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神：近來，暴力亂港事件嚴重危害了香港自身的繁榮與穩定，引發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從2014年的所謂“佔中”到今天的暴力亂港，都是以激進的所謂“街頭抗爭”來衝擊政府機構、長期堵塞交通要道，脅迫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妄圖實現改變政府決策、要求行政長官等特區官員下臺乃至“港獨”等所謂“政治訴求”的“非法運動”，完全具備了外部勢力深度介入、一手操縱的“顏色革命”的各種特徵。這些情況已絕不是正常民意表達的行為，而是徹頭徹尾的外部勢力驅動的顛覆活動。

看清“黑手”，從容應對。維護香港繁榮穩定是14億中國人的共同意志，任何用“顏色革命”禍亂中國香港的企圖必將失敗。

文/田文林

近年來，“顏色革命”日漸成為威脅第三世界政權安全的最大動盪源。這些“顏色革命”雖然冠以“革命”之名，並動員民眾參與，實則處處受到外部勢力操控，最終目的則是顛覆他國政權、製造“可控混亂”，將國家和民眾帶向災難的深淵。2011年“阿拉伯之春”就是典型案例。

冷戰結束以來，以非暴力方式實現政權更替的“顏色革命”越來越多。從20世紀90年代初蘇東劇變到2003年格魯吉亞“玫瑰革命”，從2004年烏克蘭“橙色革命”到2005年吉爾吉斯的“鬱金香革命”，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2014年烏克蘭“二次顏色革命”，都是“顏色革命”的典型案例。此外，還有一些國家（如白俄羅斯、伊朗、黎巴嫩等）發生了未遂的“顏色革命”。據統計，近三十年來，所謂“非暴力革命”推翻的政權佔政權垮臺總數的90%以上。

2015年，發生烏克蘭基輔的騷亂一幕。

​“顏色革命”的出現看似突兀，實則是西方國家長期文化滲透後的臨界質變。一般來說，在“顏色革命”發生前，對象國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出現大亂之前，往往會出現種種徵兆。凡是爆發“顏色革命”的第三世界國家，基本都是國內先出現種種亂象。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經濟嚴重衰退。二是朝野上下均出現反對勢力。三是意識形態領域混亂。正如曾國藩所說：“自古大亂之世，必先變亂是非，然後政治顛倒，災害從之。”“顏色革命”則相當於足球場上反覆傳球后的臨門一腳，目的就是實現絕殺。

西方大國熱衷“顏色革命”，主要在於：策動“顏色革命”投入小，產出大。相比於發動戰爭，“顏色革命”主要通過間接手段實現政權更替，因此成本更低，收益更大。2004年底，烏克蘭“橙色革命”中，美國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和“開放社會研究所”等民間組織向烏克蘭反對派提供了6500萬美元政治資金。與伊拉克戰爭數萬億美元相比，這筆開支不及其萬分之一。而且，“顏色革命”也是一種行之有效的霸權手段。它經常使被衝擊政府處於兩難境地：如果當權者使用武力鎮壓民眾抗議（這些充當“人體盾牌”的抗議者並不清楚他們已經被政治操控），這些政府便會被西方國家孤立。不進行鎮壓，政府則可能被推翻。

“阿拉伯之春”：黑手無處不在

2011年，阿拉伯世界發生幾十年不遇的政治地震。從表面看，這場劇變完全是內因主導，是阿拉伯民眾的自發社會政治運動。但透過現象看本質，這場劇變處處能看到西方插手的痕跡，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場中東版的“顏色革命”。如果沒有西方大國介入，這場劇變的烈度、強度以及危害程度不可能這麼大。

首先，阿拉伯劇變受到西方資助的非政府組織操控。在“阿拉伯之春”運動中，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組織”看似各自為戰，實則操作手法都是構思精巧、簡單實用，顯示出極強的策劃組織特徵。抗議者採用的所有方式，與發生在東歐、中亞的“顏色革命”策略如出一轍。例如，各國示威者使用的口號都是極具煽動性的簡單標語（如“人民希望政權垮臺”“離開”“尊嚴”“結束了”及“該讓我們決定了”等等）。這些類似吉恩·夏普提供的“顏色革命”策略，在埃及、也門、阿爾及利亞、約旦等國數年前就已出現，包括：口號、漫畫、圖標、旗幟、海報、聯絡方式、公開聚集、諷刺文章、歌舞表演、政治悼念、組織抗議、發表演講、藐視警察權威、政治傾向模糊等。

