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龍基金趙春林：不提高醫生工資，任何醫改和醫療創新都無從談起

文丨楊亞茹

編輯丨尹磊

醫療行業最大特點是高度專業、多頭監管，2015年成立的投資機構安龍基金切入的正是這樣一個領域。

在國外搞科研、進入外企工作、回國創業、去投資機構，在醫療健康這個圈子裡，趙春林兜兜轉轉32年，幾乎觸遍了行業的各個角落。兩年前，經過中科院牽頭，他成立了安龍基金。

基金成立以來，在生命科學及醫療健康領域大刀闊斧，去年投資的十多個項目半數進入二輪融資，趙春林的投資邏輯簡單卻奏效，“我看的創業者基本都是40歲左右，有專業背景，有行業經驗”。

專業“投手”VS專業“選手”

不管是看病還是做市場調研，見到醫生先自報家門，這是趙春林的習慣。“我是清華生物系85的，是分子生物博士，也是基因治療的博士後，”類似的描述他不止說過一次，為的是和高專業度的醫生先建立平等的交流基礎。

1985年，趙春林進入清華生物系，13年後，作為匹茲堡醫學院分子生物學的博士，又拿到了基因治療專業的博士後。

在他看來，生命科學是醫療健康的基礎，以前做病理研究、新藥研發、醫療器材的大多是化學背景，現在很多都是生物出身，學醫的人要有生物學的基礎，同樣的，要想把醫療健康做好，生命科學的基礎就一定要紮實。趙春林說，安龍的很多投資人都是生命科學出身。

“在醫療圈子裡，大多數投資人和創業者都不年輕，40歲以上，甚至50歲、60歲，這就是醫療的門檻，對專業知識的要求很高。”

圈內的基礎共識是把醫療領域切分三級——門檻相對較低的醫療服務、位置中等的醫療器械和門檻最高的醫藥研發，後兩級對創、投雙方的知識體系和從業經驗要求較高，集結了一波專業投資人的安龍投的正是藥物和器械。

“我自己做藥物研發，我對藥熟，這塊對別人門檻高，對我就剛好門檻低，”趙春林笑著說，要是去打理一家醫院，對他來說就是很高的門檻，因為沒經驗，“研發新藥涉及到分子機理，對創業者來說，必須有生物或藥學的背景，要在藥廠幹過很多年，不然很難搞懂。”

2016年，安龍基金把投資首秀給了一家當時估值5000萬美元的新藥研發公司康乃德，這是一家開發抗體自身免疫和過敏疾病的創新藥研發公司，創始人潘武賓博士和陳偉博士都有近20年的醫藥研發背景，另一位創始人鄭偉博士有20年的醫藥研發和管理經驗，公司目前已增值到1億美元。

安龍投資藥物和器材，最終的用戶都是醫生，“有時候我們看企業就看老總能不能說服醫生用他們的產品，所以我們的創業者一般讀清華、北大、復旦本科，讀哈佛、斯坦福PHD，有外企工作經驗，再去創業，幹完這些事幾乎沒有40歲以下的，資歷就是打通醫生的基礎。”

醫生的“強勢”與“侷促”

產品得到醫生認可是核心，安龍投資醫藥和器械，又看重醫生群體的用戶定位，不僅源於其專業的出身，也因為在這一條產業鏈上，醫生處在上游的議價能力。

投入臨床的藥物和器械需要經歷環環相扣的產業鏈議價，先是政府，再是醫院和醫生，後面是藥企和患者，醫生處在鏈條的核心環節，而患者能做的事只有生病和掏錢，幾乎沒有議價能力。

“不像是買其他產品可以貨比三家、東挑西揀，中國的病人到醫生跟前沒有談判的餘地，沒有說讓醫生打折的，醫生說做什麼，病人只有老老實實按著去做，頂破天就是下次看病換家醫院。”趙春林道出了幾乎所有患者心裡的共鳴。

一個新的技術、新的產品可以讓醫生使用，也就通過醫生鎖定了龐大的患者群，也就有了市場。

不止把醫生當客戶，整天跟醫生打交道的趙春林經常思考這一群體的生存狀況，以及這一現狀對行業的影響。

“我覺得有99%的醫生當初選擇學醫都是有治病救人的情懷，但是參加工作後要面臨結婚生子的壓力，社會把救死扶傷的壓力給了醫生，可醫生的工資卻實在太低，這顯然不公平，但這是政策驅動的事，我們也就看著痛心，改變不了。”

