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冤殺的金國岳飛——僕散安貞死亡之謎

作者/林碩（中國國家博物館），原文發表在《關東學刊》2017年第5期，有改寫，未經授權請勿轉載

影視劇《精忠岳飛》劇照

興定五年（1221年，南宋嘉定十四年），金宣宗完顏珣下詔處死在南征宋朝中功勳卓著的駙馬爺僕散安貞，後人常將之與抗金名將岳飛相提並論。

梳理二人的人生軌跡，主要有如下雷同之處。

首先，僕散安貞與岳飛均是沙場宿將，統帥三軍突入敵境，為朝廷屢立奇功，可最終的結局都是含冤莫白，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齎志以歿。

其次，岳飛遇害後，其子岳雲與張憲亦被處斬於鬧市；僕散安貞則與兩個兒子同日被斬。

第三，二人生前都曾擔任過樞密院“樞密副使”之職。然而，從地位上看，岳飛又比僕散安貞略遜一籌。前者雖然名列南宋“中興四將”之首，世人以“嶽王爺”尊稱。其實，岳飛生前的爵位僅僅是“武昌郡開國公”，並非王爵；所謂的“鄂武穆王”乃系後世君主累加追封。相對而言，“金朝岳飛”——僕散安貞的身份、權勢更加煊赫。岳飛在紹興十一年（1141年，金皇統元年）四月擔任樞密副使之時，已經被解除了軍權，事實上是明升暗降；四個月後即被調離，當年歲末遇害。但僕散安貞官拜樞密副使之後，行院于徐州；繼而擔任左副元帥、兼行參知政事職權，兩次率部南征，可謂集軍政大權於一身。更重要的是僕散氏作為女真豪族，自完顏阿骨打時代就與皇族完顏氏通婚。

僕散安貞的高祖僕散胡闌將女兒嫁與金太祖，即後來的宣獻皇后；曾祖僕散背魯之女婚配給金太宗；父親僕散揆迎娶金世宗的韓國大長公主為妻；僕散安貞則在金章宗的安排下與邢國長公主喜結連理，成為金朝的“四駙馬”；縱觀僕散一門，可謂累世皆國戚（參見圖1）。從這一點上看，僕散安貞及其家族作為“外戚專業戶”的身份和女真開國門閥所積累的人望，明顯勝過嶽王爺在南朝的地位。

僕散安貞生活的金宣宗時期國事已經江河日下，再不是當年吞遼滅宋，“搜山檢海捉趙構”的強盛時期了。北方崛起的新興蒙古不斷向金朝發起挑戰，東北、華北各軍、州相繼淪陷，金中都（今北京市區西南）暴露在蒙古的兵鋒之下，無險可守。

貞祐二年(1214年，南宋嘉定七年)為避其鋒芒，金宣宗只得率領群臣渡過黃河，退守河南汴京（今河南開封），史稱“貞祐南遷”。

貞祐南遷之後的金、宋對峙態勢

眼見金朝國事日頹，南宋朝廷也有所動作：在和蒙古商議結盟的同時，尋找種種藉口延宕交付歲幣（銀三十萬兩，絹三十萬匹）。臨安趙家君臣的做法惹怒了金宣宗和權臣術虎高琪，雖然金軍在同蒙古鐵騎的較量中處於下風，但自認為重操舊業，討伐老對手南宋如同探囊取物一般。於是興定元年（1217年，南宋嘉定十年），在術虎高琪的部署之下，金朝宿將完顏賽不在信陽等地同宋軍交戰。

金宣宗的戰略目標是“南攻北守”、“以戰養戰”：先集中優勢兵力在短期內迅速攻破南宋的江淮防線，榨取更多的歲幣以充盈國庫，再抽身應付北境的蒙古。至此，宋金兩國自1208年（南宋嘉定元年，金泰和八年）之後維持了十年的和平宣告結束。

起初，金宣宗認為南宋軍隊會像此前一樣不堪一擊，面對女真鐵騎會如同羔羊一般迅速亮出白旗，甘心情願地向金朝支付鉅額歲幣，重演“嘉定和議”故事。金宣宗把如意算盤撥的噼啪作響，派遣開封治中呂子羽持國書前往臨安，本以為南朝會乖乖就範，實現自己“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戰略計劃。豈料宋寧宗君臣看穿了金朝已是強弩之末，決計抵抗到底，絕不屈膝議和。

影視劇《精忠岳飛》中的宋高宗

為了打破僵持局面，興定三年（1219年，南宋嘉定十二年）金軍從東起淮水，西至關陝綿延數千裡的戰線上同時進軍，兵分三路攻入南宋，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金軍三道攻宋之戰”。

