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 王夢影 王嘉興 武欣中 劉芳
第二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召開的前一天，風暴已經開始在會場外蔓延。
11月26日，有新聞稱，世界首例能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於11月誕生，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領導該實驗。消息引發學術圈和輿論震動，國內122位科學家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強烈譴責，稱實驗存在的嚴重生命倫理問題。同時，這項研究也將中國基因編輯研究的倫理問題推到整個國際學術界的懷疑目光之下。
作為此次峰會會務委員會中的中國成員，中國醫學科學院生命倫理學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北京協和醫學院教授翟曉梅說，參會成員因這個消息“炸鍋了”，今天中午她參加一場學術午宴，一下車就被一群國際學者團團圍住詢問情況。
“整個人類社會對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是非常謹慎的。任何一個國家的科學家都沒有權力輕易改變人類的基因庫。（一旦改變），風險是什麼，我們現在都不可預料。”翟曉梅說。
據一位參會者稱，處於風暴中心的賀健奎已到會議報到，尚未公開現身。
26日下午，南方科技大學發表了一份聲明稱，賀建奎副教授已於2018年2月1日停薪留職，此項研究工作為其在校外開展，未向學校和所在生物系報告，學校和生物系對此不知情。聲明還稱賀建奎副教授將基因編輯技術用於人體胚胎研究，嚴重違背了學術倫理和學術規範。深圳市衛計委也向中國青年報記者表示，深圳市醫學倫理專家委員會已於11月26日啟動對該事件涉及倫理問題的調查，對媒體報道的該研究項目的倫理審查書真實性進行核實，有關調查結果將及時向公眾進行公佈。
而賀建奎在一段英文視頻中迴應稱團隊“選擇被瞭解最充分的基因之一——CCR5”，因為“安全性是他們首要考慮的”。在他看來，這項基因編輯“是一種類似於疫苗的疾病預防”。
他在視頻中表示，儘管知道自己的工作會有些爭議，但相信一些家庭需要這項技術。同時，團隊“拒絕基因增強，性別選擇或是改變皮膚和眼睛的顏色，因為這並不能算是對孩子真正的愛。”
這不是中國基因編輯研究第一次因為倫理問題遭到質疑。2015年4月，中山大學教授黃軍就在生物學雜誌《蛋白質與細胞》在線發表的一篇研究稱，他的團隊完成了全球第一次在人類胚胎進行的基因修改實驗。黃軍就原本希望將這項研究發表在《自然》或《科學》雜誌上，先後被拒絕。兩家雜誌拒絕透露評審細節，但承認顧慮到了基因編輯背後的複雜倫理問題。
那時正是首屆國際人類基因組編輯峰會召開前，峰會最終發表聲明，為研究利用基因編輯技術修改人類胚胎或生殖細胞開了綠燈，但同時指出被修改的生殖細胞不得用於懷孕目的。那時起，中國基因科學的倫理準則為國際學術界嚴格審視。
3年前，許多中國科學家曾站在黃軍就一方，翟曉梅就是其中一位。她表示，黃軍就的實驗屬於前研究（pre-research），“完全談不到臨床試驗”，是為了加深對技術知識的理解。團隊使用的是醫院廢棄不用的胚胎三原核，僅能存活幾十個小時。國家法律規範允許，這也符合國際生命倫理準則。她曾走訪數個國家，向國際學術界介紹中國基因編輯的現狀，消除“對黃軍就試驗的誤解”。
在計劃於27日召開的基因組編輯峰會上，翟曉梅本來要介紹中國在生命倫理方面的發展，來回應國際社會對中國的質疑。但會議前一天這則基因編輯嬰兒誕生的消息讓她感覺“對中國的創新發展是一個巨大的負面打擊。”
雲南中科靈長類生物醫學重點實驗室的陳凱教授同樣擔憂賀建奎的行為對學界帶來的影響。一方面，這可能導致公眾的恐慌，加劇當前公眾對轉基因技術的誤解。另一方面，他認為這也可能讓所有中國科學家的聲譽受到影響，“即使你是符合倫理規範的，國際上還是下意識地不信任你。”
在翟曉梅看來，賀建奎試驗的性質與黃軍就截然不同。“就是學術失範，有很大的問題。”她說，“孩子都生出來了，才跟學術界報道，太過分了！而且我們國家的現有的法律法規都是禁止這麼做的。”
