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黃奇帆

萊特希澤是美國貿易代表，也是特朗普內閣的鷹派代表。他成名在30多年前，參與了美日貿易戰，是美國出名的強硬派。2010年，他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會議上，對中國在WTO中作用的評估，洋洋灑灑一萬多字，一是罵遍了十幾年來支持或贊成中國進入WTO的克林頓、小布什、奧巴馬等美國前總統以及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美國商業理事會主席羅伯特·卡普這樣的經濟泰斗；二是宣揚美國讓中國進入WTO、給予最惠國待遇吃了大虧；三是主張採取強硬措施與中國打貿易戰。這篇講話既有七拼八湊的數字，又有強詞奪理的邏輯，成了煽動美國朝野上下與中國打貿易戰的理論支撐和思想基石。

駁斥萊特希澤的五個謬論

關於中國加入WTO，萊特希澤有五個觀點：一是中國入世，美國吃虧論；二是中國沒有兌現入世承諾；三是中國強制美國企業轉讓技術；四是中國的鉅額外匯順差造成了美國2008年的金融危機；五是中國買了大量美國國債，操縱了匯率。

這些觀點把美國經濟自身存在的問題，一股腦兒安在中國頭上，既有賺了便宜還賣乖的油滑，又有農夫與蛇、恩將仇報之行徑。深入分析，以正視聽，十分必要。

第一，關於“中國入世，美國吃虧”論。

中國入世之後，中美雙方互予最惠國待遇，互為重要貿易伙伴。2018年，雙方貨物貿易達6335億美元，是1979年建交時的250多倍，是2001年入世時的7倍多；服務貿易達1250億美元。中國和美國是互為重要的投資夥伴，2017美國在華投資企業約6.8萬家，實際投資超過830億美元，中國企業對美投資存量約670億美元。

萊特希澤聲稱，由於中國入世，美國對中國貿易赤字在過去10多年幾乎漲了4倍，美國吃虧了，並以貿易逆差為理由，挑起貿易摩擦。

先不說雙方對赤字數額統計有異議，美國認為4000多億美元，中國認為是3000多億美元。只要仔細分析一下中美貿易赤字的結構和來源，就能理性判斷：

（1）中美貨物貿易，美國屬價值鏈中高端，資本品、中間品居多；中國屬中低端，以消費品和最終產品居多。（2）中國對美出口的產品，60%是美國企業在華生產的產品返銷美國。2007年，福布斯雜誌報道說：“中美之間懸殊驚人的貿易赤字很大部分來自美國在華企業生產後運往美國出售的商品上。”（3）中國對美出口高科技產品被萊特希澤報告確認為“在計算機設備、器具和組件方面，對華貿易赤字已呈井噴之態，迅速增長的計算機和電子元件進口已超過美國對華貿易赤字增長量的40%，讓美國計算機電子行業減少62萬份工作”。事實是，這些高科技產品大多是來料加工、代工組裝的電子產品，進出口貿易值包含零部件、中間產品與國際轉移價值。聽著很多，實則營業收入和附加值很低。比如一臺銷售價為500美元的筆記本電腦，從美國等各國各地進口的原材料、零部件、中間品成本為250美元，美國的品牌商企業在研發、品牌專利、售後維護等收入為110美元，各類物流銷售成本為80美元，中國代工企業組裝加工收入只有60美元，區區12%的代工附加收入，讓美國跨國公司獲取了豐富的中國製造業的比較利益，卻要揹負鉅額貿易逆差之名，究竟誰吃虧，誰賺便宜？

分析美國貿易赤字問題，不能僅僅看貨物貿易總量差額，片面研判中美經貿得失關係，還要從美國的經濟結構、金融特徵深入分析，才能搞清為什麼美國不僅和中國，事實上和全世界各國幾十年來都是貿易鉅額逆差的原因。

（1）這是美國國內儲蓄不足的必然結果。美國國民淨儲蓄率只有1.8%，必須通過貿易赤字大量利用外國儲蓄才能平衡。（2）這是中美產業比較優勢互補的客觀反映。（3）這是國際分工和跨國公司生產佈局變化的結果。跨國公司利用中國生產成本低、配置能力強、基礎設施好等優勢，來華組裝產品、銷往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各地。（4）這是美國對華高技術產品管制出口的結果。美國對中國出口管制的產品多達10大類3000多種物品，由於冷戰思維，讓美國人自己關閉了增加對華出口的大門。（5）這是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結果。一方面收鑄幣稅，幾美分成本的一張紙，要世界提供100美元的商品；另一方面，通過逆差不斷派出美元，美國逆差背後有著極其深刻的利益考慮和國際貨幣根源。

