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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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林藍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不結婚,日本的“單身經濟”乘上了特快列車。從“一人食”、“單人卡拉OK”到“自己和自己的婚禮”,各種專為單身女性設計的服務如雨後春筍般面世,日本社會似乎已經準備好迎接這批不走尋常路的新女性。

而在慶祝女性獨立的背後,是持續跌破新低的婚育率,這對於老齡化程度原本就嚴重的日本來說,是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在日本,職業女性面臨著諸多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而婚後家庭重擔也常常完全落在女方肩上。

為了有效減輕婦女的生活負擔,日本政府在2010年後就開始作出種種嘗試,例如出臺奶爸計劃(Ikumen Project),試圖改善父親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現象。但這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簡單問題,僅僅鼓勵父親迴歸家庭,似乎還不足以消除痛狀。因為,和職業母親過重的生活負擔捆綁在一起的難題,還有老生常談的雙性刻板印象和日本扭曲的工作文化。

單身即解放:日本女性面對的職場和育兒壓力

在以往的日本社會,年過25歲的未婚女性有個綽號叫“聖誕蛋糕”,因為一旦過了25歲就可能“沒有人要了”。當然,這個物化女性的陳腐花名後來被抵制、停用,但日本女性今天面臨的職場性別歧視和要承擔的家庭責任,卻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褪去。

日本的家庭分工在“二戰”後定型,由於當時是經濟發展的騰飛時期,男人們在社會前線努力工作,女人們則留守二線經營家庭。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並迎來了“平成大蕭條”,許多家庭主婦不得不外出工作幫補家用,日本女性開始成為輔助勞動力。1999年,世界知名投行Goldman Sachs日本戰略師凱西·鬆井首次發表圍繞著“女性經濟”(Womenomics)的研究。該研究指出,通過縮小職場上的性別失衡,能為日本帶來700萬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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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林藍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不結婚,日本的“單身經濟”乘上了特快列車。從“一人食”、“單人卡拉OK”到“自己和自己的婚禮”,各種專為單身女性設計的服務如雨後春筍般面世,日本社會似乎已經準備好迎接這批不走尋常路的新女性。

而在慶祝女性獨立的背後,是持續跌破新低的婚育率,這對於老齡化程度原本就嚴重的日本來說,是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在日本,職業女性面臨著諸多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而婚後家庭重擔也常常完全落在女方肩上。

為了有效減輕婦女的生活負擔,日本政府在2010年後就開始作出種種嘗試,例如出臺奶爸計劃(Ikumen Project),試圖改善父親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現象。但這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簡單問題,僅僅鼓勵父親迴歸家庭,似乎還不足以消除痛狀。因為,和職業母親過重的生活負擔捆綁在一起的難題,還有老生常談的雙性刻板印象和日本扭曲的工作文化。

單身即解放:日本女性面對的職場和育兒壓力

在以往的日本社會,年過25歲的未婚女性有個綽號叫“聖誕蛋糕”,因為一旦過了25歲就可能“沒有人要了”。當然,這個物化女性的陳腐花名後來被抵制、停用,但日本女性今天面臨的職場性別歧視和要承擔的家庭責任,卻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褪去。

日本的家庭分工在“二戰”後定型,由於當時是經濟發展的騰飛時期,男人們在社會前線努力工作,女人們則留守二線經營家庭。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並迎來了“平成大蕭條”,許多家庭主婦不得不外出工作幫補家用,日本女性開始成為輔助勞動力。1999年,世界知名投行Goldman Sachs日本戰略師凱西·鬆井首次發表圍繞著“女性經濟”(Womenomics)的研究。該研究指出,通過縮小職場上的性別失衡,能為日本帶來700萬的勞動力。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日本著名單身主義女演員天海祐希 。圖源:《請適當討論》。

6年前,重新上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積極推進“女性經濟”, 表示要以性別平等為目標,扭轉經濟低迷的局面。然而,政府設定在2020年的目標,卻在方案提出的兩年內,從原來由女性擔當30%的政府高級官職和私人公司高層職位,修改成7%的政府高級官職和15%的公司高層職位。如此巨大的變幅,令人不得不懷疑政策的可行性。

政府雖然制定了目標,但由於沒有明確的獎罰體制,所謂的“信誓旦旦”終究只是理想主義。目前,在日本的知名企業中,只有零食公司卡樂比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截至2016年有約20%的高層職位由女性擔當。其餘像日產、豐田、本田等更具世界影響力的大公司,則在增加女性高層人員上停滯不前,整體日本企業文化難以被帶動。女性就業率雖然在數量上得到提升,但職業質量卻依然沒有變革。

據統計,2017年,日本15到64週歲的女性有68%在工作。儘管數據和美國相近,但這些工作女性的年齡比例卻呈M形,因為很大部分女性在二三十歲時結婚生子後便會辭職,到孩子長大後才再次投入工作。這種斷裂型工作模式,大大限制了日本女性的職業發展前景,同時加固了企業在招聘和管理員工時的性別歧視。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提到,不少日本公司在得知女員工懷孕後,會建議其轉成兼職或合同工,有的甚至勸退。而家有小學三年級以下幼兒的女員工,雖然可以每天提早一小時下班,但需要接受相應的減薪;減薪過後,還有漫長的職位瓶頸和工資漲幅停滯期。因為,對於公司而言,需要付出更多時間照料孩子的女性無法長期加班,工作上的貢獻一旦減少,便不配擁有升職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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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林藍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不結婚,日本的“單身經濟”乘上了特快列車。從“一人食”、“單人卡拉OK”到“自己和自己的婚禮”,各種專為單身女性設計的服務如雨後春筍般面世,日本社會似乎已經準備好迎接這批不走尋常路的新女性。

