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聞藝事——《廬山戀》：一座山，一部電影，一個時代

編者按：今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為慶祝新中國成立70週年策劃了“光影記憶，時代經典”特別展映單元，用14部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優秀中國影片，感恩偉大的祖國，獻上最誠摯的祝福，走向美好明天。其中一部就是《廬山戀》。

“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電影院，電影院裡只放一部電影……” 每個中國人應該都知道這座山和電影的名字：《廬山戀》。

《廬山戀》海報

這部拍攝於1979年，1980年公映的電影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電影史上的奇蹟，至今它保持著全球電影放映場次最多、持續時間最久的世界紀錄。時隔40年，重看《廬山戀》，還是為她的明媚所打動，那股土味中透著的單純，膚淺和傻氣，質樸親切，生氣淋漓。

侯孝賢曾說：“我覺得總有一天電影應該拍成這個樣子：平易，非常簡單，所有的人都能看。但是看得深的人可以看得很深，非常深。”我想，《廬山戀》大概可以算是這樣一部電影，橫看成嶺側成峰，歷來對其社會學價值，美學意義的討論，超過了電影本身。所謂愛裡見山水，戀中有家國，小到兩性關係，大到兩岸關係，皆是序章。廬山日出的薄霧中，人們看到了令人眩目的晨光：愛的甦醒、美的啟蒙和性的解放。

《廬山戀》代表了凝固的時光，不會隨時代潮起潮落而沉浮，越往前走越顯其獨特，畢竟，這是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電影乃至文化的甦醒時分，那一刻遺留在膠片裡，在需要時給我們以慰藉。

一座山：IP和文旅融合

很少有一部電影，能重新定義一座山。《廬山戀》做到了。2018年年底，牯嶺街上的那座“天堂”電影院已經放映了2萬場《廬山戀》，對於每一位遊客而言，上山看電影已是必選項目。無論是新婚情侶、單身人士，抑或替父母還願的小輩，廬山成了中國人心目中的愛情聖山。

廬山在中國名山中最為獨特。人文景觀的奇崛一直超過自然景觀的秀美，近千年的歲月中，它牽動了中國人最多的歷史文化情愫，它的隱世哲學、理學傳統和宗教淵源，一直和民族精神和文化生活緊密相連，它和近現代中國政治的瓜葛，更是欲語還休。在中國遊客心中，這座文化名山一直寄情于田園山水的詩歌畫卷中，或籠罩在肅殺歷史的政治風雲中，直到1980年。《廬山戀》重新詮釋了廬山。從此，廬山雲霧中增添了幾多浪漫色彩，這部“文革”後的第一部愛情電影不僅成為廬山旅遊永恆的招牌，更寄託了整整一代人的情懷。

《廬山戀》劇照，張瑜飾演周筠

用當下的流行概念來看，這恐怕是改革開放後風景名勝區中“詩和遠方”最為成功的結合。從文旅融合的角度，電影的成功對景區的IP價值開發和故事營造，都具有現實意義。

1、山水是主體，不是陪襯。IP價值鏈最重要的環節是故事，《廬山戀》既注重愛情敘事和對人物內心情懷的刻畫，也成功地運用了當時最新的電影技巧和藝術手段充分展現了廬山的秀麗風光，兩者的有機融合使影片的美學風格獨具特色。山水不是陪襯，而是情節鋪陳的推手，風光是人物情感的重要依託，廬山的各種美麗景觀不僅很好地烘托了周筠與耿樺之間純真的愛情，而且也成為吸引廣大觀眾觀賞這部影片的核心元素。

2、以“戀”為核的主題演繹。《廬山戀》披著風光愛情的外衣，內核依然是家國敘事的傳統。一個“戀”字是多義的復調結構，表面上是男女之戀，打開是山河之戀，再深入是家國之戀。全片一個經典橋段是“林間晨讀”。周筠教耿樺練英語口語：“我愛祖國，我愛祖國的早晨”，這句臺詞是劇情的昇華和主題的隱喻，不僅僅侷限於愛情，非常切合官方推廣口號“廬山戀天下，天下戀廬山”的傳播語境。

3、建立感情聯結。“愛”的產業天然具有親和力。在牯嶺，以“廬山戀”命名的不僅是主題電影院，還有主題郵局出售紀念郵票，甚至還有打著“廬山愛情學院”的民間婚戀培訓機構在品牌化運作，即便是“美廬別墅”充滿政治歷史的景點，也被重點渲染蔣宋在此愛的繾綣。

