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宴：北京成為帝都，偶然中有著如此多的必然

文/劉路

曙光

1

夜幕降臨，四下裡一片漆黑，只有星星點點的閃亮，那是遠處山洞裡搖曳的火光。火中偶爾會噼啪作響，微微打破了群山的靜寂，那是小鼠和蝙蝠骨頭被燒炸的聲音。

火堆四周，圍坐著一群人。他們頭骨低矮，額骨低平後傾，粗壯的眉脊向前方極為突出。鼻子雖然很寬，但鼻樑扁平，這使得本就鼓起的上額，越發顯得突兀。

這裡是距今約四五十萬年前的北京周口店龍骨山，而那群正在生火的人類，將在1927年，以“中國猿人北京種”——也就是“北京人”之名，震驚世界。

大約在距今70萬－20萬年前，已經學會打製石器的北京人生活在周口店一帶。他們甚至掌握了火的應用，這不亞於一場革命，用恩格斯的話說，是“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種自然力，從而最終把人同動物界分開”。

北京地區人類文明的歷史，就在這搖曳的火光中，迎來曙光。

北京猿人與現代人並無多少聯繫

嚴格來說，北京人屬於直立人，並不是我們的直系祖先。在距今四五萬年前，屬於早期智人的“新洞人”來到龍骨山。這是現代人類的祖先第一次出現在北京大地上。

到了距今1.8萬年前（一說已修正為3萬年前），住在這裡的晚期智人“山頂洞人”，不僅掌握了磨製技術，更掌握了雙面鑽孔技術。

距今約1萬年前，以東胡林人為代表的北京原始人類，終於離開大山，挺進平原，人類的足跡遍佈北京各區。

距今約四五千年前，中華大地上出現了幾大文化區，學者們比附文獻，常常將之與傳說中的三皇五帝對應起來。有的學者認為，黃帝、炎帝、蚩尤發生大決戰的涿鹿、阪泉，就在北京周邊；也有人把紅山文化與黃帝聯繫起來，北京成為了黃帝擊敗蚩尤、炎帝后的核心腹地。

在神王時代，神話與歷史難以區別。黃帝未必真的活動在北京地區，但他的後人，無疑給北京留下了不可磨滅痕跡。

包容

2

黃帝的後人建立了北京歷史上第一個政權——薊國。據《禮記·樂記》記載，周武王滅商，封黃帝之後於薊。《史記·周本紀》則認為薊國是唐堯之後。

其實在周武王冊封之前，薊國就已經存在。一種觀點認為，甲骨文和金文中，屢次出現的“㠱”，就是“薊”的本字。早在商代，薊國就已經是一方諸侯，國君被商王稱為“㠱侯”“亞㠱”，可見地位之高。

商朝滅亡後，薊國獲得周朝的承認。不過，這個薊國與周朝的關係非常微妙。1982年，北京順義牛欄山金牛村發現了一座西周早期“㠱”國貴族的墓葬，出土的禮器中包括觚、爵這兩種酒器，這是典型的殷商禮制。

商朝崇尚“酒文化”，商人嗜酒如命，亡國與此也有很大關係。所以武王伐紂後，周朝就頒佈了極為嚴苛的禁酒令，革除了殷禮中的觚、爵酒器組合。可在周人鞭長莫及的薊國，當地人仍然保持著商人的風俗。

薊人還建立了第一座北京城——薊邑、薊城。薊城因西北有薊丘而得名，據侯仁之先生考證，薊丘就在今天北京白雲觀西邊。

在元朝建立大都以前，白雲觀至廣安門一帶，一直都是北京城的核心區。即便到了明清，廣安門大街仍然是西南方向從陸路出入京城的唯一通道。當時各省官員進京朝見，南方學子參加科考，都從這裡進京。於是商賈興隆，車水馬龍，也就難怪連砍頭的刑場，都要設在這一地區的菜市口了。

從商周的薊城，到秦漢以後的薊縣，在很長時間裡，“薊”都是北京的名稱。直到唐代在今天津市薊州區設立薊州，遼朝在得到幽薊十六州後，又把今天的北京先後改叫薊北縣、析津縣，“薊”才正式跟北京分道揚鑣。即便如此，始於金代的“燕京八景”裡，仍然有“薊門飛雨”“薊門煙樹”之稱，今天的北三環還因此而命名了“薊門橋”。“薊”對北京的影響，可見一斑。

燕京八景之薊門煙樹

當然，如你所見，所有用“薊”指代的北京地名，都是小地名。薊國雖然輝煌過，但他缺少包容萬象的胸襟，自然也就沒有尊重多元和自我更新的動力。商代滅亡，殷鑑不遠，而薊人依舊抱殘守缺，那麼等待他的，也只有滅亡一途。

