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晚晴權臣李鴻章，我們都不陌生，對他的評價眾說紛紜，見解不一。有的人說他是歷史的罪人，因為他簽了不少喪權辱國的條約，這裡面就有著名的《馬關條約》和《辛丑條約》，所以指責李鴻章是“賣國賊”、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但也有人說他是民族的英雄，因為中國的第一支海軍、第一條鐵路、第一次幼童留學等等，無一不與李鴻章有著最為直接的關係，可以說中國的近現代化是從他開始的。
李鴻章
其實，只要我們以理性的態度去看待李鴻章和他所處的時代，就不難看出，李鴻章簽訂那些條約，並非出於幾願，很多時候都是身不由己，迫不得已而為之，他只不過是大清帝國的一顆棋子，最終的決策是他這個當臣子的無法左右的。或者說，他只不過是清朝外交失敗後果的一個執行者和替罪羊。即使他不籤，也會有王鴻章、張鴻章去籤的，這只不過是走個形式罷了。
客觀地講，李鴻章應該算是晚晴封建統治階級裡較為清醒的一個人了，於國內，他是厲行改革的政治家，於國外，他是有“東方脾斯麥”之稱的外交家。
李鴻章發動的“洋務運動”就是力圖改變中國對外關係中處於劣勢局面。但他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深刻體會到中國變革的急迫性，卻又深知無法從體制上做根本的變革。他是現實主義的外交家，這使他面臨著兩難的局面：既要維護國家對外關係的利益，也要維護封建統治階層的利益，所以他只能選擇在不觸動根本體制的前提下，去開啟中國近代化進程。這種不可調和的矛盾最終致使這場運動的失敗，但卻不能怪李鴻章。
且不看成敗，在那樣國內外動盪的局勢下，如果沒有十分強烈的為國為民的憂患意識，誰又會去試圖發動這麼大的一場變革來試圖挽救中國，怎麼不是其他人，而偏偏是他李鴻章，那是因為他心中裝著國家、裝著人民。
為求救國之法，李鴻章可謂是訪遍歐洲各個國家和日本。即使在列強都打入中國的背景下，仍為振興中華而奔走，於1896年到達柏林，專門拜訪脾斯麥，討教強國之策——東西方脾斯麥的會談。就連在外國人眼裡，李鴻章都是一個胸懷國家、著眼未來的一個人，身上洋溢著錚錚鐵骨的民族氣節。
對待事物亦或是人，我們往往容易只專注於他不好的一面，而忽略了他好的一面。簽訂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是整個國家的恥辱，更是李鴻章個人的恥辱。若是再把對國家的恥辱強加在李鴻章的頭上，那是不是太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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