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魯
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新京報記者 陳鵬 攝
即將告別的2018年，有很多熱議的經濟話題，包括民企紓困、減稅降負、消費降級等等。經濟學家、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魯認為“中央再次提出來公平對待民營企業，重新肯定民營企業的作用，鼓勵民營企業繼續做好”是其這一年間印象最深刻的經濟事件。針對減輕民企負擔，他建議，不能徵過頭稅，也要避免預徵預繳。企業社保繳費負擔需要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關鍵是拿出足夠多的國有資產補充社保基金，同時減輕企業繳費率。對於“消費降級”的說法，王小魯認為，消費走緩也不必過於驚慌。讓老百姓敢花錢，經濟才能增長。
公平對待民營企業 用市場的辦法為民企紓困
新京報：2018年你印象最深刻的經濟事件是什麼？
王小魯：比較重要的還是中央再次提出來公平對待民營企業，重新肯定民營企業的作用，鼓勵民營企業繼續做好。這至少傳遞了一個重要信息，因為此前確實有很多混亂的認識。過去媒體總是宣傳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有些地方說混改要以國有企業為主，會讓人產生疑慮，把民營企業放在什麼位置上？
實際上，改革開放以來，民營企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如果不澄清認識的話，民營企業覺得沒有前途、沒有信心。
我認為，中央及時給出這麼一個信息非常重要。當然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公平的企業經營環境。要實實在在讓民營企業處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不同企業、不同所有制企業，都一樣公平競爭。
新京報：融資困境是民營企業、特別是小微企業時常面臨的一個問題，近期備受關注，也有一些針對性措施落地。對於紓解這個世界性難題，你有哪些建議？
王小魯：小微企業融資難的問題由來已久，其他國家也有這樣的問題，我們國家可能顯得更突出一些。我覺得主要一個問題是銀行體制限制太多、門檻太高，而且往往用限制進入來代替事後監管，因此我國小型、民間的銀行或金融機構沒怎麼發展起來。但是市場上的大中型銀行，特別國有大銀行對小微企業貸款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除了政策導向可能有不公平的因素，還有一個客觀因素：大銀行面向全國、網絡分佈很廣，要去一家一家地收集信息，瞭解各地方小微企業的情況，可能很困難。對它們來說，給小微企業貸款，相對來說可能成本比較高、風險比較大，要是專門去做調查、做評估，最後貸個3萬、5萬，就得不償失。
實際上，小型金融機構在這方面有很多長處，因為它可能就是在某個地區，在局部的一個區域從事經營，對當地情況比較瞭解，哪些企業經營得好，心裡有數。所以，怎麼樣在監管的同時，做到讓這些草根型金融機構能夠進入、參與金融競爭。政策以後可能要更多往這個方向考慮。
此外，我覺得，用行政命令的辦法，可能難以達到預期效果。下個命令讓銀行給小微企業貸款，但是銀行又要考慮到規避風險，要考慮成本問題，那麼在這幾種因素之間做選擇，往往就達不到主管當局希望的結果。所以，我覺得要想市場能接受的辦法，儘量少用行政命令。
企業社保繳費負擔要有一個大幅度的下降
新京報：除了融資，被關注比較多的是怎麼實現“實質性降低民營企業負擔”。今年政策層面圍繞“減稅降費”出臺了一系列措施，但減負的呼聲並未消減，甚至出現“稅負增多論”，依據是財政收入增速高於同期GDP增速。
王小魯：這種情況一直存在，但近一兩個月的財政收入增速減慢了。未來怎樣還需要觀察。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有一個問題，對財稅部門來講，首先要考慮的是完成任務，完成多少稅收，能夠保證政府必要的預算收入。那麼帶著這種任務觀去考慮問題的時候，往往會忽略了：稅收不光是政府獲得收入的手段，同時還是一個調節宏觀經濟的槓桿。
