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範千古 豐功永存——永遠懷念袁寶華同志'

來源：美中時報 曹明新

袁寶華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奮鬥終生。凡是與他一起工作過的戰友和同志，無論是普通工作人員，還是高級領導幹部，無論是專家、學者、教授，還是企業家，一提起袁老都情不自禁地表達出發自內心的敬意和欽佩。他們稱讚袁老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對祖國和人民無限忠誠和熱愛，勤勤懇懇，廉潔奉公，品德高尚;稱讚他工作作風嚴謹，實事求是，一身正氣;稱讚他學識淵博，能力非凡，記憶力驚人;稱讚他對共和國經濟建設，立下了豐功偉績。

一、共和國建設的高級工程師

袁寶華同志長期擔任我國工業主管部門和國民經濟綜合部門的主要負責人，經歷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經濟發展的各個歷史時期，對我國工業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他熟悉中國經濟情況，從實踐到理論都有系統成熟的見解，形成了獨特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豐富了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理論和現代企業管理理論。袁寶華同志是我國職工教育的開拓者，對高等學校特別是人民大學的改革與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1949年6月，東北地區剛解放，袁寶華同志就開始參加經濟建設工作，他先後擔任東北工業部處長、祕書長，為剛剛解放的東北地區恢復工業生產和經濟建設、為抗美援朝的勝利夜以繼日的工作。他領導計劃處編制的東北工業生產和建設計劃是新中國最早的經濟建設計劃。他把編制計劃的方法和經驗講給東北局各工業管理部門，講給參加全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編制人員。他參加了全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為成功編制全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做了大量工作。

1952 年8 月，他參加周恩來、陳雲、李富春率領的中央代表團赴蘇聯談判援建項目，直到1953年9月簽訂援建156項目協議。他代表中方在民用項目援建協議書上簽字。在長達9 個月的談判過程中，他考察了蘇聯工業企業，學習了研究蘇聯經濟管理、企業管理和計劃編制理論與具體做法，這些經驗為新中國經濟恢復和建設起到重要作用。

1953 年6 月，袁寶華同志調重工業部工作，先後擔任鋼鐵局副局長、基本建設局局長、辦公廳主任。冶金工業部成立後，他先後擔任冶金部辦公廳主任、部長助理、副部長，主要負責“一五”計劃實施，並分管生產和計劃。在工作中，他對每個建設項目都深入調查研究，精心組織設計和施工。他的足跡踏遍了祖國大江南北，戈壁山川，為我國五、六十年代重工業項目特別是鋼鐵項目的建成發揮了重要作用。

1960 年5 月起，袁寶華同志先後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家經委物資管理總局副局長、局長，1963 年5 月兼任國家物資管理總局局長。1964 年9 月起任國家物資管理部部長、黨委書記。在黨中央、國務院領導下，根據新中國國民經濟恢復和發展的需要，建立起規範的物資管理體制，開創了新中國的物資管理工作新局面。特別是針對當時物資流通混亂，生產資料產需脫節的問題，通過調查研究，抓典型、搞試點，為國民經濟“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提供了物資保障，為建立新的物資流通體制和管理制度做出了重要貢獻。

“文革”開始後，袁寶華同志遭到衝擊和迫害，1968年10月被周恩來總理保護“解放”出來工作，1969年11月任國務院業務組生產組常務副組長(組長是軍代表)。1970年6月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兼生產組組長。在當時許多國務院經濟主管部門處於癱瘓、半癱瘓的狀態下，在林彪、“四人幫”嚴重干擾破壞的極端困難條件下，生產組承擔了全國工農業生產的計劃安排和調度指揮任務。袁寶華同志帶領大家為維持國民經濟運行和建設，排除干擾，嘔心瀝血，通宵達旦的工作，被稱為“全國的總調度”，為保障人民正常生活艱苦奮戰。

