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如今，我們站在新的歷史節點上回顧過去，推出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致敬前行的力量暨“看見”系列人物專訪，尋找每一寸肌膚裡都鐫刻著新中國成長與探索印記的他們，推動著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的他們，期待用他們的眼睛，講述過去的歷史，照亮前行的路。
本期嘉賓 朱海斌
摩根大通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
核心觀點
1. 土地財政非常好地解決了工業化過程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的問題；現在農村社保改革的錢可能也要來自農村土地改革
2. 社融反彈是貨幣政策寬鬆的最主要標誌。目前貨幣政策在傳導期，通常還需兩個季度，現在雖然有降準，但對明年上半年的經濟並不樂觀，社融拐點還沒有到。
3. 減稅降費的財政政策思路是對的，但能不能落到實處，能不能持久，關鍵的問題在於降低行政支出。這涉及到政府行政、機構改革，是更加基礎的改革。
4. 中國對歐洲，對其它地區進一步開放的態度還是要堅定
5. 出口重在就業。宏觀經濟雖然說保六，保八，其實核心是保就業；政治局會議提出的“六個穩”，第一穩，就是穩就業
6. 現在政策很多，左右搖擺，也沒什麼好的效果，有兩個根本性原因：第一，真正市場要做的，行政化卻在干預，破壞了市場；第二是認為逆週期的宏觀調整可以替代結構性改革。
7. 對內開放的問題在市場公平準入、公平競爭，各地區的貿易保護；對外開放的則是非關稅貿易壁壘
8. 貿易自由化全球化，或技術創新，它解決的是財富增長的問題，不解決財富分配，而財富分配的失敗，讓老百姓把怨氣撒在了貿易全球化。
【談歷史】
“在當時環境下，土地財政非常好地解決了工業化過程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的問題；現在農村社保改革的錢可能也要來自農村土地改革。改革開放的整個激勵機制，從政府到農村，從城市到農村，釋放了人的積極性；現在需要引入新的官員激勵機制。”
金融界：改革開放給中國經濟帶來了巨大改變，中國經濟40年的變化翻天覆地，人均GDP從384美元到9200多美元，佔全球經濟比例從1.8％到14.8％，成績舉世矚目，在您看來，中國取得這樣的成就主要原因有哪些？
朱海斌：中國改革開放經濟成就有天時、地利、人和三方面原因。
天時，1978年改革開放，正好對應了上一輪貿易全球化大潮。從最開始慢慢開放到2001年標誌性地加入WTO，中國出口快速增長，成為出口大國和製造業大國。
地利，主要是國內生產要素的改革。1978年後戶籍慢慢放開，包括就業各方面，釋放了人口流動，配合農村轉移到城市人口的巨大紅利。土地也非常重要，尤其是1998年以後的房地產改革與之後的土地財政。在當時環境下，土地財政解決了工業化過程中基礎設施建設的瓶頸問題。中國人說要致富先修路，基建好了，才有工業化的基礎。
人和，1978年之前大家普遍沒有積極性。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充分釋放了農民的積極性。之後，從農村到城市，從企業到政府官員，激勵機制改革釋放了人的積極性。
【談宏觀經濟】
“社融反彈是貨幣政策寬鬆的最主要標誌。目前貨幣政策在傳導期，通常還需兩個季度，現在雖然有降準，但對明年上半年的經濟並不樂觀，社融拐點還沒有到。如果明年一季度再降息，可能能觸底反彈，經濟復甦可能要等到明年下半年”
金融界：9月新增社融2.21萬億，但扣除政府專項債後僅1.47萬億，環比有所下降。對於這個說法，社融反彈就是經濟見底之時，您認可嗎？
朱海斌：貨幣政策真正寬鬆有兩個標誌性事件：一是社融必須從底部反彈，第二是利率下行。
2008-2009年，2012-2013年，2015-2016年，過去十年貨幣政策寬鬆過這三次，非常明確的：第一，降息，央行存貸款基準利率下調；第二，降準，以及降準後的社融或者銀行信貸的反彈。歷史上看，2008-2009年是信貸，2012和2015年是社融增速上升，一般反彈至少5個百分點。