第二，關於“中國違反入世承諾”問題。

一是關稅方面。中國在入世前的關稅總水平是15.3%，入世承諾到2010年降到10%以內。事實是中國在切實履行加入WTO承諾後，還主動單邊降稅，擴大市場開放。2010年中國貨物關稅承諾全部履行完畢，關稅總水平由2001年的15.3%降到9.8%。但並未止步，而是通過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方式，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據WTO數據，2015年中國貿易加權平均關稅率已降到4.4%，低於韓國、印度、印尼等發達和新興經濟體，已接近美國的2.4%、歐洲的3%。在農產品和非農產品方面，已低於日本農產品和澳大利亞非農產品實際關稅。2018年中國將汽車整車最惠國稅率降至15%，零部件稅率從25%降至6%。目前，中國關稅總水平已進一步降為7.5%。

二是不斷擴大開放。中國入市以來，開放了外資投資領域；開放了商業零售、物流運輸、金融業、律師、會計、管理諮詢等服務貿易領域；開放了東西南北中，在中西部內陸地區同步設立了保稅區、新區、自貿試驗區。

三是深化改革。按照WTO要求，推動了營商環境國際化、法制化、公開化；推動了非公經濟發展，非公經濟佔GDP比重從2000年的40%左右提升到2018年的60%以上；推動了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一大批國有集團、大型銀行、金融機構進行了股份制改造，IPO上市。

四是健全了法律。全國人大批准了生態環保、勞動保護、知識產權保護等一大批法規。

第三，關於“中國強制美國企業轉讓技術”問題。

眾所周知，引進外資、擴大開放不僅會帶來外國資本，也會帶來產品、技術、管理經驗和市場渠道，這些都是根據市場契約、企業之間的合同產生的結果。在中外企業合作中，中國政府從來沒有強制要求外資轉讓技術的政策做法。中外企業都是基於自願原則實施契約行為，雙方從中獲得各自實際利益。一般來說，外資企業技術收入有三種方式：一是一次性轉讓。按轉讓價結算或入股折價；二是銷售產品中，包括技術收入；三是技術許可，收取許可費。這些都是國際貿易常規方法，萊特希澤把企業通過商業合同建立夥伴關係、轉讓技術、資源合作叫強制技術轉讓，荒謬透頂，完全是歪曲。

2009年以來，中國R&D（研究與試驗發展）投入每年達20%的增長，2018年達到2萬億元，僅次於美國，位居全球第二，佔GDP的2.13%。除了2600所高校、10萬家研究所、600多萬研究人員之外，中國研發投入中，企業佔到77%。對此，美國前財政部長、著名經濟學家拉里·薩墨斯曾評論說：“中國的技術進步來自哪裡？來自那些從政府對基礎科學鉅額投入中受益的優秀企業家，來自推崇卓越、注重科學和技術的教育制度，主導地位就是這麼產生的，不應抹殺中國保護知識產權的巨大努力和成效。”通過商標法、專利法、反不正當競爭法和建立知識產權法院等，中國短短十幾年建立一套完備且高標準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完成了西方几十年、上百年才完成的路徑。

第四，關於“中國順差和外匯儲備導致美國2008年金融危機”的問題。

萊特希澤在聽證會報告說：“中國外匯儲備從2000年的1650億美元增加到2009年的2.4萬億美元，很大程度歸功於不斷擴大的對美順差。這些儲備是如何導致2008年的經濟危機的呢？中國購買美國國債，使其價格上漲，從而導致美國國債收益率低於應有水平。長期利率降低使得美國家庭消費水平提升，並擴大了儲備和投資之間的差距。而且，因為外國儲蓄主要通過政府或央行之手，流向美國國債之類的安全資產，私人投資者為了尋求高回報便轉向別處，刺激了金融工程師開發新的金融產品。比如抵押債務，引發了次債。確實，貿易赤字顯然在製造2008年破滅的金融泡沫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天下人盡皆知，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原因是2001年科技互聯網危機後，當時股市一年裡跌了50%以上，再加上“9·11”事件，美國政府一是降息（從6%降到1%），二是採取零按揭刺激房地產，三是將房地產次貸在資本市場1:20加槓桿搞CDS，最終導致泡沫崩盤。2007年，美國房地產總市值24.3萬億美元，佔GDP比重達到173%；股市總市值達到了20萬億美元，佔GDP比重達到135%。2008年危機後，美國股市縮水50%，剩下10萬億美元左右；房地產總市值縮水40%，從2008年的25萬億美元下降到2009年的15萬億美元。將這種危機歸之於中國，虧他們想得出來。