“文革”結束後恢復國家經委，1978 年6 月，袁寶華同志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1981 年2月任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1982 年5 月任職能擴大的國家經濟委員會常務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他認真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圍繞“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積極組織推進企業管理現代化建設，在企業整頓和企業改革、企業法制建設、企業技術改造和質量管理、職工教育、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組建經濟領域社會團體組織等方面，開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推動企業整頓、改革和發展，推進經濟體制改革作出重要貢獻。

袁寶華同志領導了我國企業整頓和企業改革。粉碎“四人幫”後，全國百廢待興。為學習國外先進管理經驗，他先後率團考察英國、法國、日本、德國、美國等十多個國家的企業和經濟組織。1978年11月，他率中國經濟代表團考察日本，回來後向華國鋒、李先念等國務院領導彙報時建議要擴大企業自主權。經國務院同意，他立即組織力量，開展調查研究，起草了“擴權10條”，得到中央的支持;起草了《關於擴大國營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等5個文件由國務院頒發。這是我國最早的擴大企業自主權文件，從此拉開了企業改革的序幕。他先後擔任國務院企業整頓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全國企業管理工作領導小組組長。

按照黨中央的戰略部署，他組織開展了工業企業恢復性整頓，重點整頓領導班子，恢復原有領導體制，撤銷革委會，清理隊伍，恢復廠長職能;改善經營管理，扭虧增盈，恢復企業管理制度;擴大企業自主權，建立經濟責任制。通過恢復性整頓，到1981 年實現了工業企業的撥亂反正，恢復了企業元氣，為企業的全面整頓創造了良好條件。在恢復性整頓的基礎上，1982 年1 月，他組織起草了《關於國營工業企業進行全面整頓的決定》，報經黨中央、國務院印發後實施。經過全面整頓，到1985 年，企業素質和經濟效益明顯提高，為推進企業管理現代化和經濟體制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礎。在恢復性整頓和全面整頓的同時，他組織推動了工業企業擴權讓利、質量管理、企業升級、企業承包責任制及經濟責任制改革。

他高度重視全面質量管理，先後組織多次“質量月”和質量管理小組活動，組織起草了《工業企業全面質量管理暫行辦法》，引導全面質量管理向規範化、制度化方向健康發展。1980 年，他組織起草《關於加強現有工業企業挖潛、革新、改造工作的暫行辦法》，報經國務院批准後實施，並在他的建議下，於1982 年機構改革後在新組建的國家經濟委員會成立技術改造局，負責全國企業的技術改造工作。1981年他組織起草了《關於國營工交企業實行利潤留成和盈虧包乾辦法的若干規定》，推動工交企業實行利潤留成和盈虧包乾，1987 年由包乾制改為推行承包制。1986 年按照國務院部署，他組織開展企業升級活動，評選國家特級、一級、二級及省級先進企業。這些措施極大地調動了企業生產經營積極性，提高了經濟效益，為企業最終成為市場主體做出了開創性的貢獻。

袁寶華同志推動了我國企業法制建設，使中國第一部企業大法獲得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1979 年初，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起草小組，袁寶華同志任副組長(彭真任組長)。在起草過程中，他先後帶隊到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等地區的企業深入調查研究，聽取企業幹部和工人、地方黨政領導、法律專家和經濟學家的意見，克服重重阻礙，為該法的誕生做了大量工作。在制定過程中，他多次向中央書記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作說明和解釋。《企業法》起草工作歷時10年，成為中國改革歷程的重要里程碑。袁寶華同志為確立企業的法人地位、不再是行政機構附屬物做出重要貢獻。

袁寶華同志開拓了新時期我國的職工教育工作。他提出職工教育是企業發展的百年大計，是萬古長青的事業。“文化大革命”結束後，提高職工文化技術水平是十分緊迫的問題，他提出要對職工進行“雙補”(補文化課和技術課)，並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提高職工技術水平是當務之急》。1980 年，中央決定成立全國職工教育管理委員會，袁寶華同志擔任主任。他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職工教育工作的決定》，使職工教育工作得到全黨、全國的重視，有了明確的方向。他按照中央的決策部署，積極推動工作，僅用不到5 年時間，完成了全國3000 多萬職工的“雙補”，並對全國經濟工作領導幹部和國有企業的領導幹部進行了全面培訓，組織了對國有企業廠長經理考試，還在一些重點省市區建立了一批經濟管理幹部學院和培訓中心，為全國企業培養出一大批經營管理人才，為提高全國企業職工隊伍素質作出了重要貢獻。

