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一個“任性”的決定，埋下了南明弘光政權覆亡的伏筆

明神宗明光宗明朝朱常洵張居正清朝鄭貴妃明史歷史明熹宗葉向高孔尚任魏忠賢桃花扇南京顧憲成江陵雍親王府 2019-07-08

見金陵玉殿鶯啼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將五十年興亡看飽；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殘山夢最真，舊境丟難掉。不信這輿圖換稿。

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孔尚任《桃花扇》

（圖片來源於網絡）

一曲《桃花扇》，道出了無數明朝遺民心中的那份亡國之痛。

而其中的那句“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正是在歷史上僅僅存續了一年時間的南明弘光政權的真實寫照。

在這短暫的一年時間裡，江南地區的官員和百姓們經歷了由希望、到失望、再到絕望的整個心理過程，更是見證了無數生死冷暖與悲歡離合。

南明弘光政權的覆亡，亡於昏君執政，亡於奸臣當道，亡於黨爭不斷，也亡于軍閥們目無君主、擁兵自重。但是我們更應看到的是，它的覆亡並不單單是亡在當下，實際上早在六十多年前，萬曆皇帝的一個“任性”的決定，就已經為南明弘光政權的最終結局埋下了伏筆。

而這一個“任性”的決定，就是萬曆晚年那場著名的“國本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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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本之爭”，可謂是明末朝堂之上一切政見紛爭的“起源”。

“明朝皇帝多奇葩”，而萬曆皇帝朱翊鈞無疑是“奇葩中的奇葩”。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對待張居正的態度翻轉。

張居正對於萬曆皇帝乃至整個明朝都是有著巨大貢獻的，他一手開創了“萬曆中興”的局面，可以說是將明朝的國祚延長了四十年。但是萬曆皇帝對於自己的這位老師和“恩人”，卻表現出了極為“逆反”的一面，在張居正死後，馬上對其進行了清算，家人或被囚禁或被流放，就連張居正的陵寢都遭到了損毀。此時的萬曆皇帝年僅19歲，將自己“熊孩子”的一面展現的淋漓盡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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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情就是破紀錄的“三十年不上朝”。

自萬曆十七年（1589）開始，至萬曆皇帝去世，在這三十年期間，萬曆皇帝不再接見朝臣，內閣出現了“人滯於官”和“曹署多空”的現象。由於萬曆皇帝三十年“萬事不理”，綱紀廢弛、邊患四起、百姓怨聲載道，就此成為了大明王朝走向滅亡的起點。

清朝時期編撰的《明史》評價其曰：

神宗沖齡踐阼，江陵秉政，綜核名實，國勢幾於富強。繼乃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於是小人好權趨利者馳騖追逐，與名節之士為仇讎，門戶紛然角立。馴至悊、愍，邪黨滋蔓。在廷正類無深識遠慮以折其機牙，而不勝忿激，交相攻訐。以致人主蓄疑，賢奸雜用，潰敗決裂，不可振救。故論者謂明之亡，實亡於神宗，豈不諒歟。

也正是因為如此，清朝歷代皇帝在祭祀明十三陵的時候，從來不會祭奠萬曆皇帝朱翊鈞的定陵，以示對於萬曆皇帝的摒棄與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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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件事情就是“國本之爭”，事實上，萬曆皇帝“三十年不上朝”，最為直接的原因也是“國本之爭”。

一直以來，萬曆皇帝在立太子的問題上是懸而未決。

按照明朝立長子為太子的“立儲”原則，萬曆皇帝應該冊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並且冊立朱常洛為太子已經成為了萬曆朝堂上所有朝臣的共識。然而，朱常洛的生母王氏，此時身份非常卑微，僅僅是名宮女，所以朱常洛非常不受萬曆皇帝的喜歡。

萬曆皇帝所喜歡的皇子是由他最為寵愛的皇貴妃鄭氏所生的皇三子朱常洵，萬曆皇帝希望能將朱常洵冊立為皇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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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種有違明朝傳統禮法制度的“任性”之舉，當即遭到了幾乎所有朝臣的一直反對，紛紛上疏萬曆皇帝，擁立皇長子朱常洛為皇太子，但是萬曆皇帝卻遲遲沒有冊封之意，反而不斷處罰支持朱常洛的朝臣。於是，冊立太子的問題就從萬曆十四年（1586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了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最終在李太后的干預下，萬曆皇帝還是冊立了朱常洛為太子，朱常洵為福王。

但是整件事情仍然沒有結束，萬曆皇帝一方面不斷欺凌、打壓已經被封為太子的朱常洛，另一方面又遲遲不讓朱常洵到封地就藩。於是又引發了朝堂內外以及後宮之中的第二次激烈爭鬥，這次爭鬥又持續了十多年的時間，直至“晚明三大案”之一的“梃擊案”的發生，朱常洛的太子之位也才算正式穩固下來，而鄭貴妃以及他的兒子朱常洵，以及萬曆皇帝也都接受了這樣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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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萬曆皇帝去世，朱常洛順利登基，然而這個他與朝臣們耗費了近三十年才保住的“國本”與“正統”皇位，僅僅只坐了不到30天，泰昌皇帝朱常洛就去世了。而他的繼位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木匠皇帝，明喜宗天啟皇帝朱由校。