以藥養醫全面叫停，醫生工資又不能提高，這導致部分醫生通過開具大量非必要的診斷和檢測來增加醫院收入，從而增加自己的收入。

“不大幅提高醫生的工資，讓中國的醫生有份體面和令人尊敬的工作，推醫改、談創新都有點扯。”趙春林博士幾次說到。

醫生的話語權不止於此，在創新藥研發領域，他們還承擔著把關人的關鍵角色。

純粹創新很難，需要外企背書

“不管什麼樣的創新，藥還是器械，最後都要醫生簽字，要醫生拿到病人身上進行驗證。”趙春林解釋道，對於效果並不理想的創新藥，醫生就掌握了藥企的生殺大權，上交數據是否與臨床一致，全在醫生一念之間。

結論顯而易見，多年積累下的行業頑疾導致醫生對創新藥難有興趣，行業內對國產純粹的創新藥數據半信半疑，也就習慣了買國外的新藥和數據，再去進行臨床效果的驗證，反映到投資機構，安龍基金對醫藥的投資基本圍繞著已經被國外驗證的醫療新技術進行。

趙春林告訴《四百味》，很少有人有膽量去投純粹的國產創新，不管是藥物還是器械。安龍基金會關注已經在國外上了二期臨床、已經上市銷售、有了臨床數據、又發表了相關文章的創新產品，國內再根據這樣的產品去做類似的、更便宜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微創新”產品。

“進口替代”是器械投資領域的熱詞。今天4月，安龍投了四維祥泰的天使輪，這是一家宮頸癌篩查系統代理商，專注於婦科宮頸癌、子宮內膜癌篩查領域，是人工智能宮頸癌篩查系統TruScreen產品中國區唯一總代理商，同時研發和生產輔助生殖耗材領域的相關產品。

另一家被投企業優途科技的掌上超聲產品，已經得到CFDA的生產許可，市場在GE同類產品V-Scan的培育下也已經漸漸成熟，是典型進口產品高端替代模式。

“要是我去投一家創新企業，看到數據都是國內的，我心裡也打鼓，這個行業太魚龍混雜了，我沒法去驗證數據的真假，產品進入醫院也一樣，醫生要看產品有沒有外企的背書。”趙春林說，“我們的目的是要醫生願意用，不用我們也就白投了，但是跟以前的‘仿製藥’相比，我們現在投的是‘仿創藥’，還是在用我們的方式推動國產創新。”

一年前，安龍成立了創新藥孵化企業科輝創新，國內背靠中科院，國外有輝瑞製藥做背書。

安龍負責國內市場，輝瑞負責國外臨床試驗和市場推廣，同時，輝瑞會幫助判斷一個新項目開展的價值並提供諮詢服務，由科輝創新的團隊來全面推進研發。舉個例子，科輝團隊在做一個心衰項目之前，針對其中的五六個靶點，究竟從哪個入手有研發前景，輝瑞會提供建議。

“有點類似於汽車外企進入國內的模式，外企獨資要在中國市場落地很難，但是合資就能得到扶持，科輝創新也在找一套結合中外資源的模式，最終目的還是要做我們自己的創新，因為科輝團隊就是很本土化的。”趙春林說道。

創新細分後，最看好智能醫療

醫藥創新需要藉助外部力量，但是智能醫療在國內的異軍突起卻不一定非要依賴外企，這也是趙春林很看好的一條投資鏈。

去年年底，安龍注資了連心醫療的天使輪，這是一家專注腫瘤大數據的醫療科技公司，搭建腫瘤數據平臺、進行醫療數據分析，簡單來說就是放療科醫生的一個輔助工具。

“醫療服務中的互聯網醫療針對沒有決定權的病人，我不是很看好，但智能醫療不一樣，它是提升工作效率的工具，用戶是醫生，不是病人，跟我們基金的理念很契合，跟我們的能力也很匹配。”安龍還投了做電子病歷的胡桃醫療，後續有5個左右的智能醫療項目在持續推進。

“器械+智能”是趙春林認為最有前景的趨勢，做器械出身的四維祥泰也是後來才融入了智能的手段，用影像來檢測宮頸癌，發展成了智能醫療器械產品。

雖然智能是醫療投資的風口，有創業者前赴後繼，有資本銜尾相隨，但對智能醫療唱衰的聲音也不在少數，面對這一現狀，趙春林早有思考。

簡單的投資邏輯在智能醫療領域同樣奏效。跟其他投資一樣，安龍總是在篩選，從扎堆的創業者中找學醫出身的、做過醫藥代表的、賣過醫療器械的，這群創業者相較於直接從科技轉行進入智能醫療的“外行”來說，讓產品進入醫院、甚至進入醫保名錄的阻力都會減小。

