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3年開始，我國的GDP增速就從原來的高速狂奔進入瞭如今的穩定增長，曾幾何時動輒雙位數的增長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6%到7%的經濟增速。
而經濟發達的沿海地區受到影響最深，GDP增速普遍比巔峰時期下滑三成有餘，但是隨著沿海城市的經濟減速，內陸長江沿線的內河港口反倒是快速崛起，翻看2017年的GDP增速表，重慶、武漢、南京等內陸港口城市均名列前茅，平均增速將近9%，堪稱內陸經濟逆襲的代表城市，那麼在沿海發達省份經濟普遍減速的同時，為什麼內河港口城市的經濟反倒能快速崛起呢？
人力成本差異
沿海經濟增速之所以在這幾年遇到了瓶頸，主要是經濟發展進入到了攻堅升級的關鍵時期，低端製造業代工廠模式隨著沿海城市人力和土地成本的增加已經逐漸難以為繼，而需要依靠技術和資金建立的高端製造業，高端服務業又缺乏相應的技術積累和人才優勢，經濟發展正處在高不成低不就的尷尬境地。
所以這些沿海製造業迫切想要尋找用地價格便宜，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新興工業城市，而這些依託長江航運可駛得萬噸海輪的內陸港城就成為了這些製造業轉移的首選，其中僅重慶和武漢近五年來接收的外部投資均已經翻了2倍有餘，而彼時平均工資只相當於東部沿海地區的一半，地價相當於沿海地區的三分之一，所以相同規模的廠房建設，內陸省市的前期投資大概只相當於沿海省份的四分之一，而經營費用由於社保基數和人員工資標準的差距也減少了一半以上，所以過去的五年是重慶、武漢這類的內陸港城經濟快速起飛的五年。
重點產業崛起
因為土地和人力成本的問題，也因為水運物流的價格優勢，重慶和武漢的製造業力量有了長足的進步，就拿目前為止大宗工業品中單價最高的汽車工業來說，曾經中國的汽車工業主要在長春、天津、廣州等少數幾個城市中間，而隨著重慶和武漢的先後崛起，重慶的汽車年產量已經突破了250萬大關，從規模上成為了中國內地的NO.1。而武漢通過和二汽的融合，汽車產量也進入到了200萬梯隊，正向前三名發起衝擊。
汽車工業的崛起帶動了相關的上游配件企業的發展，重慶和武漢的機械和電子配件廠如雨後春筍一般快速成長，目前汽車領域的國產替代率已經超過了95%，是名副其實的自主行業。同時隨著一線城市人口和土地資源的逐漸飽和，內陸二線城市也迎來了人口迴流的高峰，特別是重慶和湖北這樣的外勞大省，這五年迎來了遲到的人口紅利，人們選擇在家門口打工的意願極大的上升，同時人口的增加也帶來了消費的增長，使得服務業的發展成為可能，畢竟靠製造業內遷解決的就業人口是要有消費需求的，所以武漢和重慶往年接近9%的GDP增速也是消費提升和工業共振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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