廬山戀影院，2002年，世界吉尼斯英國總部正式授予電影《廬山戀》“世界上在同一影院連續放映時間最長的電影”吉尼斯世界紀錄。新華社記者尹炣攝

電影IP對於景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同電影《劉三姐》《阿詩瑪》之於桂林山水，電影《少林寺》之於河南登封武術，電影《廬山戀》之於江西廬山，每一種地方文化都有稀缺性，每一款旅遊產品都講差異性，電影的故事能力是景區重要的增值和賦能手段。可遺憾的是，我們更多地看到影視作品到景區取景和拍攝，而像老電影那樣，能把故事和山水結合得賞心悅目的作品，卻是少之又少。畢竟，文旅融合的實質是靈與肉的結合，不是皮和毛的附焉。

一部電影：偶像和類型敘事

從電影史的角度觀察，《廬山戀》值得回味的地方也很多。

一、作為我國第一部彩色寬銀幕抒情風光片，導演黃祖模嘗試的“愛情+山水”的詩意風格，幾乎創造了全新的電影類型。“一男一女一山”的故事框架，極其簡單，堪稱是最早的“純愛”類型片。

二、山水和愛情交織外，還有張瑜和郭凱敏輝映。《廬山戀》被譽為新中國“愛情偶像片”的代表作，這對俊男倩女由此又合作了《小街》，成為那個年代最紅的“金童玉女”。

當然，《廬山戀》並不完美，“家國”和“愛情”的雙線敘事中，“愛情”往往要讓位於“政治”，情節的轉折也較生硬。女主角除了海外華僑標籤之外，也完全沒有表現出美國成長背景的氣質和談吐，等等。但正是這些粗糙和稚嫩，在今天看來，卻是彌足珍貴，它鮮明地保留了時代印痕。

1979年是改革開放的元年，更是文藝復興的起點，在傷痕文學推動下，電影創作呈現噴薄之勢，對“四人幫”的政治批判，對“左傾”的歷史反思，對人性問題的探索。這些意念彼此呼應，新意紛呈，在銀幕中開始滲透，大量作品闖入昔日禁區，突破以往。《生活的顫音》改變了重大題材影片中，光明與黑暗的比例關係，用悲劇色調刻畫小人物的心理磨難；《歸心似箭》用愛情的煉獄考驗一個抗聯戰士的忠誠，《小花》對換了戰爭和感情的位置，在戰鬥故事中大膽融入“妹妹找哥”的情節。在人性迴歸和愛情復萌的大潮下，轉折中的中國電影開始從“浮泛轉向深邃，從狹窄走向寬舒”（鍾惦棐語），即將迎來一個黃金時代。

正是在這種語境下，《廬山戀》應運而生，它在一片“傷痕”的反思中，讓人眼前一亮。這是一部具備“小時代”特徵的電影。首先，表達了時代的歡愉。全片只有兩個人，卻也有一種狂歡的味道。這是時代帶來的狂歡感。當時百廢待興，才走出黑暗的人們覺得世界光明而美好。當時的影片有個固定套路：表現男女之愛，一語不和就奔跑。

《廬山戀》劇照

每一個鮮花盛開的畫面，每一個精心的構圖，每一次的奔跑，都在傳達著一種欣喜的心情。更重要的是，營造了愛情的明媚。人們的物質生活雖很貧乏，但內心世界如此豐盈，祖國山河如此多嬌，對愛情的渴望如此迫切，精神領域的簡單、美好和純粹，令人神往。

《廬山戀》創造的“郭瑜”組合，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銀幕裡是不朽的瞬間，這對金童玉女的表演靦腆、青澀、稚嫩，甚至有些做作，但那股清朗和本色，至今令人難忘。如同《羅馬假日》中的格利高裡·派克和凱瑟琳·赫本，《十字街頭》中的趙丹和白楊，《絕唱》中的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這些經典愛情片中的“黃金組合”的唯一密碼即是：不可複製。儘管人們期待，“王子公主”能永續搭檔，甚至按東方觀念，應共結連理。可是，“演而優則成家”需要比表演演技複雜一百倍的東西。“郭瑜”搭檔的《小街》也萬人空巷。後者更憑這兩片和《巴山夜雨》、《知音》一年內拿下金雞百花“四連冠”，達到個人事業頂峰。那個年代，沒有偶像概念，沒有類型認知，更無產業運作，演員不是明星，不引領消費，張瑜即便四度上《大眾電影》的封面，坐擁數億影迷，也只是專業紮實、勤奮好學、謙虛樸素的勞動楷模。?