袁寶華同志為我國企業家隊伍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他長期在國民經濟重要部門擔任領導職務，對企業家的地位和作用有深刻的瞭解和認識，《袁寶華論企業家修養》一書，凝聚了他建設我國企業家隊伍的長期實踐和研究成果。他提出建設社會主義需要一大批企業家，要從觀念、法制、體制等方面營造企業家成長的外部環境，企業家一定要加強自身修養。他從領導崗位退下來後，仍關心企業家隊伍建設，召開50 多次廠長經理座談會，聽取企業家的意見。他深入調查研究，多次向黨中央、國務院領導提出建設職業化企業家隊伍的意見。他多次講要把自己的餘生貢獻給企業改革和企業家隊伍建設，體現出一名共產黨員永遠奮鬥的高尚情操。

袁寶華同志非常重視企業思想政治工作。他主張思想政治工作要同經濟工作緊密結合，使之成為經濟工作的強大動力。他提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企業思想政治工作要創新，要與時俱進。他是1983 年初成立的中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會創始人之一，並在1989 年3 月起任會長。在改革開放的形勢下，針對新情況、新問題，他組織對企業思想政治工作進行研究，給學員講課，多次召開企業黨委書記座談會，聽取他們的意見，研究他們提出的問題，為探索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企業思想政治工作做出重要貢獻。

企業家的文化建設是企業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內容。袁寶華同志非常關心企業家的文化素質。1991年12月在與《經濟日報》記者的談話時指出：一個社會主義企業家文化素質的構成，應該是非常豐富而具體的。這既包括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較高造詣、對黨和政府各項政策法規的充分掌握，同時也包括對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廣泛涉獵。已故著名橋樑專家茅以升說過這樣一句話：“愛我們的國家，在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要愛我們的歷史，愛我們的地理。”說得更完全些，還要愛我們的文化遺產，愛我們的優良傳統，乃至愛全人類的文明財富。古今中外任何可以造福於人民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都是值得我們繼承、“拿來”、借鑑和汲取的。毛澤東同志說過，“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同樣，沒有文化的企業家是愚蠢的企業家，而愚蠢的企業家是辦不好企業的，也就不配“企業家”這光榮的稱號。

袁寶華同志是我國經濟領域全國性社會團體組織的開創者。1978 年底，他率領中國經濟代表團考察日本回來後，認為加強企業管理，搞企業改革需要企業、大專院校和研究機構的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各方面的積極分子共同參與。為此，他組織創建了中國企業管理協會，後來又成立了中國企業家協會，並親自擔任會長。經國家批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袁寶華企業管理金獎”是中國企業管理領域的最高獎項，激勵和培養了一批卓越的優秀企業家。在他的領導和支持下，改革開放初期還成立了中國質量管理協會、中國食品工業協會、中國包裝協會、中國交通運輸協會等。這些我國最早的全國性社會經濟團體組織，在為政府和企業服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至今仍發揮重要作用。在領導社團組織20 多年的工作中，他發表了40 餘篇搞好社團建設的文章和講話。他主張社團組織要當好黨和政府聯繫企業的橋樑紐帶，要“自立、自治、自養”。他的這些觀點是我國社團組織建設的寶貴財富。

