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目這句話，應該加一個大前提：“對於像《麥田裡的守望者》（The Catcher in the Rye）的作者J.D.塞林格這樣的大作家，寫或者不寫，那不是個問題”。
這些天，從有才華的導演作家胡遷困頓自殺，到一位叫張五毛的作者宣稱“沒有幾百萬就別寫作”，專業寫作到底能不能生存，又成為了一個公眾的談資。
真正從事專業寫作的人冷暖自知，即使有像專欄作家毛利那樣自嘲靠拆遷補償才達到財務自由的，但大多數的寫作者是靠著一份正職養活然後老老實實賺稿費、交重稅，實現有限度的財務自由。除了屈指可數的幾位大家，中國嚴肅作家純粹靠稿費版稅過上好日子似乎是天方夜譚。
非不可為，實不為也。關鍵是你怎麼定義寫作的意義，J.D.塞林格也不是生來就是J.D.塞林格的，在他暱稱還是謝利的時代，他收到的退稿信不比別人少。看他最新的傳記電影《麥田上的叛逆者》（Rebel in the Rye，又譯《叛逆字傳：我的麥田捕曲》）時，我很現實地一直在計算他的版稅收入、計算美國一線雜誌的稿費標準——以及像《紐約客》這樣的雜誌怎能讓它的短篇小說作者、編輯以及文學經紀人都過上中產以上的生活。
《Rebel in the Rye》電影海報
這始終像個天方夜譚，J.D.塞林格收到的第一筆稿費是25美元，一個短篇在一份純文學雜誌《故事》的報酬。雖然說那時的錢比現在的錢值錢十倍以上，可這就足以讓他在二戰前說服他的猶太商人老爹他可以靠文學為生嗎？這就可以讓他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每晚泡爵士酒吧追求尤金·奧尼爾的女兒嗎？現實恐怕是他的學費依舊得靠父親的肉類生意，奧尼爾小姐最終還是選擇了更有世俗名聲與財富的查理·卓別林。
現在的情況怎樣呢？據美國一個由自由撰稿人自發披露媒體稿酬的網站“Who pays writers？”所顯示，較高稿酬的《紐約時報》平均一個詞是0.55美元，《紐約客》一個詞只有0.2美元。根據《紐約時報》自己報道，在美國一個四口之家年收入7萬美元（曼哈頓的話則是16.5美元）就算是中產了，換言之一個作家要在《紐約時報》一年寫接近13萬詞、在《紐約客》一年得寫35萬詞才能勉強過上中產生活。在中國如果生活在小城市，一年寫35萬字收入大約17.5萬元（按大刊稿費算），也能算中產收入，但在北上廣的話就絕對不夠了。
《Rebel in the Rye》電影劇照
《麥田上的叛逆者》電影裡的出版人、文學經紀人的光鮮生活場面，多少帶著我們對所謂爵士時代的幻想，就像之前另一部關於編輯與作家的電影《天才捕手》（Genius）一樣。裡面最真實的作家形象是塞林格的老師Whit Burnett，他零星發表作品，主持一份訂戶不多的文學刊物，以在大學裡教創意寫作為生——據我所知這是目前美國大多數嚴肅作家的生存手段。我自己雖然也一年寫3、40萬字，我的朋友們卻是得知我在某大學兼教一門創意寫作課才表示對我的生存狀況放心的。
既然無論中、美，無論爵士時代還是網絡時代，寫作都不可能“實現財務自由”，那寫作的意義還原到什麼位置才對？
還是電影裡的Whit Burnett說得好，他質問因為被不斷退稿而想放棄寫作的塞林格：“你問問自己，你是為了什麼寫作的？如果你畢生都不能發表作品，你還會寫下去嗎？”
這句話對塞林格的寫作信念的影響是決定性的。其實它脫胎於里爾克《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裡的一句名言：“請在深夜問自己：我是不是非寫不可？不寫我就會死去？如果答案為是的話，你就寫吧！”