2012年，埃及開羅發生的暴力事件

在埃及政權更替過程中，非政府組織“功不可沒”。在美國等外部勢力長期支持下，埃及非政府組織數量不斷增加。據2008年埃及人權發展報告統計，埃及非政府組織逐年遞增。1964-1973年間，年均新增316個非政府組織，2004-2006年間年均增加850個。到2007年，埃及非政府組織已達21500個。另有統計顯示，1900年埃及非政府組織數量僅為65個，1925年增至300個，1960年有3195個，1976年有7593個，1990年增至12832個，2008年又翻了一番，達到26295個。

這些非政府組織看似安分守己，人畜無害，但一旦國家出現動盪，一些非政府組織便乘勢而起，興風作浪，推波助瀾。2011年埃及“1·25革命”看似是無組織、無綱領、無領導的“三無運動”，實則受到各種非政府組織的組織和操縱。“4月6日青年運動”“科特普青年運動組織”“革命青年聯盟”“阿拉伯婦女聯盟”“全國變革運動”“阿拉伯人權信息網絡”“開羅發展中心”“開羅人權研究中心”“婦女發展論壇協會”“赫勒萬地區發展基金”“新婦女基金”“7月8日青年聯盟”等非政府組織，都積極策劃、組織、參與了反政府抗議活動。

這其中，有兩個非政府組織表現最為搶眼。一是“全國變革運動”（也稱“卡法亞”）。值得注意的是，“卡法亞”（Kefaya，意思是“受夠了”)的名稱、行動口號等，與在塞爾維亞接受培訓的其他國家的反政府組織如出一轍。例如，在2003年烏克蘭“玫瑰革命”中，反政府組織名叫Kmara，意思也是“受夠了”，該組織同樣受到美國非政府組織美國民主基金會（NED）的培訓。二是“四月六日青年運動”。該組織成立不久就受到美國的高度關注。2008年12月，該組織領導人受邀前往紐約，參加了由美國國務院舉行的“青年運動聯盟”會議。2009年夏天，“4月6日青年運動”發言人穆罕默德·阿德爾曾與14名埃及和阿爾及利亞活動家一起，在位於塞爾維亞的非暴力行動與戰略中心（CANVAS）實習。他曾在拍攝的記錄片中公開承認此事，並稱經過實習，他熟悉了人群組織技術以及該如何應對警方暴力（如何與警察和軍人接觸、如何相互保護等）。“四月六日青年運動”領導人曾向美國人承諾，要在2011年埃及大選前“推翻政權”。——這一承諾果然應驗。

2011年，埃及“1·25革命”發生後，美國不斷加大資助埃及非政府組織的力度。據統計，2011年3月至6月，埃及境內非政府組織共接受了1.75億美元的援助，這是此前美國援助總額的近3倍。2011年3月15日，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訪問埃及，專程參觀了開羅解放廣場，以示對埃及“民主運動”的支持。埃及一名非政府組織領導人2011年2月坦承：“在埃及起義中，公民社會起了決定作用。從長遠看，（這些組織）將是美國的永久夥伴。”

​其次，網絡社交媒體成為西方推波助瀾的新渠道。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中，臉書和推特等社交媒體被廣泛應用於組織抗議、相互溝通、外界聯絡等。突尼斯和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最早發生政權更替的國家，這兩個國家恰恰也是通信行業佔比最高的國家。中東劇變始於突尼斯“茉莉花革命”，而“茉莉花革命”最早觸發點就是維基解密。2010年12月，維基解密披露的美國外交電報詳細描述了本·阿里政權的腐敗，將其形容為“黑手黨”，同時這些電文還揭示，如果本·阿里政權與軍方有衝突，美國並不必然支持他，因此該政權極度脆弱，這等於向突尼斯的反政府分子發出強烈信號。這些電文內容一經網站散佈，便引發國內民怨四起。此外，2010年12月17日發生的突尼斯失業大學生自焚事件，也是經由網絡傳播，徹底點燃了民眾的反抗情緒，最終導致本·阿里下臺。因此突尼斯革命也被稱為“維基革命”。

在“阿拉伯之春”發生後，西方國家積極推波助瀾，他們積極為抗議者提供技術幫助，由此使民眾抗議活動愈演愈烈。例如，為幫助中東國家的抗議者保持聯絡，同時避免被跟蹤和抓捕，西方公司研發出一種可以接入網絡又不留痕跡的“洋蔥路由服務器”。這種服務器可以為所有信息加密，用戶可以通過它匿名上網。該項目由美國企業推出後，免費向伊朗人、突尼斯人、埃及人提供，目的就是讓那些“想動搖本國政府統治的異見青年”在搞政權顛覆活動時，能躲避政府的審查和監視。

