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觀察”是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北京大學人類學博士趙萱在界面新聞開設的專欄，基於田野調查經歷，講述他對於全球邊界地區的觀察和思考。】
在東耶路撒冷以及希伯倫等人口稠密的巴勒斯坦人聚居區，錯綜複雜的巷道非常容易讓人轉向，破舊的牆體和滿是塗鴉的牆面令外來者感到不安。2012年，當我最早住進巴勒斯坦人社區的時候，主街上的喧鬧與社區內部的緊張氣氛形成了鮮明的反差。深入街區，不僅擔心迷路，更擔心身後遭遇突如其來的襲擊。在我進駐的第一天，一位大約10歲左右的巴勒斯坦男孩從背後朝我扔來吃剩的蘋果，並對我大喊“滾出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小孩子們投擲石塊與高空潑水的行為逐漸減少，但直到我生活了大半年以後，這種情況依然沒有終結。我常常習慣地回過頭對他們微笑，對這些衝動的“襲擊者”說：“嘿！是我啊！”
我喜歡和當地的友人坐在陽臺或露天的空地上聊天消磨時間，也因此經常會看到飛馳的以色列警車向西岸地區內部行進，車子開得飛快，有時樓房內會飛出石塊和雜物擲向警車，但從不會見到車輛停下，他們似乎有更重要的任務要執行。每當此時，巴勒斯坦友人就會操著粗鄙的方言嘲笑這些“落荒而逃”的以色列軍警，“他們不敢停下來，他們下車會有大麻煩。”
2016年，以色列政府開始在巴勒斯坦人社區設置路標和門牌號，並將其體現在新的身份證件上，而在此之前，絕大多數的巴勒斯坦人社區只會被劃歸在更大範圍的地區，例如“東耶路撒冷”、“希伯倫”。顯然，這是以色列政府希望對巴勒斯坦人進行更深入的治理，從廣泛的區域落實到具體的個人。
2017年夏天，我所在的街區有人向駐守在路口的以色列軍警投擲石塊，軍警朝著人群發射閃光彈，襲擊者迅速地逃回社區。以色列軍警通過對講機叫來了支援，並派了一支士兵小隊深入街區進行追捕，同時攔下了一位站在街口的路人詢問襲擊者的去向，大約一個來小時的尋蹤之後，最終無果。這樣的事情在佔領區幾乎每一天都在發生，除非襲擊者當場被抓，否則以色列軍警總會束手無策。
長期以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社區的管治一直受到質疑，不論是方式還是效果。在政治軍事上，極具優勢的以色列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後往往依然只能通過最簡單粗暴的方式解決問題。
但事實上，以色列政府對於巴勒斯坦社區的瞭解並非一無所知，其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想象，在這背後潛藏著更為深刻的治理邏輯。
在過去的10餘年間，有一項祕而不宣的軍方行動一直在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佔領區進行著，從來沒有媒體進行報道，甚至沒有人承認。直到2016年，一家以色列報社無意間透露，這項名為“勘察程序”（mapping procedure）的行動每一天晚上都在發生。
在佔領區，荷槍實彈的以色列軍方士兵會在夜裡以調查潛在犯罪或搜查武器的名義隨機地進入巴勒斯坦人的家庭，勘察房屋、照相併繪製地圖，但不會逮捕任何人。一家由退役老兵組成的、名為“打破沉默”（Breaking the Silence）的以色列組織蒐集了77份士兵證詞揭露這項行動。
“我們需要確保他們（巴勒斯坦人）知道我們隨時會來，任何時間。凌晨3點、晚上6點、齋月……為了讓他們印象深刻。勘察的時候最好每個人都在家，所以一般是在晚上。”（某士兵證詞，有關2004年希伯倫地區的勘察）
“有那樣一張紙，你會對房屋各類的建構進行素描，哪裡有窗戶，哪裡有門，哪裡是閣樓。一個真實的對於屋內情況的素描，然後你離開，就是這樣。”（某士兵證詞，有關2014年希伯倫地區的勘察）
而對於巴勒斯坦居民而言，這是一種必須習慣的痛苦經歷。
