做法。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政客們都害怕自己會惹禍上身，擔心如果自己第一個提議放逐別人，到第二年有可能自食其果，成為被放逐的對象。
既不損害戰鬥力，也不撕裂社會
3
眾所周知，斯巴達偏愛寡頭政治。它迫切地想要再次插手雅典的國家事務，終止這種危險的民主實踐。對於曾經受過羞辱的國王克萊奧梅尼來說，復仇的時刻終於來臨。公元前506 年，他率領一支由斯巴達人及其盟友組成的軍隊，從伯羅奔尼撒半島出發，大舉進攻雅典。
與此同時，彼奧提亞人從北方向雅典發動進攻，另一支軍隊從埃維厄島的卡爾息狄斯（Chalcidice）跨越狹窄的海峽，進入阿提卡。雅典的新興民主政治前途暗淡。
但是斯巴達的一個盟友對這次遠征的正義性做了重新思考，最後決定撤回軍隊。克萊奧梅尼同另一位斯巴達國王德瑪拉託斯（Demaratus）發生了爭執。斯巴達人別無選擇，只能忍氣吞聲，悄悄地溜回國內。隨後，雅典軍隊在同一天的兩場戰鬥中重創了彼奧提亞人和卡爾息狄斯人，甚至還吞併了卡爾息狄斯人的部分領土。
總之，對雅典人民來說，這是一個相當好的結果。克里斯提尼和他的民主革命也安全地躲過了這一劫。
克里斯提尼進行改革，在雅典建立了民主制度。這一過程的驚人之處在於其邏輯純粹，樂觀激進，事在人為。他們在改革和建立民主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妥協，因此改革本質上與政治手段無關。各方之間也未討價還價。改革體現了當代學者所說的“古典理性”（archaicrationality），它指的是一種能力，即勇於面對困難，從根源上重新思考問題，即便牽強附會，也要堅持找到符合邏輯的解決方案。
克里斯提尼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離不開雅典人民對於革新的熱切期盼。他所創建的民主政體延續了兩個世紀，期間很少有中斷。
民主的運作離不開每一位公民的積極參與。亞里士多德曾指出，民主的一個關鍵原則是“每個人都輪流被人統治和統治他人”，但對於這一點，亞里士多德並不認同，雖然他沒有明確言明。這樣的民主形式對富人來說或許並不是什麼麻煩事，因為他們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對普通僱工來說卻要難得多。失業者和無固定工作的窮人雖然看似空閒，但並不願意閒著，他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以維持生計。
幾十年之後，國家開始給陪審團和五百人議事會的成員發薪水。這一舉措保證了一些公民的收入，他們可以在克里斯提尼所構想的城邦藍圖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
這一最為完善、最為健全的直接民主制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有人可能會認為，民主的實施需要每個人的努力，而這會導致疲憊和沮喪。但雅典人恰恰相反，民主似乎激發了他們的熱情。隨之而來的文明的繁榮的確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但是克里斯提尼創造的民主制度無疑也給雅典打了一針強心劑。
在軍事方面，雅典的重裝步兵似乎也受到了民主制度的激勵。希羅多德說過，平等的好處體現在公民生活的各個方面：
目前，雅典正變得越發強大。這不只是體現在一處兩處，到處都有證據表明，法律面前的平等是一樣好東西。在僭主的統治下，軍隊並不比鄰國更強。但是，當僭主下了臺，雅典的軍隊無疑實力大增，遠勝鄰邦。
斯巴達人一定會說，這言過其實，也的確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雅典軍隊的士氣得到了提升。
文/安東尼·艾福瑞特
雅典民主雖然確立，但若無配套設施保護則難以長久，克里斯提尼對此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設，這些制度雖然讓包括克里斯提尼家族在內的貴族一度失去了權柄，但同時也讓貴族贏得了平民的信任，可以說是雙贏的結局。
血緣共同體昇華為地區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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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靠近市政廳的集會廣場上，豎立著一座宏偉的紀念碑。它的大理石基座約有16米長，2米寬，上面安放了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銅雕像，兩端各有兩個金屬三腳凳，就像女祭司在傳達德爾斐神諭時坐的那個凳子。
