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秉鑑：這個福建人曾是世界的首富，卻因身份卑微，下場悽慘！

一百多年前，世界的首富居然是一個福建人。

雖然在今天的中國，他並不出名，但他在海外非常出名。

他是美國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中國人，甚至馬克思也曾在專著中提到他的名字，2001年《華爾街日報》統計出千年世界上最富有TOP50榜單，其中有6箇中國人，他就是其中一個。

他就是伍秉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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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伍秉鑑是世界首富，並不是無稽之談。

美國學者黑尼斯和弗蘭克·薩奈羅估計，他可能是那個時候世界上的首富。估算他1834年時財產為1872萬兩白銀，而當時清政府年財政收入是4000萬兩，伍秉鑑的家族財富幾乎相當於一半了。

《亞洲華爾街日報》這樣評價：出生於1769年的清朝行商伍秉鑑，繼承父業與外商從事買賣，又進一步貸款給外商並以此獲得世界首富，他在西方商界享有相當高的知名度。

他為什麼這麼有錢？

人人都渴望財富，但是幸運不會降臨到每個頭上的，想要掙錢，就必須要具備三個條件：天時、地利、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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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勢造英雄，伍秉鑑趕上了好時候。

在鴉片戰爭之前，清廷閉關鎖國，只開放了廣州港口與世界進行經濟貿易，史稱“一口通商”。廣州壟斷對外貿易的就是民間十三家商行，簡稱“十三行”，伍秉鑑的“怡和行”是十三行的商業領袖。

1856年十三行被燒前所畫的場景。來源/香港藝術館

個人的命運與時代緊緊相聯。雖然那時清朝已經呈現衰敗之勢，但是中國人口基數龐大，與世界的商貿交易量巨大，伍秉鑑幾乎控制了中國與世界的貿易，所以，他不富也很難了。

伍秉鑑更具有地利的優勢。他原本是福建人，福建山多地瘠，農業發展不起來，所以，福建從宋代開始就進行海洋貿易，到元代，泉州成了當時世界最大的港口，商業文化烙印到了福建人的骨子裡。

清初，鄭成功佔據臺灣，中國海洋商業貿易中心開始轉向廣州，大批的福建人也來到廣州繼續經商，伍秉鑑的先輩也在其中。經過五代人創業積累，福建伍氏家族發展起來了。

閩粵兩省佔盡了中國海洋貿易的地理優勢，加上福建人善於經商和開拓的性格，這樣就掌握巨大的財富。即便今天，《2015胡潤全球華人富豪榜》中，華人財富TOP100中，閩商也佔31席位。

“據傳，我國80%的隧道工程由平潭人包辦，我國70%木材業被莆田人經營，紐約的餐飲業60%被長樂人控制，阿根廷50%的超市是福清人投資的”……

想發財就要生在正確的時代和地方，當然並不是每個閩粵人都能成為富豪的，這還要有個人的能力和眼光，伍秉鑑能縱橫商海，正是靠著他的“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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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秉鑑能成為世界首富，是通過“誠信”積累廣闊的人脈。

他銷售的茶葉是當時世界上最好的，凡是有伍家戳記的茶葉，在國際市場質量最好的，能賣出高價。

他為人低調謙遜，誠信忍讓，建立廣闊人脈，所以，他成為十三行的領袖。

1801年，美國人阿斯特到廣州進茶葉，因為本錢不夠，找到了伍秉鑑。伍秉鑑賒給他七萬銀元的貨物。可阿斯特的貨船在回國時沉了，他被逼上了絕路......

典型的茶葉倉庫。從17世紀起，茶葉取代絲綢成為中國出口商品的第一大宗。從這裡，中國茶銷往世界。

伍秉鑑見到他說，你是個誠實的人，只是運氣不好，可以重新開始了。拿出阿斯特的借據，撕了，還送給他回國的路費，阿斯特感動得雙膝跪下，給他磕了一個頭。

後來，阿斯特回到美國，從頭再來，成了當時的美國首富。他以“伍秉鑑”命名自己的商船，他的書房掛著華盛頓和伍秉鑑的畫像，他常說，華盛頓給了我一個國家，而伍秉鑑給了我全部人生。

就這樣，伍秉鑑用7萬元換取國際的好名聲。

1829年，貧窮的美國小夥子約翰·福布斯，來到廣州。伍秉鑑不僅介紹他到洋行工作，還認他為乾兒子。

過了幾年，福布斯聽說美國開始建設鐵路，想回國了。伍秉鑑很有眼光，拿出50萬銀元交給福布斯去投資。福布斯回國以後，做上橫跨北美大陸的鐵路最大承包商，因此成了美國首富，伍秉鑑也因此獲得豐厚的利潤，成為美國旗昌洋行的大股東，“怡和行”也成了一家面向海外，在美國房地產、鐵路、茶葉、礦業等的多種經營的投資公司。