而在慶祝女性獨立的背後,是持續跌破新低的婚育率,這對於老齡化程度原本就嚴重的日本來說,是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在日本,職業女性面臨著諸多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而婚後家庭重擔也常常完全落在女方肩上。

為了有效減輕婦女的生活負擔,日本政府在2010年後就開始作出種種嘗試,例如出臺奶爸計劃(Ikumen Project),試圖改善父親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現象。但這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簡單問題,僅僅鼓勵父親迴歸家庭,似乎還不足以消除痛狀。因為,和職業母親過重的生活負擔捆綁在一起的難題,還有老生常談的雙性刻板印象和日本扭曲的工作文化。

單身即解放:日本女性面對的職場和育兒壓力

在以往的日本社會,年過25歲的未婚女性有個綽號叫“聖誕蛋糕”,因為一旦過了25歲就可能“沒有人要了”。當然,這個物化女性的陳腐花名後來被抵制、停用,但日本女性今天面臨的職場性別歧視和要承擔的家庭責任,卻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褪去。

日本的家庭分工在“二戰”後定型,由於當時是經濟發展的騰飛時期,男人們在社會前線努力工作,女人們則留守二線經營家庭。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並迎來了“平成大蕭條”,許多家庭主婦不得不外出工作幫補家用,日本女性開始成為輔助勞動力。1999年,世界知名投行Goldman Sachs日本戰略師凱西·鬆井首次發表圍繞著“女性經濟”(Womenomics)的研究。該研究指出,通過縮小職場上的性別失衡,能為日本帶來700萬的勞動力。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日本著名單身主義女演員天海祐希 。圖源:《請適當討論》。

6年前,重新上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積極推進“女性經濟”, 表示要以性別平等為目標,扭轉經濟低迷的局面。然而,政府設定在2020年的目標,卻在方案提出的兩年內,從原來由女性擔當30%的政府高級官職和私人公司高層職位,修改成7%的政府高級官職和15%的公司高層職位。如此巨大的變幅,令人不得不懷疑政策的可行性。

政府雖然制定了目標,但由於沒有明確的獎罰體制,所謂的“信誓旦旦”終究只是理想主義。目前,在日本的知名企業中,只有零食公司卡樂比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截至2016年有約20%的高層職位由女性擔當。其餘像日產、豐田、本田等更具世界影響力的大公司,則在增加女性高層人員上停滯不前,整體日本企業文化難以被帶動。女性就業率雖然在數量上得到提升,但職業質量卻依然沒有變革。

據統計,2017年,日本15到64週歲的女性有68%在工作。儘管數據和美國相近,但這些工作女性的年齡比例卻呈M形,因為很大部分女性在二三十歲時結婚生子後便會辭職,到孩子長大後才再次投入工作。這種斷裂型工作模式,大大限制了日本女性的職業發展前景,同時加固了企業在招聘和管理員工時的性別歧視。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提到,不少日本公司在得知女員工懷孕後,會建議其轉成兼職或合同工,有的甚至勸退。而家有小學三年級以下幼兒的女員工,雖然可以每天提早一小時下班,但需要接受相應的減薪;減薪過後,還有漫長的職位瓶頸和工資漲幅停滯期。因為,對於公司而言,需要付出更多時間照料孩子的女性無法長期加班,工作上的貢獻一旦減少,便不配擁有升職的機會。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穿和服的日本兒童。

三年前,一位匿名媽媽在無法給孩子找到日託中心後發表的博客《孩子保育院落選,去死吧日本!!!》獲得千萬流量,震動全日本。育兒機構短缺,是迫使許多日本已婚女性,不得不捨棄職業野心的另一個核心原因。

今年六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指出,目前日本至少有兩萬名嬰幼兒在排隊等候公立日託中心的名額。政府雖然表示會在兩年內加急建立更多育兒機構,但不與工作時長成正比的低薪酬,打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成為育兒老師的念頭。這個承諾,彷彿是一張空頭支票。更棘手的是,應聘育兒教師的多為女性,當她們本人懷孕生子後又被機構減薪勸退,導致本來稀有的資源流失,這無疑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死循環。

日本的育兒,需要家長額外的精力。除了洗衣服、做便當、陪玩、陪睡,其他的必要環節還包括給孩童記錄生活日誌,詳細至孩子一天的活動、餐飲、行為和話語。由於日本人大多不願意請陌生人到家裡帶孩子,所以保姆業並不能減輕育兒機構短缺的負擔,找不到託管的家庭只能由夫妻雙方自行消化。據經合組織統計,日本男性平均每天投入家庭的時間僅有41分鐘,很多時候僅僅是吃一頓飯的時間,這也意味著只有女方在為家庭放下職業野心。如此看來,女性只要不結婚生子,就能在經濟、職業、私人時間上獲得更多自由,擁有更輕鬆的人生。

Ikumen Project:日本的奶爸計劃是什麼?

