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朝建立開始，其在涉外領域的保守與封閉，就在海陸的各條邊疆上持續展開。除了海禁政策與長城防線，其他非重點區域的關口也多由軍鎮掌控。但你或許不會想到，類似情況在王朝治下的內陸地區也同樣存在。這種長期的封閉與不作為，最終釀成了15世紀後期的鄖陽民變。其規模也足以堪比後來滅亡明朝的李自成叛亂。

明朝特有的土地管理模式

元末明初的戰亂 造就大片的無主之地

由於元末混戰的巨大破壞力，明朝初期的人口顯得比較不足，無主之地倒是多出不少。在此背景下，明朝得以用自己控制的大量荒地來安置軍事化屯田人口。在照搬了元朝留下的戶籍制度和動員體制後，形成了皇莊-衛所-郡縣的三足鼎立局面。

其中，除了民事成分居多的普通郡縣，皇莊和軍事衛所都屬於帝國控制體系的重要分支。因此，他們在實際上都具有很強的資源損耗和內部擴張屬性。前者受惠於朱元璋留下的祖制，供養地位極高的藩王宗室。雖然在朱棣篡位後，已經不再具有地方管轄權，但還是要中央不斷投錢進去維持正常運轉。後者則受制於明朝人的動員學理念，逐步將大量軍戶轉化為供養軍官階層的國家農奴。當明軍進入需要募兵的時代，依舊因利益問題而無法裁撤。結果，他們都無力向邊疆以外的地區擴張，只能以吞噬內部資源的方式存在。

明朝從開始就對外部世界抱有天然敵意

當然，在以上三類土地之外，還存在眾多形式各異土司領。其中既有頂著衛所名稱的規劃蒙古人，也有自治屬性較強的苗人、壯人等南方山民。他們的私家軍在明朝中期，逐步成為朝廷倚重的戰鬥兵源。因此，朝廷在限制其生存空間之餘，也給了一定的保留區。這樣的結果，無疑是土司領長期存在，但絕大部分又不可能獲得實質性的增漲。只能是在朝廷直屬的鐵三角地塊之外，做到獨善其身的苟延殘喘。

最後，還有存在連土司領地位都不如的三不管地帶。這些地方主要分佈在山地丘陵居多的南方，依靠特定河流維持最基本的交通聯繫。由於地形問題和歷史原因，明朝在前期都沒有在當地建立任何郡縣或衛所機構。臨近的土司領也因為朝廷限制，不可能越境往這些地方發展。於是，這類地區就成為了流亡人口和盜匪集團的天然避風港。

明朝前期的 襄陽府就存在大量的三不管地區

荊襄也在國境之外

長城與九邊防線 直接體現了明朝對外部世界的態度

針對不同地區的三不管地帶，明朝官方的做法也是千變萬化。例如，靠近蒙古的河套可以直接放棄，情況類似的晉北則以邊軍駐屯監視。如果地域轉換到海島，則以沿海水師和海禁加以限制。若這樣的地方居於內陸，就可以採取針對土司領的辦法，圈地禁入。

位於陝西、河南、四川和湖北之間的鄖陽，就是明朝中前期最大的三不管區域。雖然境內多山而道路險阻，但依靠漢水流域的滋養，並不應該人丁凋敝。歷史上，這裡還是關中直抵荊州的重要紐帶，是楚國與秦國爭霸的舊戰場，也是南朝北伐十六國的快速通道。哪怕是經歷了宋元之交的混戰，依然是人口繁盛的好地方。然而，由於明軍西征過程中的肆意殺伐，讓當地的原生態遭到毀滅性的破壞。因此，淪落到連行政機構都沒必要建立的慘況。

位於漢水流域的鄖陽 曾是歷史上的重要通道

從朱元璋立國到明英宗駕崩，這片以鄖陽為核心的“無人區”被籠統的歸屬荊襄。雖然明初多有從人口稠密地區遷走住戶，但鄖陽的兩頭又是人口損失巨大的湖廣和巴蜀，所以得不到移民制度的優先照顧。相反，明朝為了避免麻煩而將四周圈禁起來，設立類似邊境的訓練制度，以防脫離郡縣或衛所的人口逃入其中。於是，在長達百年的時間裡，這塊位內陸區域所享受的待遇，比很多海盜落腳的島嶼還要嚴格。普通人要進入其中，付出的成本和困難度也和越境去蒙古類似。

