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絢爛的中國書法史上，懷素無疑是佔有崇高地位的書法大家，他是唐代唯一與張旭齊名的草書家，史稱“草聖”。其造詣之精在古今獨步天下，無人能望其項背。一些人認為，現藏於臺灣台北故宮博物院裡的《小草千字文》（絹本）是懷素的“小草真跡”，而事實並非如此。在歷代的書家學者中，對此件作品曾有過不少真偽之議。。。這一件曾經被明代姚公綬、文徵明父子等收藏過和認定過的懷素作品實際上是一件贗品，嚴格來說這只不過是一件宋代或者元代的對臨摹本。但誰也沒有想到，這件大名鼎鼎的懷素真跡卻在2017年初被研究書畫的學者黃錦祥首次發現，而且是唐代經帖裝紙本而不是絹本手卷，這一重大發現漸漸引起了學術界和書畫界的廣泛關注！此帖又名為《千金貼》，在書法中有著極其重要的歷史地位，歷來為書林所重。在懷素身上，相傳著許多傳奇的故事，有人說他晚年患了疑難雜症等等。今天，我們可以從黃錦祥發現的懷素作品中解開這個千古之謎。。。他（懷素）不單止無病，寫這篇《小草千字文》的時候還精神煥發，揮灑自如。此書法毫無老病之態，書寫嚴謹，秀麗勁健，整體的氣息是洋洋灑灑，一氣呵成。用筆提按有度，收放自如，進入爐火純青的“化境”。
凡遇到相同的書法作品，要判斷母本(（真跡）還是摹本（贗品）是有方法的：主要看書寫節奏、運筆速度自然的就是母本。臨摹本總能夠看出筆法不暢，書寫節奏差失，轉折處停滯生硬，線條無力等毛病，也就是古人常說的“行氣不順”。因為臨摹者是不可以做到放筆直書的自由境界，模仿中一邊要保證字形相似一邊還要保證佈局相同，總會流露出行筆的不自然、失去節奏等等，怎樣去臨也臨不出原作者特有的自然美和章法美。下面這兩件作品正好體現了自然書寫與臨寫的不同特徵，從筆性上通過多方面的比對一切自有分曉！當然，外行人或非書法專業人士看似無異，這點與個人的學問深淺有著直接關係。要鑑定一件書法作品，首先要了解這位書家的書風特徵，用筆習慣，個性特點以及師承淵源。二是鑑定者最好能親身去學習書法，掌握書法的基本技法與審美特質。
圖中任意比較兩段草書，很明顯看出黃錦祥藏本（以下簡稱“黃本”）書寫暢快勁健，節奏自然，而臺灣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本（以下簡稱“臺本”）明顯看出因失去節奏速度後的線條軟弱、呆滯，通篇筆澀沉悶，拘謹乏味。儘管這兩件作品上的材質用料不同，從書法水平上看差距較大。（注：“黃本”為舊紙本，是典型的唐代經摺裝（散頁），“臺本”則是絹本手卷）。對比之下，“臺本”顯得澀呆渙散，形體結構失衡，筆意生疏，呆板僵硬，筆劃交代模糊不清，並且部分文字有修描添筆、加墨的痕跡。而“黃本”則顯得優美流暢，隨手萬變的藝術美感。通過每字核對不難發現，“臺灣藏本”具有複製“黃本”的書寫特徵，而且在臨寫中多次出現錯漏字和輟筆現象。若是同一個人書寫同一內容的文本，不可能去苛求每一字的位置相同來寫，也不會每行字數、每字形態皆相一致。因此，這類“雙胞胎”至少必有一件屬於真品（母本），而另一件必是贗品（摹本）。經過深入比較，“臺本”根本不具備懷素其他作品的用筆特性，這卷存放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裡的絹本懷素《小草千字文》其實是一件幾百年前的對臨摹本，俗稱贗品。
據卷中記載，“臺本”的最早藏家應為明代姚公綬，之後由文徵明父子、嚴嵩、宋犖、畢沅、釋達受、徐少圃等遞藏。那麼問題就來了，為什麼這件重要的書跡在宋代和元代未曾出現過呢？這顯然是明代橫空出世的不實作品。觀其卷中早期鑑印多為偽鈐。造偽者為了掩飾其咎，硬是把懷素說成是晚年患有“風疾”病，由於是“類風溼”或者是“風溼性關節炎”發作，使他在書寫《小草千字文》的時候有強烈的疼痛感，寫成了風格大變的“寒澀”之作，這美麗的謊言確實是很牽強。假使是生病了也不至於讓懷素精神失常而錯漏百出，更何況懷素是一個學問嚴謹的書法大家！懂得書法的人都會知道，任何一位書家在他的成長過程之中，他的筆跡都是有根可尋，即使在他的病前病後總有其筆性特點，完完全全變成了另一個人的書風是不可能的。由於該作品曾被明清後人題跋，直到現在還有人誤以為臺灣的懷素《小草千字文》是真跡實在是太荒唐了！正所謂：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
