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紀彭

由於豫湘桂的軍事潰敗，蔣介石好不容易在1943年底與羅斯福、丘吉爾開羅會談贏得的 “大國領導人地位”瞬間動搖。1944年4月，毛澤東還高看他的對手蔣介石一眼，希望“協調”國共兩黨的關係，不敢輕言“破裂”。等到中共代表林伯渠於4月29日赴重慶談判時，在日本攻勢下，河南數十萬國軍潰不成軍、喪城失地，使國民政府在國際國內均威信掃地。

國共力量對比發生變化，毛主席底氣十足不妥協

當孱弱的國軍暴露在共產黨領袖的面前時，毛澤東對國共兩黨實際力量對比和國際國內政治形勢的基本判斷髮生了變化。毛澤東提出了關於全國政治者三條，即：“（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與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各愛國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國政治犯；（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在軍隊和地盤這兩個問題上，毛澤東更是底氣十足地提出關於兩黨懸案者十七條：給予中共軍隊5個軍16個師的番號；承認陝甘寧邊區及中共在華北、華中、華南各敵後根據地政府及其各項設施；恢復接濟糧餉彈藥；公平獲得盟國援助之武器裝備；通令取消各種侮辱和汙衊中共及軍隊的稱號；停止特務人員對中共的各種破壞活動；釋放所有中共被俘和被捕人員；禁止發表造謠文字；允許中共在各地辦黨辦報；恢復中共在重慶和西安辦事處的電臺等。毛澤東還電告董必武和林伯渠稱：“為避免刺激彼方，我方條件已作了很大讓步，恢復新四軍番號等均未提出。我47萬兵力，理當編16軍47師，讓至5軍16師已是顧全彼方面子。”

當時，毛澤東就有這樣一個判斷：八路軍、新四軍還要準備奪取城市。即使不能拿下全中國，只要有實力，就能搞成“聯邦”，與國民黨分庭抗禮。毛澤東還說：“依據河南發生的情況，我們的力量或許已強過國民黨。”他期望著，在對日大反攻時，美國選擇共產黨、援助共產黨。

蔣介石敗給了毛主席的眼光

當重慶政府讓美國盟友感到悲觀失望時，美國開始關注共產黨武裝。1944年7月，美國向延安派出了觀察組。7月22日和8月7日，美軍觀察組分兩批到達延安。美軍觀察組的報告稱：“共產黨採取了一些新的，民主的制度，老百姓擁護共產黨。在過去的7年中，共產黨控制下的領土從9萬平方公里增加到40萬平方公里，武裝力量從10萬增加到約50萬。”這些報告引起了美方的重視，11月7日，赫爾利以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特使的身份訪問延安。赫爾利的突然到來，引起了延安的轟動。這說明，美國開始正視中國共產黨這股力量。

赫爾利希望中共配合對日軍的大反攻，他拿出了“五點建議”與毛澤東協商，在赫爾利的“五點建議”的基礎上，美方與中共形成了一個新的協議。這個新協議在赫爾利看來，與第一版並無“區別”，但赫爾利對中國政治一竅不通，如果他了解中國實際情況的話，就知道兩個版本之間有著本質區別。在新《五點建議》裡提出的“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是蔣介石絕對不能接受的。

當1944年結束時，蔣介石還沉浸在一年前《開羅宣言》一刻的“大國領袖”迷夢裡，談判把國民黨一黨獨大，最多“邀請共產黨加入自己的國民政府”當作政治底線。但是，國內外形勢早已悄然發生變化，毛澤東敏銳地洞察大局，適時調整政治策略，提出了新的政治主張——《論聯合政府》！

1945年4月23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毛澤東充滿自豪地宣佈：“我們現在已經具備了這樣幾個條件：第一，有一個經驗豐富和集合了121萬黨員的強大的中國共產黨；第二，有一個強大的解放區，這個解放區包括9550萬人口、91萬軍隊、220萬民兵。”毛澤東所作的政治報告的題目就是《論聯合政府》，這個報告明確表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立場——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以和平的方式建立一個新中國。

《論聯合政府》的提出，說明了中國共產黨的眼光已從抗日戰爭，邁向了抗日戰爭以後的新時代。換言之，最晚到1945年春天，也就是納粹德國還有一口氣，日本帝國主義者還有相當實力的時候，毛澤東和他領導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在政治上、組織上和軍事上都做好了戰後打造新中國的戰略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