二、努力開創中國人民大學新局面

由於“四人幫”的嚴重破壞，中國人民大學在文革後的一段時間內仍問題叢生，困難重重。1985年5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任命袁寶華同志擔任中國人民大學校長和黨組書記。他帶領學校黨政領導班子堅決糾正“文化大革命”遺留的極左思潮，積極調動廣大師生的工作學習熱情，迅速推進人民大學各項工作蓬勃開展，開創了學校發展新局面。在任期間，袁寶華同志始終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堅持理論聯繫實際，大力弘揚人民大學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積極探索我們黨創辦高等教育的模式與道路，著力培養大批社會主義事業接班人;袁寶華同志始終倡導理論聯繫實際，勇於改革，不斷創新，鼓勵學術研究面向實踐、面向改革開放主戰場，積累了豐富的辦學理念和教育思想，人民大學的學科優勢進一步得到發揮，學校影響力大大提升;袁寶華同志始終尊師重教，民主辦學，經常深入廣大師生聽取意見和建議，與教師談心交友，與青年學生座談交流，被譽為“我們愛戴的老校長”。袁寶華同志為中國人民大學的改革與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卸任後，他仍然關心人民大學發展，並始終為人民大學的“雙一流”建設貢獻智慧和力量。袁寶華同志還十分重視國家行政管理幹部的教育，在長期的領導工作中把提高幹部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作為重要工作內容。在他的提議下，中國人民大學成立了經濟管理學院和行政管理學院。在他的倡導和推動下，中央決定組建國家行政學院，由中國人民大學負責籌建工作，他任籌備組組長。他帶領籌備組積極推進全面建設，確定培訓方案，制定章程，選擇校址，招攬專家學者，為國家行政學院建成與發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礎。袁寶華同志還是我國MBA教育的開拓者，提出“中國也要發展技術型的工商管理碩士”，曾擔任第一屆全國MBA教育指導委員會主任。

袁寶華非常重視馬列主義理論與改革實踐相結合的研究。1987年6月，他在中國人民大學第二次理論工作會上指出：第一，要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兩個基本點統一起來。一是不對立，不要把它們看成天平的兩端;二是不貶低，不貶低它們兩者任何一個方面。

第二，理論問題，尤其是經濟理論問題不劃框框。要解放思想，大膽探索，實事求是，不拘一格。劃框框，不利於理論上有所突破。第三，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既要獨立思考，又要引經據典，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實事求是地探討和解決現實問題。

三、牢牢掌握改革開放的輿論陣地

袁寶華同志非常重視企業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輿論宣傳工作。1995年1月，他在與《中國企業報》編輯部的同志講話中說：我一向重視報刊宣傳工作，也很喜歡閱讀一些報紙雜誌。人活在世上，總要知道天下大事。不讀書不看報，就不能補充新的知識，不知道新的情況。我以前講過“三點論”，即報刊宣傳要注意抓三個“點”：一是注意反映大家關心的熱點;二是善於在諸多的熱點問題中抓住重點，沒有重點就沒有政策;三是作為企業的報刊，必須突出自己的特點，沒有特點就沒有生命力。今天，我想強調的是，守住這一陣地，必須堅持併發揚“三個精神”。報紙要弘揚主旋律，宣傳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的精神。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辦的是社會主義企業。《中國企業報》的宗旨就是“面向企業，依靠企業，為企業服務”。當前，國際上有些勢力亡我之心不死，就是不願看到中國富強。我們要有這種憂患意識。沒有憂患意識，就會缺乏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愛國主義的旗幟什麼時候都要舉得高高的。世界上有很多著名企業家通過艱苦創業，走上了成功之路，他們擁有億萬資產，但並不奢侈，仍然過著樸素的生活。而我們有的廠長(經理)，企業的日子剛剛好過些，就互相攀比，搞高消費，這與我們的國情不符，值得深思。在整個現代化建設過程中，要大力宣傳發揚艱苦奮鬥、勤儉建國的精神。艱苦奮鬥的創業精神是我們的傳家寶，是我們克敵制勝的法寶，我們要永遠傳下去。