此刻，在薊國的西南方向，一個北方的新星，正在悄無聲息地崛起。大約在公元前1040年，一座叫“妟亳”的古城，迎來了一位重量級人物。

此人就是召公奭。他是已故周文王的庶子，周武王的兄弟；當今周成王的叔叔；周王朝三公之一的太保；與周公旦分陝而治、統領周朝東方事務的輔政大臣。

如此重量級的人物，來到如此偏遠的地區，必有大事發生。

在過去的三年裡，商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趁著周武王去世、周成王年幼、諸侯對周公攝政不滿，乃聯合東方的商人、夷人及各種反對派，發動了空前規模的叛亂。最後周公與召公聯手，才將叛亂鎮壓下去。為了進一步鞏固周朝在東部的統治，周公以成王的名義，開啟了第二輪大分封，他自己被封在今天山東曲阜一帶的魯國，而召公被封在了妟國。

妟國的“妟”，或者寫作“匽”“郾”，你可能會覺得一頭霧水。但它在秦漢以後的寫法，你一定熟悉——燕。為了方便，我們還是用“燕”這個大家熟悉的稱謂。

由於周公與召公在朝中輔政，因此實際到魯國和燕國就封的，是他們的嫡長子。儘管如此，召公依然不放心，仍然堅持到燕國的國都——“燕亳”親自視察。因為這裡的環境太複雜了。

燕亳位於現在北京市房山區琉璃河董家林，是商朝在北方刻意經營的重鎮，因燕山而得名。這裡聚集著很多殷商人；在他的北方，尚有親商的薊國（或㠱國），與商族同姓的孤竹國等。周朝把召公和他的兒子燕侯克封於此，顯然是要通過武力殖民，“化解”來自商人的敵意和威脅。

在處理周之封國與當地土著的問題上，西周時有兩種主流模式。一種是以周公旦和他的兒子魯侯伯禽的魯國為代表，“變其俗，革其禮”，強硬地移風易俗；另一種是以太公望呂尚（姜子牙）的齊國為代表，“因其俗，簡其禮”，採取懷柔的因風就俗。從後來的實踐看，強硬的魯國日趨僵化，而懷柔的齊國卻大放異彩。

召公和周公不同，他不是嫡子，沒那麼大的正統情結。在此後八百年的歷史裡，燕國始終兼容幷包，最大限度地保持著多元性。燕處邊地，胡漢雜糅，方言與東方的朝鮮頗為接近，馬頭鷹首的兵器又深受北方草原文化影響。燕地特產並不太多，只以魚鹽棗慄著名；它賴以維持生計的，是依靠自己的地理位置，發展對外貿易。商業的繁榮，無疑進一步推動了燕國的包容之風。

召公奭甘棠遺愛

只是北方的交通樞紐，此時仍控制在薊國手裡。然而守舊的薊國已經無力繼續支配這座城邑。大約在兩週之際，薊國徹底消失在文獻裡。史家推言：“薊微燕盛，（燕）乃並薊居之，薊名遂絕焉。”

信念

3

遷都於薊的燕國，一度被山戎教做人。要不是齊桓公相助，燕國可能也要步了薊國的後塵。

進入戰國時期，燕國開始崛起。燕易王十年（前323），燕國君主正式稱王。三年後，易王去世，其子燕王噲繼位。這是一位既有勵精圖治的雄心，又有安邦定國之才能的君主。不近女色，不聞聲樂，不打獵不蓋樓。他唯一的興趣就是讓國家富強。後來韓非子稱讚燕王噲：“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

不僅如此，燕王噲的政治理想幾乎超越了所有中國古代帝王們。在燕王噲看來，只要對天下有利，那麼自己做不做君主根本不重要。

理想，信念，超過了一己私慾。燕王噲是真正做到了大公無私，可惜卻被小人利用了。

燕王噲的宰相，是前朝老臣子之，頗得重用。子之野心勃勃，勾結齊國使臣蘇代等人，勸說燕王噲，只有退位讓賢，才能成就燕國大業。當時正在燕國的青年荀子，對燕王苦心規勸。從後來的《君道》篇來看，荀子大概是想讓燕王噲加強君權。荀子是儒者，也是法家人物韓非、李斯的老師，思想更近於法。在法家的思想裡，君主讓賢簡直是大逆不道。

燕王噲卻不以為然，為求大治，居然真的將王位禪讓給子之，自己甘願北面稱臣。

可惜，燕王噲的理想，馬上就啪啪打了他的臉。子之繼位，人心不服；太子平不甘失權，起兵敗死。燕國大亂，齊宣王乘虛而入，燕人毫無鬥志。燕王噲六年（前315），齊國攻佔燕國，燕王噲死於國難，子之出逃被俘殺。

其實反對禪讓的，不僅有近於法家的荀子，還有與荀子觀點對立的儒家孟子。勸齊宣王出兵伐燕的，正是孟子。

但是孟子也有自己的理想。齊宣王想徹底吞併燕國，孟子說：“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還勸宣王行“仁政”，勿俘殺燕民，為燕國立君。然而齊軍卻在燕國燒殺掠奪，也沒有撤軍的意思。暴行終於激起燕人的反抗，加上各國干涉，齊宣王只得怏怏退軍。

齊宣王本來可以像齊桓公一樣，做一個“解放者”，但是他沒有燕王噲的理想，也沒有孟子的信念，心中所想的只有“宏圖霸業”。齊宣王想不到，自己種下的惡果，最終要讓兒子來還。