為了確保戰事的順利進行，金宣宗特意任命在山東鎮壓紅襖軍領袖楊安兒起義的僕散安貞為“左副元帥、權參知政事職權、行尚書省元帥府”，指揮唐州、息州、壽州、泗州等處行元帥府軍馬，由東路南侵。這位四駙馬果然不負眾望，率領麾下猛將紇石烈牙吾塔、納蘭胡魯剌等人先後在安豐（今安徽淮南）、濠州（今安徽鳳陽）各地接連擊潰宋軍，一路勢如破竹，兵臨長江採石磯（今安徽馬鞍山市西南）。

南宋朝廷對此惶恐不已，迅速派李全穿插到金軍後方，斷其歸途。李全，山東濰州人，正是被僕散安貞鎮壓的紅襖軍領袖楊安兒的妹婿。在他的號召下，逃匿江淮之間的紅襖軍餘部群起相應，並趁紇石烈牙吾塔部在渦口（今安徽懷遠）渡河之際將其擊潰，方才化解危局。

興定五年二月辛未，不甘失敗的金宣宗再次命僕散安貞主持南征，目標是攻略南宋江防重鎮黃州、蘄州，而這一帶正是當年岳飛負責佈防的區域。曾幾何時，岳家軍讓女真人發出了“撼山易，憾岳家軍難”的慨嘆；但時移世易，此時駐防黃、蘄的宋軍再不是八十年前那支令敵人聞風喪膽的隊伍。

而金軍方面，早在出兵之前，僕散安貞就和部將們利用近兩個月的時間謀劃進軍路線；戰事一開，三戰三捷，連克淨居山、洪門山以及宋軍重兵把手的險隘黃土關。

至當年四月間，再次飲馬長江，攻克黃、蘄兩州，其中最大的收穫莫過於擒住趙宋皇室男女共七十餘口，是自從“靖康之變”後金軍最大規模的虜劫行動。僕散安貞正是憑籍此戰威震江淮，然而“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黃蘄之役的勝利也為四駙馬日後的冤死埋下了伏筆。

事情的起因是僕散安貞在攻入宋境之初，原本延續女真的屠戮政策，所到之處哀鴻遍野。但唯獨對趙宋宗室和來降的南朝精壯降卒網開一面，尤其是對前者更是禮遇有加。消息傳回汴京，在朝中引發了種種非議。

通常情況下，處置敵方戰敗士卒有遣散、收編、殺害等幾種手段。面對數以萬計的宋軍精壯戰俘，很多人建議像戰國時期秦國大將白起在長平之戰後的做法——坑殺。即使不殺，也要就地遣散。任何人都清楚一個基本事實：以當時金國偏安河南、淮北的國力根本無力供養如此之多的戰俘；這是顯而易見的。

弔詭之處在於：這位四駙馬並未採取去遣散、殺降等做法，而是精壯戰俘和趙宋皇族悉數帶回。按照《金史》記載：僕散安貞對宋軍精壯之士“釋而不殺”，收為己用，主要是考慮到他們深諳宋境風土，經常投桃報李，出謀獻策。但是，這種大規模的容留敵方降卒的做法，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東漢末年的權臣曹操在青州收編黃巾軍的舊事。按《三國志·武帝本紀》所載：“（曹操）追黃巾至濟北，乞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擇其精銳者編為戰力剽悍的“青州兵”，成為統一北方的絕對主力。

僕散安貞攜帶大批宋軍精壯降卒和南朝宗親還朝的消息，讓端坐在汴京城內的金宣宗頗感驚詫：四駙馬抓回七十餘口趙宋皇室，尚可作為人質向南朝勒索鉅額贖金。但是，隨同僕散安貞而來的南宋降兵，究竟讓朝廷如何處置？莫非他想效法曹操，組建一支“黃州軍”？但是，這數萬兵卒畢竟已經來到城下。盡殺之？恐怕會激怒他們揭竿而起，變生肘腋。豢養之？金朝君臣自己都是讓蒙古人攆到河南來的，連維持女真百官的生計都捉襟見肘，哪有餘糧養活俘虜吶！

於是，金宣宗打算採取遣返政策，“欲驅之境上，遣之歸”，讓戰俘們自謀生路。可如此一來，駙馬爺僕散安貞便心生怨念：數以萬計的南朝將士，皆因仰慕我的威名，方才棄暗投明歸順大金，成為我們用兵宋境的嚮導。陛下這麼做，將來誰敢投誠於我？他日再次南征之時，趙家軍民必定死戰不降。實際上，僕散安貞的考慮的確沒錯，就連金宣宗自己也曾經發出過“江淮之人，號稱選懦……其眾困甚，脅之使降，無一肯從者”的慨嘆。