第五，關於“中國外匯儲備購買了1萬多億美元美國政府債券、操縱人民幣匯率”的問題。

萊特希澤在聽證會報告說：“中國購買美國債券，並不是基於支持美國經濟的無私幫助，那些購買行為是中國想要阻止人民幣兌美元升值的必然結果。中國領導人將利用出口來創造中國賴以維持穩定的必然。”

這個觀點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誰都知道中國作為美國國債最大的外國政府買主，對維繫美元的信用、世界貨幣的穩定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竟被曲解成為了人民幣貶值，如此這般讓人情何以堪，誰還會有投資美國國債的熱情。

事實上，由於美國經濟的結構、體制，美國必須保持較大的逆差，向全世界輸送美元，為此，美國不斷降低本國製造業比重（只佔國民經濟的15%），以確保美國不斷增加進口，輸出美元；美國必須確保較大的國債發行能力，以確保政府收入維繫美國的社會保障和軍事能力，這是美元霸權的條件。誰都知道，美國需要外國投資者對美國國債擁有較大的熱情，這是美國國債得以發行的重要保障條件。美國國債的發行過程也就是美聯儲美元貨幣發行的過程，這個過程除了美聯儲購買國債之外，亟需外國投資者購買。中國購買美國國債，到底誰是真正獲利者？

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有過一番評論，大概意思是說：“當今世界有個奇特的怪圈，發展中國家辛辛苦苦給發達國家打工，好不容易收入了美元，又將這些美元低利息地、上萬億地借給發達國家，買了發達國家的國債，而發達國家又將這些低息外匯投資到發展中國家，賺取10%以上的高額回報。”這個論斷被經濟界稱為斯蒂格利茨怪圈。可見，誰是誰非，大家心知肚明。

通過以上五論，可以看到美國聲稱的中國是美國陷入困境的重要原因、是美國至今為止最大的貿易問題等論斷完全是得了便宜還賣乖、蠻不講理、倒打一靶的行徑。入世以來，包括美國等國家的跨國公司對中國投資大幅度增長，原因在於中國有好的基礎設施、好的開發區、好的且低成本的勞動力素質、好的營商環境、好的要素供應，包括能源、水電氣等，最重要的是有上中下游產業鏈配套。明明是好的進步，怎麼變成問題和根源？須知這中間沒有任何人能強迫老闆投資，只有利潤可觀、法治清明，才能讓跨國公司蜂擁而來。

美國政策制定者犯了六個錯誤

一是他們沒有反思一個基本事實。當年中國入世，美國沒改變任何政策，沒降低任何關稅，沒修改任何貿易法，美國進口限制或出口管制也沒有特別取消，因為美國市場本來就對中國開放進口。什麼都沒做，也就沒有吃任何虧。美國只是維持入世前已用於中國的市場準入政策。所以，中國入世，美國沒損失。而中國降低了關稅，開放了電信業、金融業等服務貿易領域的投資，按低得多的關稅在中國銷售美國汽車等等，美國企業受益良多。

二是他們沒有預見到最近十幾年中美經貿合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兩國互利合作的結果。如果單單一方受益，一方吃虧，不可能取得這種成果。

三是他們沒有考慮中國入世後以開放倒逼市場化改革，改善了的營商環境得到了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全世界企業的青睞，中國勞動力、要素供給的比較優勢，使美國在內的外國企業取得了豐厚的回報，外資投資也由此大幅增加了200%。

四是他們沒明白的是從1980年以來的30多年，國際貿易出現了新格局，70%的貿易量是中間品貿易，包括中美兩國製造業在內的全球製造業的價值鏈、供應鏈、產業鏈一體化，已經變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已經無法採用重商主義時代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來分割了。

