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想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楊元慶。圖/CFP
聯想的寒冬
本刊記者 | 陳煒
本文首發於總第820期《中國新聞週刊》
8月下旬，聯想集團公佈本財年第一財季財報（以下稱“財報”）。數據顯示，截至6月30日，聯想集團第一財季淨虧損7200萬美元，三大主營業務全線衰退。
其中，個人電腦及智能設備業務稅前利潤同比下跌21％至2.19億美元，個人電腦銷量同比下跌6％至1240萬部；移動業務稅前利潤虧損1.29億美元；數據中心業務營業收入同比下跌11％至9.71億美元，稅前利潤虧損1.14億美元。
財報發佈當日，受財報數據影響，聯想集團股價連續三個交易日下挫，創下今年新低。
對於股價連續下跌，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迴應稱，“如果不是脫了幾層皮的轉型，那就不叫轉型。聯想最近的財報可能不是很好，如果我們不是投資三波戰略，原本可以交出很好的財報，但是為了變革，我們沒有猶豫。”
但是，諸多專家對聯想集團未來的發展存有許多質疑。
“我不看好聯想。”上海財經大學國際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劉志陽向《中國新聞週刊》直言。他的理由是：聯想集團轉型太慢，硬件優勢沒能順利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也沒能順利進入智能數據時代；聯想集團從傳統PC端到移動端的發展並不理想，因此從移動端到數據端更無新意。
危機
財報公佈後，針對不良業績，大型金融機構紛紛降低聯想集團評級及預期每股收益。例如：美銀美林集團下調目標價，由4.1港元降至3.6港元，維持“跑輸大市”評級；花旗銀行下調2018財年預期盈利20%；中金下調目標價至4港元，評級為“迴避”；麥格理集團評級從“買入”降至“持有”；瑞銀下調目標價，由3.6港元降至3港元，評級為“沽售”。
除上述機構，持有類似觀點的還有高盛、匯證、大和總研、野村等，摩根大通甚至給出“預期未來18個月維持虧損”的結論。
除三大主營業務衰退，聯想集團全球地緣執行戰略面臨困境。IDC數據顯示，聯想集團亞太區PC銷量同比下跌2％，其中中國PC市場份額同比下跌2.2％至35.6％；美洲區PC銷量同比下跌5％，PC業務市場份額同比下跌0.5％至13.9％；歐洲／中東／非洲區PC業務市場份額同比下跌1％。
據巴西媒體報導，聯想集團為降低成本，擬重組巴西地區業務。除大幅裁員外，聯想集團將工廠自聖保羅州伊圖市遷至該州郊區的因達亞圖巴。重組完成後，預計當地員工由5000人減至800人，工廠面積由5.2萬平方米減至大約2.5萬平方米。
Gartner與IDC數據顯示，惠普2017年全球PC出貨量第二季度增幅超過3.3％與6.2％，達1269.0萬臺與1378.2萬臺。相較於惠普，聯想集團2017年全球PC出貨量第二季度同比下跌8.4％與5.7％，達1218.8萬臺與1243.4萬臺，數據證明聯想集團同惠普的PC出貨量差距進一步被拉大。
7月21日，聯想集團董事長兼CEO楊元慶在記者招待會上承諾，三年內聯想集團年收入增加120億美元，否則將辭去CEO職位。楊元慶說：“我不想辭職，我很自信我們可以完成目標，無須為此擔心，股東應該更加有耐心。想要看到結果，就要耐心等待。”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學認為，顛覆性的創新技術模式已經將聯想集團逼入轉型發展的境地。“顛覆性技術模式和商業模式的出現，會導致傳統企業不能及時轉型，生命週期縮短。”
“基於我的判斷，該企業還會有暫時的生命力，但是它的業務力度空間下降，需求增長放緩，該局面恐怕很難擺脫。”劉學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據統計，2005年初，聯想集團市值曾是騰訊控股2倍以上，時隔12年，騰訊控股市值現已突破2.5萬億港元，而聯想集團僅567億港元，規模不到騰訊控股的3％。
除此以外，聯想集團高管流動頻繁。2013年，聯想集團運作系統主管兼高級副總裁劉軍升任聯想集團移動業務集團總裁兼摩托羅拉管理委員會主席；2015年，聯想集團官方微博公開劉軍離職的消息，劉軍職務由陳旭東接任；2016年，陳旭東職務被喬健取代；2017年，陳旭東離職。