上世紀90年代初,在日本只有女孩需要接受家政課,而男孩並不用。這不禁指向了日本社會中格外頑固的兩性形象。為了改變男性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常態,日本政府於2010年出臺了“Ikumen”計劃,試圖減輕婦女的家庭負擔,以此鼓勵職業女性結婚生育,並最終推動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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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林藍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不結婚,日本的“單身經濟”乘上了特快列車。從“一人食”、“單人卡拉OK”到“自己和自己的婚禮”,各種專為單身女性設計的服務如雨後春筍般面世,日本社會似乎已經準備好迎接這批不走尋常路的新女性。

而在慶祝女性獨立的背後,是持續跌破新低的婚育率,這對於老齡化程度原本就嚴重的日本來說,是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在日本,職業女性面臨著諸多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而婚後家庭重擔也常常完全落在女方肩上。

為了有效減輕婦女的生活負擔,日本政府在2010年後就開始作出種種嘗試,例如出臺奶爸計劃(Ikumen Project),試圖改善父親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現象。但這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簡單問題,僅僅鼓勵父親迴歸家庭,似乎還不足以消除痛狀。因為,和職業母親過重的生活負擔捆綁在一起的難題,還有老生常談的雙性刻板印象和日本扭曲的工作文化。

單身即解放:日本女性面對的職場和育兒壓力

在以往的日本社會,年過25歲的未婚女性有個綽號叫“聖誕蛋糕”,因為一旦過了25歲就可能“沒有人要了”。當然,這個物化女性的陳腐花名後來被抵制、停用,但日本女性今天面臨的職場性別歧視和要承擔的家庭責任,卻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褪去。

日本的家庭分工在“二戰”後定型,由於當時是經濟發展的騰飛時期,男人們在社會前線努力工作,女人們則留守二線經營家庭。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並迎來了“平成大蕭條”,許多家庭主婦不得不外出工作幫補家用,日本女性開始成為輔助勞動力。1999年,世界知名投行Goldman Sachs日本戰略師凱西·鬆井首次發表圍繞著“女性經濟”(Womenomics)的研究。該研究指出,通過縮小職場上的性別失衡,能為日本帶來700萬的勞動力。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日本著名單身主義女演員天海祐希 。圖源:《請適當討論》。

6年前,重新上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積極推進“女性經濟”, 表示要以性別平等為目標,扭轉經濟低迷的局面。然而,政府設定在2020年的目標,卻在方案提出的兩年內,從原來由女性擔當30%的政府高級官職和私人公司高層職位,修改成7%的政府高級官職和15%的公司高層職位。如此巨大的變幅,令人不得不懷疑政策的可行性。

政府雖然制定了目標,但由於沒有明確的獎罰體制,所謂的“信誓旦旦”終究只是理想主義。目前,在日本的知名企業中,只有零食公司卡樂比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截至2016年有約20%的高層職位由女性擔當。其餘像日產、豐田、本田等更具世界影響力的大公司,則在增加女性高層人員上停滯不前,整體日本企業文化難以被帶動。女性就業率雖然在數量上得到提升,但職業質量卻依然沒有變革。

據統計,2017年,日本15到64週歲的女性有68%在工作。儘管數據和美國相近,但這些工作女性的年齡比例卻呈M形,因為很大部分女性在二三十歲時結婚生子後便會辭職,到孩子長大後才再次投入工作。這種斷裂型工作模式,大大限制了日本女性的職業發展前景,同時加固了企業在招聘和管理員工時的性別歧視。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提到,不少日本公司在得知女員工懷孕後,會建議其轉成兼職或合同工,有的甚至勸退。而家有小學三年級以下幼兒的女員工,雖然可以每天提早一小時下班,但需要接受相應的減薪;減薪過後,還有漫長的職位瓶頸和工資漲幅停滯期。因為,對於公司而言,需要付出更多時間照料孩子的女性無法長期加班,工作上的貢獻一旦減少,便不配擁有升職的機會。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穿和服的日本兒童。

三年前,一位匿名媽媽在無法給孩子找到日託中心後發表的博客《孩子保育院落選,去死吧日本!!!》獲得千萬流量,震動全日本。育兒機構短缺,是迫使許多日本已婚女性,不得不捨棄職業野心的另一個核心原因。

今年六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指出,目前日本至少有兩萬名嬰幼兒在排隊等候公立日託中心的名額。政府雖然表示會在兩年內加急建立更多育兒機構,但不與工作時長成正比的低薪酬,打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成為育兒老師的念頭。這個承諾,彷彿是一張空頭支票。更棘手的是,應聘育兒教師的多為女性,當她們本人懷孕生子後又被機構減薪勸退,導致本來稀有的資源流失,這無疑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死循環。

日本的育兒,需要家長額外的精力。除了洗衣服、做便當、陪玩、陪睡,其他的必要環節還包括給孩童記錄生活日誌,詳細至孩子一天的活動、餐飲、行為和話語。由於日本人大多不願意請陌生人到家裡帶孩子,所以保姆業並不能減輕育兒機構短缺的負擔,找不到託管的家庭只能由夫妻雙方自行消化。據經合組織統計,日本男性平均每天投入家庭的時間僅有41分鐘,很多時候僅僅是吃一頓飯的時間,這也意味著只有女方在為家庭放下職業野心。如此看來,女性只要不結婚生子,就能在經濟、職業、私人時間上獲得更多自由,擁有更輕鬆的人生。

Ikumen Project:日本的奶爸計劃是什麼?