諷刺的是，明代就出現了莫如忠這樣的評說：“懷素絹本千字文真跡，其點畫變態，意匠縱橫，初若漫不經思，而動遵型範，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他既說出“臺灣藏本”的缺陷但又信以為真是十分可笑的！為什麼黃錦祥發現的懷素手跡就沒有象他說的“點畫變態、漫不經思”那樣率意而為，而是筆精墨妙、靈動自然的不二之作。很明顯，“臺本”的書寫風格與懷素個人藝術風格是完全不符的。從明代開始，莫如忠、姚公綬、文徵明、文嘉、王文治、錢泳、何紹基等人都把“臺本”給誤診了，導致歷年一些書家和出版社把贗品的懷素（臺本）以假當真並多次出版發行，對於熱愛學習草書的人來說會造成不良的技法影響，要知道學習書法最需要正統的原始母本！一些書籍在刊印“臺本”小草千文時引評：“懷素用筆‘字字用意’，脫去狂怪‘怒張’之習，而專趨於‘平淡’古雅之中”，試問當年的作偽者能不字字用意嗎？書寫時畏畏縮縮要特別小心，這樣的作品自然失去‘怒張’之勢寫不出一氣呵成的藝術效果。在行筆過程中因受到束縛致使其‘平淡’乏力 ，可惜他‘字字用心’時還是錯漏無常，這正好揭示了這件“臺本偽作”的真面目！
在歷史上被誤診的書畫個案也不在少數。著名的如被乾隆皇帝先後入藏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此二卷宛如“雙胞胎”，令自負於鑑賞的乾隆皇帝迷惑不已，實則先入藏宮內並經御題且加鈐璽印的那一卷實為摹本，而在後來入藏的那一卷後世稱為“無用師卷”的，才是真跡，乾隆認假為真成為笑談。徐邦達先生也曾說過：“鑑定最怕對比。什麼是真，什麼是假，一比就出來了。”確是言之有理，凡從事書法收藏鑑定的，必須則重於研究作者的用筆特性和風格神韻，即使有名人題跋也不可盡信，也要從史學資料等多方面去考察論證！一直以來，臺灣藏本受過多次質疑，作品上沒有懷素的用筆特性，從字體上仔細琢磨，不少地方運筆猶豫、頓澀，還有回描的絲絲痕跡，完全缺少了原作者自然書寫的筆勢技韻。作偽者終因心虛筆怯，難免失位，只要細緻觀察即能看出其中破綻。宋代蔣之奇說：“草書有妙理，惟懷素得之。”這草書妙理恰恰體現在“黃本”帖上。
回顧史載，米芾《寶章待訪錄》和趙佶《宣和書譜》均有著錄過懷素的《小草千文》，裡面指的應該是水平較高的懷素真跡而不是“臺本”。從黃錦祥藏本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懷素的用筆特點，一筆一畫駕輕就熟，隨手萬變中出神入化，此等佳作也非常人所能，這樣的“稀有品”更是彌足珍貴！可與之媲美的作品有：《自敘帖》、《苦筍帖》、《論書帖》諸帖，大都被祕藏於各大博物館內，而在私人大藏家手中更是難得一見！懷素草書特點圓勁有力，使轉如環，奔放流暢，一氣呵成，他與張旭齊名。後世有“張顛素狂”或“顛張醉素”之稱，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他能做詩，與李白、杜甫、蘇渙、錢起、鄔彤、顏真卿、盧象、陸羽、戴敘倫等多位名士交往。好飲酒，每當飲酒興起，不分牆壁、衣物、器皿，任意揮寫，時人謂之“醉僧”。自言得草書三味，極富特色，所書均為上品。當時頗負盛名的吏部尚書韓陡見了懷素的作品後曾感慨地說：“此沙門札翰當震宇宙大名。”