紀念碑周圍矗立著石柱支撐的木質欄杆。各種公告張貼於此——軍隊官兵的花名冊、訴訟告示、法律草案、剛成年男子（ephebe）的名單。這個地方當時一定十分繁忙，來來往往的人們在這裡尋找著各種信息和指示。
十尊雕像刻畫了雅典的十位傳奇英雄。他們主要是早期的國王，還有英雄或半人半神。這組雕像被統稱為“齊名英雄紀念碑”（Monumentof the Eponymous Heroes）。克里斯提尼把全體公民分到十個新的部落中，取代了原有的四個部落，並用這十個英雄的名字來命名。這些雕像是雅典的守護者，因此備受敬仰。
克里斯提尼建立了一系列制度
確保雅典民主的維持
克里斯提尼建立新部落的目的是消除或至少是削弱主要的政治派系（即海岸派、平原派和山地派）的影響，這三派不斷製造麻煩，引發衝突和動盪。他也希望藉此削弱胞族（phratry）的權力，這些胞族都是四個舊部落沿襲下來的分支。每個公民必須歸屬於其中的一個胞族。
貴族宗族可能曾經為施加政治影響力而對他們進行壓迫。克里斯提尼采取了一種特殊的方式實現了他的目標。十個部落必須從阿提卡三個不同的地區招募自己的成員，這三個地區分別是沿海地區、內陸地區和雅典。它們被稱為“特里提斯”（trittys，即三一區），三個區通常並不相鄰。這意味著同一部落的成員來自國家的不同地方，人們過去那種對鄉土的眷戀和對領地的忠誠便不復存在了。
雅典政治的基本單位是德莫區（demos）：這個詞不僅指全體民眾（前文已經做了解釋），還代表了鄉村或城市的分區。克里斯提尼把阿提卡分成了139個德莫區（英語中通常使用“ demes”這個詞）。每一個德莫區歸到一個特里提斯下，也就隸屬於一個部落。克里斯提尼明白，要想實現國家層面的民主，必須在國內推行民主政策，並且將權力下放至地方。
德莫區便是微縮的雅典。它擁有自己的議會，可以頒佈地方事務法令，並選出官員和地方長官。它還負責舉辦眾多的當地節日活動和宗教儀式。德莫區還從胞族統治者那裡接管了一些事務，包括更新公民人員名單和確認成年男子成為公民。
官方文件中按照不同的德莫區區分公民，而不像以前那樣按照他們父親的姓氏區分。如果按照這種區分法，一個男子所屬的德莫區就是他的居住地，即使他和他的後代移居到阿提卡的其他地方，他們也永遠是最初那個德莫區的成員。
古希臘民主有制度設計，效率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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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德莫區並非易事，但積累的經驗十分有用，因為克里斯提尼對參與國家事務的普通雅典公民有很高的要求。
雅典的政治活動主要是在集會廣場舉行。在實行民主統治的第一年，這裡就召開過公民大會。市場攤位收拾一空，人們聚集到滿是塵土的廣場上參與辯論，批准法律，徵收稅款。
十幾年後，雅典公民大會轉移到了普尼克斯（Pnyx），該地是一處岩石裸露的山坡，從上面可以俯瞰集會廣場。到公元前5世紀末，雅典人專門在普尼克斯的山頂設計了一個貝殼型平臺，公民大會便轉到此處召開。這裡可以容納8000到13000人（公元前4 世紀時，平臺又進行了擴建）。
當時，城邦公民的總數在幾萬之間，雖然數字龐大，但只有少數公民願意或有空定期參加會議。當然，無論會議何時舉行，總有不少公民忙於田間勞作或從事手工業生產；至於其他公民，不是出國經商，便是隨軍出征，參加雅典頻繁的對外戰爭。
公民大會是雅典的最高權力機構，它所做出的決定不得更改，除非（如果你非常幸運）另外再舉行一次會議進行討論。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窮人比富人擁有更多的權力，因為他們的人數更多，而且少數服從多數是至高無上的法則” 。
公民大會平均每九天舉行一次，如果有必要，額外的緊急會議也會臨時舉行。會議正式生效需要達到6000人的法定參會人數。由於公民大會並不完全強制公民出席會議，所以要確保參會人數符合法定要求還須費一番周折。與會人員須自帶口糧和坐墊—這並不奇怪，因為會議通常會從早開到晚。
從公元前5世紀80年代開始，300名被稱作“塞西亞（即斯基泰）弓箭手”的共有奴隸組成了雅典的警察部隊。在公民大會召開的日子，他們拿著塗有赭石粉的“趕人索”掃過市場，把市場上閒聊或閒逛的人趕至會場。任何公民缺席會議或衣服上留有紅色標記都可能受到懲罰。