《廬山戀》的導演黃祖模（前左三）正在同編劇畢必成（前左二）和主要演員研究影片的拍攝。（資料圖片） 新華社記者遊雲谷攝

一個時代：初吻和文化啟蒙

時隔40年，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是那個“初吻”。儘管有人論證，新中國電影中最早出現“吻戲”鏡頭，不是始於《廬山戀》，而是向霖導演的《不是為了愛情》。更何況，張瑜的嘴只是輕輕掃過了郭凱敏的額頭，關鍵在於這個“吻”是女方主動獻上的，這開了建國後中國銀幕之先河。

《廬山戀》登上《大眾電影》封面

這個“初吻”真是不簡單。它為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社會留下了樣本。

這是男女之間的初吻。1979年《大眾電影》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國電影《水晶鞋與玫瑰花》中的一幅親吻劇照，即引起了軒然大波。《廬山戀》講述了一見鍾情式的自由戀愛，打破了長久的人性壓抑和道德刻板，女方主動追求男方的婚姻觀顛覆了中國社會傳統的情感模式。

這是東西之間的初吻。影片展示了大量時髦元素的西方舶來品，寶麗來一次成像的相機、檸檬黃的硬殼旅行箱、高腳杯、便攜錄音機、度假賓館的套房 …… 撲面而來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打破了人們心中的固化概念。

這是兩岸之間的初吻。影片展示了國共兩黨在戰場上的歷史恩怨，父輩們最後為了子女幸福，化干戈為玉帛，相逢一笑泯恩仇的大團圓結局，再現了當年《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後，祖國大陸首次向臺灣發出的善意。

《廬山戀》登上《電影故事》封面

性別的復甦，在《廬山戀》裡得到最大釋放。“十七年”的新中國電影話語體系中，女性身體一直是作為“去慾望化”和“去性別化”的對象，受到視覺遮蔽和控制的。1958年《英雄虎膽》中王曉棠演的“特務阿蘭”一角之所以成為中國影史的經典形象，就在於那段海市蜃樓般表現了“反動的美”的倫巴舞。《護士日記》中王丹鳳扮演的女護士乾脆起了名字叫“簡素華”，等等。革命年代電影中的女主角是淡化性別的，而《廬山戀》中，除了驚世駭俗的“初吻”外，首次出現了女主角身穿比基尼和男主角共泳的戲，其呈現的“新女性”形象的強勢姿態，是對長期男性主導的視覺敘事之修正。

《廬山戀》劇照

女性形象的建構離不開衣裙。《廬山戀》中，張瑜走馬燈式地換了43套洋裝，引起巨大轟動。女明星的衣飾不僅用來標明人物身份和塑造人物性格，更重要的是和大眾審美趣味共鳴。環顧中外影史，“髮型”變遷一直是敘事維度，和《羅馬假日》中的“赫本頭”異曲同工，楊春霞在《杜鵑山》中的“柯湘頭”、李秀明在《春苗》中的“春苗頭”、張瑜在《廬山戀》中長髮飄飄的歸僑造型，及後來在《小街》中的“張瑜式”短髮，都反映了不同時期女性自我審美的文化突圍。《廬山戀》中的“洋裝秀”為一種爆發式的呈現，表達的是對女性氣質的復歸，對物質文化的渴望和對美的追求，在那個年代，無論服裝、衣飾和髮型，穿戴的是觀念，不是道具。

時代催生電影，電影記錄時代。上海國際電影節的“光影記憶”單元，一直保留著向老電影致敬的傳統，來筆者看來，《三毛流浪記》和《廬山戀》無疑是今年最值得關注的兩部。如果說，前者的拍攝製作穿越舊新上海，具有“跨時代”的特徵，那麼，後者的製作放映恰逢改革開放初期，則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些老電影都從各自特殊角度記錄了國家、社會和個人的歷史文化變遷，包括那個萬物復甦的祖國早晨，那個情竇初開的初吻，需要洗盡鉛華、褪去妝容、靜下心來，才能品得經典之真味。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