這次雖然有降準，但是效果不好，社融增速持續下行。今年央行還用了新口徑，如果用舊口徑的話，十月份都在9％以下了，比名義GDP增速還低。
某種程度上，今年跟2014年比較像，降息降準後，貸款增速還在向下，直到2015年年中政策全面放鬆為止。當時連房地產政策都大轉彎，從控制房價到很多城市取消限購，放鬆首套房貸款比例，下調房貸利率。社融數據在2015年6月觸底，然後迅速反彈，當然，傳導到經濟還遲了兩個季度，從宏觀經濟看，2015年下半年是最差的，但2016年一季度開始好轉。所以社融反彈是貨幣政策寬鬆的最主要標誌。
目前貨幣政策在傳導期，通常還需兩個季度，現在雖然有降準，但對明年上半年的經濟並不樂觀，社融還在向下，拐點還沒有到。可能拐點在今年年底，明年年初。預計明年一月會再次降準，社融可能觸底反彈，經濟復甦可能要等到明年下半年。
【談財政改革】
“減稅的效果能不能落到實處，中國基本上對企業的減稅實際減稅負擔往往要打六折。減稅降費的財政政策思路是對的，但能不能落到實處，能不能持久，關鍵的問題在於降低行政支出。這涉及到政府行政、機構改革，是更加基礎的改革。”
金融界：您對現在的財稅改革有什麼看法？
朱海斌：現在談到最多的是減稅，我雙手支持減稅降費。
今年個稅改革已經宣佈了，具體措施也都出來了。相對個稅，更多還應關注企業。個稅減免當然是好事，但實際上佔的比重是非常低的，我們個稅的納稅人數少，個稅收入佔財政收入不到7％，美國是40％左右。
減稅是好事，不過也存在問題：
第一，減稅的效果是否能落到實處。我們算過，中國政府公佈的對企業的減稅，在實際中往往要打六折。
這有幾個原因。一是因為政策執行不到位。營改增，最開始抵扣部分沒相應跟上，稅率由5-6％的營業稅改成16％的增值稅。二是稅收監管環節的加強。從現金到現在的銀行、電子交易，徵收力度在加強。
第二，減稅後，對經濟的支撐力度比以往要小很多。以往財政政策是政府發債投資搞項目，效果快；現在降稅減費，企業是不是會去投資，納稅人是不是會去消費，很難講。所以從財政政策的效應來講，可能會更弱，政策傳導的時滯會更長，如果2019年經濟短期下行壓力很大的話，財政政策可能遠水解不了近渴，所以短期需要貨幣政策更快調整。
第三，更基本的問題在於，減稅降費最後能不能持久，最核心的就是能不能把財政支出降下來。財政改革的討論目前很少涉及到財政支出部分的改革，實際情況是政府越來越向大政府發展，很多財政支出非常剛性。從財政來講，支出剛性，收入減少，赤字必然提高，然而，財政部又不願意赤字太高，財政赤字也不可能持續性很高，這就產生了一個內在矛盾。
【談貿易】
“多邊來看，中國對歐洲，對其它地區進一步開放的態度還是要堅定。出口重在就業。宏觀經濟雖然說保六，保八，其實核心是保就業；政治局會議提出的‘六個穩’，第一穩，就是穩就業”
金融界：除了減稅以後，現在經濟三個馬車裡面，出口一直處於中美貿易摩擦的狀態，你覺得如何才能讓出口重新保持發力？
朱海斌：首先從雙邊來看。如果貿易戰繼續升級，匯率調整是最直接的，人民幣貶值能抵消大部分關稅。當然人民幣貶值有很多制約，要考慮資本外流，美國的迴應。
第二方面是出口退稅增加。從某種意義上，這是從財政部分抵消，雖然力度有限，但也會起到一定幫助。
第三從多邊來看。更重要的是，怎樣加強對其它地區的開放。如果貿易戰升級的話，對美出口肯定會下滑，但對美出口僅佔總體大概17％左右，哪怕它跌20％，只要其它剩下的80％有增長的話，整體出口就不會下滑太大。
所以中國要繼續對其它地區的開放，雖然中美短期也談不出太明確的結果，但是中國對其它地區進一步開放的態度還是要堅定。
對於中國來說需要明確的一點，出口增長本身沒那麼重要，出口重要性在就業，大概有20％的城鎮就業是在出口行業，也可能比例會更高，因為很多是勞動密集型，所以如果出口大幅下滑的話，對就業來講有很多的壓力。
【談經濟政策】
“現在政策很多，左右搖擺，也沒什麼好的效果，有兩個根本性原因：第一，真正市場要做的，行政化卻在干預，破壞了市場；第二是認為逆週期的宏觀調整可以替代結構性改革。調整的時候，應該要打破國企剛性兌付，監管不能管風險定價機制”
金融界：您認為中國宏觀經濟未來政策可不可能出現方向性的調整，比如放鬆貨幣，或者是去槓桿。
朱海斌：分析中國的宏觀政策變化，可以從五個方面觀察，即財政、貨幣、金融監管、房地產、匯率這五個領域。