上世紀90年代初,在日本只有女孩需要接受家政課,而男孩並不用。這不禁指向了日本社會中格外頑固的兩性形象。為了改變男性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常態,日本政府於2010年出臺了“Ikumen”計劃,試圖減輕婦女的家庭負擔,以此鼓勵職業女性結婚生育,並最終推動經濟。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Ikumen計劃 logo

“Ikumen”是一個合成詞:“ikuji”在日文中是育兒的意思,“ikemen”則指帥氣性感的年輕男性。兩個詞的用意各取一些,便得出了“ikumen”,也就是育兒男,形容帶孩子的爸爸或家庭主夫,可簡單地理解為奶爸。這個奶爸計劃在線上有專業的育兒資訊網站,線下有給父親們講解如何做簡易玩具、如何講好睡前故事等育兒技能的講習班和研討會。

為了進一步擴散項目的影響力,負責Ikumen計劃的衛生勞動福利部還動用了大眾媒體,投資有關父親育兒的影視娛樂項目;部門還設立了“Ikumen Star”和“Ikumen Boss”等獎項,表彰出色的奶爸和積極推行該計劃的企業。在政界,廣島地方官湯崎英彥曾是第一個對外宣佈休育兒假的官員,在9年前還因此事登上了報紙頭條。

在近十年後的今天,Ikumen計劃出效果了嗎?數據顯示,願意拿育兒假的男性從2012年的2%上升到了2017年的7%,這些父親仍然是極少數。同時,許多女性也表達了對該計劃的不滿,例如將幹家務活、參與育兒的男性塑造成偉大的英雄形象,彷彿打理家庭對於男性來說只是“加分項”。而一些想要積極響應號召的父親也有崩潰時刻,例如結束了勞累的加班回家後,發現等待著他們的是一池剩碗。

但這並不代表Ikumen計劃一無是處。有觀察者表示,經過政府機構持續的努力,“Ikumen”這個概念已經普及,如今日本的週末漸漸出現更多帶娃外出的父親。5年來,請育兒假的男性的微小漲幅,也證明了奶爸計劃的成效,雖然這個改變依舊非常緩慢。

無法提速改變的原因,恐怕還是與日本根深蒂固的性別刻板形象以及加班文化直接掛鉤。如果不改變男性必須養家餬口的期望和拖沓的加班文化,將男人從畸形的工作氛圍中解救出來,日本的婚育率恐怕很難得到質的提升。

日本“996”:給年輕男女的雙向壓力

前不久,中國的“996”佔領國內外各大媒體的頭條,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科技業蓬勃發展背後的代價浮出水面。然而,這種有毒的工作文化,並不只存在於中國,稍微放眼海外,鄰國日本長久以來就以過度工作而聞名世界。

在夜幕下的新宿小巷裡,一排排寫著“居酒屋”的紅色燈籠被點亮,照射著瀰漫街道的燒烤煙氣。坐滿了這些擁擠小店的人,幾乎都是穿著西裝,卸下了領帶的男性。除了在公司挑燈夜戰,陪上司和客戶消遣也是加班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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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林藍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不結婚,日本的“單身經濟”乘上了特快列車。從“一人食”、“單人卡拉OK”到“自己和自己的婚禮”,各種專為單身女性設計的服務如雨後春筍般面世,日本社會似乎已經準備好迎接這批不走尋常路的新女性。

而在慶祝女性獨立的背後,是持續跌破新低的婚育率,這對於老齡化程度原本就嚴重的日本來說,是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在日本,職業女性面臨著諸多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而婚後家庭重擔也常常完全落在女方肩上。

為了有效減輕婦女的生活負擔,日本政府在2010年後就開始作出種種嘗試,例如出臺奶爸計劃(Ikumen Project),試圖改善父親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現象。但這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簡單問題,僅僅鼓勵父親迴歸家庭,似乎還不足以消除痛狀。因為,和職業母親過重的生活負擔捆綁在一起的難題,還有老生常談的雙性刻板印象和日本扭曲的工作文化。

單身即解放:日本女性面對的職場和育兒壓力

在以往的日本社會,年過25歲的未婚女性有個綽號叫“聖誕蛋糕”,因為一旦過了25歲就可能“沒有人要了”。當然,這個物化女性的陳腐花名後來被抵制、停用,但日本女性今天面臨的職場性別歧視和要承擔的家庭責任,卻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褪去。

日本的家庭分工在“二戰”後定型,由於當時是經濟發展的騰飛時期,男人們在社會前線努力工作,女人們則留守二線經營家庭。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並迎來了“平成大蕭條”,許多家庭主婦不得不外出工作幫補家用,日本女性開始成為輔助勞動力。1999年,世界知名投行Goldman Sachs日本戰略師凱西·鬆井首次發表圍繞著“女性經濟”(Womenomics)的研究。該研究指出,通過縮小職場上的性別失衡,能為日本帶來700萬的勞動力。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日本著名單身主義女演員天海祐希 。圖源:《請適當討論》。

6年前,重新上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積極推進“女性經濟”, 表示要以性別平等為目標,扭轉經濟低迷的局面。然而,政府設定在2020年的目標,卻在方案提出的兩年內,從原來由女性擔當30%的政府高級官職和私人公司高層職位,修改成7%的政府高級官職和15%的公司高層職位。如此巨大的變幅,令人不得不懷疑政策的可行性。

政府雖然制定了目標,但由於沒有明確的獎罰體制,所謂的“信誓旦旦”終究只是理想主義。目前,在日本的知名企業中,只有零食公司卡樂比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截至2016年有約20%的高層職位由女性擔當。其餘像日產、豐田、本田等更具世界影響力的大公司,則在增加女性高層人員上停滯不前,整體日本企業文化難以被帶動。女性就業率雖然在數量上得到提升,但職業質量卻依然沒有變革。