“晚上11點，我的妻子把我叫醒，告訴我以色列士兵在敲門。我去開門，一名士兵讓我叫醒屋內的所有人集中在一個地方，然後我跟著他，另一名士兵去搜查房屋。後來，一名士兵蒐集我們的身份證還有電話號碼。一名長官來了，命令我們站著並手持證件照相，大約半個小時他們走了。18個月以後，士兵又來了，他們拿了個黑板，寫上我們的名字，讓我們放在胸口照相。”（某當事人的表述，來自以色列人權組織2008年12月公佈的材料）
在上述的材料中，我們可以認為以色列勘察所得的信息有助於以色列完善對於巴勒斯坦社區的監控網絡，這項隨機的、重複的、細緻的勘察行動將服務於以色列的佔領區控制以及後續可能的軍事行動。
一把廚房用的小刀、一個帶有裝飾的打火機都將被記錄在案甚至被收繳，一個睡眼惺忪的孩子也可能與“法塔赫”組織相關聯，在眾多的士兵證詞中，他們都認為這是一種難以令人理解、甚至很“扯淡”（bullshit）的行為，但很難說這些細碎的生活素材和房屋地圖不會對更大的軍事戰略起到幫助。
不過，更多的材料卻揭露出這確是一項“無用”的行動。
“他們（巴勒斯坦人）在夜裡站著，每個人手持證件，然後我們拍照。因為如果我們拍到誰扔石頭，我們可以通過這些信息進行交叉比對，然後直接到達他住的那個房間。這個主意是不錯，但是我們從來不會做這件事……在第二次勘察行動中，我意識到這跟我們已經進行過的工作根本沒有任何相關，我明白這事很扯淡！”（某士兵證詞，有關2014-2015伯利恆地區的勘察）
“這麼多年在希伯倫的軍事行動中，沒有人真的保留了那些勘察紀錄。每次新的一隊人馬到達，搜查上千個房屋，然後把材料全部丟到垃圾桶裡。我覺得這很荒唐，畢竟你本可以從勘察中瞭解到很多信息，特別是如果你保留了這些紀錄的話。”（某士兵證詞，有關2006年希伯倫地區的勘察）
勘察行動表現出的無用性指引我們去探尋背後的邏輯。大量的材料都證明，不論是對巴勒斯坦人而言，還是對實施勘察行動的以色列士兵而言，這都是一種痛苦的經歷，前者感到恐懼，後者感到噁心。因而勘察的意義也許並不在於結果，而是過程。
一直以來，對於巴以關係，我一直極為謹慎地使用“殖民”的字眼，並嘗試避免套用殖民語境進行觀察。但在巴勒斯坦地區的勘察行動最早卻必須追溯到英國殖民時期，大批的英國社會與政治行動者在殖民地進行過大量的勘察工作。1914年，猶太復國主義者效仿了英國人的行為，成立了“以色列探索社團”（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目的在於深化對於這片土地的“知曉”（knowing），並生產出一種關於“猶太國家”的知識話語。
一位士兵曾詢問自己的長官，勘察的目的到底是什麼？“彰顯主權”，這是來自於猶太長官的回覆。勘察是一種服務於殖民主義的分類學，更重要的，其體現出的展演性將強化“有權者”與“無權者”的階序，從而製造出牢固的殖民身份。
殖民身份由殖民話語所建構，並通過一系列不斷建立一類內部他者的具體實踐而使殖民者獲得權力與權威。在巴以的故事中，不確定的以色列身份需要劃定猶太人與巴勒斯坦人的清晰邊界而感知並獲得。這一邊界不僅需要出現於廣泛的、公共的社會生活之中，也需要被刻畫在巴勒斯坦人最為私密的家庭空間中。
“他們（巴勒斯坦人）剛剛經歷了整整一天的封齋，有時他們會問：我們能吃一點東西嗎？我奶奶煮的東西快燒糊了。我們會讓奶奶去看一下爐子，我不知道他們會怎樣想奶奶正在處理的蘿蔔和番薯，但是一位士兵會坐在奶奶身邊並且看著她。”（某士兵證詞，有關2005年希伯倫地區的勘察）
自此，勘察行動背後的邏輯浮現了出來，它作為一種以展演性為核心的治理手段，生產出佔領者與被佔領者之間的等級體系。其一方面在反覆告誡巴勒斯坦人應當明確自己所處的狀態，另一方面也在提醒著以色列軍事行動者他們所擁有的身份和責任。
以軍事為本的佔領（駐軍與定居點建設），以流動控制為中心的邊界管理（檢查點與身份證制度），以及以展演為目標的社區治理（入戶勘察行動）等技術共同組裝為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人的治理體系；可以說，任何一條單一、結構化的分析路徑都無法真實地理解與概括以色列複雜多元的民族國家管理體制，在這樣一種體制之內，領土、人口與個體生命的立意兼而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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