為確保突尼斯、埃及活動分子在斷網情況下與外界保持聯繫，谷歌、推特迅速推出一款名為“對推特說”的服務。這項應用允許用戶免費撥號，上傳語音留言，該留言再被自動轉換成推文，再傳至因特網。蘭德公司還花費數年研發出被稱為“蜂擁”的非傳統政權更迭技術。這些技術用來部署由互聯網連接的大量年輕人加入“打一槍換一個地方”的流動性抗議活動。此外，美國國務院還將研發“反審查”信息系統作為重要任務，併為該項目注資超過3000萬美元。美國還在研發一款名為“暴動”的軟件，其允許100%獨立的無線寬帶網絡；頻繁提供無線網絡服務；不依賴任何實質器械，無須電話、電纜或衛星連接，因此能躲過任何監測。

可以說，正是藉助網絡技術幫助，阿拉伯抗議民眾才得以有效組織，並使“阿拉伯之春”的火種最終星火燎原。正如一位抗議者所說：“臉書用來確定日程，推特用來協調行動，油管用來昭告天下。”因此，“阿拉伯之春”也被稱為“臉書革命”“推特起義”“鍵盤敲擊出來的革命”。

“阿拉伯之冬”：“非暴力革命”惡果難除

“顏色革命”使用非暴力手段，組織者有意將自身包裝成爭民主、護人權、維護公民利益的“正義抗爭”，甚至抗議氛圍也搞得像“嘉年華”，但實則是“殺人不見血”的軟刀子。為實現奪權目標，“顏色革命”的策劃者總是不斷煽風點火，甚至人為製造流血事件，目的就是加劇政府與民眾對抗，給政府不斷施壓，最終顛覆政權，將對象國納入西方政治經濟版圖。就此而言，“顏色革命”是一場精心偽裝的反革命運動。現實表明，“阿拉伯之春”已然成為“阿拉伯之冬”，這場劇變給阿拉伯世界造成的浩劫之大，不亞於一場全面地區戰爭。

阿拉伯民眾起身造反，經濟困頓是主要動因。埃及“1·25革命”時，抗議者打出的口號是“麵包、自由和公正”。但經過這場“革命”後，經濟形勢反而今不如昔。許多經濟指標甚至趕不上劇變前的水平。一是外匯和財政收入持續減少。據埃及官方數據表明，埃及出口額逐年縮減：2012-2013年為270億美元，2013-2014年為260億美元，2014-2015年為223億美元，2015-2016年再減至187億美元。二是失業問題愈發嚴重。2011年中東劇變後政局動盪，大批資金外逃，勞動崗位進一步減少。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失業率從革命前的9.8%升至2015年的12.8%。三是通貨膨脹不斷加劇。2016年，埃及消費者物價指數達到10.2%，日用消費者大幅漲價，民眾苦不堪言。“阿聯酋戰略論壇”根據世界銀行、聯合國和世貿組織的數據得出結論：“阿拉伯之春”及隨後政局動盪，使相關國家付出8300億美元的代價。中東比“阿拉伯之春”之前更不穩定、更看不到希望。

2011年，一名利比亞反對派士兵正在放哨，一個炸彈在遠處爆炸。

​與此同時，中東劇變還在中東打開“潘多拉魔盒”，各種潛在矛盾競相迸發。一是教俗矛盾更趨激烈。中東劇變後，宗教政治勢力實力大漲，埃及的穆兄會還一度上臺掌權。宗教政治勢力興起，直接導致導致世俗與宗教矛盾白熱化、公開化。二是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勢力異軍突起。以“伊斯蘭國”為代表的新一代極端恐怖勢力一度動搖中東主權國家版圖，使中東極端主義、恐怖主義勢力連點成片，使中東成了恐怖活動重災區。此外，中東劇變還導致大量民眾淪為難民。阿拉伯地區人口只佔世界總人口的5%，來自阿拉伯世界的難民人數卻佔世界難民總數的53%以上。

正所謂“慶父不死，魯難未已”，只要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存在一天，“顏色革命”的風險就現實存在。從歷史軌跡看，當代世界上發生“顏色革命”的地區，基本是按照“東歐—西亞—中亞—東亞/東南亞”的軌跡蔓延。蘇聯解體後，中國成為西方大國“和平演變”和“顏色革命”的重點目標。我們在搞好自身發展的同時，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做好應對準備。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