據統計,2017年,日本15到64週歲的女性有68%在工作。儘管數據和美國相近,但這些工作女性的年齡比例卻呈M形,因為很大部分女性在二三十歲時結婚生子後便會辭職,到孩子長大後才再次投入工作。這種斷裂型工作模式,大大限制了日本女性的職業發展前景,同時加固了企業在招聘和管理員工時的性別歧視。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提到,不少日本公司在得知女員工懷孕後,會建議其轉成兼職或合同工,有的甚至勸退。而家有小學三年級以下幼兒的女員工,雖然可以每天提早一小時下班,但需要接受相應的減薪;減薪過後,還有漫長的職位瓶頸和工資漲幅停滯期。因為,對於公司而言,需要付出更多時間照料孩子的女性無法長期加班,工作上的貢獻一旦減少,便不配擁有升職的機會。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穿和服的日本兒童。

三年前,一位匿名媽媽在無法給孩子找到日託中心後發表的博客《孩子保育院落選,去死吧日本!!!》獲得千萬流量,震動全日本。育兒機構短缺,是迫使許多日本已婚女性,不得不捨棄職業野心的另一個核心原因。

今年六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指出,目前日本至少有兩萬名嬰幼兒在排隊等候公立日託中心的名額。政府雖然表示會在兩年內加急建立更多育兒機構,但不與工作時長成正比的低薪酬,打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成為育兒老師的念頭。這個承諾,彷彿是一張空頭支票。更棘手的是,應聘育兒教師的多為女性,當她們本人懷孕生子後又被機構減薪勸退,導致本來稀有的資源流失,這無疑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死循環。

日本的育兒,需要家長額外的精力。除了洗衣服、做便當、陪玩、陪睡,其他的必要環節還包括給孩童記錄生活日誌,詳細至孩子一天的活動、餐飲、行為和話語。由於日本人大多不願意請陌生人到家裡帶孩子,所以保姆業並不能減輕育兒機構短缺的負擔,找不到託管的家庭只能由夫妻雙方自行消化。據經合組織統計,日本男性平均每天投入家庭的時間僅有41分鐘,很多時候僅僅是吃一頓飯的時間,這也意味著只有女方在為家庭放下職業野心。如此看來,女性只要不結婚生子,就能在經濟、職業、私人時間上獲得更多自由,擁有更輕鬆的人生。

Ikumen Project:日本的奶爸計劃是什麼?

上世紀90年代初,在日本只有女孩需要接受家政課,而男孩並不用。這不禁指向了日本社會中格外頑固的兩性形象。為了改變男性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常態,日本政府於2010年出臺了“Ikumen”計劃,試圖減輕婦女的家庭負擔,以此鼓勵職業女性結婚生育,並最終推動經濟。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Ikumen計劃 logo

“Ikumen”是一個合成詞:“ikuji”在日文中是育兒的意思,“ikemen”則指帥氣性感的年輕男性。兩個詞的用意各取一些,便得出了“ikumen”,也就是育兒男,形容帶孩子的爸爸或家庭主夫,可簡單地理解為奶爸。這個奶爸計劃在線上有專業的育兒資訊網站,線下有給父親們講解如何做簡易玩具、如何講好睡前故事等育兒技能的講習班和研討會。

為了進一步擴散項目的影響力,負責Ikumen計劃的衛生勞動福利部還動用了大眾媒體,投資有關父親育兒的影視娛樂項目;部門還設立了“Ikumen Star”和“Ikumen Boss”等獎項,表彰出色的奶爸和積極推行該計劃的企業。在政界,廣島地方官湯崎英彥曾是第一個對外宣佈休育兒假的官員,在9年前還因此事登上了報紙頭條。

在近十年後的今天,Ikumen計劃出效果了嗎?數據顯示,願意拿育兒假的男性從2012年的2%上升到了2017年的7%,這些父親仍然是極少數。同時,許多女性也表達了對該計劃的不滿,例如將幹家務活、參與育兒的男性塑造成偉大的英雄形象,彷彿打理家庭對於男性來說只是“加分項”。而一些想要積極響應號召的父親也有崩潰時刻,例如結束了勞累的加班回家後,發現等待著他們的是一池剩碗。

但這並不代表Ikumen計劃一無是處。有觀察者表示,經過政府機構持續的努力,“Ikumen”這個概念已經普及,如今日本的週末漸漸出現更多帶娃外出的父親。5年來,請育兒假的男性的微小漲幅,也證明了奶爸計劃的成效,雖然這個改變依舊非常緩慢。

無法提速改變的原因,恐怕還是與日本根深蒂固的性別刻板形象以及加班文化直接掛鉤。如果不改變男性必須養家餬口的期望和拖沓的加班文化,將男人從畸形的工作氛圍中解救出來,日本的婚育率恐怕很難得到質的提升。

日本“996”:給年輕男女的雙向壓力

前不久,中國的“996”佔領國內外各大媒體的頭條,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科技業蓬勃發展背後的代價浮出水面。然而,這種有毒的工作文化,並不只存在於中國,稍微放眼海外,鄰國日本長久以來就以過度工作而聞名世界。