伍秉鑑聲譽名揚海外，他是英國的東印度公司的中國總代理，“怡和行”成了東印度公司的最大債權銀行。他成為世界上最大最牛的公司債權人，在當時世界商業的地位無以倫比。

雖然，他的富甲天下，可是在中國封建時代，社會地位卻不高，這也是他沒落的原因。

怡和銀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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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歷史上，商人地位一直不高，“士農工商”四個等級中，商人處於最低的。

即便伍秉鑑生活錦衣玉食，家有五百僕人，住在號稱有萬棵鬆的巨大園林之中，他的社會地位還是卑微的。

歷史上，中國的商人一般依附於官員，十三行對外貿易權是清廷官員許可的。在官員的面前，再有錢的商人也是低下的。

英國人岱摩目睹了中國商人當時真實的社會地位，他記錄，在海關監督面前，行商們從來都行跪拜禮，跪倒在地，叩首多次。即使允許他們起身，眼睛也從不會超過官服的第九粒釦子，否則行商就會遭到最嚴厲的亂棒責打，如同處罰一個普普通通的轎伕。英國商人約翰·巴羅感慨道，行商見了官府最低的小吏也會發抖。

在時代變遷下，伍秉鑑迎來他命運的終結。

清朝政府實行“保商”制度，就是外國人要和中國做生意，一定要有中國“保人”，伍秉鑑就是東印度公司的商業保人。

東印度公司為了彌補貿易逆差，於是向中國走私鴉片，鴉片殘害著中國人的身軀和社會機體。洋商的走私行為，清廷政府也無法控制，伍秉鑑能有什麼辦法？

老電影《林則徐》中，伍秉鑑的形象是反面的，他與英國人狼狽為奸

此時的伍秉鑑此時就是風箱的老鼠，受著清政府和外國商人兩頭的氣。在清廷官員和老百姓的眼裡，他是走私鴉片的幫凶，在外國商人看來，他只是茶葉貿易的夥伴，哪有資格來管鴉片走私？

憂國憂民的林則徐來到廣州禁毒，要求英商三天交出鴉片。伍秉鑑和官府打了幾十年交道，深知不能得罪官員和政府。他主動斡旋，希望英國商人交出鴉片，但是英國商人哪管他這一套？

伍秉鑑無奈，只能拿出家財，購買了英國人囤積的一千箱鴉片。林則徐剛正不阿，認為伍秉鑑是在矇混過關，應付差事，於是就把70歲的伍秉鑑戴上了枷鎖，押到了洋人商館門前，宣稱不交出全部鴉片，就要當場處死伍秉鑑。

英商哪管伍秉鑑的死活，不為所動。林則徐也是明白人，知道伍秉鑑並不是英國人的同夥，就把伍秉鑑放了。

林則徐虎門銷煙

雖然伍秉鑑花了巨資捐的“三品頂戴”，但是也不免無端受辱，他不禁悲憤，老淚縱橫：“寧為一條狗，莫為行商首！”在動盪的時局之下，再多財富換不來個人尊嚴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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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個人，伍秉鑑無力改變民族和自己的命運，他只能儘自己的力量。

在第一次鴉片戰爭期間，伍秉鑑捐出鉅額財產，協助官府鞏固城牆，修建炮臺。清兵失敗後，為了讓英軍不進城擾民，他又拿出100萬兩白銀，避免了廣州城的生靈塗炭，伍家又捐獻出100萬兩白銀作為戰爭賠款。

據歷史資料統計，從1800年到1843年，伍氏家族先後捐了1600萬白銀，幾乎捐出了大部分的家產，名列廣東省之首。但這也沒有讓伍家擺脫“賣國漢奸”的名聲。戰爭結束半年之後，73歲的伍秉鑑懷著無限悲憤和委屈離開了人間。

19世紀初廣州官府在十三行外商商館大廳的“涉外”審案場景，伍秉鑑等行商首領須列席，卻沒有發言權，如果審訊結果外商有罪，則對行商處以鉅額罰款。

鴉片戰爭的後果是，中英簽訂了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國被迫開放了五個口岸通商，打破了廣州“一口通商”的地理壟斷優勢。伍家及其十三行迅速走向衰敗。

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十三行街發生了一場大火，據說，熔化的白銀順著水溝流出了幾裡。隨著這場火災，伍家及其十三行一代財富帝國神話，就在歷史中灰飛煙滅了。

在中國從沒有一個商業帝國能堅持百年，也許，我們從伍秉鑑的經歷中，找到答案了：任何依附於體制下的商業行為，財富來得快，去得也快，即便是首富，也不過是他人手下的草。

風雲突換之時，正是財富轉手之日，這也許就是歷史上中國商人的悲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