1995年9月，他在聽取中國企業管理宣傳(報刊)工作委員彙報後指出：企業管理報刊當前應在特、實、高、新四個字上下功夫。一要特，以前我講過企業管理宣傳工作要關心當前的熱點，抓住工作的重點，突出企業報刊的特點。這個“三點論”的核心是個特字，即企業管理報刊必須突出企業管理自身的特點。二要實，要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從本地區、本行業、本企業實際出發，反映中國的、本地區的、本行業的、本企業的企業呼聲，介紹企業管理經驗，把實事求是的精神貫穿到企業宣傳工作中去。不是譁眾取寵，而是實事求是。三要高，雜誌的內容質量要高，文章的寫作水平要高。每期可以在“報屁股”處搞點企業以外的小文章，但內容要高雅。四要新，這是辦好報刊的最重要的一點。辦報刊要有創新精神，要有新的思路。要反映企業管理中的一些新思路、新精神、新經驗，要介紹先進人物的新成績。

1998年1月，他在接見中國企業報社全體人員時講：辦好報紙， 要講真話、講實話、講明白話。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報紙或刊物總講老話不行，總講模稜兩可的話也不行，總講空話更不行。而避免講老話、講含糊話、講空話的最好方法就是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發現問題，研究問題。要及時瞭解、反映職工和企業的思想、看法、呼聲與要求。報紙要辦出特色的根本是著眼於創新。辦報只有創出特色才有生命力，而創新是報紙的靈魂。所以，我多次同從事企業宣傳工作的同志說，要不斷學習新的東西，充實自己，要學新知、立新意、樹新風。

四、努力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經驗總結

在改革開放實踐過程中袁寶華同志一直在探索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總結。對如何處理計劃與市場關係的問題，他在1991年就提出：建立社會主義的計劃與市場有機結合的基本框架，關鍵問題在於確立國家、市場和企業之間的新型關係。在國家、市場、企業這個大三角中，國家與市場之間應該是條實線，即國家運用經濟手段和法制手段來調節和管理市場;市場與企業之間，也應該是實線，即企業除了完成國家指令性計劃外，主要是根據市場需求進行生產，市場的變化引導著企業產品生產的變化;國家與企業之間，則應是虛線，即國家對企業的影響，除了計劃指導外，主要是通過市場的調節機制發揮作用。要確立這三者之間的新型關係，核心是政企分開，兩權分離，使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

1992年12月，他在接受《中國企業家》記者採訪時說：我們所需要的是一個全國統一的市場。外國人對中國有興趣，是因為你有一個大市場。對於中國來說，美國是個大市場;對於美國來說，中國是個潛在的大市場。所以這個市場是不能分割的，封鎖和保護很不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的形成。同時，我們需要一個開放的市場，不僅應對國內開放，而且要對國外開放。在這個基礎上，最終形成平等競爭的市場。所以我們要儘快形成的是一個統一的、開放的、有秩序的和平等競爭的市場體系。從這個要求出發，首先要打破條塊的封鎖和保護，反對壟斷和非法的經營活動。其次，市場的管理需要立法，現在一系列的法規、制度、條例都不健全。現在市場的狀況比較混亂，在市場的建設和管理中存在很大漏洞。為什麼假冒偽劣屢禁不止?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市場管理不嚴。

他還說：要發展各種商品市場，不僅要發展消費品市場，而且要發展生產資料市場，更重要的是市場應向高級發展，即建立和發展各種生產要素市場，主要是勞務市場和金融市場。轉變政府職能，實行政企分開，首先要從轉變觀念做起。要樹立“小政府、大社會”，也就是“小機構、大服務”的觀念，就是要由“管”字當頭轉變到服務上來。那麼，政府應該管些什麼呢?新體制下的政府職能有四項任務。一是總量基本平衡，形成一個買方市場;二是產業結構的合理調整;三是調控市場，給企業搭一個“舞臺”;四是配套改革，包括價格改革、金融體制改革，同時要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此外，應精兵簡政。目前政府機構過於龐大，各級政府工作人員已由1979年的1500萬人發展到1991年的3400萬人。“生之者寡，食之者眾”，經濟難以維持。