五是他們沒反思2008年次貸危機根本原因是美國經濟脫實就虛，房地產泡沫和金融槓桿過大、製造業比重過低，產業空心化，結構失衡，造成貧富差距加大，再就業問題突出。

六是他們沒有認識到當今世界以鄰為壑地把自己的問題轉嫁給別人，利用自己的強國地位、貨幣信用為所欲為，是行不通的。

歷史證明，解決政府債務危機、經濟泡沫的根本辦法靠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靠實體經濟發展，拉動稅收增長；靠合理的產業結構獲取經濟收益，平衡國際收支；靠經濟要素供給總量合理，減少赤字，約束透支，讓政府債務與GDP比重平衡。

特朗普大搞貿易摩擦必將自食其果

特朗普高舉加徵關稅的大棒、大搞貿易摩擦是損人不利己的政策，必將自食其果。

第一，特朗普聲稱對中國出口美國的5000億美元商品加徵25%的關稅，美國政府將多收1000多億美元關稅，這些都是中國支付的，以此論點獲取美國民眾對他的支持。實際上，這些關稅是由美國的進口商支付的，最終必然轉嫁到美國企業和民眾身上。

第二，出口美國貨中相當部分是美國企業在中國投資後的出口貨，加徵關稅，傷了美國自己的公司。

第三，中國反制報復，加徵關稅。美國出口中國的1500億美元商品中，相當部分為芯片、半導體等，是美國在中國企業的供應鏈中的戰略物資，加稅會增加他們在華企業的成本。

第四，在貿易摩擦中，美國政府為了打擊中國企業，採取高科技零部件斷供措施，中國市場往往佔了這些美國高科技企業20%～50%的份額，當你斷供中國，首先引發的事實是丟掉了市場，造成這些美國企業業務鉅額萎縮、虧損甚至破產倒閉。

第五，當今世界，每一個全球性商品生產都有上千家上中下游企業，構成了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貿易戰扭曲了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要搬遷一個總裝廠，牽一髮而動全身，重新佈局少則兩年多則4年，必然造成產業鏈的龍頭企業在這三四年裡喪失了產業鏈把控、供應鏈紐帶的管控能力，在國際企業跨國競爭中此消彼長，必將導致一批美國龍頭企業就此沒落。

圍剿華為的科技戰，美國失算

相比3G、4G，5G的重要性史無前例。4G改變生活，5G改變社會、改變產業，除了家庭消費的高清視頻、VR/AR等之外，5G未來主要是走向工業化應用，是今後10年科技競爭的制高點，是國家科技戰略的重要支點，是數字經濟時代的引擎。預計10年之後，在全球將形成上10萬億美元的產業鏈。

2G時代，中國全面落後；3G時代，中國開始露頭；4G時代中國基本跟進，進入第一方陣，不再落後；5G時代，中國開始領先，從芯片、終端和基站到網絡和應用，5G產業鏈較長。中國在華為領頭羊的帶動下，在標準化、產業鏈佈局和推進等方面起主導作用。

在4G領域還是全面領先的美國，在5G時代出現了問題：一是5G通信設備缺少供應商。歐洲有諾基亞、愛立信；中國有華為、中興通訊；美國為零。二是波段問題。由於中低頻率的波段被美國軍方佔用，在美國原來不許民用中低頻率的波段。這些年美國民用通信領域只能使用高波段即毫米波段，所有商業開發者都集中在高頻率波段，由於低頻率波段的電波波長更長，傳輸距離更遠，所需基站數量少、成本低、穿透能力強、覆蓋範圍廣，而在高頻率波段，電波波長不長，連樹葉和人體可能都穿不過，容易受到阻擋，所需基站數量多、成本高、穿透能力差、覆蓋範圍小。現在美國緊急轉向，調整政策，開放低頻率波段，但為時已晚，在新一代通信基礎設施領域的競爭中，美國已經OUT了，落伍了，被邊緣化了。三是基站覆蓋問題。目前，全球4G基站500多萬個，中國佔370多萬個，美國僅有40萬個左右，其餘各國約100萬個。由於基站覆蓋數量不足，美國部分中小城市尤其是邊遠農村地區的4G通信質量較差。四是通信領域基礎科研問題。上世紀60年代以來，美國科研機構及其公司在通信領域全面領先世界，尤其是美國電報電話公司AT&T及其所屬的貝爾實驗室曾經20多年獨領風騷，取得了多項諾貝爾科技獎。90年代以來，美國因反壟斷理由肢解了AT&T和貝爾實驗室，自那時起，美國通信領域的領先地位逐漸下降。