如果上級稅務部門對下級只有數量要求，不檢查徵稅合理與否，就很難避免出現基層部門徵“過頭稅”的現象。
不能徵過頭稅，也要避免這種預徵預繳，給企業造成過重的負擔。對企業而言，若今年經營不好，本來應該交100萬，你收了200萬，可能就是雪上加霜。
除了稅以外，還有繳費，其中特別重要的是社保繳費。如果一個企業給職工繳齊了的話，可能就是工資總額的40%，對企業來說是一個很重的負擔。而我們國家為什麼社保繳費有這麼重的負擔？這裡頭有歷史原因。
改革以前，國有企業不存在社會保障的問題。改革以後，因為要靠後來徵繳來滿足老一代的退休職工的需要，才有了養老保險。前一個時期，（政府）在這方面做了一些事，即拿出一部分國有資產來劃撥給社保基金，減輕社保基金的資金壓力。我覺得這個方向是對的，但是力度還是需要加大。同時要降低企業社保費率。我覺得要有一個相當大幅度的下降，這樣企業才能鬆一口氣，才會覺得負擔減輕了。
這裡面還涉及一個問題。國有資產劃撥給社保基金，因為現在國有資產的盈利狀況不太好，利潤率通常很低，那麼看起來是劃撥了一大筆國有資產，但真正能夠用的是它獲得的盈利。盈利非常有限，所以遠水解不了近渴，解決不了燃眉之急。
在市場上直接轉讓，比把國有資產劃撥給社保基金，可能起作用會更快一點。比如說，混改中有一些國有企業要出讓股權，有些經營不好的國有企業要退出，都可以通過市場渠道，把國有資產變現。假定說，原來的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共同組成一家企業，可能要拿出一部分股份來進行轉讓，那轉讓獲得的收入是不是可以直接用來彌補社保基金的不足？
新京報：減稅減到何種程度才合適？
王小魯：我個人覺得我國企業稅費負擔還是重，有很大的空間可以減少。
經常有人拿我們國家政府收入和發達國家政府收入做對比，說我們不算太高。如果我們把財政預算收入加上其他收入，比如說政府賣地的收入、社保基金收入，還有國有資本的收入都加上的話，大概至少是GDP的1/3。
這個比例高不高？有些人說不高，因為有些發達國家可能超過三分之一，可能到40%乃至更高。但發達國家這麼高的政府收入主要用在社會保障，用在老百姓身上。
這些年我國醫療、教育等公共服務雖有改善，社會保障有改善，但以國際水平衡量，我國這些方面的政府支出比例仍然是偏低的。
主要財政支出則是政府的行政支出，發達國家的行政支出可能佔財政支出的10%左右，我國大約在20%以上。這麼高的行政支出，其實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政府機構人員冗雜，人浮於事。行政支出壓縮的餘地很大。
再一點就是政府的投資支出。當然這個投資支出來源不一，不光是來自財政預算，還有來自賣地的收入、來自銀行的貸款，或者建立融資平臺來借款，大量的借款最後都變成政府負擔。因此，過多的政府投資支出，而且其中有相當數量是效率很低的，或者是無效的投資。
過去，我們在一些產業領域裡不斷投資，最後造成大量過剩產能，然後又要靠行政手段去產能，造成重大資源浪費。在城市建設投資中也有大量浪費。
所以，要把不必要的投資減下來，一方面可以減輕企業的負擔，另一方面可以拿出一部分政府收入來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改善公共服務、社會保障。那麼多農民工在城市裡沒有戶口，怎麼能儘快改變這個狀況，儘快地轉化成市民，能夠在城市裡安家落戶，這是政府首當其衝要解決的。
新京報：目前來看，減少財政收入的環境是不是已經形成了？
王小魯：這恐怕取決於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政府支出結構要變，要減少不必要的支出。與此同時，減少企業的繳費負擔並加快推進城市戶籍改革，促進農民工市民化和社保全覆蓋。這兩件事需要同時並進，都需要做，單做一件可能效果都不好。現在整個經濟形勢不算好，經濟增長還在走緩。在這種情況下，企業經營會面臨很多困難，那麼政府收入下行也會帶來一些麻煩。
但畢竟這是暫時的，現在下決心給企業減輕負擔，減少政府收入，帶來了一些當前的困難。也許一下子還看不到效果，要有一個恢復期。所以，未來幾年就得準備過苦日子，但這是為長遠發展創造條件。
