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思想史研究本體：思考“我們”與“他者”的共同體差異和關係

1919年，世界上第一個國際關係講席教授職位在威爾士亞伯大學設立，標誌著國際關係學科的誕生。雖然學科歷史只有100年，但是顯而易見，人類更多思考的是國家間政治。所謂“治學先治史”，國際政治思想史即便不成為一門顯學，似乎也應在本學科的基礎教學中佔據一席之地。然而，早在20世紀30年代，弗蘭克·羅素在其著作《國際關係理論》中就提出，思想史的寫作無人問津，直至90年代末，幾代學者又都在各自的作品中以相似的話語反覆強調這一點，說明這一領域在學科內始終得不到重視。21世紀以來，國際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雖有長足發展，但其質量和數量與國際關係學科的其他領域很難相提並論；與此相應，國際政治思想史的課程在國內外本科修讀計劃中仍然相當少見，更是難被列入必修科目，這與政治學以政治思想史作為基礎課程的慣例大相徑庭。

誕生僅百年的國際政治學，為何要回溯人類數千年的思想歷程？馬丁·懷特在60年前撰寫的《為什麼沒有國際理論》一文中，便思考了這一問題。懷特此文，不僅僅是對學術史的梳理，更是對國際政治的現實本質和研究取向的深刻反思。因此，我們如果要再次討論國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價值和得失，也應當有著這樣的學術關懷和學科立意。以下，筆者將從“國際”“政治”“思想”三個關鍵詞入手，對這一領域提出自己的見解。

• 研究的本體

英語中的“international”（國際）一詞產生很晚，在18世紀末才由英國哲學家邊沁發明。不論就其構詞形式還是創制年代而言，它都明顯地指向擁有主權、相互獨立的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但這一點也正是始終困擾著國際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問題。因為民族國家所構成的“國際”，只是人類歷史上的短短一環，如果只是囿於詞語本意，我們的視野就不會超越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對國際政治思想的研究就會帶有歷史的偏見。例如，對羅馬帝國等非主權國家體系時期的思想一筆帶過，對與主權國家體系形式上相似的古希臘城邦和春秋戰國時期則削足適履。結果便如英國學者基恩所言：“大多數關於國際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常常將當代的觀念投射到過去。”這樣，思想史的研究就會讓過去的思想家成為解釋當下問題的“智庫”，卻忽略了他們所面對的時代主題與我們之間的差異。同時，這種“以六經注我”、用歷史固化現實的做法，也忽視了民族國家體系發展變化的可能性。

反之，我們所應當做的，是探求歷史上的人們如何界定自身所屬的共同體，又如何思考“我們”與“他者”的共同體之間的差異和關係。這樣的共同體，可以是現代民族國家、可以是帝國、可以是城邦，也可以是宗教和文明，這樣的“國際”就更為接近“inter-state”（國與國之間）的概念。由此，我們才能將歷史還原到歷史，重新審視傳統研究中被忽視的時期，也才能真正建立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種非西方的國際政治思想史，而不必依照民族國家的標準進行剪裁和比附。這種“國際”觀，也能使我們將民族國家體系視作歷史的產物而非永恆的存在，從而更為深刻地理解其發生、發展的思想基礎。

• 研究的視野

在威斯特伐利亞體系誕生之後的幾百年中，生存是主權國家所面臨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任務，這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發展到了極致，而後者正是國際政治學科誕生的背景和理由。由此，在國際政治學科中，人們對“政治”的理解就等於“活著”，戰爭與和平是第一要義，國家間政治就是為權力、安全和利益而鬥爭。如前所述，由於國際政治思想史研究往往“將當代的觀念投射到過去”，這種政治觀也就常常主導著對思想的溯源，如懷特所言：“（國際理論的）一切，都是關乎生與死、國家之存與亡的終極經驗。”