懷素是一位性情豁達豪邁的書法家。他行筆勁健、灑脫，試問又怎會寫出“臺本”那樣鬆散俗劣之作？比起“黃本”行雲流水的氣魄確是遜色不少。毫無疑問，面前的“黃本”筆畫簡約凝鍊，應規入矩，肅穆典雅，較《論書帖》更佳！通篇遒勁圓轉，溫潤古健，從中可以看出懷素與“二王”（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傳承淵源，是一件妙不可言的神品之作！懷素的草書以篆書入筆，藏鋒內轉，瘦硬圓通，靈動多變，氣勢恢弘，這正好體現了“黃本”的書寫特徵。他並沒有為追求新奇而無視法度，寫的小草結構嚴謹精練，貼近於《自敘帖》的用筆特性，充分體現出他獨特的藝術風格。懷素是書法史上領一代風騷的草書大家，他的大草與小草同是寫得精美絕倫，唐代名流顏真卿、戴叔倫、錢起等都曾撰文作詩加以贊詠。李白遊湖南時特地為他寫下《草書歌行》，贊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歐陽修在金石學著作《集古錄》中稱道：“藏真特以草書擅名當時，而尤見珍於今世。”可見懷素的書法在唐宋年間已頗具影響力，不愧有一字值千金的美譽！
根據“臺本”末尾簽署的年份題款，寫有“貞元十五年六月十七日於零陵，書時六十有三”的字樣，這類書寫款識出現在唐代存在錯誤。只有在宋代左右才開始出現有“時年多少有幾”的書寫形式，在唐代的書家中不曾有過類似的年份兼年齡下款。況且，此後款字跡與前面內文手跡截然不同，前後書寫並非一人，明顯是後人強加上去的（偽裝為其晚年年款），可想而知此作偽者是不諳時代的署款風貌。這樣看來“臺本”的下款就不是懷素的真實年款了，由於“黃本”的後半段《千字文》在古代已經散佚，暫無從稽考。但是，從書法史上署款為“時年多少有幾”的最早寫法應出現於宋代並非唐代。如現存於遼寧省博物館內南宋書法家張即之手跡就是最好的例證，他的作品《汪氏報本庵記卷》文中寫到“。。。庵之落成，‘時年六十有八矣’。誠孝不衰而又精力絕人。。。” 此類書寫形式在宋代猶為少用，更不會在唐代流行使用了。所以現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裡的《小草千字文》手跡絕不會早於宋代，更不會出於唐代懷素之手。
自從絹本《小草千字文》在明朝出現以來，已令不少學者對其有過非議。如明朝大臣、學者孫鑛雲：“陝刻今盛行世……素師雖有鐵腕力，然不脫緇流氣，筆法太近今。”這裡說出“臺本”的書法似今人寫而不象古人寫；明末清初政治家、收藏家孫承澤《庚子消夏記》雲：“小字（千文）乃絹本，字法端謹，不似懷素書。。。。予借至齋中最久，猶疑為宋人臨本。”他當時就說這絹本《小草千文》完全不象懷素寫的，很懷疑是宋人的臨摹本；而清代學者、書法家、書學理論家包世臣在《藝舟雙楫·歷下筆談》直言：“醉僧所傳大、小《千文》均為偽物。”他見過絹本《小草千字文》後即確定為贗品；曾任職於故宮博物院的朱家濟先生則在其影印本上跋雲：“吾當日題此本，以為“法度不失，風規自遠”，固亦不誤，而絕非素師書。素師六十三歲必不衰頹至此，全失俊逸之風。此蓋八十以上人臨本。其人非不能書者，老而不能運筆，乃作此狀。”大意是說這卷絹本《千字文》絕對不是懷素寫的，懷素六十三歲時不會衰頹到這個樣子，完全失去了俊逸之風。看這書法應是八十歲以上的人臨摹的。。。也就是說，臺北故宮博物院裡藏的懷素《小草千字文》（絹本）其實是一件懷素贗品。
退一步設想：假使“黃本”去臨摹“臺本”，黃本是不可能寫出這麼靈動自然的精妙之作。相反因“臺本”臨摹“黃本”的原故，才會出現了錯漏百出、筆法呆滯澀膩，線條不暢的異象，試想這類失去神韻的作品會是大家之作嗎？把“臺本”進行單個文字放大，可以清晰的發現，有多次修補添筆，極盡乞求，生怕寫錯了字，上下筆意連貫不上等缺點。雖然“臺本”在明代曾得到文徵明、文嘉、方士庶、王文治、錢泳、釋達受、何紹基等後人的認可，這正好反映出他們對學術的要求不夠嚴謹。導致此“古摹本”以訛傳訛延伸了幾百年，隨著真品（黃本）的浮現令其暗然失色！特別在明代和清代期間，流行著一種迷信著錄的鑑賞風氣，認為著錄是鑑定書畫真偽的主要依據，這當然是不對的。因為收藏家不管他有多好的優越條件和多高的眼力，終不免有所失誤。宋代著名書畫家、鑑定家趙佶皇帝當時收錄的晉人法書真跡，現在經過論證確定實際上是唐人的向拓本，一些曾收入於《宣和畫譜》的古畫真跡，今天看來實際上也是後人摹本。