當然，正如明朝無力阻止東南海商和西北馬幫，鄖陽一帶的流亡人口也逐步增加起來。他們當中既有因災荒而失去土地的郡縣農民，也有因不堪壓迫而出走的衛所軍戶，甚至還有許多行走在西南山麓間的小型商團。他們當中的不少人，也選擇以這裡為基地，建設自己的新家園。

每次饑荒 都會讓大量的流民遷入鄖陽地區

初期的生活非常艱苦，只能在刀耕火種之餘，用打獵和採集手段維持。但當流亡人口迅速膨脹，成熟而穩定的定居點也隨之建立。農民重新開墾土地，並且不擔心自己的收成被縣官徵繳。他們的成功也很快吸引了更多人趕來投奔。尤其是在災荒發生的年份，大量破產人群會自然而然的選擇越境，到這片世外桃源來尋得庇護。他們彼此之間也會按照不同山頭，組織自己的聚落群體。雖然官府對此心知肚明，但因為地方財政的吃緊而無力阻攔。畢竟，很多衛所士兵也會選擇遁入這片化外之地。

事情發展到明英宗繼位，當地已容納了約150萬流亡人口。除了必須的農業生產，還有商人到當地發展實業，組織起原始的手工工場。也有人因境內存有不少礦藏，組織人群進行開礦。這些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重建了當地經濟，也讓原本散亂的人群有了大範圍組織能力。以至於在明朝控制區被不斷打壓的白蓮教，也順勢傳入鄖陽，並在地方上擁有了眾多信徒。

荊襄流民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地區生產恢復

順勢而起的漢王

南征北戰的明英宗 一直對荊襄流民問題不上心

早在明英宗繼位之初，就不斷有地方官向中央告狀，表示無力控制荊襄邊區的流民團體。但在需要頻繁用兵的皇帝看來，鄖陽的價值實在是不如南方的麓川和北方的瓦剌。因此，他只是讓地方努力將流民們召回，而沒有給予任何實質性的援助。期間，鄖陽的人口繼續快速增漲，明軍的主力卻在雲南和土木堡折損嚴重。

1465年，明英宗駕崩，並將一個危機四伏的帝國留給了兒子朱見深。隨著西南各地開始爆發叛亂，明朝不得不抽調中央軍和土司武裝，去協助戰鬥力低下的地方衛所。荊州等地的衛所軍，也將有限的戰兵派往南方，造成了地區內的防務空虛。已經在鄖陽當地小有名氣的劉通，看準時機發動了正式叛亂。這位因逃荒而來到當地的河南農民，當眾豎起黃旗，封自己為漢王，並迅速召集到40000人的追隨。在他之前，鄖陽當地的流民只有小團體而無大組織。在他之後，明朝才意識到自己在內地也養出了個心腹大患。

荊襄流民利用明朝的手忙腳亂 開始了正式叛亂

這年5月，明朝的征討部隊開始從京師南下。兵部尚書白圭親自出馬，率領總數達15000人的大軍進入荊襄一帶。此前，劉通已選擇先下手為強，帶著4000人進攻通向荊州的要地房縣。但倉促組織起來的流民武裝，並沒有多少攻城戰經驗。荊州的明軍在夜裡抵達，用火把大張旗鼓的向圍攻叛軍示威。劉通因為擔心遭遇大股官軍，所以主動向後方撤退。但地方衛所兵也不敢繼續深入，遭到鄖陽各地的流民圍攻。因此，直到白圭帶著包括京營在內的強援抵達，明軍才開啟正式的平叛作戰。

他們兵分四路，同時向漢水上游挺進，迫使劉通無法集中力量進攻其中的任何一支。雖然叛軍在理論上擁有數萬之眾，但組織非常渙散，也缺乏大規模軍事經驗。面對京營、邊軍和蒙古騎兵的組合，根本沒有多少抵抗力可言。明朝地方官府也在多年裡不斷派人深入鄖陽等地，所以對內部的地形等情況有相當瞭解。在本年時間裡，各支持叛亂的山頭被逐個攻破。劉通及主要部下都被擒獲，送往北京受審處死。

