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的祕密書架：影響我的那些書'

我一直有個陋見，會不會讀書，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為從小就看家裡訂的《參考消息》，記外國人繁冗的姓名幾乎成了一種特長，但真正去關注作者，卻覺悟得相當晚。

我一直有個陋見，會不會讀書，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為從小就看家裡訂的《參考消息》，記外國人繁冗的姓名幾乎成了一種特長，但真正去關注作者，卻覺悟得相當晚。

尤小立是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胡適之〈說儒〉內外——學術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資料圖/圖）

人生處在變化過程之中，很難說哪些書會成為影響一生的書，準確的說法也許應該是，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因為各種機緣巧合，偶遇的那本書恰好又與此時此刻的興趣相契合，這時候人與書的邂逅才會產生“人生的意義”。

我一直有個陋見，會不會讀書，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為從小就看家裡訂的《參考消息》，記外國人繁冗的姓名幾乎成了一種特長，但真正去關注作者，卻覺悟得相當晚。

一、與海明威的偶遇

1982年7月高考剛結束，我讀的是父親作為獎勵專門為我借閱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當時此書尚為“內部發行”，父親拿著三卷本的書展示在我面前時，臉上神祕的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進入大學讀書後，我開始也是關注世界政治的，但很快就轉了向，陰差陽錯地讀起了外國小說。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就屬於偶遇，也是頭一次持續地關注一名作家。

我一直有個陋見，會不會讀書，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為從小就看家裡訂的《參考消息》，記外國人繁冗的姓名幾乎成了一種特長，但真正去關注作者，卻覺悟得相當晚。

尤小立是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胡適之〈說儒〉內外——學術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資料圖/圖）

人生處在變化過程之中，很難說哪些書會成為影響一生的書，準確的說法也許應該是，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因為各種機緣巧合，偶遇的那本書恰好又與此時此刻的興趣相契合，這時候人與書的邂逅才會產生“人生的意義”。

我一直有個陋見，會不會讀書，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為從小就看家裡訂的《參考消息》，記外國人繁冗的姓名幾乎成了一種特長，但真正去關注作者，卻覺悟得相當晚。

一、與海明威的偶遇

1982年7月高考剛結束，我讀的是父親作為獎勵專門為我借閱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當時此書尚為“內部發行”，父親拿著三卷本的書展示在我面前時，臉上神祕的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進入大學讀書後，我開始也是關注世界政治的，但很快就轉了向，陰差陽錯地讀起了外國小說。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就屬於偶遇，也是頭一次持續地關注一名作家。

海明威本人生活上的特立獨行也是基於省略，他無意內外通吃，成為“人生的贏家 （資料圖/圖）

最先閱讀的是《喪鐘為誰而鳴》，接著是《海明威短篇小說選》《永別了，武器》。

作為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代，海明威自然是反戰的。他的小說的意義也與此有關。戰爭文學由此正式轉向，由原來的宏大場面、整體性的描摹，轉向了個人與戰爭的關係。戰爭的正義性被消解，戰爭中沒有了英雄，只有被傷害的人性。這個路徑決定了以後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學的走向。我不想在這裡說，整個的20世紀西方文學史都是如此，但這之後的著名戰爭小說，比如諾曼·梅勒的《祼者與死者》、約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條軍規》以及經歷了德累斯頓大轟炸的小庫爾特·馮尼古特的小說《第五屠場》都走在海明威開闢的路徑上。即便是克勞德·西蒙這樣的注重形式的作家，其戰爭背景的小說《弗蘭德公路》在觀念上也因循著海明威。

不必誇張地說，剛讀海明威小說時產生過多大的心靈上的震撼。因為“心靈震撼”需要滿足很多條件，比如親身經歷，或之前有相似的重大變故、挫折。如果沒有這種感性層面的前提，就必須有思想的深度，而當時的我什麼條件都不具備。

我因為是從《喪鐘為誰而鳴》開始接觸海明威小說的，與《永別了，武器》相比，《喪鐘為誰而鳴》其實稱不上簡練。簡練是相對於歐美傳統文學而言的，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動輒大段的議論和分析之所以被捨棄，完全是因為拋棄了全知全能的視角的緣故。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文學現在幾乎成了明日黃花，但在我看來，它們的一大貢獻就是敘事的有限視角，這個視角體現了對讀者的尊重。

尼采宣佈“上帝死了”，其實不只是說，人從此以後可以自由了，還包括從此以後人的素養也在經受考驗。海明威他們開闢的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文學也一樣，它們要求讀者能夠成為文學作品的參與者，這個素養要求有多高，也是可想而知的。

海明威的簡練體現在小說的對話中，以《永別了，武器》為極致。他雖然喜歡使用通俗的俚語，主動剔除哲理化的說教和議論，那些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式的簡單對話，不僅是展示人物的性格、心理，更重要的是在不斷地推動著情節的發展。但任何的精彩都是有侷限的。在我看來，海明威小說中的這些對話就只適合於閱讀，並不適合“說”，因此，根據原著拍成的電影，哪怕是由格里高裡·派克這樣魅力十足的好萊塢名角兒去演繹，也看不到多少光彩。