從“臺本”《小草千字文》的印鑑中發現，卷中鈐有漢代“軍司馬印”、宋代“宣和”、“政和”和“內府圖書之印”，還有元代“趙孟頫印”鑑章，這些明代以前的印鑑均為偽印。因為這類印鑑大都出現於被公認為古摹本的懷素《食魚帖》上，啟功先生在分析懷素的另一卷狂草《苦筍帖》時也曾指出：“惟卷中諸古印，俱出妄人偽鈐”。試問唐代的懷素作品上又怎會印有漢代的“軍司馬印”呢？關於懷素髮現並鈐用“軍司馬印”之事，明以前的史料中不曾記載，清代錢泳說懷素用過“軍司馬印”本屬傳言或假說。徐邦達先生說：“《食魚帖》上所用‘軍司馬印’，‘未必懷素自鈐而或系後人鑑定時加鈐之’，‘至小草千字文上所鈐是否與《食魚帖》上所鈐為同一方，因漢宮印同文者可有多方耳’，故不能斷定。”徐先生在《古書畫過眼要錄——晉、隋、唐、五代、宋書法》一書的著錄中，就標明瞭《食魚帖》是一件“古摹本”。至於臺北懷素《小草千字文》絹帖上鈐蓋的共計十處“軍司馬印”，除了卷首標題、落款和卷末壓款的三處，其餘的均蓋在絹素的接縫上。蓋在押縫上的此印，從位置上看得出來，顯然是在字幅裝裱之後才加上的。這也足以證明“臺本”上的“軍司馬印”並非懷素所用。
品讀黃錦祥的懷素藏本，如同讀出了孫過庭《書譜》的古樸韻味。隨著懷素真本的發現，大大改寫了懷素的不實史記，還原了懷素《小草千字文》的真實形象。一千多年來，人們在研究他的過程中不免有太多假設和遐想。。。畢竟還要從他的所有作品中研究出來去偽存真。這幾百年來，懷素似乎一直在申冤著傾訴著：“我怎麼會被莫如忠說成是‘點畫變態漫不經思’之人，慶幸有學者孫鑛、孫承澤、包世臣、朱家濟、黃錦祥等有識之士在背後認同我，還我清譽。。。”其實懷素本身就是一位學問深淵的人。他能做詩，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他勤學苦練的精神受世人所頌。像這樣的高僧，對自已的治學要求也是相當嚴格的，除了有“飲酒食肉”這一癖好之外，他的大部份時間都用於頌文禮佛和書法創作，才有了舉世矚目的書法成就。如果懷素當年寫出了“臺本”這類諸多錯漏的草書，相信早就給他撕毀了。。。凡古今成就卓越之人大都獨善其身，更何況他是一位古代的大師呢。
懷素（725 ～ 785），唐代傑出書法家。以“狂草”名世，史稱“草聖”。字藏真，俗姓錢，永州零陵（今湖南零陵）人，是大曆十才子之一考功郎中錢起的外甥。自幼出家，經禪之餘，從事藝文，尤好草書。曾將棄筆堆積埋之於山下，號稱“筆冢”。又廣種芭蕉，用蕉葉加以揮灑，即顏其居曰“綠天庵”。好飲酒，及其酒酣興發，寺壁屏幛、衣裳器具，靡不書之，時人謂之“醉僧”。自言得草書三昧，有“狂僧”之稱。懷素書法初學歐陽詢，取法“二王”，後師從鄔彤學草書。鄔彤是張旭的學生，乃告以筆法。762年（寶應初年）自零陵出遊，歷衡陽，走廣州，客居潭州，然後經嶽州，進入長安。772年，懷素回鄉，途經洛陽，適逢顏真卿，曾趨謁拜訪，僧儒論書，遂為書壇盛事。唐代名士如李白、盧象、戴叔倫、錢起、陸羽等人，皆有歌行稱頌之。懷素以狂草著稱於世，與張旭齊名，人稱“顛張狂素”。黃庭堅評曰：“此二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傳世墨跡有《自敘帖》、《小草千文》、《論書帖》、《苦筍帖》等諸帖。
(注：此文本內容允許讀者轉載，對研究懷素具有一定的理學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