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歲的孫女士在西城區美廉美超市買完東西，乘扶梯準備離開時，看到李女士及孫女在扶梯上摔倒，便跑過去攙扶，結果自己也倒地致胸椎骨折。為此，孫女士將北京美廉美連鎖商業有限公司及受助者李女士告上法庭，要求兩被告賠償醫療費等各項損失共計3.2萬餘元。北京西城法院一審認定超市沒有責任，受幫助者李女士賠償孫女士2.6萬餘元。李女士說，她們也是受害方，事件發生後，外傷雖然好了，但心理上的傷害沒好，祖孫二人不敢坐電梯，她們不應承擔任何賠償責任。（千龍網10月27日）
孫女士因為幫助李女士而受傷，法院支持了孫女士的相關訴求，判李女士賠償2.6萬餘元。從李女士角度來說，這樣的判定顯然不合常理，因為她並沒有要求李女士幫助，因此，對孫女士的受傷，她不應當負有法律上的賠償責任。而從孫女士角度講，別人雖然沒有要求她去幫助，但出於情不自禁的好心，而做出了有利於別人的舉動，並因此而受了傷，這當然不能沒人管。由此可以看出，雙方的說法都有各自的道理。
雖然李女士的說法顯得有些“不近人情”，但從一個普通人角度來說，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她雖然有可能受到更大的傷害，但她寧願自己受傷也不願接受別人的幫助，這本身也是自己權利的一種現實選項，因為她當時自認為有能力判斷出受傷的底線，並且是自己可以接受的底線，雖然這看上去有些“自我冷漠”，但也是權利的一種自我調節，畢竟，沒有哪一部法律規定了必須要接受別人的幫助。
而作為孫女士來說，卻沒有這麼多的選擇空間和時間，因為幫助別人在她心目中已然成為了一種條件反射行為，她不需要考慮事後可能要承擔的結果，但眼前的一切就是她瞬間做出選擇的依據，只要能幫助到別人，就會不假思索地伸出援手，這樣發自於善意的條件反射，令人讚歎。然而，當她自身因幫助別人受到傷害而沒人領情時，便是使自己的善心受到了傷害，顯然，這是雙方難以達成一致的問題。
但是，這並不是絕然無解的問題，因為從情理的角度講，不管李女士是否要求了別人的幫助，而別人只要客觀上施以了援手，李女士就應當主動去領這個情，而不應當等著外界的催促，並且，從態度及言辭上表示出對孫女士最大的感謝才恰當。而如果被幫助的李女士及時將這些人之常情做到了位，想必日後的很多糾紛也就不必上法庭了。但在這方面，顯然李女士沒有做足，這讓孫女士的善心受到了冷漠。
孫女士沒有考慮自身年事已高，不顧個人安危，為防止更大的侵害發生，立即上前予以救助，其品行值得稱讚及肯定。但對於李女士來說，如果換一種情況，即假設她不具備賠償2.6萬元的經濟能力，那該怎麼辦？顯然這會使她無力履行法律的判賠，而此時，她只會感到自己更加的“無辜”。一邊是必須要得到賠償的，而另一邊卻不一定有賠償的能力，其實，這才是一個深層的社會命題。
從客觀現實考量，解決這樣的問題，只有從更深層次入手才行。孫女士沒有考慮自身年事已高，不顧個人安危，為防止李女士更大的侵害發生，立即上前予以救助，其品行值得稱讚及肯定，這是一種社會文明進步中需要大力弘揚和提倡的品德。
但既然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廣普需要，那國家社會就要立實質性的救濟機制，從長遠看，社會國家應當拿出一筆這樣的基金，用於救濟那些因善舉而身體受傷的好心人，而同時，既然是全社會的共同需要，那也就不能讓李女士自己全部承擔才對，這是文明進步必然要付出的社會激勵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