1993年5月15日，他在在煙臺市和大連市廠長(經理)座談會上的強烈呼籲要注意防止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他說：我們要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最終目的，是使廣大勞動人民共同富裕起來，而且不僅在經濟上富裕起來，在精神上也要富裕起來。對這個問題不能作片面的理解。現在，在有些人的心目中，似乎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其他都無所謂。什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一俊遮百醜。這是認識的誤區。其實，就一個國家來說，經濟搞上去了，也還有兩種前途：堅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使經濟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發展，其前途是共同富裕;只抓物質的，不抓精神文明建設，其前途是兩極分化，富了少數，窮了大家，到頭來改革開放的成果會失去，搞上去的經濟也會滑下來。所以，我們既要不遺餘力地抓物質文明建設，也要不遺餘力地抓精神文明建設;在強調發展經濟、積累物質財富的同時，也要提倡社會主義理想、信念、道德，積累精神財富，從而實現廣大勞動人民共同富裕，物質、精神雙富有的目標。發展社會主市場經濟，更要強調社會主義道德。要樹立人人都是服務對象，人人都為他人服務的觀念，自覺地遵守社會主義道德。市場經濟要講市場道德，企業要講行業道德，職工要講職業道德，這都是市場規則得以貫徹執行的思想基礎。職工不講職業道德，企業不講行業道德，市場經濟不講市場道德，就會走到邪路上去。

袁寶華同志高度重視研究和借鑑西方國家管理經濟的經驗。1996年11月他在中國企業家代表團赴歐訪問總結會上指出：我們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只有幾十年，要堅持社會主義，要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要借鑑西方國家管理經濟的好經驗、新方法。資本主義能夠生存到現在並有所發展，就是因為它能不斷地調整，不斷地採取新的方法來激發經濟。對此，我們要深入研究與借鑑。

第一，研究並借鑑西方國家長期以來建立起的一套監督、管理企業的辦法。就資本主義制度來說，它的核心是堅持私有制。在堅持私有制的前提下，它們的許多管理制度也在不斷改革。資本主義開始時是由家族企業起家，企業由家族成員管理，進而則聘請專業人員替代家族來管理工廠。現在有的發展為股份制，不僅吸收了更多的資金，而且加強了對企業的經營監督。我們要認真研究和借鑑它們的這一整套監督與管理方法。

第二，研究並借鑑西方國家多年來不斷進行資源優化配置、資產重新組合的經驗。資源配置、資產組合，在經濟發展中很重要。資本主義國家每年有數以萬計的企業關閉，又有數以萬計的企業出現，資本主義是在這個基礎上生存和發展的。而我們的企業是能生不能死，使得一些長期經營不好的企業拖住了我們的腿，制約我們的經濟發展。我們要研究和借鑑資本主義這方面的經驗。

第三，研究和借鑑西方國家維護其制度的生存、保持社會穩定的方法和存在的問題，特別是“高福利”帶來的問題。一些西方國家為了與社會主義制度競爭，用高福利籠絡人心，使福利的增長超過生產發展的可能，造成國家沉重負擔而陷入困境。我們要認真研究。

第四，研究和借鑑西方國家企業職工參與管理的經驗。

第五，研究並借鑑西方國家在發展高新技術和推行科學管理方面的先進經驗。

最後他說：我們要建立自己的一套企業管理方法，既要總結自己的經驗，也要向西方發達國家學習，不斷改革，不斷創新。我們的方針是：“以我為主，博採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

