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經歷了年均9.8%的高增長，與之對應，金融業也以發展為主旋律。以中國經濟新常態和這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為界，從現在開始到未來一段時期，中國金融業發展將經歷一個嚴監管、控風險的時期。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時期。”8月4日，在中國銀行業協會主辦的《中國銀行業發展報告（2017）》發佈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李揚作出上述解讀。
李揚表示，此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列舉了金融八大亂象，包括部分國企債務、地方債務、房地產泡沫、影子銀行、外部衝擊、違法犯罪、槓桿率高懸和流動性風險等。總書記指出，當下中國金融風險點多面廣、亂象叢生、整個金融體系的脆弱性在增大。這些表述堪稱十分嚴厲。關於原因，總書記總結了四個方面。一是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也就是說，我們沒有自外於全球金融體系，沒有自外於全球金融危機；二是經濟下行，經過上一輪擴張之後，經濟金融進入下行清算階段。這個表述很嚴厲。過去，經濟在發展，增長速度很高，不免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如今，經濟進入新常態，金融業也到了清算的時候；三是實體經濟結構扭曲，金融結構扭曲，扭曲的金融結構對應扭曲的實體經濟結構，有很多不暢通的地方。“我注意到，總書記在說到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問題的時候，沒有隻談金融這一面，基本上都同時說實體經濟和金融兩面，金融不服務實體經濟，固然有金融部門的問題，但更多的還是實體經濟的問題。實體經濟扭曲，實體經濟低迷，缺乏有利可圖的投資機會，金融何以提供服務？”；四是一些市場主體行為異化。“此處用到‘異化’的概念，含義十分深刻。”
既然形勢如此，今後一段時間要加強監管，便是符合邏輯的結論。而處理風險，“要付出成本，經歷痛苦”。為理解，這是給大家打預防針。如果說從去年下半年開始，金融業感覺到了痛苦的話，現在看來，那還只是開始。所以要付出成本，經歷痛苦，為的是在今後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就是說，我們如今的的風險點很多，涉及面也很廣，但是，風險的累積還沒達到導致全面危機的程度，我們要痛下決心，阻止情況再壞下去，避免風險轉變為全面危機。
李揚表示，作為研究者，非常贊同中央的這種判斷。“如果用槓桿率做指標進行國際比較的話，我們在幾年前就很驚恐地發現，中國的金融部門、住戶部門的槓桿率的變化和八年前美國相應部門槓桿率的變化如出一轍。”美國金融部門的槓桿率在上世紀80年代尚屬平穩，然後，伴隨著“新經濟”發展，開始迅速上升，到2008年達到頂峰，2009年開始下降，那就是危機了。中國的槓桿率在全球危機前比較平穩，自2007年開始上升，到去年年底達到了歷史頂峰。我們所以驚恐，是因為中美這兩個部門的槓桿率變化趨勢實在太相像了，差別只是滯後了8年。我們不希望中國的槓桿率繼續上升，這是因為，金融業作為有一定技術特徵的行業，同樣的情況極有可能重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近年來始終致力於研究中國的債務問題、槓桿率問題。正是基於這些研究，我們非常贊同應將債務和槓桿率上升的勢頭止住，要立即止損。不能讓那些會淘空整個經濟基礎的不良金融行為再繼續下去。
“我對這次全國金融工作會的第一個體會就是，用詞之嚴厲，涉及面之廣，前所未有。結合我們自己的研究成果，我們非常同意這樣的判斷。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到今後的若干年裡，我們要忍受痛苦，整頓秩序，管理風險。”李揚說。
李揚以2008年後的美國金融業發展為例，說明了中國金融業未來幾年的可能走勢。他指出，美國在金融危機後，在2010年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改法案將金融業監管束縛得很緊，金融機構處處碰線，緊的結果是，其槓桿率降低了三分之一。現在回頭看，正是在金融業‘不太好過’的同時，美國實體經濟得到真正的恢復。“舉這個例子是想說，我們恐怕也要經歷這樣一個過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召開金融工作會，頗有點類似美國通過《多德弗蘭克法案》。在今後的幾年裡，還會有一系列新的舉措來管理風險。”
