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奧運先驅——基督徒張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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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天津南開大學創始人，同時也是中國奧運先驅人物。他1876年4月5日（清光緒二年三月十一）出生於天津一個秀才家庭。1892年張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從軍報國。但甲午之戰腐朽的清王朝慘敗日本，張伯苓感到心灰意冷，遂離開了海軍，回家從事教育事業。
1898年張伯苓結識了中國著名教育家嚴修，兩人自此結下終身的友情。1904年，在嚴修等好友建議下，張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國後將家館改建為私立中學，定名敬業學堂。1907年，在天津城區南部的開窪地，即民間所稱“南開”，建成新校舍，遂改稱南開中學堂。
1917年秋。張赴美國學習，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回國後，著手籌辦南開大學，這所學校根據美國的模式，深受基督教青年會影響，注重德智體的全面發展。1919年秋正式開學。他先後擔任南開校長四十餘年，培養出不少人才。
早在二十世紀初，張伯苓就與基督教青年會有密切的來往。在於教會弟兄接觸中，他逐漸接受福音，並於1909年在西沽公理會教堂受洗歸主。兩年後，1911他與同工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不屬任何教派的獨立教會。他還擔任過、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董事、會長多年。他熱心推動青年會工作，打破了學者不涉足體育運動的舊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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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伯苓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天津南開大學創始人，同時也是中國奧運先驅人物。他1876年4月5日（清光緒二年三月十一）出生於天津一個秀才家庭。1892年張伯苓考入北洋水師學堂，從軍報國。但甲午之戰腐朽的清王朝慘敗日本，張伯苓感到心灰意冷，遂離開了海軍，回家從事教育事業。
1898年張伯苓結識了中國著名教育家嚴修，兩人自此結下終身的友情。1904年，在嚴修等好友建議下，張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國後將家館改建為私立中學，定名敬業學堂。1907年，在天津城區南部的開窪地，即民間所稱“南開”，建成新校舍，遂改稱南開中學堂。
1917年秋。張赴美國學習，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回國後，著手籌辦南開大學，這所學校根據美國的模式，深受基督教青年會影響，注重德智體的全面發展。1919年秋正式開學。他先後擔任南開校長四十餘年，培養出不少人才。
早在二十世紀初，張伯苓就與基督教青年會有密切的來往。在於教會弟兄接觸中，他逐漸接受福音，並於1909年在西沽公理會教堂受洗歸主。兩年後，1911他與同工建立了中國第一個不屬任何教派的獨立教會。他還擔任過、天津基督教青年會的董事、會長多年。他熱心推動青年會工作，打破了學者不涉足體育運動的舊傳統。
張伯苓熱愛體育事業，尤其重視發展體育運動，以此改變“只讀聖賢之書而手無縛雞之力”傳統學子的面貌。早在學堂執教時，張伯苓就把體育作為必備課程，同學生們一起到戶外進行打球、跳高、跳遠、騎自行車等等體育運動。成為南開校長後，張伯苓仍力倡“教育裡沒有了體育，教育就不完全”。他還強調：“南開學生的體質，決不能象現在一般人那樣虛弱，要健壯起來”。於是體育教育便在南開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各年級每週都有二個小時以上的體育課。張伯苓還身體力行，言傳身教，經常與學生一起踢足球，不時帶領學生參加比賽。當時南開大學足球隊，曾戰勝天津租界的外國球隊，贏得了國人的讚譽。而籃球隊的“南開五虎”更是名噪一時。張伯苓為南開大學體育發展傾注大量心血，喚起了很多國人對體育事業的關注，因而時人稱之為“體育校長”。
張伯苓還積極傳播奧運理念，被稱為中國奧運第一人。1907年10月24日，他在天津第五屆學校運動會頒獎儀式上發表演說指出：“此次運動會的成功，使我對吾國選手在不久的將來參加奧林匹克運動充滿了希望。”“我國應立即成立奧林匹克運動會代表隊”。一年後，幾個南開學生在《天津青年》上撰文提出：中國何時能派一名運動員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能派一支運動隊參加奧運會？中國何時能自己舉辦一屆奧運會？（即著名的“奧運三問”）1909年春天，赴歐考察歸來的張伯苓又用幻燈機給大學生放映了第四屆倫敦奧運會的照片，“奧林匹克”一詞開始在中國流傳。
1928年，張伯苓擔任“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 名譽會長。他派代表出席觀摩了第九屆阿姆斯特丹奧運會。
1932年，張伯苓、王正廷等人以及體育協進會同事一起，積極支持來自東北的短跑運動員劉長春赴洛杉磯參加第十屆奧運會，並親自為劉長春向國際奧委會報名，最終促成劉長春及其教練組如願以償，成為代表中國出征奧運第一人。
4年後，在中華全國體育協進會的積極支持下，中國派出由141人組成的體育代表團，前往德國柏林參加第十一屆奧運會。代表團從上海坐船遠涉重洋到達歐洲，由於舟車勞頓，許多運動員很好鍛鍊，加上一些人旅途勞累身體不適，且到柏林後未做調整就匆匆上陣，因而田徑、游泳、籃球、足球、舉重、拳擊、自行車等選手在預賽時即遭淘汰。不過，武術表演卻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
1945年抗戰勝利，張伯苓組織召開體育協進會會議，申辦第十五屆奧運會，雖然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如願，但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申奧活動。
抗戰爆發後，張伯苓號召抗日救國，日本人因而十分憤怒，遂以南開大學為轟炸目標。在危急的情勢下，他把南開大學遷往大後方的西南，與其他大學合併為西南聯合大學。抗戰期間他大部份時間留在重慶，為政府工作。
1950年9月張伯苓回到天津，1951年2月23日安息主懷，享年74歲。
張伯苓曾回憶說：“其一生事業主要得力於兩個因素：一個是他的夫人，另一個則是對耶穌的信仰。”他每日讀經一小時，並支持聖經翻譯和發行事工。南開大學不是教會學校，但他以基督博愛的精神去教導學生，據說他在“每個禮拜對學生的訓話就像講道或基督教道德教導一樣。”
張伯苓是一個在生活中實踐其信仰的人，基督信仰也給了他堅持辦學、改良社會的思想動力。他說：“我信基督的原因，就是發生於我的愛國心……後來，我回到本城興辦學校，遇見種種的困難，並且有時候我還抱著一種悲觀，我知道這種人生觀，沒有什麼意思，因為人終久要死。以後我常讀《耶穌言行錄》，看見耶穌的為人，很受感動。這本書幫助我很多，所以我靠著基督的力量總算是還沒有半途中止，而打破各種困難，還要辦我的教育；換一句話說，就是要讓中國人，不在他們之下。”“敝人今天所謂的宗教，也就是宗教的真義，並非僅僅的講演神靈，禱告上帝……我們還用這宗教的能力，改造社會，使國家的地位不在外國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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