然而，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四駙馬的滿腹牢騷被有心之人傳到了金宣宗耳邊，引得這位南遷天子雷霆震怒。《金史》中保存有金宣宗授意屬下羅織的僕散安貞通宋謀叛之證據。

首先，悖德於敵仇。僕散安貞南征期間，每到一地必定血流成河，所謂“殺略不可勝計”，卻“獨於宋族，曲活全門”，對俘虜的趙宋皇族男女七十餘口禮遇有加。

其次，容留降卒。四駙馬在黃、蘄之戰中收編了數以萬計的南宋精壯之士為己用，行軍途中也經常採納這批“降將”的意見，雖非言聽計從，亦不遠矣。此舉因其金宣宗深深的疑慮，謂左右曰：即使四駙馬自己並無他圖，但這批宋朝降卒能否安分守己，效忠大金而不思南朝麼？

最後，謀危廟祏，陰謀叛亂。按金宣宗君臣的理解：僕散安貞的種種行徑，其最終目的在於利用手中的軍權和新歸順的降卒通宋謀叛。而禮遇趙宋宗室，則是蓄意示好南朝；萬一自己“事或不濟，計即外奔”，“豫冀全身而納用”，叛金投宋。有鑑於此，僕散安貞罪不容誅。金宣宗在四駙馬下獄當月即頒佈詔諭，連同其二子一起處斬；念其父親、祖父或為駙馬、或為國丈，不予株連。可憐這位在興定南征之中功勳卓著的金朝岳飛，竟被冠以“通宋”之名，身首異處，實在是莫大的諷刺。

既然“通宋”是一條“莫須有”的罪名，僕散安貞真正的被害原因是什麼呢？金宣宗在詔書中為駙馬爺羅列出諸多罪狀，除了容留戰俘和南宋宗室之外，還有一條罪責是“彫敝民力，信其私意”。簡而言之，就是指責僕散安貞一意孤行，多次發動對宋朝的南征，導致國庫空虛，給蒙古軍隊創造了可乘之機；其實，言外之意就是選定這位駙馬爺作“代罪羔羊”，為“興定南征”慘淡收場買單。

自從興定初年發動侵宋戰爭，表面上看金軍攻陷淮北數州，取得了幾個戰役的勝利，甚至兵鋒直指長江。這讓金宣宗與女真貴族們一度陶醉在“投鞭阻流”、“立馬吳山”的幻象當中。

可現實情況卻是軍隊掠奪的財帛都被各級將領中飽私囊，國家財政入不敷出，“士馬折耗十不一存”。而在更大的戰略層面，金朝“以戰養戰”、“南攻北守”的戰略指導思想被宣告徹底破產：北方的蒙古兵鋒則乘金朝主力南下之機，在山西、山東、河北、遼西各地頻繁出擊，攻城略地；南方的宋朝則再也不懼怕金軍，雙方在邊境一線陷入膠著狀態，甚至同西夏結盟，合兵攻佔金朝下轄的會州（今甘肅靖遠西南）。

五年的對外戰爭，竟然換得如此結局，汴京朝堂之上的女真貴族一片譁然，究竟由誰負責成為擺在金宣宗面前的難題。自己承擔責任，下詔罪己？此前他放棄中都南渡黃河，已經受到群臣的前強烈抨擊；倘若這次再背上窮兵黷武，勞而無功的政治包袱，其結果很可能像發動“正隆南征”的海陵煬王完顏亮一樣，落得個遇刺身亡、遺臭萬年的下場，這是金宣宗萬萬承擔不起的。若不然，則必須從南征將帥之中選出一人作為“背鍋俠”，承擔所有的責任。如此一來，出身“三世為將，兩朝駙馬”之家的僕散安貞便成為了不二人選。

首先，僕散安貞確係興定南征的具體實施人之一。除金宣宗本人之外，力主發動攻宋戰爭的二號人物——權臣術虎高琪早已經因為目無君上、結黨營私之罪，在興定三年伏誅。

再看參與“金軍三道攻宋之戰”的其它兩位統帥：負責西路軍的巴土魯安，在當年二月即被南宋名將沔州都統張威派遣統制石宣擒獲於大安軍（今陝西寧強西北），無法追責。另一位統御中路軍的將領則是完顏訛可。此君系皇室宗親，長期鎮守河中府（今山西蒲州）抵禦蒙古南下，不僅身負守衛關陝五路要道之責，對金朝更是絕對忠誠（後在蒙古軍攻破河中之際戰死）。在北部邊防情勢異常嚴峻的情況下，金宣宗即使再昏庸，也不會自毀長城，剪除同宗羽翼。兩害相權取其輕，在僕散安貞和完顏訛可之間，金宣宗最終選定了前者作為代罪羔羊。實際上，金宣宗這種李代桃僵的做法已屬故技重施：早在處死術虎高琪的罪名當中，就有不恤民力、力主侵宋一款。

