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令孤

1

1981年的夏天，西安街頭，一個長得有點像兵馬俑的年輕人，想去買根油條吃。

攤前排了很長的隊。他踮著腳向前望，不知啥時才能輪到自己。正好，賣油條的姑娘掃了眼這邊，眼神對上了，他便指了指自己的胸前。

也真怪，姑娘看到後，便隔著幾個人，主動把油條送到了他的手上。

這個年輕人的名字叫張藝謀，胸前別的是一枚校徽，上面寫著“北京電影學院”。當時他是攝影系的大三學生，回家來過暑假的。

原來，他並不是靠顏值征服了姑娘，而是靠校徽。那時候的大學生是真正的天之驕子，物稀為貴，走到哪裡都比別人高一頭。

但是到了第二年，張藝謀要畢業時，就吃不上西安的油條了。

那時大學生是國家“包養制”，上學不用交費用，畢業還分配工作，但是得按照統一計劃來，讓你去哪兒你就得去哪，不能自己選擇。

“我是革命的一塊磚，哪裡需要哪裡搬”，說的就是這個意思。

張藝謀抱著一張地圖，蹲在宿舍裡看，盤算著自己可能去的地方。

年輕時的小謀子。

首先，留京是不可能了。分給北京的名額有10個，而攝影系光北京的生源就有15人，自然輪不上他。再說，他又不像導演系的陳凱歌和田壯壯那樣是“藝二代”。

陳爸爸是北影廠的老導演，田媽媽是兒童電影廠的廠長，根本不用操心這些事，都給辦好了。

對張藝謀來說，最好的選擇是回原籍所在地西安。但西影廠只有1個名額，生源卻有6人，競爭也很激烈。沒有硬關係的他，也爭取不上。

最後，他把目標鎖定了湖南，那裡有一個瀟湘電影製片廠，地處中部，也是無數老革命家的故鄉。要是能去這兒就不錯了，他想著。

正在這時，消息傳來，他被分到了廣西電影製片廠，不用謝。就著地圖一看，是西南邊一個偏遠的角落，都到邊疆了，張藝謀差點昏過去。

田壯壯比較仗義，兩人在校經常一起打籃球，聽說他要去廣西，一下子急了，趕快回家找母親幫忙。母親便代表兒影廠向學校要一名攝影，但沒有成功。張藝謀只好認命，悲壯地說：

哥們這一走，就可能回不來了，你們多保重，我以後永遠也見不著你們了。

同樣被分配到廣西的，還有美術系的何群。他是北京人，但留京名額有限，也沒爭取上。這種感覺比張藝謀還慘：

真他媽逗！沒上大學還住在北京，上完大學倒充軍十萬八千里之外，一不小心就到了越南了。

電影廠有嚴格的升遷規矩，就像買油條一樣，是要排隊的。應屆生進廠後先當“二助理”，兩三年後升任“大助理”，再熬幾年才能當副攝影。

也就是說，要成為一部片的正式攝影師，起碼要十年八年時間。張藝謀畢業時32歲，按這個時間點，得到四十歲才能出頭。

好在廣西廠比較小，規矩也少，改革開放後一心想做出成績，來個突破，所以很重視年輕人才。很快，哥幾個便有了機會，自己搗鼓出一部電影，名叫《一個和八個》。

大學畢業不滿一年就能夠獨立拍片，這在中國電影界是前所未有的。《一個和八個》被稱為第五代的開山之作。張藝謀的名字掛在字幕上，前面寫著“攝影師”。

此時，他那些分到好單位的同學，還在扛著機器，做助理呢。而且還是二助理。

就像那次買油條一樣，他再次享受到了“插隊”的福利。

人生嘛，就像畢業分配，第一份工作不一定就能決定一生。

2

張藝謀畢業三年之後，北京電影學院又迎來一批學生。

有個從武漢來的小夥子，長得胖墩墩的，並不算帥，但名字叫王小帥。他考上了導演系。

小帥上大二的1986年，國家出臺了一個文件，《高等院校畢業生分配製度改革方案》。所謂改革，就是捨棄按計劃安置的方法，實行雙向選擇制：畢業生自主擇業、用人單位擇優錄取。