齊國退軍後，燕王噲的另一個兒子公子職返回燕國繼位，是為燕昭王。昭王上演了北方版的“臥薪嚐膽”。他“卑身厚幣，以招賢者”，築黃金臺禮賢下士。郭隗、樂毅、鄒衍、蘇秦、劇辛、屈景、秦開，一時天下賢士，齊聚燕國。

燕昭王和後世的皇帝不同，他並沒有因為燕王噲放手子之的悲劇，就對權力有著變態似的眷戀和不安全感。他放手讓專業的人，去做專業的事。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君主，卻從來不搗亂，不折騰。結果燕國成為了群雄爆款，南邊幾乎滅掉齊國，一舉報仇雪恨；北邊又大破東胡，拓地遼東，兵臨朝鮮。

黃金臺故址

這是燕國的高光時刻，耀眼卻短暫。燕昭王三十三年（前279），昭王去世，燕國再度陷入內外交困。燕王喜二十九年（前226），秦破薊城；三十三年（前222），燕亡。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燕薊古風，不復還矣。

大業

4

中國進入帝制時代，北京也進入了郡縣時代。秦漢以來，在北京設廣陽郡、廣陽國、燕郡、燕國，後來又設幽州，治所始終是薊縣。

這期間，北京出了兩個第一。

一個是北京地區第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戾陵堰，是曹魏鎮北將軍劉靖於嘉平二年（250）所建。另一個是北京地區第一座寺廟——潭柘寺。潭柘寺建於晉代，原名嘉福寺。此寺至今香火興旺，民間素有“先有潭柘寺，後有北京城”的說法。寺中銀杏樹已逾千年，要7人方能合抱，曾被清朝乾隆帝封為“帝王樹”。

北京既是交通樞紐，又是邊防重鎮。因此以北京為根據地，想成就霸業的人也不少，臧荼、盧綰、劉旦、彭寵、公孫瓚、王浚等等，不過一個也沒成功。歸根結底，北京在這一時期仍然只是區域中心，無法承擔起全國性的職能。即便如此，北京也從未遊離於帝國大業之外。

大業三年（607），隋朝廢州為郡，幽州改名涿郡。第二年，隋煬帝詔發河北諸郡男女百餘萬開永濟渠，涿郡與帝國心臟洛陽地區水路相連。大業七年（611），涿郡設立留守。這是西京長安、東都洛陽以外，繼晉陽宮留守以後的又一個地方留守。這讓北京有了臨時首都的色彩。

大運河提升了涿郡地位

涿郡地位的迅速提升，源自隋煬帝的大業。從大業八年（612）到十年（614），煬帝三次征討高句麗，涿郡就是隋軍的大本營。客觀地說，這三次征伐嚴重消耗了高句麗的國力，為日後唐代攻滅高句麗、進軍遼東和朝鮮半島奠定了基礎。

但與隋朝消耗的民力相比，高句麗消耗的國力甚至不值一提。三徵均以失敗告終，僅前方陣亡將士就有數十萬之多，若算上後方死在補給線上的民眾，這個數字恐怕更為驚人！

徵高麗、討契丹、攻佔城，宴突厥，經西域，撫流求（今臺灣），開運河，營東都，煬帝一出手，天下抖三抖。平心而論，作為一代帝王，他既有戰略眼光，能力亦不遜色。然而，天下民力，不過是隋煬帝自嗨自炫的舞臺。民力耗盡，舞臺崩塌，他也終於嗨不動了。

臥龍躍馬終黃土，一將成名萬骨枯，楚人一炬，可憐焦土。

涿郡留守，隋煬大業，終究沒能逃過焦土的命運。

風骨

5

唐代的北京，時而稱幽州，時而稱范陽郡。唐玄宗設十大節度經略使，其中范陽節度使的會府（治所）就設於此。范陽統軍9萬餘，是十鎮裡兵力最盛者。天寶年間的范陽節度使，是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鎮，統兵18萬餘的安祿山。

天寶十一載（752）十月，一位仙風道骨的中年奇士，拒絕了妻子的挽留，應朋友之邀，來到范陽找工作。然而，他此行卻凶險異常，因為他還有另一個目的：“且探虎穴向沙漠，鳴鞭走馬凌黃河。恥作易水別，臨歧淚滂沱”。

這個“恥作易水別”的壯士，不是荊軻，而是李白。

九年前，李白被唐玄宗“賜金還山”，但他仍不死心，孤身入范陽，想在邊郡立功求名。誰曾想安祿山的虎狼之師，讓他突然意識到天下將亂。只是面對李唐大廈將傾，李白卻無能為力。他除了一支筆和一腔熱血，什麼也沒有，沒有兵，沒有官，甚至連個可以彙報的領導都沒有。

安祿山“漁陽鼙鼓動地來”

“攬涕黃金臺，呼天哭昭王。”黃金臺雖在，但燕昭王早已作古。長安城裡的唐玄宗，志得意滿，早已聽不進任何勸言。

天寶十四載（755），安祿山反，大唐盛世戛然而止。

不久，北京開始了成為帝都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