2019年政策要進一步調整。我覺得貨幣政策需要比較明確的調整。三季度貨幣政策報告信號還是比較明確的，第一淡化了對於短期去槓桿的要求，現在越來越多講穩槓桿，包括像房地產調控，最近也基本上不提了。
2019年需要比現在進一步放鬆，建議從目前所謂定向、結構性的貨幣政策轉向一個全面的總量的調整。穩槓桿意味著信貸增速反彈空間有限，建議央行及時降息以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信貸政策要小心，如果社融出現大幅反彈，債務問題和槓桿也完全逆轉的話，結果會是去槓桿前功盡棄，債務水平繼續上升，最後難以控制。
財政改革和減稅降費，最終其實還是要落在財政支出，涉及到政府和公共部門的機構改革。公共部門要精簡機構，裁人裁事裁權，降稅減費和財稅改革才能落到實處。
每次宏觀政策調整後，往往帶來新的問題。從過去的經驗看，接下來政策調整的時候，應該要做兩個事情：
第一，打破國企剛性兌付，該破產的要破產。現在為什麼銀行願意貸款給國企，不願意給民企，很簡單的原因是，民企財務狀況不好是要倒閉的，而國企不會倒。銀行首先要保證貸款能收回來，而且貸給民企的利率又不能高，自然不願向民企放貸。打破國企剛性兌付後，出問題的不管國企民企都會倒閉，銀行就會放貸給真正運行比較健康的企業。
第二，監管不能干預風險定價機制。風險定價是金融市場資本改革最核心的邏輯。融資難融資貴這兩個問題不可能同時解決：融資容易了，肯定相應價格會貴，因為相應風險比較高，定價肯定高。這背後是利率市場化。如果利率不市場化，鼓勵銀行以特定利率對特定企業放貸，本身就是違背監管原則的。
【談全球化】
“貿易自由化全球化，或技術創新，它解決的是財富增長的問題，不解決財富分配，而財富分配的失敗，讓老百姓把怨氣撒在了貿易全球化。收入分配需要國內政策去調整平衡，這其實沒有做到。對內開放的問題在市場公平準入、公平競爭，各地區的貿易保護；對外開放則是非關稅貿易壁壘”
金融界：現在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是逆全球化的，您怎麼看待他們的政策？
朱海斌：基本上從過去的40年來看，貿易全球化對全球的經濟的宏觀影響毫無疑問是積極的，正面的，很多研究也證明了這能提升全球經濟增長，這是積極的一面。但是貿易全球化本身解決不了收入分配的問題，而這恰恰是逆全球化思潮開始興起的主要原因。
很多人講中國是這一輪貿易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沒錯，但實際上美國和大部分國家都是受益的。這輪貿易全球化中，中國貢獻了勞動力，美國貢獻了資本。在技術創新下，資本投資回報率比勞動力高，收入分配不均會加大。
美國的資本家在過去40年越來越富，但工人的財富是縮水的，因為勞動力都是中國提供的，所以中國產生了新的一代中產階層，而美國收入差距在拉大，中產階層在萎縮。從根本上來看，貿易自由化全球化，或技術創新，它解決的是財富增長的問題，不解決財富分配，而財富分配的失敗，讓老百姓把怨氣撒在了貿易全球化。收入分配需要國內政策去調整平衡，這其實沒有做到，所以美國製造業藍領、農民等群體在這個過程中沒有得到好處，成為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
第二，中國的開放還是對內對外兩個都要抓。
對內開放方面，特殊的戰略型行業、國家壟斷型行業外的其它行業，民企國企要市場公平準入、公平競爭。這個方面的改革其實是滯後的。另外一個，消除各地區的貿易保護。比如印度去年的商品和服務稅（Good and Service Tax，GST）改革，統一了各地區間的稅制。而中國比印度市場大好幾倍，消費品零售總額已經超過美國，國內市場現在就已是全球第二大，能做到全國有效統一的市場，打破地方貿易保護主義，就是一個很大的開放。
對外開放方面，現在態度很明確，但做法上還有改進空間。現在很多開放不是傳統的貨物貿易領域，或者只是降低關稅；現在很多是服務貿易，開放的焦點是非關稅貿易壁壘，這恰恰是中國與美歐間目前爭議最大的。
中國現在態度很好，堅持對外開放，但要說“中國要引領世界開放的潮流”，其實自身還是有很多改善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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