2017年5月，楊元慶公開內部郵件，宣佈於2015年離職的高級副總裁劉軍迴歸。劉軍在6月4日清華專場招聘會上透露，“我現在迴歸聯想，合同裡重要的一項前提條件就是，我還要繼續做清創青橘的合夥人。”
2016年末，在阿里巴巴杭州雲棲大會上，原阿里巴巴CTO王堅博士“炮轟”聯想集團沒有創新動力，“為什麼英特爾、HP跟YunOS會站在一起？是雲棲小鎮離中關村的距離遠呢，還是離硅谷的距離遠呢？我感覺雲棲小鎮跟硅谷的距離要遠遠短於離中關村的距離。有一家公司大家很熟悉，叫聯想，它就在中關村，看起來我們的物理距離很近，但實際上距離比硅谷還要遠，我想差異就是聯想缺乏科技創新的動力。”
財報數據顯示，從2014到2016財年，聯想集團的研發費用僅12.21億美元、14.91億美元、13.62億美元，佔收入的比例分別為2.64％、3.32％、3.16％，據統計，這還是聯想近十年來最高的研發支出佔比。
相較於聯想，華為在2015、2016年的研發費用分別為500億元、764億元，研發支出佔比分別為12.8％、14.6％。據統計，過去十年，聯想累計投入研發費用460億元，少於華為2015年的500億元。
財報數據顯示，聯想2017年第一財季研發費用同比下降18％至2.92億美元，佔營業收入比重為2.92％。但是，聯想當期銷售費用同比增加13％至6.65億美元，佔營業收入比重為6.64％，銷售費用包含廣告和宣傳費用。
雖然聯想增加了銷售費用，削減了研發費用，但是聯想第一財季存貨仍同比上升18.91％至31.78億美元，佔資產比例37.07％。可以說，聯想並沒有因為增加宣傳和廣告費用而有效減少庫存。
聯想（中國）華北大區原市場總監史傑鬆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聯想集團有自己獨特的文化，這種文化並不能被外部人士很好地理解。可以說，理解不了這種文化，就無法理解聯想集團的發展軌跡。
“貿工技模式在聯想集團發展初期是有用的，但是如今PC產能過剩，又遭到移動通訊產業打擊，因此該產業正在處於衰落期……聯想集團沒有良好的技術研發基礎，在我任職的時候，聯想並沒有很多獨特的專利技術，很多聯想產品都是OEM和ODM代工的，包括現在也是以品牌營銷和渠道銷售為主，核心技術缺失。”史傑鬆說。
“聯想更像是一家貿易公司而不是創新公司。”中金證券分析師錢凱指出， “聯想沒有創新DNA。”
原因
8月18日，楊元慶在早間電話會議上對聯想第一財季經營情況進行了總結：移動業務需在品牌、產品、組織和人才方面加強競爭力；數據中心業務應優化超大規模業務模式、引入新技術。
聯想集團總裁兼首席運營官Gianfranco Lanci在會上將記憶卡供應不足作為經營成本上升的重要原因，他認為未來零部件價格上升趨勢放緩，如果將成本轉嫁至消費者，預期毛利率走勢將會平穩。
在公開場合，楊元慶將PC虧損的部分原因歸結為“芯片價格上漲”。“內存芯片成本上漲，全面削弱了主要業務的利潤，如果客戶以個人消費者為主，那麼還可以將成本上漲的價格轉移到最終價格上。不過對於聯想來說，多數大客戶的產品價格都已經被長期合同鎖定，所以無法跟著內存一起漲價，最終也就造成了財報的虧損。”
Gianfranco Lanci在電話會議上肯定了楊元慶的觀點，“預計內存的價格會繼續上漲。除了內存，其他大部分零部件供應基本穩定。”此外，Lanci預測，來自汽車行業的需求還將推動電池價格的上漲。
“由於個人PC是（聯想）唯一賺錢的業務，所以（零部件成本增加的）阻力將損害盈利能力。”中金公司分析師錢凱和趙麗萍在聯想業績發佈之前的報告中寫道。
劉志陽批評聯想集團過分看重PC全球出貨量這一指標，對於一個國際性高科技企業來說，核心競爭力的建設重於市場佔有率，銷量是表現，不是根本。
“過去的聯想集團擁有成本和渠道優勢，這些都是核心能力。如今，市場渠道從線下大規模轉至線上，成本優勢也逐漸被用戶需求多樣化替代，再加上對接IBM時引進了眾多傳統互聯網時代思維過時的技術人員，這些因素都阻礙了聯想的發展。傳統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是兩個物種，傳統PC和智能PC也是兩個物種。”劉志陽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因為PC經營困難，聯想曾因為Ideapad超極本連網慢在美國遭8萬用戶集體訴訟。據國外媒體報道，聯想已經同意和解，但沒有公佈具體賠償金額。