一個醫療器械要進入臨床應用，首先，要進入醫療體系，其次，要發表大量的臨床文章，獲得KOL認可，最後，要進入醫保目錄。“整個過程，跟IT沒什麼關係，而是跟銷售關係密切，這對從科技直接轉行來做智能醫療的創業者來說，門檻太高。”趙春林把這類創業者比作從一磚一瓦打地基開始的房地產老闆。

“有專業背景又有銷售渠道，我們只投這類人，這個行業要靠譜地發展，不能只研發不盈利。”

告別外企打工，回國創業成功，先後在國科嘉和、康橋資本投了二十多個項目，趙春林在醫療投資圈沒有栽過跟頭，到後來自己組隊成立安龍基金，他說：“醫療這個領域挺簡單，找準方向，找對人，很難不成功。”

對話趙春林：我看好醫生創業，但不看好醫生集團

《四百味》：把醫療行業切分成的藥物、器械、服務三塊，具體怎麼分類？各有什麼特點？

趙春林：把這個領域分成三塊，是基本的共識，藥的話就是新藥研發，做仿製藥、生產、銷售，跟藥相關的；醫療器械，大一點是CT、核磁，小一點是超聲刀、支架、導管，再往後是診斷試劑，現在的分子診斷也是醫療器械；醫療服務就是和醫院、診所相關的服務，不是產品。

醫藥和醫療器械比較明確，醫療服務不是特別明確，很多智能醫療相關的醫療服務、跟醫療器械相關的智能器械，還有給醫院提供的IT系統、物流、藥房等，大家都把它歸為到醫療服務領域。

醫療服務的技術門檻相對較低，對政策、大形勢、財務方面要求可能會高一些；再稍微高一些的是醫療器械，這裡面涉及到電子、材料學、工程機械這方面；最高就是醫藥，新藥研發，涉及到分子機理，不在藥廠幹多少年的，很難搞得懂。

《四百味》：您怎麼看活躍在醫療投資人圈的非專業出身的投資人和基金？

趙春林：我們看到一些投資人，原來做互聯網、金融、清潔能源，他覺得醫療很好，也沒什麼醫療方面的背景就往裡面鑽，轉了一圈，發現藥根本不懂，器材也模模糊糊，很多人就去投醫療服務了，但是他們用互聯網的眼光和手法來看大健康，這就很難。

基金可能會找一些有醫療背景的人來，講技術、講項目是不是靠譜，但是一個基金裡面既有金融投資背景，又有專業背景的人很難得，這分為兩種，要麼從金融背景開始學專業知識過度，要麼從專業背景慢慢建立金融經驗，兩種往裡靠，看誰走得快。

大部分基金老闆是從互聯網領域投資賺了錢，再成立基金，要他們學蛋白、抗體這些東西，挺難。一個基金裡面，不管下面僱了多少個學生物、學醫學出身的人，最後拍板還是老闆，這種轉型特別難。有醫療背景的人，他在這個基金裡做到合夥人級別後，很多都自己出去成立一個新基金，可能因為互聯網跟醫療確實是很難融合到一塊，可能是為了自己獲得主導地位，因為他積累了投資經驗，畢竟從專業背景往金融去靠要容易些。

《四百味》：怎麼解釋“仿創藥”？中國的醫藥創新還有什麼模式？

趙春林：中國的藥，前面95%都是仿製藥，沒人做新藥，後來國家開始保護專利，大家開始做新藥，基本都是“仿創藥”，比如國外的分子結構做出一個環，我們就做一個類似的環，90%的結構跟國外的一樣，稍微變動一下來適配中國人，從以前跟國外一模一樣到現在稍微變化一點，這就是“仿創藥”了。

現在還有一種比較新的做法，一個產品在國外已經上了臨床，他們把中國的權限拿到中國報批，這個產品在中國還沒有上市，那在中國的市場來做也算創新了，都是這種創新。

《四百味》：您怎麼看現在很多醫生創業？

趙春林：醫生創業我覺得是很不錯的方向，但是醫生如果做醫生集團，像律所，或者是諮詢公司，我不是特別看好，好的公司要有標準化的常規產品，生產出一個產品的成本遠遠低於你要的產品的價格，這是馬克思主義講的剩餘價值是產品之上的價格。醫生創業如果做一個醫生集團，沒有成本，把自己的服務作為一個產品，這是給自己找了一份工作，總不可能把自己複製，即使複製培訓一個強的醫生，那他還是有可能自己出去幹，所以我不太看好醫生集團。

但是我看好醫生創業，醫生創業要確定做什麼產品，並且這個產品一定要有一個二把手。就像我不看好沒有醫療背景創業公司，我也不看好純粹醫療背景的人，沒有一個其它領域的人跟他合作創業是不行的，最好是一個醫學背景的人和一個IT、或市場這方面的人合作來做創業，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