作為新中國經濟發展各個歷史階段的經歷者和參加者，袁寶華同志對我國經濟發展過程有科學的總結。2001年6月他在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說：二十年來改革開放的實踐充分證明，小平同志帶領全黨探索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是完全正確的。雖說也經過了一些波折，可最後還是找到了，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一個12億人口的國家，能取得今天這樣的成績、讓全世界刮目相看，是很不容易的。對於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探索過程，我認為可以歸結為“始於毛，成於鄧”這六個字。這正是我們認真回顧建國以來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的曲折過程得出來的結論。我們黨內的老同志都清楚地記得，毛主席早就提出要找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他很想擺脫蘇聯模式的影響。遺憾的是，他沒能找到這樣一條道路，而是在改革開放之後，小平同志經過多年摸索才找到的。回顧這個過程，看看改革開放後的發展成就，我們感到非常欣慰。

袁寶華同志在經濟工作領導崗位上工作了50 餘年，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他主張基本建設要量力而行，工業生產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標、高速度，要把質量品種放在第一位，要正確發揮價值規律和市場機制的作用，要重視科學技術，處理好生產和生活的關係，關心職工的切身利益。學習外國經驗要“以我為主、博採眾長、融合提煉、自成一家”，力主走出中國自己的經濟建設新路子。這些思想對推動經濟體制改革和企業管理具有很高價值。

五、堅定的信念、高尚的品德、卓越的才能

袁寶華同志早年參加革命。他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1935年參加了“一二九運動”，1936 年2 月加入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並擔任北大分隊組織委員，同年5 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9 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北京大學黨支部宣傳委員，在黨的領導下從事抗日救亡運動。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袁寶華同志受黨的派遣，參加平津學生南下宣傳團，回家鄉河南組織群眾開展抗日鬥爭。先後擔任中共南陽中心縣委委員，中共豫西南特委(地委)委員。他按照黨的指示，運用巧妙的鬥爭策略宣傳抗日，發動群眾，組織領導了7000人的抗日武裝。1940 年底他到延安，進入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41 年3 月在中央組織部任祕書處幹事，從事幹部調配工作。經過延安整風和對馬列主義理論系統的學習，他的政治覺悟更加成熟，革命意志更加堅強。在延安大生產運動中他還是中央機關紡線比賽第一名。

抗日戰爭勝利後，袁寶華同志赴東北開展工作。1946 年1月起，先後任中共乾安縣書記和洮安縣委書記，中共嫩江省委分委宣傳部部長。在剿匪和土地改革工作中，他帶領工作隊深入農村蹲點調研抓典型，嚴格執行黨的政策。在他的領導下，乾安縣和洮安縣為東北和全中國的解放輸送了大量人員和大批物資，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解放戰爭幹部，很好地完成了建立和鞏固地方政權任務。

袁寶華同志一生忠於黨，忠於人民。他思想敏銳，工作勤奮，正直寬厚，淡泊名利。在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為追求共產主義遠大理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懈奮鬥。在“文化大革命”受到打擊迫害期間仍堅定信念，他在詩中寫到“此生以身許黨，壯懷慷慨激昂。”他始終把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堅持實事求是，追求真理，講政治、顧大局，善協調、講奉獻。他既堅持原則，又講究方法和藝術，善於運用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分析處理複雜和棘手問題，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場堅定，旗幟鮮明，為我國革命、建設、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鞠躬盡瘁。他在《八十述懷》詩中寫到：“少年常懷濟民志，垂暮猶存報國心”。國務院原總理朱鎔基說：“他的這種非凡能力，來源於他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使命感，來源於長期的工作歷練。他的經歷反映了新中國經濟建設的一個重要歷史方面，也造就了他的卓越才幹。他清正廉潔，生活儉樸，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嚴格要求親屬和身邊工作人員。他的經歷反映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個重要歷史方面，同時在鬥爭也造就了他的卓越才幹。”