塞林格正是通過一系列的對名利的斷念才成為最後的塞林格，他很早就堅定了對自己作品的信念，拒絕《紐約客》的修改建議、寧可不發表，二戰從軍出生入死、並且失去了戀人，因為戰爭創傷而停筆多年，最後依然不忘與恩師Whit Burnett的承諾、通過潛心靈脩而恢復寫作，終於完成《麥田裡的守望者》。
《Rebel in the Rye》電影劇照
電影裡最戲劇性的一段就在於《麥田裡的守望者》的出版以及出版後的系列風波，塞林格就像他的猶太前輩卡夫卡一樣，在書的封面設計毫不妥協，也拒絕一切促銷宣傳行為——他聲稱《麥田裡的守望者》只是為霍爾頓（《麥田裡的守望者》著名的主人公）所寫，即使只賣個數百本也在所不惜。我想，恰恰是這種堅持，與霍爾頓的反叛、孤倔是一致的，正是這種真誠打動了後來《麥田裡的守望者》的數千萬讀者。
塞林格當然是一個專業作家，可是他沒有美國式專業作家的商業計較，他對社會規矩的滿不在乎與他對寫作的極端在乎，邏輯是一致的，所以他最後只能以怪誕的西摩·格拉斯家族系列小說作為他告別文壇的絕筆，一個純粹到家的告別式。
所以《麥田上的反叛者》的重點或者說塞林格作家生涯的啟示重點，不在於他之前怎樣通過寫作成名成家，而是在他成名成家之後怎樣能做到不發表作品、完全從公眾視野退出，成為隱士。在《麥田裡的守望者》和極其哀婉動人的《九故事集》出版後，他所寫的《弗蘭妮》、《祖伊》、《抬高房樑，木匠們》、《西摩：小傳》這四部中篇，都是難以用當代小說風格去定義的，充滿了冥想與出其不意的自由敘述，用電影裡Whit的話說，那是宗教不是小說。可以說，在塞林格肉身脫離社會之前幾十年，他的作品已經完全脫離了所謂文壇。
J. D. Salinger
他當然是有意為之的。《麥田裡的守望者》讓他受夠了公眾矚目的苦頭，電影裡一個個戴著紅色獵帽裝扮成霍爾頓的忠實粉絲，對塞林格而言比戰爭還要可怕。在他宣佈將不再發表一個字之後，他的經紀人巧妙地改了口風，她把之前掛在嘴邊的“發表就是一切”，改成了“發表不是一切”，也許只是因為她知道一個神祕的作家就像一個自殺的作家一樣，滿足了讀者的另一種想像，反而會令他現存的出版物大賣。
塞林格在2010年去世之前，的確做到了近五十年不發表作品，據說他除了靈脩就是進行祕不示人的寫作。塞林格曾經在1974年接受的一次採訪中表示，他希望為自己寫作，而不是為了大眾，他說“在沒有圖書發表的日子裡，有種奇蹟般的寧靜”。而他去世後，《紐約時報》曾報道他最少有五部遺作將會出版，但是至今未見一點動靜。電影裡只留下了他苦行僧一樣把自己關在房子旁邊倉庫改建的工作室的形象，以及他為此疏離妻子兒女的行徑，相對於日後他女兒回憶錄的指控，電影非常寬容。
話說回來，電影本身其實是個諷刺，就像公眾對作家生活的誤解一樣。最討厭讀者圖解和代入他的小說的塞林格，在這部中規中矩的好萊塢傳記片中，不可避免地被圖解了，公眾更感興趣的是一個作家的怪癖，而不是他嚴肅的內心折磨。塞林格可以沉默，以他為生的出版、傳媒業可不會沉默。
為自己寫作是所有真正的作家的奢望，去年另一部關於寫作的電影：賈木許的《佩特森》（Paterson）裡的巴士司機詩人佩特森，好像天然地接近了這一快樂，因為他無名也不求名。後半生作為隱居士的塞林格會羨慕無名的佩特森嗎？這是一個偽命題，在選擇寫的時候，他們有同等的幸福，在選擇不寫的時候，他們有同等的解脫，兩者合起來就是寫作對一個人的存在給予的獎賞。這可跟金錢沒有半點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