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伶是魏晉時期著名的竹林七賢之一，《晉書·劉伶傳》記載：
劉伶好酒，有一天向妻子要酒喝。妻子把酒倒掉，把酒倒掉，把酒壺砸掉，哭著勸他說：“你喝酒成隱，實在不是養生之道，一定要戒掉它。”劉伶說：“好，我不能就這樣戒了，應該在鬼神面前發誓。你去準備酒肉祭祀鬼神。”妻子聽他的話準備了酒肉。劉伶跪下來念念有詞：“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斟，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慎不可聽。”說罷，飲酒吃肉，一會兒醉得不醒人事。
《世說新語》載：
劉伶喜歡喝了酒以後脫光了衣服在屋子裡走，有人看到了笑話他。劉伶說：“我把天地當作屋子，把房子當做褲子，各位先生為什麼鑽到我褲子裡來。”
上面的兩則故事反映了劉伶作為玄學家不受名教束縛的一面。
劉伶酒後的舉動人們以為很怪誕，實際上在劉伶看來，酒可以淨化人的精神，可以純潔人的情操，他曾經寫了一篇文章叫《酒德頌》，寫了一位大人先生成天喝酒，除了喝酒，啥事不幹，“以天地為一朝，以萬物為須臾”。
比劉伶更為著名的玄學家是嵇康、阮籍。
嵇康拒絕入仕，他說自己不做官的原因時說，自己性情疏懶、經常半月甚至一個月不洗臉，衣服很髒，蝨子不少，當官要求危坐不動，身上癢起來卻必須抓，因此穿著官服有失體面。嵇康自稱“非湯武而薄周孔”，他還寫《管蔡論》，認為管蔡之反，是疑慮周公篡權，是忠於王室的表現。他直言：“禮豈為我輩設也！”並且還說：“汝君子處寰區之內，亦何亦於蝨之處褲中乎？”即他認為那些禮法之士，猶如褲襠中的蝨子一樣可惡可厭。
禮教規定“男女授受不親”，但《世說新語》裡記載：
嫂子回孃家，阮籍與她告別。有人譏笑阮籍不懂道理。阮籍說：“禮教難道是為了規範我們這些人？”
還有一個故事說：阮籍鄰居的老婆很漂亮。這家人賣酒，阮籍與朋友經常到她家去喝酒。喝醉了就睡在鄰居老婆身邊。鄰居開始有疑心，時間長了，也不覺得他們之間有什麼事。
阮籍叔嫂通問，醉眠婦側，乃其天真自然本性的發露，這種真實性情乃老莊所指的大樸未虧。
讀嵇康、阮籍的著作，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對名教的反抗和他們對個體價值的認同。上文所說的劉伶與嵇康、阮籍同為竹林七賢中人，他的醉酒正是一種對現實的獨特的反抗。
竹林玄學家的代表人物嵇康、阮籍主張“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所謂的自然，是指人的自然慾望，名教是指社會性的規範。名教和自然的關係問題是魏晉玄學的一個重要話題。魏晉時期是一個動盪的時期，政局多變，禍福無常，玄學家較之常人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個體的生存危機。阮籍在《詠懷詩》裡說：“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時勢之艱險，使個體難以安立於世，動盪不寧的人生，則使個體存在的意義更加突出了。個體的生命是有限的，不管是得志還是失意，對個體來說，生命總是隻有一次，不可重複。年華易逝，人生不永，個體的存在不能超越有限。這種感慨和體驗確實空前地突出了個體的存在價值。
因此，名教和自然的討論，背後所蘊涵的實際上是，在亂世，如何協調個體和群體的關係。如何在複雜的無所不在的社會規範中保持自己的天性。人們組成社會，當然需要有一定的規範來協調個體間的關係，但是在一個等級製為基礎的社會裡，規範往往是維護在上者、當權者的利益，社會規範成了他們攫取自身利益的工具。工具性的社會規範無疑會變成虛偽的形式化的教條，人們壓抑人性，泯滅個體存在的價值。嵇康、阮籍等竹林玄學家提出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正是出於對個體價值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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