學習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精神的第二個體會，就是會議用了金融鏈的概念來重新塑造我們的金融體系。李揚指出，在重塑過程中，當然有一些提法不太相同的地方，比如，說到中小金融機構，說要安於地方，重心下沉，要好好去經營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不主張跨境經營，不主張跨業經營。鄉村的就扶持鄉村，社區的就服務社區，不要想多少年後成為世界五百強。這是非常鍼砭時弊的。“金融鏈一定是分層次的，一定有不同的服務對象，分了層次就有不同的信息，不同的信息相對應就有不同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
李揚指出，全國金融工作會議重申了十三五規劃中提出的商業性金融、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協調發展、互相配合的問題。在談到協調配合的時候，談到了金融業今後的經營理念應當是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相統一。“我覺得，這也是一個里程碑式的變化。”
以前講金融、講改革，就一個概念“市場化”。十三五規劃裡面談到金融發展的時候，首次不用這樣的表述，而是談到了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商業性金融並舉的問題，而且，還把這種結構同金融業理念的改變聯繫起來。所謂理念改變，集中而言就是，我們不再是以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標的經營單位，而是一個承擔著社會責任的經濟組織。
這其實也是世界潮流。2014年有一本書風行世界，那就是《21世紀資本論》。這本書指出，用市場經濟機制確實是可以提高效率，但市場經濟不受約束的發展，會使得收入分配日益不公，並導致社會動盪。幾年來，我國政府不斷強調改革紅利的可得性、普惠等理念的重要性，就是說，在當前社會發展階段，物質財富已經如此豐富的情況下，各類經濟主體不能再純粹以利潤為經營目標，而要有社會責任。金融業歷來就是特許經營行業，因而存在“制度性利差”，可享“坐地收錢”之利，社會一般總會要求金融機構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如今，社會對金融業的這方面要求更為突出了。仔細看一下全國金融工作會裡面的安排，我們就發現這不是空話。至少四個方面的問題值得關注。
第一，會議很明確地說到，今後一個很長時間裡，我們的投資對象相當多的是準公益性產業和社會基礎設施。這些投資需要有經濟的價值和社會價值統一。我們很可能進入了合理利潤亦即低利潤的階段。這個領域肯定要做，但它們肯定不是純商業的。
第二個領域是普惠。經過4年左右的推廣，普惠概念已逐漸普及，如今，它已經不只是說中小微企業，而是到了醫療、養老、教育、扶貧等領域。大家知道，此類事情是必須做，傳統上靠國家財政，向下發展，國家財政的錢肯定不夠，金融必須跟上。要上這種覆蓋面越來越大的項目，就不能完全追求經濟利潤，就必須追求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統一，必須尋找適合它的模式。
第三個領域，綠色金融。金融必須支持綠色發展，但如今，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還是相矛盾的，今後，我們要努力發掘“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項目。這也是擺在我們面前非常重要的挑戰。如今，中國在國際社會中應對氣候變化等問題上是扛大旗的，為了踐行這些使命，金融也要跟上。
第四個領域是科技。支持科技喊了很久，但成效甚微。很重要的原因是，多數高新科技項目並沒有非常明確的可持續的商業價值，但是，這些項目中的多數對於國家至關重要。因此，要想辦法創造出支持科技的新的金融運行的模式，新的產品、新的服務，當然，要商業性、政策性、開發性和合作性金融協同支持。
“金融業今後的目標不再是單純的利潤最大化，而是經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相統一，這一理念切中實際，而且順應了世界潮流。我們必須順應這一潮流，全面改善我們的理念和經營方式。”李揚表示。
（本文為李揚在中國銀行業協會活動上的演講，由本報記者整理，經演講者審閱確認）
（編輯：閆沁波）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