未來幾年消費走緩不奇怪
新京報：剛才說政府準備過苦日子，實際上民眾現在也有反應“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你怎麼看待這個現象？目前我國家庭債務的水平會不會對消費形成擠出效應？
王小魯：前一時期，消費對經濟增長起了很重要的支撐作用。如果說整個經濟在逐漸走緩，消費很難始終保持一枝獨秀。只不過它是一個滯後變量，可能反應會慢一點。
從這個角度來看，未來幾年消費繼續走緩也不奇怪。但是隻要堅持市場導向的改革和結構調整，未來經濟發展仍然會有前途，還會恢復。所以，消費走緩也不必過於驚慌。
另一個方面，高槓杆率和高房價造成了很多問題。居民槓桿率居高不下，與房地產市場密切相關。而這一方面高槓杆帶來高風險，另一方面給老百姓造成了很重的負擔，同時也擠壓了未來的消費。
而房價只升不降，到底什麼原因造成的？我覺得兩個原因很重要。一個是，過去很長時間，貨幣一直寬鬆。如果不去股市，可能就去房市。還有一個因素就是現行的土地制度推高了地價，進而推高了房價。因為房價都和地價連在一起。
因為我們現在土地市場沒開放，土地的一級供應商就是政府。政府先從農村徵地，再賣地。要擴大政府收入，就得把地價抬高。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現在這種土地制度鼓勵各級政府抬高地價、擴大政府賣地收入，我認為不能再維持下去。其實十八屆三中全會早就說了，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而且講了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應該和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利。這幾年這方面改革沒有多少進展，我覺得這是需要推進的。
新京報：在當今的經濟環境下，如何進一步激發消費潛力？
王小魯：改革開放以後，我國消費率（GDP中最終消費佔的比重）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基本上都是百分之六十幾，就是說2/3是消費，1/3是投資。在世界上，這個消費率相比而言是低的，但我們儲蓄率、投資率是高的。好處是，八九十年代拿GDP的1/3來投資，經濟增長很快。
但2000年以後發生一次大變化，儲蓄率和投資率急劇上升，消費率急劇下降。與八九十年代相比，消費率降低了十幾個百分點，投資率提升了十幾個百分點。那這麼一升一降帶來什麼？經濟增長更快了？沒有。
我們過去形成了一個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狀況，這是結構失衡的核心。其實現在要恢復到一個更合理的水平，經濟增長反而可以更快。過去投資很多，但是大量的無效投資，造成了過剩產能，反而成為經濟增長的負擔。如果說讓消費率再回升十個百分點，到百分之六十多，經濟增長會更快，而且會更可持續。
因為老百姓敢消費，企業的產品才能賣得出去，經濟才能增長。不要老等到企業賣不出東西了，然後再政府大舉投資來拉動增長，結果投資又造成了一些沒有用的項目，造成過剩。這是得不償失的。讓老百姓敢花錢，經濟才能增長。
★精彩觀點
1 比較重要的還是中央再次提出來公平對待民營企業，重新肯定民營企業的作用，鼓勵民營企業繼續做好。更重要的是，創造一個公平的企業經營環境。要實實在在讓民營企業處在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不同企業、不同所有制企業，都一樣公平競爭。
2 不能徵過頭稅，也要避免這種預徵預繳，給企業造成過重的負擔。對企業而言，若今年經營不好，本來應該交100萬，你收了200萬，可能就是雪上加霜。
3 在市場上直接轉讓，比把國有資產劃撥給社保基金，可能起作用會更快一點。比如說，混改中有一些國有企業要出讓股權，有些經營不好的國有企業要退出，都可以通過市場渠道，把國有資產變現。
採寫/新京報記者 陳鵬 實習生程子嬌 朱思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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