然而，“活著”固然是政治的基礎和前提，就其根本而言卻並不是政治的全部，更不是古典意義上政治的本質。若只是以威斯特伐利亞體系的政治認知作為研究國際政治思想史的概念框架，我們的視野就會受到極大的侷限。例如，我們會忽視世界主義這一貫穿西方思想史的重要傳統，也只會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讀到權力轉移之爭，而不是更為深刻的主題。簡言之，在國際政治思想史的研究中，不應該只關注作為生存的政治，即在野獸般你死我活的鬥爭中如何勝出，也需要涵蓋作為生活的政治。尤其重要的是，如果追溯“政治”概念的本原，不論西方式的作為城邦公民公共生活的“politkos”，或是東方式的“政者，正也”，最終指向的都是“人之為人”的本質。作為結群生活的動物，人類最廣大的社會形態，是表現為國家/共同體之間關係的世界本身，由此，國際政治研究應該承載起對人之存在和人之命運的終極關懷和追問。然而，在當代國際關係學科中，這一領域卻幾乎是一個空白。在政治之“術”的視野中研究思想史，讓古代的思想家來解決當代的問題，也許並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結果；相反，在政治之“道”的視野中研究思想史，我們卻有可能為國際政治思想史研究和國際政治學科本身都帶來新的立意。

• 研究的路徑

我們要整理和詮釋人類歷史上對國際政治的思考，就必須首先明確什麼是思想的載體、哪些是重要的文本，以及“思想”的研究包括哪些資源。目前國際政治思想史的主流敘事方式，仍是較為傳統的“列舉人頭”法，摘錄歷史上的大思想家關於國際政治的文字，按照時間排序依次講解。這當然不乏合理之處，然而其缺陷也相當明顯。

首先，就國際政治的思想史而言，我們從中難以見到主體性和獨立性。絕大多數著作，都是對哲學史和政治思想史名人錄的照搬或者微調，其中很少有思想家以國家間政治作為自己關注的主要內容，學者們從他們的經典之作中尋找片段，卻往往讓人覺得，國際政治思想只是哲學和政治學的附屬物。在哲學史和政治思想史中並不佔有一席之地的人物，卻有可能專精於國際政治。例如，伊索克拉底和德摩斯提尼的演說辭就是國際政治思想的重要文本，但在研究者中卻很少得到重視。因此，我們的首要任務，或許是確認經典作品以及建立國際政治的思想譜系，否則就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國際政治思想史。

其次，就一般意義上的思想史而言，這種“列舉人頭”的方法，只是“思想家的歷史”，似乎他們構成了自古至今偉大的思想之鏈。按照國際政治學的傳統敘事方式，這些彼此相距千百年的思想家還可以被組合成各種“學派”。除了克努成、基恩等少數學者之外，很少有人以歷史本身為線索，將思想家置於他們所處時代的國際政治思想語境中予以考察。事實上，在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們的思想史研究中，對此種路徑已有不少反思，其中至少有兩點值得我們借鑑。其一，是對失敗者或少數派的重視，即通過對歷史上關鍵時刻的“重訪”找尋“執拗的低音”。在權力政治等國際政治思想的“主旋律”之下，我們要探究何種聲音曾被壓制以及為何和如何被壓制。例如，對一戰之後的所謂“理想主義學派”的再研究就可以是一個很好的主題。由此，我們或許可以構建一個“復調”的思想史圖景，而非讓思想史研究成為對國際政治理論中主導觀念的自我重複。其二，要重視文學、圖像、音樂等資料。這些文化史、心態史的研究對象，在思想家的文字之外，構成了廣義上的思想史文本，可以幫助我們重建起社會生活場景，使更為立體、豐富的國際政治思想史寫作成為可能。

綜上可見，國際政治思想史是一個重要卻未被開墾的領域。在國際關係學科開啟新的百年之時，我們能否在對數千年思想史的回首中凝視未來——不是為了證明當下的理論和現實，而是在國際政治中思考人類恆久的存在。懷特提出：“除了對人類命運的沉吟低迴之外，並無國際理論。”我們更期待著一部由中國學者撰寫的國際政治思想史對此進行闡釋。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陳玉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