聯想服務器業務並不樂觀。2014年第三季度，也就是IBM將x86服務器剝離之前的最後一個週期，該公司的服務器營收為23.3億美元。而在2017年第一季度，IBM的服務器營收仍然高達8.31億美元，聯想為7.315億美元。簡單用IBM以前的營收減去聯想和IBM現在的營收，就會得出約7.5億美元的差額。
關於聯想服務器業務蕭條的原因，聯想集團最新給出的解釋是因為銷售團隊的“過度整合”，該觀點被稱為是“一個銷售策略上的失誤”。
聯想全球零售和營銷高級副總裁Rod Lappin表示，聯想早期曾讓現有的PC銷售團隊負責服務器銷售業務。因為PC銷售團隊業績優異，業務範圍遍及全球，將服務器和PC銷售進行整合，原本被視作一條必勝之路。
但是，Rod Lappin進一步解釋道，兩方業務整合之後，PC銷售人員並沒有掌握合適的技能或聯繫人，導致該公司沒有與合適的人展開對話，造成銷售額下滑。
聯想執行副總裁兼數據中心業務集團總裁Kirk Skaugen同樣承認，“我們確實犯了一個錯誤，無論是渠道方面還是直銷方面，我們嘗試把PC的銷售和服務器的銷售融合在一起，這使得服務器所獲得的關注度不夠。換句話說，PC端與企業級業務擁有不同的思維方式。”
四川大學教授、四川省工商聯副主席李光金認同Rod Lappin和Kirk Skaugen的觀點，“即使同為企業級，也存在營銷業務交流困難的現象。”
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如今的服務器業務遭到雲計算產業的重創，經營困難是正常的。“我曾去過阿里巴巴的產業園，服務器非常龐大，對於一般中小企業來說，並不需要租用或者購買新的服務器，直接對接雲服務就可以。我提出過M2S的概念，如今服務走向製造，製造走向服務是趨勢。”
聯想集團移動通訊業務慘淡，楊元慶認為，手機零部件供應量短缺影響了手機的生產，這是造成手機業務虧損的主要原因。“如果零件供應充足，聯想上一季度至少還能多賣出200萬部手機，那樣的話手機業務可能就達到收支平衡了。”
楊元慶曾批評聯想集團移動業務管理層，“拿榔頭敲都敲不醒”。在今年7月份ZUK手機業務被併入摩托羅拉手機業務的時候，聯想集團高級副總裁兼移動中國業務負責人喬健就曾表態，“聯想移動中國業務現在相當於從零開始創業”。
2014年10月，聯想集團以29.1億美元的價格完成對摩托羅拉的收購，據統計，彼時聯想移動和摩托羅拉的手機出貨總量位居全球第三。
此後，聯想集團摩托羅拉業務部門裁員的消息被頻繁爆出。IHS Technology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第三季度，聯想手機中國市場佔有率滑出前十，銷量僅157萬部； Counterpoint數據顯示，2016年聯想手機出貨量下滑幅度接近80％。
IDC數據顯示，2015年聯想手機出貨7400萬部，全球排名第四，僅次於三星、蘋果、華為；2016年，全球排名前五的手機廠商中已沒有聯想移動的身影，聯想手機品牌被計入“其他”選項之中。同樣，今日頭條數據顯示，2016年聯想手機在三四五線城市用戶換機流失榜中排名第三，用戶流失率高達96％。
在印度手機市場，聯想移動業務表現不佳。IDC數據顯示，2016年印度市場智能手機總出貨量為1.09億臺，截至今年第二季度，聯想智能手機印度出貨量環比下滑25％，市場份額滑落至第五位。
交通銀行分析師Chris Yim認為，隨著競爭對手在至關重要的年終購物季加大沖刺力度，聯想手機將更加難以同新機型競爭。“我們預計，隨著多款iPhone新機型，以及三星Note和華為Mate系列新機型的推出，今年銷量旺季期間印度高端智能手機市場的競爭將更加激烈。”
2014年10月，聯想集團以28億美元的價格收購摩托羅拉移動公司後曾在2015年遭遇鉅額虧損，淨虧損額為1.28億美元。據統計，聯想集團在2020年前需要償還約30億美元的債務。
“2014年智能手機市場成熟，此時收購，已經失去最好時機。”李光金向《中國新聞週刊》表達了對這一收購行為的悲觀態度。“聯想集團的硬件能力較強，移動業務看重集團軟件製造能力，與此同時，摩托羅拉業務在當時也已進入衰落期。移動產業對於企業人才、研發等方面要求較高，聯想跟不上競爭對手節奏，跟不上產業更新換代，這是根本原因。”