中國在5G領域一則有巨大的市場拉動，二則由於4G基站廣泛覆蓋為5G基站建設打下了基礎，三則波段合適。5G問世，中國必然成為全球標準，贏家通吃，勝者為王。大家只能向領頭羊看齊，這很可能會改變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特別是冷戰結束以來通信領域的全球發展格局。這是美國不能容忍的事。為此，美國以舉國之力對華為進行了五大圍剿：一是孟晚舟事件；二是以國家安全名義把華為列入限制性實體清單，禁銷華為產品；三是高通、英特爾等產業鏈上游企業斷供；四是谷歌對華為停供安卓操作系統，ARM芯片框架設計軟件停止授權；五是把華為從IEEE、WIFI聯盟除名。

然而，這一次美國政府失算了。華為作為通信領域全球的領頭羊企業，在5G基站、終端、相關芯片和其他網絡設備上處於領先位置，並自主研發了操作系統，具有足夠的實力和智慧化危為機。一是率先開發了全球領先的5G基站；二是大批量生產銷售了世界一流的手機終端；三是研製開發了基站芯片、服務器芯片、手機芯片、AI芯片、路由器芯片和5G基帶芯片；四是開發了能同時覆蓋手機、平板電腦和筆記本電腦的鴻蒙操作系統，可替代Google的安卓操作系統；五是為防範供應鏈上部分產品斷供、封鎖，開發了相應的備胎技術。

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是應對美國貿易摩擦的制勝法寶

按中央要求，以不變應萬變，抓好改革、開放、創新，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是應對美國貿易摩擦的制勝法寶。

美國政府貿易霸凌主義行為表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根據美國國內法單方面挑起貿易摩擦。

二是片面指責他國實施產業政策。

三是以國內法長臂管轄制裁他國。

四是將國內問題國際化，經貿問題政治化。

應對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中國有足夠的迴旋餘地、足夠的韌勁，有足夠的不管風吹浪打、我自閒庭信步的定力。對貿易摩擦，我們不願打也不怕打，美國要打奉陪到底。與此同時，我們要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要求，以不變應萬變，無論形勢如何發展變化，中國都要堅持做好自己的事情。

要認認真真抓好六方面工作：

一是對貿易摩擦的艱鉅性、長期性要有足夠的準備，要做最壞打算。這場貿易摩擦輕則影響GDP的1%～2%，重則影響5%～10%，不僅影響進出口，還會影響就業，影響投資，包括國內企業和外資企業，會出現觀望彷徨、減少當期投資。一些外資也會心存別意、撤資走人，要做好這方面的預判。還要防範貿易摩擦中，可能發生科技、匯率、金融等方面的摩擦，並警惕美國的長臂管轄、SDR特別指定國民名單、扣押美元資產、凍結結算系統等等。總之，要儘早應對，未雨綢繆，提出對等的有效阻斷措施。

二是要把更多的增長動力轉向國內需求上來，堅持“六穩”調控方針，做好因貿易摩擦而受影響的困難企業工作，落實減稅降費措施，進一步採取措施化解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

三是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強化產業結構調整，進一步擁抱全球產業鏈，抓好創新驅動，補短板，抓好戰略性基礎創新、產業鏈核心環節的自主創新，實現高質量發展。

四是要加速國內改革，加強完善知識產權和私有產權保護，加速市場化改革，消除各種市場壟斷，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決定作用。

五是要進一步擴大開放。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國際場合反覆強調的一句話。開放是中國的自主選擇，決不會因為美國搞貿易摩擦而關閉大門。

六是要捍衛多邊主義原則，維護現存國際秩序，履行WTO原則，全方位開放，加強國際友好，積極參與並推動WTO改革。在應對與美國貿易摩擦的同時，另闢蹊徑，與日、韓、歐盟、東盟深入探討FTA，並爭取早日與他們簽訂自由貿易協議。由此，美國的跨國公司也會奔向我們而來。畢竟，中國今後15年，會進口30萬億美元的商品，10萬億美元的服務貿易，中國又是全球製造業產業鏈最齊全的國家，進口大國是世界強國，供應鏈的掌控是王中王。這樣，貿易、產業、金融（進口可促進人民幣國際化）都活了，從而實現變被動為主動。

責編：郭芳

編審：張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