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實施認罪認罰制度以來，罪輕辯護中，認罪認罰成為辯護人的一種有效辯護策略。辯護實踐中，刑事案件一旦在審查起訴階段中適用認罪認罰，審判階段的辯護容易流於形式，但現有案例告訴我們，即使適用認罪認罰的案件，辯護人也需要以法官裁判結果為導向，仔細、獨立審查案件，對案件定性、量刑作出精準判斷，從而在刑期磋商中獲得最佳辯護效果，尤其是避免認罪認罰後出現輕罪改重罪的“意外”。
法納君通過以“認罪認罰” 、“罪名不當”、“量刑建議不當”、“量刑建議過重”、“量刑建議過輕”、“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關鍵詞+區段檢索的方式在Alpha數據庫檢索案例，獲255餘份一審判決書。經人工篩選後並進行分析如下：
• 法院糾正類型
認罪認罰的案例，法院基本集中在定罪量刑的糾正，尚未見對認定事實的糾正案例。
自從實施認罪認罰制度以來，罪輕辯護中，認罪認罰成為辯護人的一種有效辯護策略。辯護實踐中，刑事案件一旦在審查起訴階段中適用認罪認罰，審判階段的辯護容易流於形式，但現有案例告訴我們，即使適用認罪認罰的案件，辯護人也需要以法官裁判結果為導向，仔細、獨立審查案件，對案件定性、量刑作出精準判斷，從而在刑期磋商中獲得最佳辯護效果，尤其是避免認罪認罰後出現輕罪改重罪的“意外”。
法納君通過以“認罪認罰” 、“罪名不當”、“量刑建議不當”、“量刑建議過重”、“量刑建議過輕”、“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關鍵詞+區段檢索的方式在Alpha數據庫檢索案例，獲255餘份一審判決書。經人工篩選後並進行分析如下：
• 法院糾正類型
認罪認罰的案例，法院基本集中在定罪量刑的糾正，尚未見對認定事實的糾正案例。
• 定性糾正類型
自從實施認罪認罰制度以來，罪輕辯護中，認罪認罰成為辯護人的一種有效辯護策略。辯護實踐中，刑事案件一旦在審查起訴階段中適用認罪認罰，審判階段的辯護容易流於形式，但現有案例告訴我們，即使適用認罪認罰的案件，辯護人也需要以法官裁判結果為導向，仔細、獨立審查案件，對案件定性、量刑作出精準判斷，從而在刑期磋商中獲得最佳辯護效果，尤其是避免認罪認罰後出現輕罪改重罪的“意外”。
法納君通過以“認罪認罰” 、“罪名不當”、“量刑建議不當”、“量刑建議過重”、“量刑建議過輕”、“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關鍵詞+區段檢索的方式在Alpha數據庫檢索案例，獲255餘份一審判決書。經人工篩選後並進行分析如下：
• 法院糾正類型
認罪認罰的案例，法院基本集中在定罪量刑的糾正，尚未見對認定事實的糾正案例。
• 定性糾正類型
• 量刑糾正類型
自從實施認罪認罰制度以來，罪輕辯護中，認罪認罰成為辯護人的一種有效辯護策略。辯護實踐中，刑事案件一旦在審查起訴階段中適用認罪認罰，審判階段的辯護容易流於形式，但現有案例告訴我們，即使適用認罪認罰的案件，辯護人也需要以法官裁判結果為導向，仔細、獨立審查案件，對案件定性、量刑作出精準判斷，從而在刑期磋商中獲得最佳辯護效果，尤其是避免認罪認罰後出現輕罪改重罪的“意外”。
法納君通過以“認罪認罰” 、“罪名不當”、“量刑建議不當”、“量刑建議過重”、“量刑建議過輕”、“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等關鍵詞+區段檢索的方式在Alpha數據庫檢索案例，獲255餘份一審判決書。經人工篩選後並進行分析如下：
• 法院糾正類型
認罪認罰的案例，法院基本集中在定罪量刑的糾正，尚未見對認定事實的糾正案例。
• 定性糾正類型
• 量刑糾正類型
典型案例1：重罪改輕罪案例
2013年至2016年間，被告人冼某某在擔任康復中心顱腦損傷康復科主任期間，利用掌管科室使用藥品的便利，長期使用醫藥銷售代表嚴某2軍（另案處理）承諾有返點回扣的藥品，並多次收受嚴某2軍賄送的錢款共計人民幣25萬元。公訴機關以受賄罪提起公訴，並建議有期徒刑一年以上一年六個月以下，可適用緩刑，並處罰金。
被告人認罪認罰。
法院經審理後，認為被告人冼某某構成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且量刑建議過重，最終對被告人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
典型案例2：輕罪改重罪
2018年1月12日，被告人何某在崑山市開發區章基路其住處，通過發送驗證碼修改支付寶密碼的方式，從被害人張某手機的支付寶中轉走人民幣5900元到其手機支付寶中。
公訴機關以信用卡詐騙罪提起公訴。
被告人認罪認罰。
法院經審理後認為，認為公訴機關指控罪名不當，構成盜竊罪。
典型案例3：量刑建議過輕，法院改輕判重。
2017年12月24日20時14分許，被告人薛某酒後駕駛豫Ａ×××××號小型轎車沿新某市薛某鎮薛店大道由南向北行駛至櫻花路交叉處時，被某市公安局交警巡邏民警發現並查獲。經鑑定，薛某的靜脈血液中血醇含量為144.09mg/100ml。
被告人認罪認罰。
公訴機關量刑建議為判處拘役二個月，緩刑六個月，並處罰金八千元。
法院經審理後認為公訴機關量刑建議不當，最終判處拘役三個月，緩刑六個月，並處罰金八千元。
典型案例4：量刑建議過重，法院改重判輕。
2017年4月26日0時40分許，被告人譚某與同案人莫某、任夢程（均另案起訴）、尹某富、某建、周琪、“騷雞”（均另作處理）等人攜帶鋼管、砍刀、伸縮棍等作案工具，去到廣州市增城區***四橫路與**路交界路段，對正在閒聊的被害人龍某1、張某傑、安某等人實施毆打，並致三人受傷（經鑑定，三名被害人的損傷程度均為輕微傷）。
被告人認罪認罰。
公訴機關以尋釁滋事罪提起公訴，並建議對被告人譚家康在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至二年六個月的幅度量刑。
法院經審理後認定譚某構成尋釁滋事罪，但量刑建議過重，最終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
從前述實務分析可看出，雖然有法院的獨立審判做保證，但是作為辯護人，為了更好地創造辯護價值，實現有效辯護，在代理已經認罪認罰的案件，一定不可掉以輕心，必須全面、仔細、獨立地審查案件證據，制定縝密的訴訟策略。無論是審查起訴階段還是一審階段，均需對案件的定性進行充分審查，確保罪名無誤或警惕法院由輕罪改重罪，同時，做好精準的大數據刑期預測，避免認罪認罰適用的刑期過重，增加一審糾錯難度，由或是刑期偏輕，但又未事先給被告人作出風險提示或心理準備，最終結果給被告人帶來意外的驚嚇，影響委託人對律師專業度的質疑，甚至造成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