發言者站在一個特殊的講壇（bema）上向公民演講。任何公民都有權打斷並參與辯論。投票方式並不是無記名的，而是舉手表決。
距離齊名英雄紀念碑不遠，有一座約25米見方的大型建築，它就是議事廳（bouleuterion）。五百人議事會就在此會面。
梭倫創立的四百人議事會以四大舊部落為基礎，克里斯提尼將其廢除後，又設立了一個全新的、有影響力的議會機構，這便是五百人議事會。德莫區通過提名的方式準備一份長長的人員名單，十個新部落每年以抽籤的方式從中各選出50 人。即將離任的議事會成員審查那些中籤的人。每個公民在一生之中最多可以擔任兩次議事會成員，而且在十年之內最多隻能擔任一次。
五百人議事會
同梭倫一樣，克里斯提尼也認為抽籤法很實用，可以確保每個人享有平等的機會，遏制腐敗，並且能讓神靈來做決定。或許抽籤最重要的意義是鼓勵公民密切關注時政，因為說不準什麼時候就輪到他們在公共生活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五百人議事會是雅典的最高行政機構，與各部門官員一起處理全部的公共事務。其最重要的任務是為公民大會擬定議程，公民大會只能討論五百人議事會已經通過的議題。
但是，500個人組成的委員會因人數太過龐大而缺乏效率。人們把一年（360天，必要的時候加上閏月）分為十個部分。十個部落各選50名議員組成下屬委員會，輪流執政，任期為一年的十分之一，即36天。
在任職期間，委員需要承擔五百人議事會的日常工作。他們在集會廣場的圓形會場（Tholos）辦公，在那裡吃住，費用由公款承擔。他們採取24小時三班倒的工作制度，保證至少有17人一直在工作崗位，以便處理緊急事件。他們通過抽籤來選出當天的委員會主席或委員長。
在軍事方面，每個部落需要提供一個重裝步兵團和一個騎兵中隊的兵力，由一位將軍（strategos）統領。如有形勢需要，十位將軍也會成為海軍艦隊的指揮官。
公元前5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將軍們在國內政治中發揮了主導作用。雅典人懂得常識，他們知道，要想在陸戰和海戰中取勝，需要軍事經驗和才能。對於十將軍的職位，他們儘量避免使用隨機選擇的方式來任命，並且根據具體情況允許驍勇善戰的將軍保有長期的指揮權。
這讓我們想起梭倫，他曾用抽籤的方式任命九名執政官來管理城邦。九名執政官中包括軍隊總司令（polemarch，字面意思是“戰爭領袖”）。後來，梭倫的行政權力逐漸減弱。幾年之後，將軍取代他成了執政官，獲得了海陸軍隊和公民大會的最高行政權。
克里斯提尼創立的另一項制度便是陶片放逐法（ostracism）。如有需要，公民大會每年投票一次，流放一位政界要員，流放期限為十年。公民可以憑自己的意願提名流放之人。
這樣做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犯罪，而是表達人們的意願。用普魯塔克的話來說，是為了“打擊和削弱政治家們壓迫性的威望和權力”。畢竟，作為受人歡迎的領袖和軍事指揮官，庇西特拉圖曾經利用自己的職位當上了僭主。克里斯提尼必須防止這種情況再度出現。
在公民大會舉行的專門會議上，全體公民都可以進行無記名投票。人們可以把任何一個人的名字刻到陶片（ostracon，“ ostracism”就源於此）上，然後放入甕中，用這種方式推舉出自己期望放逐的人選。參與投票的公民必須達到6000人的法定人數，投票才算生效。得票最多者必須在十天之內離開雅典。如果他試圖回國，就會被處以死刑。但是如果他遵守規定，國家會在他流放期滿後准許其返回雅典，歸還其財產，恢復其公民權。如果他願意，還可以恢復公職。
放逐地米斯托克利的陶片
奇怪的是，陶片放逐法真正實行了總共不到20年的時間。只有當每年1月或2月公民大會的議員確定了要放逐某人時，陶片放逐才會實行。年復一年，議員們都對是否要放逐某人提出異議。我們很難解釋這種有意拖延的做法。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政客們都害怕自己會惹禍上身，擔心如果自己第一個提議放逐別人，到第二年有可能自食其果，成為被放逐的對象。
既不損害戰鬥力，也不撕裂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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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斯巴達偏愛寡頭政治。它迫切地想要再次插手雅典的國家事務，終止這種危險的民主實踐。對於曾經受過羞辱的國王克萊奧梅尼來說，復仇的時刻終於來臨。公元前506 年，他率領一支由斯巴達人及其盟友組成的軍隊，從伯羅奔尼撒半島出發，大舉進攻雅典。
