靜安的很多老房子被保留下來了，也有很多老房子已經不在了。大新成、小新成，這兩個常常被小時候的我們掛在嘴邊的地方，現在都消失了。二十、三十來歲的年輕人，即使你進出靜安高檔寫字樓，大多也不知道大、小新成。很多老房子拆了，幸好條條馬路還在。即使柏油路鋪了一層又一層，我們兒時的記憶仍然會頑強地冒出來。很多居民心理一直是矛盾的：拆好還是不拆好？拆好、不拆也好。拆了不好，不拆更不好。不拆好，拆了更好……
圖說：斑駁而漂亮的大中裡 來源/江寧路街道（下同）
小時候沒有手機和微信，家裡甚至也沒有固定電話，事情少，人比較自由，郵筒和公用電話是那個年代市民之間通訊的主要工具。現在的郵筒，其實更像一座富有紀念意義的擺設。這是一個時代的變遷，印象最深的是自己每次走到郵筒跟前寄信之前，總要把剛粘上去的郵票再狠狠地按壓幾遍，生怕它會在墜落郵筒之後散了架。信投進去之後，我必會伸手摸一摸那毛糙的信槽。信到底投進去了沒有？不會在我轉身之後忽然掉出來，或卡在信槽上被陌生人偷了去吧！靜安有一家郵局在石門二路上，就叫石門二路郵局。這所郵局從八十年代開始一直到九十年代一直到今天還在，就像文物保護單位一樣巋然不動，令百姓稱道。小時候的郵局常年熙熙攘攘，人流穿梭。逢年過節時，小孩子都是要擠進去的。至今清晰地記得，冬天的陽光晒在我使勁粘郵票的玻璃臺板上，儘管這塊玻璃上都是亂七八糟的漿糊痕跡，但當我把信鄭重地塞入並確認它是墜到了郵箱底部之後，那一份幹成大事般的儀式感，讓我多麼溫暖！
圖說：洋溢著改革開放的童年氣息
很多美好的地方，哪怕這個地方一直都在個人的生活半徑內，很遺憾，一個人這輩子可能也只去過一次，後來就再也沒有去過；直到人漸漸老了，直到這個地方仍然在或早已不在了。我們才會在一個完全沒有邏輯關聯的念頭裡又想起這個地方。
小時候覺得上海很小，更不用說靜安區了。那是因為我們不怎麼到遠一點的地方去。哪談得上遠方，那是因為我們不需要去。外婆家在大田路、山海關路那裡，小時候最早知道的無產階級革命先輩是彭湃——因為他和另一位更革命的先輩楊殷一起辦公的地點和被叛徒出賣而被捕的地點就在我外婆家所在的里弄“培德里”。培德里外面的大馬路是新閘路，和新閘路平行的是北京西路、南京西路。貫穿這三條大馬路的便是有育才中學和“卡德池”坐落其上的大名鼎鼎的石門二路。小時候常去外婆家玩，“培德里”對面曾有一所學校，叫大通中學。大通中學早就拆掉了。一所好端端的學校，就好像一夜之間從這塊地方消失了，這比大衛•科波菲爾讓一架大飛機消失的魔術還要神奇，這又會讓多少人想回去看看母校而不得。長大以後很少再去外婆家，童年情景濃縮成現在的一首舒曼的鋼琴曲。有一年過年，從外婆家吃好年夜飯自己一個人先回來，沿著新閘路走到石門二路口，右手是恆豐路橋，穿過馬路向右轉，走幾步，就是武定路到底的那個路口，從武定路進去，第一條橫馬路就是泰興路，我的家到了。每次經過恆豐路橋都要多看幾眼，父母就告訴我，恆豐路橋的那一頭就不是靜安區了，是閘北區了，閘北區有老北站，那是乘火車的地方。
圖說：老靜安兜馬路的必經之地
據說古人做一張地道的紙要七十二道工序，聽聞現在是日本繼承得最好。他們的紙張確實好，公認的。我們不肯用手工做了，都用機器做，日本人還是堅持手工做。聽到這裡，我想起新閘路上西海電影院旁的大公紙張店了。小時候不會表達——店裡的幾名老師傅對文具業務的精細把握和對顧客需求的換位思考，一看便知，他們在那時候就已經具備了“匠人精神”。每次從大公紙張店走出來，都有一種撫摸過羊駝毛制的床單後對這份極致細膩久久無法忘懷的感受。可惜，他們現在早已故去。
圖說：春江百貨的前世今生
石門二路、南京西路交匯處，現今矗立著典雅有加的太古匯廣場，龐大的星巴克喚起一場咖啡的運動；只是，人們是否還記得原來紮根於此的大中裡石庫門群落和令人矚目的“S”型天橋？這座天橋落成那年，市民們都上去自發而喜悅地排成“S”型，“走天橋”成為一句時髦語。無疑，八十年代後期這裡開始成為市民階層向這座城市宣示人性的去處。你可以經常聽到迪斯科節奏在不遠處響起，隨後觀賞穿著喇叭褲、拎著“四喇叭”在天橋上舞動的男青年、女青年，一不留神自己也被層層圍觀。小朋友常常賴在少年兒童書店裡再也不肯走，任憑大人連哄帶騙或是責罵；中學生走“S”型天橋，更多的時候是為了到對面的新華電影院去，去出示兜裡揣著的暑期電影觀摩卡，然後坐進去讓美國影片《超人》一遍遍沖刷對於這個世界的認知。若干年後，“S”型天橋悄無聲息地拆除了，就像當年建成時同樣必要，同樣符合時代潮流。
圖說：當年地標式的S型天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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