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西方媒體在為顏色革命“志願”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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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夏秋之際,“顏色革命”一幕幕活劇在國人可觀察的範圍內還原了出來。在此過程中,人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媒體”。具備足夠活躍空間的部分香港媒體和西方媒體,充分發揮了其“議程設置”和“內容把關”的作用,在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兩個空間,實現了對信息流動的有效塑造;將一場典型的街頭暴動,塑造成為在西方受眾中頗有市場的“非暴力不合作”與“民主抗爭”。

合力製造“信息繭房”

當然,在此過程中,因為某種特殊原因得以對媒體報道進行更充分比較的非西方受眾,則會日趨清晰地感受到,這種被扭曲的媒體,以及其在“顏色革命”過程中扮演的“志願”把關人的角色,正極其危險地將信任此類媒體的受眾、媒體本身以及媒體所在的政治-社會-經濟結構,置於一個危險的“信息繭房”之中。在這個繭房中,能夠獲取符合特定意識形態需求的內容,看到被過濾和裁剪的事實,而無需承受因為現實發展與主觀臆想不同所導致的痛苦,也因此無需付出艱苦努力對自身的行為進行反思。

媒體,尤其是西方媒體在此過程中發揮的特殊作用,有著非常深的淵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冷戰時期:作為與政府默契互動的產物,冷戰時期歐美主流媒體自覺地扮演了國家利益的“看門狗”角色,推動西方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蘇東陣營的販售。其配合歐美髮達國家外交與情報機構的隱祕顛覆行動,就是一種心照不宣的默認模式。

冷戰結束之後,雖然美國政府從事和平演變的“國家隊”因為預算收縮被裁撤,但由非政府組織、跨國行動網絡、傳統媒體與新媒體共同構建的“顏色革命行動機制”,並未因此偃旗息鼓。從南斯拉夫到埃及,從利比亞到敘利亞,從中亞到北非,留下了一連串令人髮指的實踐。之所以說“令人髮指”,是因為冷戰後這種“顏色革命”的實踐,相當多時候僅僅是在宣洩一些人過剩的正義感和優越感,以對其他國家的治理結構指手畫腳,來滿足持續膨脹的個人內心;以摧毀國家與社會的正常運行,來表現自身的強勢;以持續不斷的“指鹿為馬”“顛倒黑白”,來滿足個人的虛榮。

在此過程中,霸權國家與媒體寡頭的“共謀”機制,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對霸權國家來說,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自願合作,尤其是在信息篩選和內容發佈方面的自我審查,等同於為國家外交戰略提供了天然的戰略支撐;對媒體寡頭來說,與單一霸權或者少數寡頭國家的合作,等同於獲得了在全球媒體市場進行擴張的強力工具,任何阻斷媒體寡頭獲取利潤和收益的主權行為都會遭到霸權的打壓。儘管從表現形式上來說是令人眼花繚亂的,但是這種合作機制與西方全球殖民時代“火槍+《聖經》”的模式並無二致,只是更加隱蔽,更加精巧,也因此變得更加危險。

三種運行模式

在此次香港發生的騷亂中,相關媒體充分演示了可能的運行模式:

其一,裁剪事實,在西方媒體空間再造一個精心篩選的事實。在街頭暴動中,呈現“少數暴徒+大量報道者”的格局,報道者站在暴徒一側,將鏡頭朝向需要的方向,然後經由媒體平臺發佈,構建了一個經過篩選的信息環境。所有在這個環境中被允許發佈的信息,都是經過審核的。這種審核得到了媒介平臺擁有者的直接配合,這種配合的背後,是來自歐美國家的政治壓力與意識形態需求。推特、臉譜、谷歌對不符合標準的信息進行了直接的刪除,就是這種篩選行動最直觀的表現。

其二,自編自導自演,對著經過篩選的事實講述現成的劇本。西方傳統媒體及社交媒體的報道、分析和評論,不是指向真實發生的事實,而是指向經過篩選的事實;制定篩選事實標準的,和協作講述所用腳本的是同一批人,也就是所謂的自編自導自演。通過被壟斷的媒介平臺,這種本質上是純主觀想象出來的信息,被當成了“客觀、理性、中立”的事實,報道和傳播了出去;遠程的受眾,則對著虛構的事實、虛假的報道,散播自己的感受,一如對著風車衝鋒的唐吉訶德。

其三,與代理人合謀,持續不斷地奪取和增強政治影響力。有人曾經說過,為了300%的利潤,資本可以踐踏人世間一切的規則。在冷戰結束後的世界上,持續在非歐美地區推進和散播“顏色革命”,本質上是歐美主流媒體擴展、強化和鞏固自身話語權的一種自發努力,這種努力源自壟斷媒體的寡頭資本持續獲得利益的需求。為了獲得這種利益,他們需要強化操控他人頭腦的權力,而這種需求,又與霸權國家在冷戰後低成本擴展、維繫和鞏固霸權的內生衝動相契合。

無法改變的大勢

在不少地方,這種歐美尋找代理的實踐,導致某些鼓吹“違法達義”將“民主、法治”一勺燴了的無良學者,某些不負責任的媒體,紛紛以自願成為代理人的方式,謀求實現自身的短期收益。而令人齒冷的是,這種完全經不起新聞專業主義檢驗的劣質代理人,被貼著高大上標籤的歐美媒體當成了上賓。

當然,冷戰後的歷史已經證明,這種模式是無法持久的。記得此前常把“互聯網自由”掛在嘴邊的希拉里,在新媒體上站出來對香港問題喊話時,眼裡揉不得沙子的一些網民馬上提醒:過去你與之站一起的伊拉克、敘利亞、利比亞,現在都在燃燒。及時從西方主流媒體制造的有毒夢境中醒來,是至關重要的。無論如何,這種扭曲的媒體主動參與“顏色革命”的卑劣實踐,終將被歷史所淘汰。這是任何力量都無法改變的方向與大勢。(作者是復旦大學網絡空間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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