與此同時，彼奧提亞人從北方向雅典發動進攻，另一支軍隊從埃維厄島的卡爾息狄斯（Chalcidice）跨越狹窄的海峽，進入阿提卡。雅典的新興民主政治前途暗淡。
但是斯巴達的一個盟友對這次遠征的正義性做了重新思考，最後決定撤回軍隊。克萊奧梅尼同另一位斯巴達國王德瑪拉託斯（Demaratus）發生了爭執。斯巴達人別無選擇，只能忍氣吞聲，悄悄地溜回國內。隨後，雅典軍隊在同一天的兩場戰鬥中重創了彼奧提亞人和卡爾息狄斯人，甚至還吞併了卡爾息狄斯人的部分領土。
總之，對雅典人民來說，這是一個相當好的結果。克里斯提尼和他的民主革命也安全地躲過了這一劫。
克里斯提尼進行改革，在雅典建立了民主制度。這一過程的驚人之處在於其邏輯純粹，樂觀激進，事在人為。他們在改革和建立民主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妥協，因此改革本質上與政治手段無關。各方之間也未討價還價。改革體現了當代學者所說的“古典理性”（archaicrationality），它指的是一種能力，即勇於面對困難，從根源上重新思考問題，即便牽強附會，也要堅持找到符合邏輯的解決方案。
克里斯提尼所取得的非凡成就離不開雅典人民對於革新的熱切期盼。他所創建的民主政體延續了兩個世紀，期間很少有中斷。
民主的運作離不開每一位公民的積極參與。亞里士多德曾指出，民主的一個關鍵原則是“每個人都輪流被人統治和統治他人”，但對於這一點，亞里士多德並不認同，雖然他沒有明確言明。這樣的民主形式對富人來說或許並不是什麼麻煩事，因為他們可以自由支配時間，對普通僱工來說卻要難得多。失業者和無固定工作的窮人雖然看似空閒，但並不願意閒著，他們需要花費大量時間以維持生計。
幾十年之後，國家開始給陪審團和五百人議事會的成員發薪水。這一舉措保證了一些公民的收入，他們可以在克里斯提尼所構想的城邦藍圖中充分發揮自己的作用。
這一最為完善、最為健全的直接民主制產生了意想不到的結果。有人可能會認為，民主的實施需要每個人的努力，而這會導致疲憊和沮喪。但雅典人恰恰相反，民主似乎激發了他們的熱情。隨之而來的文明的繁榮的確是多種因素促成的，但是克里斯提尼創造的民主制度無疑也給雅典打了一針強心劑。
在軍事方面，雅典的重裝步兵似乎也受到了民主制度的激勵。希羅多德說過，平等的好處體現在公民生活的各個方面：
目前，雅典正變得越發強大。這不只是體現在一處兩處，到處都有證據表明，法律面前的平等是一樣好東西。在僭主的統治下，軍隊並不比鄰國更強。但是，當僭主下了臺，雅典的軍隊無疑實力大增，遠勝鄰邦。
斯巴達人一定會說，這言過其實，也的確如此。但毋庸置疑的是，雅典軍隊的士氣得到了提升。
希臘重裝步兵
儘管阿爾克邁翁家族對雅典的規劃十分完美，但是他們幾乎沒有從自己推行的新特許政策中獲益。克里斯提尼很快就不見蹤影，徹底消失了，沒有留下任何說明。他或許死了，或許出於某種原因而被迫銷聲匿跡。對此我們將永遠無從得知。
據說僅過了一代人，阿爾克邁翁家族就失去了權勢，分崩離析。公元前486 年，阿爾克邁翁家族的親戚麥加克勒斯遭到放逐。兩年後，與阿爾克邁翁家族聯姻的科桑西普斯（Xanthippus）也遭此厄運。保留下來的陶片上刻有兩行詩句，上面記載了阿爾克邁翁家族在庫倫事件中的罪行。這塊陶片上說阿里化朗（Arrhiphron）的兒子科桑西普斯，是這可惡的曾經領導雅典的家族中最壞的一個。
雅典人拒不承認克里斯提尼為驅逐僭主所做出的貢獻。原因之一是人們過度美化了空有其表卻無才幹的哈爾摩狄奧斯和阿里斯托革頓，這荒誕至極。每當雅典人湊到一起飲酒作樂，似乎都要歌頌他們一番。
難怪克里斯提尼要藉故退出歷史舞臺。
然而，優秀的家族很難被擊垮，沒過多久，阿爾克邁翁家族便重新迴歸。正如我們所見，雅典雖然用民主取代了貴族的統治，但民眾還是對貴族表達了充分的信任。這一定也是克里斯提尼希望看到的。
這或許是因為貴族的適應能力較強，另外可能還有一點無法明說，即人民本身缺乏一定的自信。不管怎樣，科桑西普斯在流放歸來後被任命為海軍上將。而且我們會看到，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雅典迎來了兩位傑出的領導者，其中之一就是科桑西普斯的兒子，即阿爾克邁翁家族的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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