北方邊軍是剿滅第一次叛亂的主力

註定失敗的二次叛亂

新的饑荒 再次讓鄖陽湧入了大量流民

但白圭的快速襲擊策略，只是消滅了首批起事的劉通集團。在明軍撤走之後，鄖陽當地的情況並未有任何實質性的改變。除了被強制遷走的那部分外，其餘人大都不願意回到明朝統治的郡縣，繼續在三不管地帶內聚集發展。

一直到1470年，新的災荒在河南爆發。近10萬人流離失所，只能向南進入沒有人阻攔他們的鄖陽地區。他們的到來，再次打破了原有的社會生態結構，隨即引發了第二次叛亂。這次起義的核心，換成了劉通的老部下李原，人數也擴展到10萬。由於明朝在數年內不斷在其他地方用兵，對於這個過程沒有能力進行阻止。等到鄖陽的事態再次惡化，才動員起超過25萬人的平叛大軍。

第二次叛亂的核心 李原

此次掛帥的項忠，是明朝中期的儒家典範。雖然不是軍隊出生，卻有過很多將領都沒有的豐富經驗。不僅隨同明英宗在土木堡被瓦剌人俘虜，還在後來先後參與平定了瑤人、羌人和蒙古軍戶的叛亂。依照這些案例的經驗，他在京營和邊軍之外，廣泛招募貴州、湖南等地的苗人土司武裝。準備利用兵力和戰力優勢，徹底蕩平危險的荊襄流民區。

在具體策略上，項忠首先依靠大軍將鄖陽地區的主要對外通道封鎖。由於當地的多山地形，讓這項工作並不十分困難。接著，開始以招募屯田的手段，對來源複雜的流民集團進行分化瓦解。由於很多人剛剛從災區逃出不久，很容易被再次吸引出山，留下舊的原住民繼續堅守。

平定第二次叛亂的主力 實際是南方各省的苗人土司

此後，項忠便不斷派遣土司武裝上場，依靠他們提供的山地步兵強攻單獨的村寨。由於苗人長期生活在類似環境，又每年定期進行軍事訓練，所以對類似作戰是駕輕就熟。面對訓練並不充分的流民，他們的長矛、苗刀和帶有毒液的箭矢，都非常具有殺傷性。其餘明軍則可以在山下保持圍困態勢，並通過水路維持交通補給線的順暢。如果有叛軍趕來增援，就會遭到京營火器部隊的射擊，並被隨後展開反擊的小股騎兵擊潰。這種步步為營的穩健戰法，也從根本上瓦解了各山頭的流民抵抗。畢竟，以糟糕的武器和戰術，不可能擊敗越南火器和蒙古騎兵。

最終，李源和數千人的餘部退往湖北西部的竹山一帶。他們依靠山地設伏，多次打退了追擊而來的官軍。項忠便下令全軍暫時後撤，將心急氣躁的叛軍全部吸引出來。當時，正巧遇到山洪爆發，叛軍的後路被完全截斷。明軍抓住機會進行猛攻，才將這股頑敵全部殲滅。

堅持抵抗的義軍 最後被洪水和明軍同時包夾

到1471年的12月，整個鄖陽地區被明軍徹底平定。項忠為了徹底斷絕此地的不安定因素，將數十萬人強制驅逐出去。流民在官軍的押解下，踏上了被遣返原籍的漫長路程。許多人因為缺少食物，在半路上死於飢餓。朝廷也開始對荊襄流民區展開郡縣化改造，由於不少荒地已經得到開發，這些工作也就沒有想象的那麼困難。明朝還特意在當地設立鄖陽府，作為控制這個四省交匯之地的中樞，算是長期解決了這個由自己造成的叛亂問題。

相比後來的李自成集團，鄖陽的荊襄流民在諸多方面都沒有成功的可能性。其核心成員不像李自成、張獻忠和高迎祥等人，曾接受過正規軍訓練，並在出事階段就有戰友的鼎力相助。15世紀的明朝外部局勢，也不曾有類似滿洲的強敵牽制，可以集中全國大部分兵力在一個地方長期作戰。因此，鄖陽民變雖然在規模上超過了之前之後的很多同類型事件，但終究在影響力方面大大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