在夜幕下的新宿小巷裡,一排排寫著“居酒屋”的紅色燈籠被點亮,照射著瀰漫街道的燒烤煙氣。坐滿了這些擁擠小店的人,幾乎都是穿著西裝,卸下了領帶的男性。除了在公司挑燈夜戰,陪上司和客戶消遣也是加班的一種。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在地下通道熟睡的男子。

在這種無止境的加班潛規則下,催生了一種日本獨有的打盹兒文化———“Inemuri”。“Inemuri”即日本人民在電車、街道、辦公室、學校等公共場所打瞌睡的社會現象,在文化意義上是被大眾接受的,於上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的鼎盛時期流行起來。當時的日本人幹勁滿滿,有著為了事業發展而捨棄睡眠的抱負,由此逐漸形成了上床睡穩覺就代表著這個人沒有盡力,而在公共場合打盹兒就意味著這個人很忙、很努力的弔詭心理狀態。

毫無疑問,這個矛盾的社會現象是日本過勞工作文化的結果,而企業對於過勞的合理化,使得加班次數和長度變成了表忠心的機會和升職的KPI。被傳統社會觀念督促著的男性,需要不斷加班為求升職加薪,很少充分使用法定育兒假。而同樣想要爬得更高的女性,在生育後不能加班就只能接受職業瓶頸。

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是婚育率提不上去的另一個直接原因。上世紀90年代進行勞動法改革,日本政府放寬了企業使用短期合同工和自由職業者的限制,因此湧現了大批派遣公司,同時企業的正職也在逐漸減少。雖然日本的失業率保持在3%以下,但這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沒有保障的非正職勞動力。

另一方面,高強度的加班文化,也迫使許多支撐不住的年輕人不得不離職,選擇流動性更強的短期工種。對於被期待著養家餬口的男性來說,沒有一份正職工作就意味著在傳統婚姻市場失去了重要競爭力。與其去面對那些固化社會期盼所帶來的壓力,有部分男性也會主動選擇單身,只經營自己的生活。所以,毒性工作文化下的日本“社畜”不分男女,是所有青年人共同的焦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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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林藍

隨著越來越多的女性選擇不結婚,日本的“單身經濟”乘上了特快列車。從“一人食”、“單人卡拉OK”到“自己和自己的婚禮”,各種專為單身女性設計的服務如雨後春筍般面世,日本社會似乎已經準備好迎接這批不走尋常路的新女性。

而在慶祝女性獨立的背後,是持續跌破新低的婚育率,這對於老齡化程度原本就嚴重的日本來說,是非常嚴峻的社會問題。在日本,職業女性面臨著諸多職場上的性別歧視,而婚後家庭重擔也常常完全落在女方肩上。

為了有效減輕婦女的生活負擔,日本政府在2010年後就開始作出種種嘗試,例如出臺奶爸計劃(Ikumen Project),試圖改善父親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現象。但這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簡單問題,僅僅鼓勵父親迴歸家庭,似乎還不足以消除痛狀。因為,和職業母親過重的生活負擔捆綁在一起的難題,還有老生常談的雙性刻板印象和日本扭曲的工作文化。

單身即解放:日本女性面對的職場和育兒壓力

在以往的日本社會,年過25歲的未婚女性有個綽號叫“聖誕蛋糕”,因為一旦過了25歲就可能“沒有人要了”。當然,這個物化女性的陳腐花名後來被抵制、停用,但日本女性今天面臨的職場性別歧視和要承擔的家庭責任,卻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而褪去。

日本的家庭分工在“二戰”後定型,由於當時是經濟發展的騰飛時期,男人們在社會前線努力工作,女人們則留守二線經營家庭。進入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並迎來了“平成大蕭條”,許多家庭主婦不得不外出工作幫補家用,日本女性開始成為輔助勞動力。1999年,世界知名投行Goldman Sachs日本戰略師凱西·鬆井首次發表圍繞著“女性經濟”(Womenomics)的研究。該研究指出,通過縮小職場上的性別失衡,能為日本帶來700萬的勞動力。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日本著名單身主義女演員天海祐希 。圖源:《請適當討論》。

6年前,重新上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積極推進“女性經濟”, 表示要以性別平等為目標,扭轉經濟低迷的局面。然而,政府設定在2020年的目標,卻在方案提出的兩年內,從原來由女性擔當30%的政府高級官職和私人公司高層職位,修改成7%的政府高級官職和15%的公司高層職位。如此巨大的變幅,令人不得不懷疑政策的可行性。

政府雖然制定了目標,但由於沒有明確的獎罰體制,所謂的“信誓旦旦”終究只是理想主義。目前,在日本的知名企業中,只有零食公司卡樂比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截至2016年有約20%的高層職位由女性擔當。其餘像日產、豐田、本田等更具世界影響力的大公司,則在增加女性高層人員上停滯不前,整體日本企業文化難以被帶動。女性就業率雖然在數量上得到提升,但職業質量卻依然沒有變革。

據統計,2017年,日本15到64週歲的女性有68%在工作。儘管數據和美國相近,但這些工作女性的年齡比例卻呈M形,因為很大部分女性在二三十歲時結婚生子後便會辭職,到孩子長大後才再次投入工作。這種斷裂型工作模式,大大限制了日本女性的職業發展前景,同時加固了企業在招聘和管理員工時的性別歧視。