在整個“國本之爭”的過程中，以顧憲成、葉向高為首的東林黨人，是朱常洛的堅定擁護者，而這也使得他們將“擁立國本”作為自己的卓越政績和突出貢獻加以標榜，在朝堂之上的聲望和地位也是與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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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啟皇帝登基之後，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集團為了爭奪權勢，隨即對東林黨人採取了殘酷的打壓和排擠。在此期間，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等人在魏忠賢的授意下，編纂《三朝要典》，將矛頭直指左光斗、楊漣、魏大忠、黃尊素等此時的東林黨“大佬”，並以此對東林黨人進行構陷與迫害，魏忠賢所領導的“閹黨”集團進而把持了朝政。

然而，在崇禎皇帝朱由檢繼位之後，隨即扳倒了魏忠賢，重新啟用東林黨。但是事實證明，魏忠賢所領導的“閹黨”不見得是一無是處，東林黨也僅僅是自視清高，兩者將大量的精力放在了相互攻擊和鬥爭上，而這些都加速了明朝的滅亡。以至於崇禎皇帝在臨終前哀嘆：

諸臣誤朕也，國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棄之，皆為奸臣所誤，以至於此。

這其中最讓崇禎皇帝痛心疾首的也就是那些空談誤國，滿口忠義，到頭來卻排著隊向李自成投降的東林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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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樣朝堂之上沒有道德、沒有底線甚至沒有“節操”的黨爭，起源就在於萬曆皇帝的“國本之爭”，如此紛亂的政治鬥爭將已經搖搖欲墜的大明王朝徹底推向了覆滅的深淵。

但是，“國本之爭”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並沒有隨著崇禎自盡、明朝的滅亡而終止，這份影響已然延續到了南明的弘光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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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統明朝滅亡，“國本之爭”隨即進入了2.0時代。

當崇禎自縊的消息傳到南京，自明成祖朱棣時期開始，在南京存續的那一整套六部九卿的行政體系隨即正式啟動，南明小朝廷也就此開始履行統御職能。

然而，南明小朝廷面臨著一個最為根本的合法性問題，那就是沒有國君，而小福王朱由崧便是此時最為合適的人選，甚至可以說沒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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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因為血緣關係。

崇禎皇帝自縊去世，他的幾個兒子下落不明，而崇禎皇帝的親哥哥、天啟皇帝朱由檢有沒有子嗣，所以只能從他們的祖父萬曆皇帝朱翊鈞的直系子孫中挑選，並且只能挑選與崇禎皇帝同一輩分的堂兄弟，畢竟還是要遵循“兄終弟及”的傳統。而作為萬曆皇帝最為喜愛的老福王朱常洵兒子的小福王朱由崧，在繼位順序上，絕對是排在前列的。從血緣上來說，小福王朱由崧佔據了絕對的優勢。

另一方面便是目前其所在的位置。

萬曆皇帝的直系子孫，經過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軍政權的大肆屠殺，除了小福王朱由崧，也就剩下後來的永曆皇帝朱由榔等極少數的人了，而他們也都在距離南京非常遙遠的廣西、雲貴等地，短期內無法趕到南京。此時的朱由崧恰恰就在距離南京非常近的淮安暫避，因而可以快速達到南京登基，填補國家最高統治者的空白。

所以，血緣近、距離近，使得朱由崧成為了登基稱帝的不二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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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這個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人再一次跳了出來，對於小福王朱由崧的登基提出了堅決的反對意見，他們希望由同在淮安暫避的潞王朱常淓登基皇位，理由是潞王更“賢”。

潞王朱常淓真的如同錢謙益等人所說的那樣“賢能”麼？歷史證明，這個答案是否定的，並且，東林黨人在這個問題上再一次表現出了沒道德、沒底線的一面，因為他們撒謊了。在明朝的政治體制中，是嚴格禁止藩王與朝臣有任何聯繫，他們有可能互不相識，甚至有可能根本沒有見過面，何來“賢能”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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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林黨人這樣極力的阻止朱由崧登基，反而擁立根本不應該作為候選人的潞王朱常淓，終究為的還是一己私利，而根源正是在六十多年前的那次“國本之爭”。

在萬曆朝的“國本之爭”中，東林黨人堅定的擁護了朱常洛繼位，而就此開罪了老福王朱常洵以及鄭貴妃。作為朱常洵的兒子，朱由崧繼位之後會不會將當年的事情來個舊事重提，重新對東林黨人進行打擊報復，這才是東林黨人所關心的重點。而此時的他們已經全然放棄了“國本”的標準，未能像六十多年前一樣選擇堅守。