數據中心業務虧損的具體原因，聯想集團在財報中給予解釋：聯想集團於季度內繼續執行數據中心業務的轉型計劃，通過投資建立直銷能力、提升分銷渠道及產品解決方案能力，以推動未來可持續的盈利增長。然而，激烈的行業競爭和零件成本的增加對聯想集團的本季度業績造成較大壓力。
楊元慶認為，“發展新業務並不容易，建立數據業務基礎需要一定時間，大家都要有耐心，預計兩年內可盈利。”“如果我們不是投資三波戰略，原本可以交出很好的財報，但是為了變革我們沒有猶豫。”
劉志陽認為，楊元慶應該對聯想集團現狀負責，聯想的虧損源於模糊的企業戰略。“每一家企業的轉型都是盲人摸象，企業如果要實現業務轉化，尋求多樣化的業務組合，就要保留新的業務增長點。聯想沒有移動互聯網化，而且沒有和大數據緊密結合。”劉志陽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楊元慶的管理能力遭到質疑，他高達1.18億元的年薪也同樣遭到質疑。楊元慶在接受央視採訪時迴應：“我不能比我美國的員工、美國的下屬、美國的高管拿著更低的工資，這個說不過去。”
藥方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劉學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聯想集團是典型的產品提供商，專注於為市場提供PC等產品。從世界範圍看，產品提供商成功轉型的方向有兩個：一是向平臺轉型，構建以平臺為核心的生態系統，代表企業是蘋果公司，轉型重點在於移動端建設；二是向服務及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轉型，代表企業是IBM、西門子、GE等，轉型重點在於研發新式智能設備。
“聯想集團如果希望轉型平臺，需要向蘋果學習，蘋果公司通過開放數字媒體服務平臺，引入內容供應商，使蘋果公司從一個產品型公司，轉化成一個平臺型公司；聯想集團如果向方案供應商轉型則需要學習GE，GE通過傳感器、控制器採集客戶數據，再通過技術將數據進行分析，以此支撐智能製造，然後成為合格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劉學說。
近日，楊元慶發力於人工智能及大數據產業，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聯想集團“三波”戰略。
所謂“三波”戰略，楊元慶指出，第一波是保持PC的領先地位，“我們將通過更加創新和前瞻的研發，為PC加入智能和雲服務的新元素，形成‘PC+雲’的新常態”；第二波是專注智能手機業務和數據中心業務，“這兩大業務是我們正在打造的新增長引擎”；第三波是建設由AI驅動的“智能設備+雲”和“基礎設施+雲”。
6月20日，“智慧變革-聯想創新大會”在美國曼哈頓召開，楊元慶在會上將“智能設備+雲”和“基礎設施+雲”兩大概念進行了闡釋。
楊元慶指出：如果說從PC互聯網到移動互聯網是一次飛躍，那麼聯想集團現在已經從移動互聯網向智能互聯網跨越。在智能互聯網時代，無論是個人電腦、智能手機，還是智能音箱、智能電視，再到多種多樣的AR／VR設備，都能通過雲來提供雲內容、雲應用和雲服務，最終，我們身邊萬物都將具有計算、存儲的功能，變得更加智能，這就是“智能設備+雲”。
在各種傳感器的輔助下，智能終端可以不斷地感知周圍環境，在雲端匯聚成幾何級增長的海量數據。為了收集和分析每一個設備產生的海量數據，為了滿足用戶對雲內容和雲服務的需求，後臺基礎設施也必然要轉型，從傳統的基礎架構向更加靈敏、更加彈性、更加智慧的數據中心轉型，這就是“基礎設施+雲”。
楊元慶強調：“目前，我們已經形成了一個完善的三級研發創新體系，聯想各事業部負責最近一兩年的產品和技術創新；聯想研究院負責未來3到5年的產品和技術創新；聯想創投集團則投資未來5到10年的新興產業……AI是信息產業的未來，聯想已經賭上身家性命去押注AI，聯想在這方面有非常好的優勢，未來會全力以赴。”
北京郵電大學教授曾劍秋向《中國新聞週刊》分析了聯想集團“三波”戰略，他認為“三波”戰略的提出，首先應當基於聯想集團自身定位。
“聯想集團具有PC基礎，以PC為重點，開拓其他領域，我認為較為合理。另外，AI的內容較為廣泛，AI的發展，主要基於互聯網發展，聯想在這方面，也有硬件和軟件的基礎。在網絡智能化背景下，聯想的智能硬件設備與大數據方向的研究，我認為是比較有前途的。”曾劍秋說。