現實的操作方法是，用人單位把名額給學校，學校找同學談話，詢問他們的意願，然後再根據情況調整。學生有了一點表達願望的機會，但並不是你想去哪就去哪。

看起來情況變好了，其實比張藝謀那會兒還鬧心。

以前沒有選擇權，只能聽天由命，也就認了。現在有了一點選擇機會，心中期望變大，但如果最終沒有分到滿意的單位，也就更失落。

1989年小帥畢業時，到北京電影學院招人的單位有三家，分別是八一廠、長影廠和福建廠。王小帥的成績好，學分高，老師讓他先挑。

按說，他應該挑八一廠的，畢竟是唯一在北京的單位呀。但是他卻選擇了福建廠。

因為，福建廠的廠長陳劍雨，是電影《紅高粱》的編劇。

這時的張藝謀已經從“張攝”練級成“張導”了，他的這部處女作，在柏林電影節上獲得金熊獎，是中國電影有史以來在國際上拿到的最大獎。

《紅高粱》的野合戲，驚世駭俗。

一時間，張藝謀在母校火得一塌糊塗。榮耀也極大地振奮了學弟學妹們，都想著趕快拍片子，去拿獎。王小帥就是其中之一。

陳劍雨去學校和他談了一次，說去廠裡就能拍片。他高興地收拾行李，準備坐火車南下。

計劃趕不上變化。正要動身時，傳來消息，陳劍雨被調走了，新的廠長是誰還沒定。王小帥有些後悔，就沒有去報到，滯留在北京。

學校回不去，他就在附近租房住，或者蹭同學的屋子：

總想多聞聞學校的味道。

但是，檔案已經被移交到了福建廠，不可能再去別的單位。那時候還沒有私營的影視公司，也沒法找工作。遊蕩了兩年，他覺得也不是個辦法，只好認命，去了福建。

作為一個新人，沒啥重要的事可幹，也就幫忙打打雜，時間在無聊中度過。年紀輕輕的，就養成了喝茶的習慣，尤其喜歡鐵觀音。

有一天廠裡開會，領導講話時明確說，畢業生在五年內不可能拍戲。坐在臺下的王小帥，心裡是哇涼哇涼的。

會開到一半，他偷偷溜了出來。回到宿舍，簡單收拾了個包，鎖上門就走了。

他又回到了北京，做了北漂。從此再沒離開。

之後，他自己籌錢，拍了部電影《冬春的日子》，講的是畫家劉小東和妻子喻紅的那些事，在希臘一個小的電影節上獲了獎。

藝術家，連睡覺的表情都不一般

當時的中國，只有幾個國營製片廠有拍電影的資格，個人是不能拍片的，只能偷偷操作，所以被稱為“地下電影”。

拍完《冬春的日子》以後，王小帥被福建廠給除名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就這樣丟了。

2000年，他的電影《十七歲的單車》獲得了柏林電影節評審團獎，和前輩張藝謀站到了同一個頒獎臺上。

王小帥的產量和質量一直很穩定，他關注家庭的變遷、人物的成長、情感的關係，捕捉和展現平凡的生活。比如今年頗受好評的《地久天長》。

一句話，他是在“雕刻時光”。

3

即使不上電影學院，也有機會拍電影，比如高群書。

他是河北正定縣人，1982年考上了河北大學中文系的新聞專業，對口的單位是報社。在校實習時，就去了本地的《建設日報》。

報社派他去採訪一位學雷鋒的人，他寫了一篇稿子交上去。編輯看了說，挺好的，我給你改改。稿子第二天發出來，署的是他的名字，但是沒有一句話是他寫的，全給改成了宣傳用語。

那時，高群書就對新聞失望了，從此不怎麼上課，整天泡在圖書館裡看書。

他留著長髮，愛寫詩，還給自己取了個筆名叫“岑寂”：

我以前是一個很孤獨的人，不愛跟人交流，尤其討厭說廢話。

沒事了，他就跑街上去看電影。河北大學在保定市，有七八家影院，他會從東邊一路看到西邊。

1985年的一天，他在影院中看到了《黃土地》。這部電影的導演雖然是陳凱歌，但最讓人震撼的還是張藝謀的攝影，把他給看呆了：

進去一看，就傻了，那電影中人的狀態，尤其是它的那種構圖，都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太喜歡了。

