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元洛
長沙，是秦漢以來的歷史名城，其履歷源遠流長；長沙，也是歷代無數詩人歌哭嘯傲的一方勝地，其文化輝光耀彩。作為雖不生於斯卻長於斯的長沙人，我以擁有長沙的籍貫而自豪，更以長沙擁有深厚的文化傳統而自傲。長沙與時俱進而與日俱新。穿行在現代的車水馬龍中，長年呼吸在高樓大廈的水泥叢林裡，我卻常常悠然懷古，在月已不白風已不清之夜，側耳傾聽遙遠的歌聲，其中就包括杜甫的《江南逢李龜年》這一曲千古絕唱：
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
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安史之亂”中漂泊西南天地間的杜甫，以57歲的老病之身，挈婦將雛，由蜀入鄂而復入湘。從大曆三年(768年)到大曆五年夏日，他在湖南漂泊了三年，一葉孤舟寄泊在長沙南門外的南湖港，如一片蒼老的浮萍。因避風溼，他有時也寄居在湘江之畔的江閣，那是臨時的不知是否有青青柳色的客舍。杜甫現存的湖湘詩有一百餘首，他創作生涯中的最後一首絕句，就是寫於大曆五年暮春的《江南逢李龜年》。如果說湖湘詩是杜甫詩歌的澎湃的晚潮，那麼，這首詩就是繼初入湖南所作的《登岳陽樓》之後的又一個巨浪，在此詩寥寥28個字中，容納了時間與闊大的空間，而在邈遠闊大的時空結構中，詩人又以今昔對比與景物對比的藝術方式，極大地加深了作品的容量。李龜年與彭年、鶴年兄弟三人，都是唐開元、天寶時代的頂尖藝術人才，其中尤以龜年為最。他善歌，又擅長羯鼓與觱篥（古代管樂器，也作篳篥），當年唐玄宗宣詔李白立成《清平調》三章，就是由他“持金花箋宣賜”並譜曲的。岐王李範是唐睿宗第四子，雅好文藝，宅第在洛陽尚善坊；崔九，即出入禁中與玄宗關係密切的殿中監崔滌，宅第在洛陽遵化裡。他們的宅第廳堂，可以說是當時洛陽的文藝沙龍和會演中心。
杜甫出生於河南鞏縣即今日之鞏義市，少年時寄居於洛陽姑母家，以才華秀髮的文壇新銳身份與老一輩名流交往，頗得前輩賞識，如同他在《壯遊》一詩中所說：“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揚。……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杜甫年少時多次在岐王宅、崔九堂聽李龜年鼓樂和歌唱，而李龜年可說是開元、天寶盛世的一個標誌與象徵。漁陽鼙鼓動地來，李龜年早於杜甫許多年流落到江南，“每逢良辰勝景，為之歌數闋，座中聞之，莫不掩泣罷酒”(唐人鄭處誨《明皇雜錄》)。杜甫是在長沙什麼場合碰到李龜年這位數十年不見的故人的呢？也許是在一次聚會或者宴會上邂逅的吧？空間從北國到南方，時間從過去到現在，這首絕句前兩句是憶昔，後兩句是傷今，兩者互為對比和反襯。“正是江南好風景”一句，暗用南朝宋劉義慶所撰《世說新語》中的故事：“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嘆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江南風景本是而且仍然是美好的，但國事已非，彼此都已經徒傷老大，何況偶然相逢時還是在花謝花飛令人感傷的暮春。“落花時節”既是寫實，也是象徵，實寫的是相逢的時節，象徵是國勢的衰敗與個人的淪落，亦如風中的落花。
杜甫流傳至今的詩作1400餘首，其中五絕51首，七絕107首，約佔全部作品的十分之一。在《江南逢李龜年》一詩中，今昔之感，盛衰之悲，國事的沉淪，年華的遲暮，時代的鉅變，個人的感愴，那種無可奈何花落去的滄桑感與歷史感，被28個字一網打盡而又餘韻悠然，刺激讀者作聯想不盡的審美再創造。這首詩，無論從寫作時間還是從藝術價值來說，都堪稱杜甫絕句中的“絕唱”，即使置於唐人傑出的絕句之林中，也不遑多讓。先於杜甫的王昌齡是七絕聖手，李白也是七絕名家，可惜他們等不及杜甫寫出此詩了。如果他們有緣讀到，該也會擊節歎賞的吧？
杜甫，不僅是詩國的眾體皆工的多面手，也是詩家的挽弓當挽強的射鵰手。今天，究竟有多少從事新文學創作的詩人作家，可以和杜甫一較短長呢？究竟有多少抒寫湖湘的新文學作品，可以望見杜甫湖湘詩的項背呢？早在上世紀70年代，沒有來過湖南的臺灣詩人余光中，為了表達他對詩聖的仰慕追懷，就曾寫過 《湘逝——杜甫歿前舟中獨白》 一詩。1999年秋日他初訪長沙，我曾陪他去湘江岸邊仰天俯水，去千年前歷史的煙雲深處，尋覓杜甫貧病交迫的暮年和憂國憂民的詩篇。我指著江畔一葉頗為滄桑的帆船說：“光中兄，那就是杜甫漂泊湖湘所乘的客舟，《江南逢李龜年》就是在那船艙中寫成的吧?”余光中沉思有頃，笑而作答：“你是異想天開，我是不勝低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