2003年，科技部和衛生部聯合下發了12條《人胚胎幹細胞研究倫理指導原則》（後稱指導原則），其中第六條規定，不得將“已用於研究的人囊胚植入於人或其他動物的生殖系統。”而在賀的實驗中，經過基因修飾的胚胎被放入了子宮，誕下了一對雙胞胎。
指導原則第九條規定：“從事人胚胎幹細胞的研究單位應成立包括生物學、醫學、法律或社會學等有關方面的研究和管理人員組成的倫理委員會，其職責是對人胚胎幹細胞研究的倫理學及科學性進行綜合審查、諮詢與監督。”
而陳凱教授則認為，相比於倫理問題而言，更重要的是試驗的安全性尚未得到解決。“安全性之後才是倫理問題”。他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目前沒有任何研究表明現有的基因編輯技術對人類不會帶來任何風險或潛在的影響。
陳凱表示，“在安全性無法得到保證前，這是無可爭議的底線，他的做法絕對是錯誤的。”
“這就是一個廣告。”翟曉梅說，賀建奎在實驗完成後不進行同行評議，先向媒體發佈非常不妥當，“媒體不瞭解這種情況，會鋪天蓋地地向公眾傳遞一些可能不準確的信息。”
這讓她想起了2017年底的“換頭術”風波。一位意大利醫生宣佈與中國團隊合作，“首次”成功移植了一具屍體的頭顱，並在媒體上大肆曝光。這場熱鬧來被學術界認定為毫無醫學價值的偽科學鬧劇。這一次的基因編輯嬰兒實驗，相比起來“影響更大”，“更壞”。
清華大學醫學院艾滋病研究中心的博士生李楊陽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賀建奎的這項研究對HIV的免疫是毫無必要的，“即使父母是HIV感染者，目前也已經有成熟的技術保證生出健康的孩子。”他表示，一個健康的人，如果做好防護，也不會感染HIV。
澳大利亞彼得·多赫提傳染病與免疫研究所的研究員劉浩銘也向記者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同時表示，賀建奎使用的免疫手法僅對免疫部分種類的艾滋病毒有效，但對目前中國流行的AE重組亞型無效。他介紹，目前超過50%的新增報告患者都是感染的這類亞型的病毒。
在翟曉梅看來，一個理想的倫理監督委員會本可以避免這次的情況出現。他們將“熟悉中國國情和相關法律法規”，而不是隻知道走完一趟所謂的標準操作程序（SOP）
關於此次基因編輯嬰兒的研究，網絡上流傳出的一份《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申請書》。深圳和美婦兒醫院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否認免疫艾滋病的基因編輯嬰兒和該院有關。
原國家衛生計生委於2016年公佈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明確規定，醫療衛生機構未設立倫理委員會的，不得開展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工作。醫療衛生機構應當在倫理委員會設立之日起3個月內向本機構的執業登記機關備案，並在醫學研究登記備案信息系統登記。
經初步調查，深圳和美婦兒科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這一機構未按要求進行備案。
翟曉梅一直在推進中國生命倫理審查委員會的建設工作。據她介紹，中國的倫理監督在體系上已經建立完全了。三級倫理委員會分別是科研機構的倫理審查委員會，省市的倫理審查委員會和衛生部的倫理審查委員會，上一級對下一級負有指導和監督責任，同級衛生管理部門對倫理審查委員會具有監督義務。
但是，“倫理監督的能力建設依然是不一致的。委員會與委員會的能力差別非常大。”一些本地的醫療機構根本無法勝任倫理監督的工作，而已有的倫理監督委員會人員依然需要標準化的培訓。她和夥伴們希望制定規則，當涉及到人類生殖細胞的基因編輯，胚胎幹細胞的干預，用生物材料作為研究或者作為產品的時候，必須要有一個監督委員會介入。
“錯了就是錯了，誰的責任誰負。”針對這次的風波，翟曉梅說，“倫理監督能力建設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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