朱鎔基同志曾在袁寶華領導下工作。他在袁寶華系列著作出版座談會上說：“1951年夏，我被分配到東北工業部計劃處工作，當時寶華同志擔任計劃處處長，是我最好的啟蒙老師。他為人正直，工作勤奮，對人謙和，從不疾言厲色，總是使你感到他對你的信任、肯定和支持，讓你敢於大膽地去工作。我們總是稱他為“寶華同志”，不稱官銜。我們談到他的時候，總叫他“寶華”，在親切感情中更透露出充分的信賴。他的這種人格魅力來源於他的真誠。他的真誠發自於內心，表現於對人的關愛，是真心實意的關愛，是從不為自己，總是為別人著想的關愛。寶華同志博聞強記，勤奮刻苦，批閱文件從不過夜，而且看得很仔細，常常勾出報告中的錯誤數字。批語觀點明確、言簡意賅、讓人知道該怎麼去做。他講話不看講稿，論點鮮明、數據翔實、邏輯井然、語言生動、大家都愛聽。他的這種非凡能力，來源於對革命事業的忠誠和革命使命感，來源於長期工作的歷練。”

他還說：“寶華同志在其80年的革命生涯中，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理論成果，他的理論著作與他重調查、重實踐是分不開的。他的系列著作豐富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管理理論和教育理論，也是總結歷史經驗的寶貴文獻。”

袁寶華同志是中國人民的友好使者，每次出訪都為國家贏得榮譽。1992年7月應日本前首相竹下登邀請訪問日本。期間應邀在日本自民黨總部，對自民黨國際交流特別委員會講演。在沒有任何事前準備的情況下，袁寶華即席發表了中國的經濟形勢和進一步改革開放政策的演說，並回答了一些國會議員提出的問題。有的問上海證交所能發展下去嗎?袁寶華回答：上海證交所現在是摸著石頭過河，總結經驗，是改革開放的需要，一定能發展起來。有的問：中國有沒有發展長江沿岸的想法?袁寶華回答：上海是長江入海口、是中國的工業中心，長江水運得天獨厚，沿岸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地區，希望有遠見的日本企業家到哪裡投資。還有的問：為什麼中國政府不讓臺灣加入聯合國?他回答：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臺灣可以參加中國政府代表團進入聯合國。他還回答了議員們提出的中國改革開放後，沿海與內地的差距要加大，中國政府如何處理;在引進外資方面，對於達成的協議政府有何措施給予保證;在引進資金和技術方面，中國的思路如何;如何解決環境汙染問題;如何對職工進行培訓等問題。半天的講演贏得到會議員的高度讚賞，他們對袁寶華的講演紛紛表示敬佩。講演結束時全體起立熱烈鼓掌表示感謝。

1993年5月，袁寶華率中國企業家代表團訪問日本，會議休息時參觀奈良市唐招提寺。大家看到寺內有一口類似中國故宮院內的大水缸，上面銘刻近百個中文字。大家揣測這口缸的來歷。晚上日方宴請時，他用秀麗毛筆字將缸上近百個中文字，一字不漏的抄錄在飯桌上的紙面上。那時他已77歲高齡，有如此記憶力，使在場的日本企業家們都驚歎不已，並稱贊他是書法家。

1996年11月袁寶華到瑞士日內瓦參加國際勞工組織舉辦的“企業論壇”。世界經濟論壇主席施瓦布先生聽說他要來日內瓦，特意推遲一天到埃及參加國際會議，專門在日內瓦設宴迎接他。在宴會上施瓦布先生熱情的說：“在這個世界上我認識的名人很多，但給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人並不多。袁寶華先生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學識淵博。”

已故日本經團聯顧問、日本郵船株式會社董事長根本二郎先生是袁寶華的老朋友。他特別敬重袁老，每年來中國訪問時都要拜會他，袁寶華時常向他推薦讀“左傳”、“春秋戰國”、“資治通鑑”等中國名著。次年根本二郎先生來華時都要向袁老講他的讀書體會。

袁寶華的外交風度和感染力為我國結交了很多國際友人和企業家。

斯人已逝，豐功永存，我們要繼承他的遺志，學習他的高尚品德，學習他的經濟理論和教育思想。他的革命精神是一座豐碑，激勵我們砥礪前行。我們將永遠懷念他!

(作者是袁寶華祕書、國家發改委副局長、中國企業管理科學基金理事會副理事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