《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提到,不少日本公司在得知女員工懷孕後,會建議其轉成兼職或合同工,有的甚至勸退。而家有小學三年級以下幼兒的女員工,雖然可以每天提早一小時下班,但需要接受相應的減薪;減薪過後,還有漫長的職位瓶頸和工資漲幅停滯期。因為,對於公司而言,需要付出更多時間照料孩子的女性無法長期加班,工作上的貢獻一旦減少,便不配擁有升職的機會。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穿和服的日本兒童。

三年前,一位匿名媽媽在無法給孩子找到日託中心後發表的博客《孩子保育院落選,去死吧日本!!!》獲得千萬流量,震動全日本。育兒機構短缺,是迫使許多日本已婚女性,不得不捨棄職業野心的另一個核心原因。

今年六月,《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指出,目前日本至少有兩萬名嬰幼兒在排隊等候公立日託中心的名額。政府雖然表示會在兩年內加急建立更多育兒機構,但不與工作時長成正比的低薪酬,打消了許多有抱負的年輕人成為育兒老師的念頭。這個承諾,彷彿是一張空頭支票。更棘手的是,應聘育兒教師的多為女性,當她們本人懷孕生子後又被機構減薪勸退,導致本來稀有的資源流失,這無疑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死循環。

日本的育兒,需要家長額外的精力。除了洗衣服、做便當、陪玩、陪睡,其他的必要環節還包括給孩童記錄生活日誌,詳細至孩子一天的活動、餐飲、行為和話語。由於日本人大多不願意請陌生人到家裡帶孩子,所以保姆業並不能減輕育兒機構短缺的負擔,找不到託管的家庭只能由夫妻雙方自行消化。據經合組織統計,日本男性平均每天投入家庭的時間僅有41分鐘,很多時候僅僅是吃一頓飯的時間,這也意味著只有女方在為家庭放下職業野心。如此看來,女性只要不結婚生子,就能在經濟、職業、私人時間上獲得更多自由,擁有更輕鬆的人生。

Ikumen Project:日本的奶爸計劃是什麼?

上世紀90年代初,在日本只有女孩需要接受家政課,而男孩並不用。這不禁指向了日本社會中格外頑固的兩性形象。為了改變男性在家庭事務中缺失的社會常態,日本政府於2010年出臺了“Ikumen”計劃,試圖減輕婦女的家庭負擔,以此鼓勵職業女性結婚生育,並最終推動經濟。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Ikumen計劃 logo

“Ikumen”是一個合成詞:“ikuji”在日文中是育兒的意思,“ikemen”則指帥氣性感的年輕男性。兩個詞的用意各取一些,便得出了“ikumen”,也就是育兒男,形容帶孩子的爸爸或家庭主夫,可簡單地理解為奶爸。這個奶爸計劃在線上有專業的育兒資訊網站,線下有給父親們講解如何做簡易玩具、如何講好睡前故事等育兒技能的講習班和研討會。

為了進一步擴散項目的影響力,負責Ikumen計劃的衛生勞動福利部還動用了大眾媒體,投資有關父親育兒的影視娛樂項目;部門還設立了“Ikumen Star”和“Ikumen Boss”等獎項,表彰出色的奶爸和積極推行該計劃的企業。在政界,廣島地方官湯崎英彥曾是第一個對外宣佈休育兒假的官員,在9年前還因此事登上了報紙頭條。

在近十年後的今天,Ikumen計劃出效果了嗎?數據顯示,願意拿育兒假的男性從2012年的2%上升到了2017年的7%,這些父親仍然是極少數。同時,許多女性也表達了對該計劃的不滿,例如將幹家務活、參與育兒的男性塑造成偉大的英雄形象,彷彿打理家庭對於男性來說只是“加分項”。而一些想要積極響應號召的父親也有崩潰時刻,例如結束了勞累的加班回家後,發現等待著他們的是一池剩碗。

但這並不代表Ikumen計劃一無是處。有觀察者表示,經過政府機構持續的努力,“Ikumen”這個概念已經普及,如今日本的週末漸漸出現更多帶娃外出的父親。5年來,請育兒假的男性的微小漲幅,也證明了奶爸計劃的成效,雖然這個改變依舊非常緩慢。

無法提速改變的原因,恐怕還是與日本根深蒂固的性別刻板形象以及加班文化直接掛鉤。如果不改變男性必須養家餬口的期望和拖沓的加班文化,將男人從畸形的工作氛圍中解救出來,日本的婚育率恐怕很難得到質的提升。

日本“996”:給年輕男女的雙向壓力

前不久,中國的“996”佔領國內外各大媒體的頭條,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科技業蓬勃發展背後的代價浮出水面。然而,這種有毒的工作文化,並不只存在於中國,稍微放眼海外,鄰國日本長久以來就以過度工作而聞名世界。

在夜幕下的新宿小巷裡,一排排寫著“居酒屋”的紅色燈籠被點亮,照射著瀰漫街道的燒烤煙氣。坐滿了這些擁擠小店的人,幾乎都是穿著西裝,卸下了領帶的男性。除了在公司挑燈夜戰,陪上司和客戶消遣也是加班的一種。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在地下通道熟睡的男子。

在這種無止境的加班潛規則下,催生了一種日本獨有的打盹兒文化———“Inemuri”。“Inemuri”即日本人民在電車、街道、辦公室、學校等公共場所打瞌睡的社會現象,在文化意義上是被大眾接受的,於上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的鼎盛時期流行起來。當時的日本人幹勁滿滿,有著為了事業發展而捨棄睡眠的抱負,由此逐漸形成了上床睡穩覺就代表著這個人沒有盡力,而在公共場合打盹兒就意味著這個人很忙、很努力的弔詭心理狀態。