其次，僕散家族與皇室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主要體現在“鄭王謀逆案”。金朝作為女真族建立的政權，雖然部分借鑑了漢族宗法社會的嫡長子繼承製，但也該保留了少數民族政權“兄終弟及”的傳統。金天輔七年（1123年，北宋宣和五年），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駕崩於行宮之中，繼承大統之人是其四弟金太宗完顏吳乞買，而並非其嫡子完顏宗峻。

這種“兄終弟及”與“父死子繼”並行的繼位模式，在有金一代一直延續，也成為宗室禍亂的根源。

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南宋淳熙十六年），有“小堯舜”之稱的金世宗完顏雍駕崩；因其嫡皇子完顏允恭（宣孝太子）早逝，遂傳位給皇太孫——金章宗完顏璟，也就是金宣宗完顏珣的異母第弟。然而，作為金世宗的第六子，鄭剌王完顏允蹈對這種漢地的繼位模式頗為不滿。在他看來侄子完顏璟不過是黃口小兒，按“兄終弟及”的女真舊俗，應該由自己繼承大統。在這一點上，完顏允蹈的想法倒是明朝初年燕王朱棣驚人的一致，區別在於朱棣手上尚有八百名王府護衛，而於是鄭王爺卻是煢煢孑立，踽踽獨行。

為了取得軍權，完顏允蹈想到了自己的親妹夫——時任河南統軍使的僕散揆，便派遣親信遊說他起兵叛亂，並允諾將女兒嫁與其子僕散安貞。儘管僕散揆洞悉其謀，嚴詞拒婚，但其私下讚賞鄭王之事，早已被人告之金章宗。原來，僕散揆曾經私下品評諸王的言行，認為鄗王完顏允中、越王完顏允功皆不成器，獨贊鄭王“性善，靜不好事”。洎“鄭王謀逆案”發，金章宗憶起此事仍怒火難消，將僕散揆父子革職免死。

雖然僕散安貞不久之後便被再次啟用，卻始終是謀反之臣完顏允蹈的親外甥，只能在“尚衣局”、“尚藥局”等閒散處所任職。直到其母韓國大長公主登遐，才被外放山東，歷任同知定海軍節度使事（治所在萊州）、邳州刺史、淄州刺史等職。從僕散安貞的仕途經歷上看，儘管金章宗將邢國長公主嫁給他以示拉攏，但金章宗、金宣宗弟兄二人終究對“鄭王謀逆案”心有餘悸，並不完全信任這位“四駙馬”。

第三，金宣宗得位不正，僕散安貞功高震主。這從在朝廷公佈的僕散駙馬罪行之中可以窺見端倪。詔書內有一段記述，指責僕散安貞“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何為“梟獍”？“梟”、“獍”均為傳說中傷害骨肉至親的惡獸，前者食母，後者噬父。

金宣宗是指責僕散安貞手握南征大權之後，罔顧皇親身份，不念骨肉之情，藐視聖上，圖謀不軌。此時的四駙馬已經位居朝廷的左副元帥、行使參知政事職權，且有興定南征立下的赫赫戰功。如果金宣宗是通過正當渠道繼承大統，對於僕散安貞這類屢建奇功的勳臣似乎還可以容忍。但問題關鍵在於：金宣宗自身皇位是靠權逆紇石烈執中（胡殺虎）發動“至寧宮變”擁立而來，得位不正。而在那場變亂之中被毒殺的衛紹王完顏允濟，正是鄭王完顏允蹈的同母弟弟。

換言之，金宣宗是踩著僕散安貞另一位舅舅的鮮血登上皇位，縱然黃袍加身，事非己所願，但君臣二人難免心生隔膜。與此同時，軍事、外交政策上的種種失誤，也讓這位南遷天子格外缺乏執政自信：一方面派近侍充當所謂“行路御史”，四處搜訪百官言行；另一方面遣奉御在軍中作為“監戰”，用以分將帥之權。綜上所述，金宣宗無論對於文臣，或是武將都有一種防患於未然的心理，畢竟在他不足十年的皇帝生涯之中已經出現過紇石烈執中、術虎高琪兩位擅權攬政的權臣，決不能允許出現新的勢力；更何況僕散安貞不僅是權臣，還兼有外戚的身份。

基於上述考量，金宣宗最終選擇僕散安貞承擔“興定南征”的全部責任。這便是四駙馬下獄身死的真正原因。可嘆戎馬一生的僕散安貞與岳飛一樣，皆未實現自己矢志報國，馬革裹屍的夙願，命喪己方的屠刀之下，令人唏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