即使不做導演，張藝謀也是中國最好的攝影師

第一次，他對電影萌生了敬意。

但畢業時，他並沒有想到以後要做電影。學新聞的人，最好的單位是新華社、《人民日報》。去這裡必須是黨員，而他是班上唯一沒有寫過入黨申請的人。

還沒開始就輸了。

其次就是去電視臺。那時候電視還不像今天這麼火，買得起電視的家庭不多。因為長得壯，能扛機器，河北電視臺要了他。

就在公佈分配結果的頭天晚上，班主任把他叫到家裡，告訴他，有個石家莊本地的女生，說如果留不到石家莊，就要跳樓。

高群書很實在，沒想到這是個陷阱題，回答說，老師您放心，我就算分不到河北電視臺，肯定不會跳樓的。老師說，那就太好了。

結果，他被分到了廣播電視局，一個行政單位，與新聞沒半毛錢關係。

廣電局有一項任務是查抄音像製品，比如那些從香港走私進來的錄像帶，看到了就會沒收。所以，單位裡有整屋子的帶子。高群書閒了無事，一個個打開看。

有點像同一個時期，在紐約曼哈頓，一個叫昆汀•塔倫蒂諾的年輕人，利用在音像店當店員的機會，看了無數片子。

看多了，也就有了靈感。高群書借了五萬塊錢，自己拍了一部驚悚犯罪片，叫《藍骷髏》。片子不上院線，走的是錄像帶的銷售渠道，直接賣到錄像廳裡放。

結果，《藍骷髏》成了當年最受歡迎的錄像帶。

高導演，看起來像道上人

1994年，高群書乾脆辭了職，來北京當北漂。有一次，一個臺灣教授來北京做講座，他跑去蹭課，覺得講得真好。

上完課後，他去廁所撒尿，聽到旁邊幾個電影學院的學生抱怨說，講的都是他們平時學過的，沒啥意思。

高群書特別感慨，自己沒有受過科班訓練，才會聽得那麼認真，而他們有老師講，怎麼卻沒掌握呢？

他決定還是得自己幹。

2000年，他拍攝了涉案系列劇《命案十三宗》，一開始就定了個目標：第一，要讓最有文化的人喜歡看；第二，也要讓最沒文化的人喜歡看。

就不給丫中間的看。

結果還真成功了。成本不到100萬元，賣了420萬元。

這之後，他就在犯罪片的路上走下來。一部《征服》，捧紅了孫紅雷，“強哥”的名字成為一代熱（cao）血（dan)青年的記憶。

高群書拍的片，多以故事見長，人物形象出彩，比如《風聲》《神探亨特張》，是中國少有的能駕馭商業類型片的導演。

而他給自己的目標是，做個巨匠，不要做大師：

大師都是手淫者，自己為自己服務，自己滿足自己。讓對方滿足，那是巨匠。

4

當高群書北漂的時候，在中國的另一座小城，山東濟寧，一個叫郭帆的初中生，因為看了部電影，也立下“鴻浩之志”——做一個導演。

電影叫《終結者2》，施瓦辛格扮演的機器人，給了他強烈的刺激。以至於很長時間裡，他都把影片的海報，貼在自己的屋子裡，作為激勵：

我覺得那個片子從技術角度，從人性角度，從情懷角度上看，都是無與倫比的。

不少人因為這部片喜歡上了摩托

1999年，郭帆參加高考的時候，本來想考北京電影學院，但是這一年北電在山東省壓根不招生，最後只好去了海南大學，隨大流讀了法律專業。

這個跨度也太大了，但誰讓你是山東人呢？提起山東的高考難度，含淚量是5個+，有詩為證：長太息以掩涕兮，哀魯生之多艱。

雖然沒去成影視中心北京，但他並沒有放棄夢想，讀大一的時候，就去借了攝像機，練習拍短片。

2003年畢業時，他沒有按自己所學的專業那樣，去找一份律師或者法務工作，而是應聘到了中國旅遊衛視。

旅遊衛視就在海南，前一年還叫“海南衛視”。考慮到當時中國省級衛視太多，經常好幾個臺播同一部電視劇，所以決定試試垂直內容。

郭帆在單位裡負責節目的包裝監製，能接觸到拍攝工作，但畢竟不是真正的電影創作。

想走得更遠，就要突破當下。2009年，郭帆選擇了考研，最後被北京電影學院管理系錄取。

“北伐”終於成功，實現了十年前高考時未盡的夢想。

像北電這樣的學校，除了學習專業的知識外，還有一個重要的作用是，能接觸到很多興趣相投的人，進入影視這個圈子。

這不，兩年後，郭帆就拍攝了帶有科幻色彩的處女作《李獻計歷險記》，獲得了富川國際電影節最佳亞洲電影獎。

郭帆的眼神，穩重又有靈氣

而真正讓他成功的，是2014年的《同桌的你》，拿下了4.6億元票房，是當年的票房黑馬。因為這部片，他入選了新生代導演11人名單。其他的人有韓寒、郭敬明、鄧超、陳思誠等。

央視還專門舉辦了一場“中國電影新力量推介盛典”。晚會上，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韓寒和郭敬明的同臺，也是媒體報道的標題焦點。

郭帆並不是主角，在接受採訪時，他說，科幻片才是他最想拍的題材，並且會一步步朝這個方向努力。

當時，沒多少人把他這句話當真。

2019年，他執導的《流浪地球》橫空問世，口碑和票房雙贏，開創了中國科幻片的元年。

同樣在今年，他的第一個工作單位“旅遊衛視”，為響應經濟特區的大戰略，重新改回成了“海南衛視”。

而他的名字，從一個單位的普通員工，成了創造歷史的人。就像《流浪地球》劇組的一個成員，看完片後自豪地說：

我拍了這部電影，可以吹一輩子牛X！

5

人生從沒有白走的路。一切過往，皆為序章。

如今的大學畢業季，早沒有了工作分配之說，人人都是市場上的競爭者。找工作，進體制，還是創業......成了新的糾結人的問題。

張藝謀、王小帥、高群書、郭帆這些人，無一不是勇敢地走出了舒適區，才有了後來的成就。從他們的故事來看，第一步並沒有那麼重要，因為後來還有無數步。

人生逆襲這場大戲，終究是要自己來導演。起承轉合處，處處皆驚險，處處又美好。

就如張藝謀在《張藝謀的作業》這本書中所說：

我們老喜歡看輝煌綻放，它背後一定有漫長和不為人知的準備，準備過程中你未必知道哪個方向會有亮光......你以為在消遣時光，其實你在為未來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