毫無疑問,這個矛盾的社會現象是日本過勞工作文化的結果,而企業對於過勞的合理化,使得加班次數和長度變成了表忠心的機會和升職的KPI。被傳統社會觀念督促著的男性,需要不斷加班為求升職加薪,很少充分使用法定育兒假。而同樣想要爬得更高的女性,在生育後不能加班就只能接受職業瓶頸。

找不到穩定的工作,是婚育率提不上去的另一個直接原因。上世紀90年代進行勞動法改革,日本政府放寬了企業使用短期合同工和自由職業者的限制,因此湧現了大批派遣公司,同時企業的正職也在逐漸減少。雖然日本的失業率保持在3%以下,但這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沒有保障的非正職勞動力。

另一方面,高強度的加班文化,也迫使許多支撐不住的年輕人不得不離職,選擇流動性更強的短期工種。對於被期待著養家餬口的男性來說,沒有一份正職工作就意味著在傳統婚姻市場失去了重要競爭力。與其去面對那些固化社會期盼所帶來的壓力,有部分男性也會主動選擇單身,只經營自己的生活。所以,毒性工作文化下的日本“社畜”不分男女,是所有青年人共同的焦慮。

婚育率下跌背後,是女性單身的選擇,也是男性的生存困境

日劇《最完美的離婚》劇照。

在這層社會語境下,日本政府不僅僅需要Ikumen計劃去鼓勵男性參與家庭,更需要整頓不健康的加班文化,才能有效提起年輕人婚育的興趣。

魚和熊掌可兼得:

母親身份從被動到自主選擇

一個社會的民眾意識及福利制度建設,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女性對母親身份的取捨。無論是推行Ikumen計劃,還是整頓企業文化,政府本質上要做的是保證女性的社會地位。

事實上,在女權主義學術界,母親身份一直是個燙手的山芋。以舒拉米斯·費爾史東(Shulamith Firestone)為代表的激進派認為,懷孕是殘酷野蠻的,是為了物種的利益個人身體要承擔的短期折磨,婦女應該從繁衍後代的責任中被解放。以瑪麗·奧布萊恩(Mary O’Brien)為代表的另一批女權主義者則認為,生殖能力和嬰兒對母親的生物依賴性恰恰是女性的重要力量,也是使女性團結的源泉。

從生理層面來看,女性生孩子需要經歷孕期的不適和生產的劇痛,是一個痛苦的過程。但這個專屬新生命所能帶來的成就感和使命感,往往可以支撐孕婦,抵消懷孕帶來的消極影響。而這其中的成就感和使命感,也會在日後的撫養過程中持續變大。甚至,育兒可以看作個人輸出的一種途徑,因為撫養人無可避免地會把個人價值觀、經驗、喜好等基因以外的特質傳遞給懷中的生命體。在這層意義上,撫育孩子是擁有直接生產力的女性的價值與能力體現,是女性向外界輸出和展現個人價值的一種重要方式。

然而,女性一旦成為母親,在身體上的變化和產後育兒的生理需求,使其工業輸出值在長時間內無法回升,男權社會架構也允許作為父親的男性無需承擔過多日常撫育責任。這導致女性的育兒成本,無論是在生理還是在社會層面,都遠高於男性,這時的生殖能力反而成為了一種壓迫。

假如,在一個思想不斷進化的社會,女性渴望擁有更多原本只屬於男性的輸出自我的機會、獲得成就感的方式,以及實現個人價值的路徑,那麼,對於女性而言,成為母親也就從必做題變成了選做題。因此,未來理想社會的發展方向是降低女性生育成本,讓女性越來越容易去平衡親子關係和職業發展。在這個問題上,老齡化尤其嚴重的日本雖然意識到痛點所在,但治療力度依然不夠。

伴隨著中韓單身人數的上升,少子化早已不是日本獨有的現狀,而是全球化的趨勢。在婚育率下降的現象中,一個社會需要反思的問題是環環相扣的。這裡面牽扯到的性別平等、女權主義、工作文化、政治經濟等議題,都在婚育這件耳熟能詳的人生大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倘若拋開一切社會限制,假設我們身處於一個烏托邦世界,繁殖和養育後代,又是否會是所有女性都希望做的事情?在科技發達、思想形態愈發開放的21世紀,很多單身男女和不育夫妻都只是單純享受這種生活狀態,所以,或許人口老齡化,本來就是隨著人類社會進步而不可避免的社會階段。至於為了延續香火,要守護哪些不定因素,又要調節哪些既定因素,恐怕是每個國家需要各自衡量的挑戰。

或許,日本的解題方式,能給一洋之隔的中國,帶來新的反思和思路。

參考資料:

https://www.nytimes.com/2019/08/03/world/asia/japan-single-women-marriage.html?smid=nytcore-ios-share

https://www.nytimes.com/2019/02/02/world/asia/japan-working-mothers.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Coverage&pgtype=Article®ion=Footer

http://www.bbc.com/future/story/20181127-ikumen-how-japans-hunky-dads-are-changing-parenting

http://www.bbc.com/future/story/20160506-the-japanese-art-of-not-sleeping

https://www.bbc.com/news/35888504

https://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7/07/japan-mystery-low-birth-rate/534291/

作者丨林藍

編輯丨徐偉

校對丨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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