李光金認為，聯想集團戰略轉型要跟上時代潮流，如果現在才開始設定新的戰略，表示聯想集團已經走在了其他競爭對手後面。
“很多企業都有這個毛病，在主業極為強大的時候，對傳統路徑的依賴影響了企業新興產業的發展。企業轉型不能改變原有的核心競爭力，要依靠原有的核心競爭力。聯想集團轉型應該具有自己的價值觀，同時要了解自身具有哪些可以實現戰略轉型的核心競爭力。”李光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聯想集團執行副總裁兼數據中心業務集團總裁Kirk Skaugen在2017年聯想Think System & ThinkAgile發佈會上，將服務器等硬件設備的創新，作為帶動數據中心發展的重要手段。Kirk Skaugen認為，預計未來，聯想集團將不斷開發出創新敏捷的產品，這會帶動數據中心的變革。
“在經營過程中，聯想目標市場將不斷細分，銷售呈穩定增長。加上全新的營銷、管理團隊以及全新的供應鏈和質量管理，聯想不斷以自身的變革推動整個行業的發展。” Kirk Skaugen說。
對於聯想集團計劃轉型為服務及系統方案供應商，劉學向《中國新聞週刊》表達了悲觀態度，聯想集團要轉型成為合格的服務、系統方案供應商面臨重重困境。聯想集團如今發力的服務器和雲計算產業，適用於任何產業與市場，但是，聯想集團並不具備細分市場智能設備研發生產技術。聯想集團只能給成功的系統解決方案商提供服務器和雲計算支持，在此領域還有部分生存空間。
“相較於具備細分市場研發能力的企業，聯想集團沒有優勢。聯想集團產品提供商都是以自我為中心，若從以自我為中心，轉型成以客戶為中心的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需要企業文化和組織精神的重構；同時，聯想集團缺少專業設備，他將來不會成為一個合格系統解決方案供應商。”劉學說。
在移動通訊領域，楊元慶認為將在2018財年下半年扭轉移動業務。“整個聯想正在邁入一個新的增長階段。”
李光金堪憂於聯想集團未來移動業務的發展，他認為，聯想集團移動通訊業務長時間處於穩定下滑狀態，很難在未來激烈的競爭中獲得突飛猛進的發展。
“聯想移動未來的發展空間有限，移動手機發展需要關注兩個方面，一是市場容量，二是競爭對手情況。如今其他品牌前期都在大力投入，市場基本瓜分完畢，同時聯想又不具備同其他移動產業巨頭競爭的人才和資金，因此聯想未來成功可能性非常非常小。”李光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8月24日創新科技大會現場，楊元慶表示，聯想集團進軍AI，有著得天獨厚的優勢，作為一個既生產前端設備，又有後臺基礎架構，還提供服務的公司，聯想集團在大數據、計算力和算法三個方面都有相對成熟而健全的體系。
在新的AI戰略佈局中，聯想集團依然堅持TOB和TOC兩條腿走路。楊元慶認為，聯想集團相信未來的人工智能，不僅僅影響到TOC，更多的會影響TOB。所以聯想集團不僅有智能音箱這樣的個人消費產品，也有智能辦公，智能服務等面向企業的產品。
“人工智能是未來科技產業發展重點，但是，人工智能需要進行大量財力和人力的投入，聯想沒有研發傳統與習慣，沒有形成適合AI產業發展的理念，再加上競爭對手出手早，發力強，聯想集團戰略轉型將面臨重重困難。”李光金如此評價。
李光金告訴《中國新聞週刊》，“聯想官僚化同傳統PC業務有關，這是對過去經營風格的路徑依賴。我認為，能力是最容易退化的，觀念是最容易老化的。如今，市場環境變了，骨幹力量變了，競爭對手變了，建立新的路徑本身是一種挑戰。”
史傑鬆認為，聯想集團脫胎於中科院計算技術研究所，官僚化問題從柳傳志時代就沒有解決，內部並不缺少派系鬥爭。
“可以說，在中國，有人的地方就有派系鬥爭，在我任職時，派系鬥爭就很激烈。如何將這些在內部進行良好的消化是聯想要面臨的挑戰……互聯網模式短平快，這和聯想集團企業文化相違背，為什麼聯想集團移動業務、互聯網業務沒有發展起來，這也與聯想集團的文化與工作氛圍分不開。”史傑鬆告訴《中國新聞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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