畢竟此時的南京，掌握朝堂話語權的還是東林黨人，於是朝堂內外對於福王登基的反對之聲也開始變得愈發的強烈，就連與東林黨人頗有淵源的兵部尚書史可法，都以“有不孝、虐下、干預有司、不讀書、貪、淫、酗酒七不可立”，公開的反對朱由崧到南京登基稱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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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南京的東林黨人卻如同在北京崇禎朝堂上的東林黨人一樣，個頂個是“指揮家”、“演說家”，卻沒有一個“實幹家”，除了煽風點火，也就剩下串聯扯皮了。而就在這個時候，鳳陽總督馬士英聯合江北四鎮黃得功、高傑、劉良佐、劉澤清等人前往淮安迎接朱由崧到南京登基。面對著有了軍閥勢力支持的朱由崧，東林黨人也只能接受了現實，也接受了小福王。

就這樣，朱由崧成功在南京登基，成為了南明第一個政權，弘光政權的皇帝。可是，基於“國本之爭”所引發的對於朱由崧的反對聲音，並沒有因為朱由崧的登基而停止，新一輪的黨爭也在弘光政權的朝堂之上慢慢發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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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本之爭”的延續，不斷挑戰者朱由崧的登基合法性，最終導致了弘光政權的覆亡。

朱由崧在馬士英等人擁立之下坐上了皇位，已然成為弘光朝堂之上權勢最為顯赫的馬士英、阮大鋮等“閹黨”成員隨即開始了對於東林黨人的打壓與迫害，以穩固自己的權勢。

隨後又有一件利器被馬士英等人搬了出來，這件利器恰恰就是當年魏忠賢用以打壓東林黨時所修著的那部《三朝要典》。但是當時情勢非常的危機，再加上朱由崧的阻攔，馬士英、阮大鋮等人還沒有等到《三朝要典》重新問世，弘光政權就已經滅亡了，但是他們的這項舉動立馬引發了東林黨人集團的高度警覺，進而引發了後來的一些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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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當其衝的便是“南渡三案”的出現。

“南渡三案”指的是南明弘光政權時期發生的三大疑案，分別是“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

“南渡三案”的出現，其中與東林黨人的策劃和煽動有著密切的關係，這一次，不是對弘光皇帝朱由崧的能力問題提出反對，而是將矛頭直接指向了朱由崧的真實身份以及登基合法性的問題。而這不僅僅讓本就讓風雨飄搖的弘光政權從內部喪失了向心力和凝聚力，加速了朝堂之上的分崩離析，更是直接動搖了弘光政權存續的根基。

在此期間，可以說弘光朝堂之上那個唯一的忠臣良將史可法，無奈的選擇了“督師江北”，整個南明的朝堂之上更加是烏煙瘴氣，而馬士英、阮大鋮等人也進而將大權獨攬，把持朝政，更加肆無忌憚的迫害東林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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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這就引發了另一場危機，就是左良玉、左夢庚父子的叛亂。

左良玉與東林黨人侯恂的關係密切，並且受到過侯恂的舉薦與提拔，在加上他擁兵自重，一人所統領的兵力就超過了江北四鎮的總和，於是馬士英、阮大鋮等人對其非常忌憚，同時也想盡辦法來打壓、削弱左良玉。

在1645年3月，伴隨著“南渡三案”之一的“假太子案”爆發，左良玉起兵造反，打著“清君側”的旗號，率領著號稱百萬的大軍，浩浩蕩蕩的向南京殺來，行軍途中，左良玉病逝，由他的兒子左夢庚接任其位置，繼續統領大軍朝南京進發。

此時的弘光皇帝朱由崧急忙要史可法撥出兵力阻擊左夢庚，而這直接導致了史可法的兵力受到了極大的削弱，進而無力抵抗清軍對於揚州的進攻，最終揚州被攻破，史可法壯烈殉國，南京城危在旦夕。

而左夢庚又在被“江北四鎮”軍閥之一的黃得功擊敗後，索性直接率領所部的二十萬大軍向清軍投降。而他所投降的對象，清朝的英親王阿濟格，此時所率領的軍隊，總數也就只有十萬人左右。整個弘光政權存續期間，包括左夢庚、劉良佐等一眾投降清朝的南明將領，一共為清朝貢獻了總人數超過60萬人的軍隊，這些軍隊在投降清軍後，無一例外，都是馬上調轉槍口，將南明作為自己的進攻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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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時的南明弘光政權，內部是昏君加奸臣，還有依舊持續不斷的黨爭，外部是擁兵自重，拒不服從皇帝指揮，卻又成建制的投降清朝的軍閥們，再加上又經歷了“南渡三案”和左良玉父子叛亂的影響，此消彼長間，弘光政權已經是內憂外患，無藥可救，被清朝打敗也變為了必然的事情。

1644年5月15日，朱由崧在南京登基，南明弘光政權正式建立；整整一年之後的1645年5月15日，南京城破，弘光政權正式宣告覆亡。

此時的江南大地上，不管是以錢謙益為首的東林黨人，還是以阮大鋮為首的 “閹黨”成員，還是那些擁兵自重的軍閥將領，都不約而同的選擇了向清軍投降，甚至連那個東林黨人認為“賢能”的潞王朱常淓，也選擇了投降，這個時候寧死不屈、抗爭到生命最後一刻的奸臣馬士英，卻成為了“忠義之士”，不得不讓人感到一種莫大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