人是通過表達來顯示自己的存在的。自己向自己表達當然是可以的，但更多的時候是向他人表達。海明威是作家，他選擇了用小說來簡練地表達。這個簡練風格得之於恰當的省略，他本人生活上的特立獨行也是基於省略，他無意內外通吃，成為“人生的贏家”。這樣的作家如法國的阿蘭·羅伯-格里耶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都是我始終欽佩的。

二、對知識人的理解

甫一畢業就被分配到大學，成了一名教師。一週僅兩節課加上一個下午的政治學習，這種工作節奏也讓休閒成為可能。閱讀也是如此。小說自然還在讀，但小品文也成了新的閱讀對象。

由周作人的《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上溯到晚明的小品，再由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推廣到英倫小品。因為剛入門，初讀蘭姆的《伊利亞隨筆選》嫌過於絮叨，以為沒讀懂，就去翻王佐良的《英國散文的流變》，翻了以後再讀，還是喜歡不起來。但是王先生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英倫風格的文章，與“洋派”的董鼎山、馮亦代，“傳統風”的金克木、張中行的文章，總讓人愛不釋手。

那時，所謂閒適小品中，葉靈鳳的《讀書隨筆》和陳源的《西瀅閒話》也是常讀之書。他們的小品均有英倫小品的特點，與陳源相比，葉靈鳳更簡練；而陳源的䋈叨融入了中國味道，加之批評社會、傳播現代觀念的意識，比之蘭姆更容易被接受。我自己在1990年代初到2000年初發表的部分文章也在不知不覺中，追步類似的風格。以後研究20年代的思想和學術，《西瀅閒話》中的文章被用作史料，也體現了別樣的意味。當然，讀後人編的文集與讀《現代評論》上初刊的“閒話”畢竟不同，很多的不一致或改動之處，不僅增添了探究的趣味，也成了研究的切入點。

我一直有個陋見，會不會讀書，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為從小就看家裡訂的《參考消息》，記外國人繁冗的姓名幾乎成了一種特長，但真正去關注作者，卻覺悟得相當晚。

尤小立是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胡適之〈說儒〉內外——學術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資料圖/圖）

人生處在變化過程之中，很難說哪些書會成為影響一生的書，準確的說法也許應該是，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因為各種機緣巧合，偶遇的那本書恰好又與此時此刻的興趣相契合，這時候人與書的邂逅才會產生“人生的意義”。

我一直有個陋見，會不會讀書，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為從小就看家裡訂的《參考消息》，記外國人繁冗的姓名幾乎成了一種特長，但真正去關注作者，卻覺悟得相當晚。

一、與海明威的偶遇

1982年7月高考剛結束，我讀的是父親作為獎勵專門為我借閱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當時此書尚為“內部發行”，父親拿著三卷本的書展示在我面前時，臉上神祕的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進入大學讀書後，我開始也是關注世界政治的，但很快就轉了向，陰差陽錯地讀起了外國小說。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就屬於偶遇，也是頭一次持續地關注一名作家。

海明威本人生活上的特立獨行也是基於省略，他無意內外通吃，成為“人生的贏家 （資料圖/圖）

最先閱讀的是《喪鐘為誰而鳴》，接著是《海明威短篇小說選》《永別了，武器》。

作為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代，海明威自然是反戰的。他的小說的意義也與此有關。戰爭文學由此正式轉向，由原來的宏大場面、整體性的描摹，轉向了個人與戰爭的關係。戰爭的正義性被消解，戰爭中沒有了英雄，只有被傷害的人性。這個路徑決定了以後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學的走向。我不想在這裡說，整個的20世紀西方文學史都是如此，但這之後的著名戰爭小說，比如諾曼·梅勒的《祼者與死者》、約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條軍規》以及經歷了德累斯頓大轟炸的小庫爾特·馮尼古特的小說《第五屠場》都走在海明威開闢的路徑上。即便是克勞德·西蒙這樣的注重形式的作家，其戰爭背景的小說《弗蘭德公路》在觀念上也因循著海明威。

不必誇張地說，剛讀海明威小說時產生過多大的心靈上的震撼。因為“心靈震撼”需要滿足很多條件，比如親身經歷，或之前有相似的重大變故、挫折。如果沒有這種感性層面的前提，就必須有思想的深度，而當時的我什麼條件都不具備。

我因為是從《喪鐘為誰而鳴》開始接觸海明威小說的，與《永別了，武器》相比，《喪鐘為誰而鳴》其實稱不上簡練。簡練是相對於歐美傳統文學而言的，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動輒大段的議論和分析之所以被捨棄，完全是因為拋棄了全知全能的視角的緣故。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文學現在幾乎成了明日黃花，但在我看來，它們的一大貢獻就是敘事的有限視角，這個視角體現了對讀者的尊重。

尼采宣佈“上帝死了”，其實不只是說，人從此以後可以自由了，還包括從此以後人的素養也在經受考驗。海明威他們開闢的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文學也一樣，它們要求讀者能夠成為文學作品的參與者，這個素養要求有多高，也是可想而知的。

海明威的簡練體現在小說的對話中，以《永別了，武器》為極致。他雖然喜歡使用通俗的俚語，主動剔除哲理化的說教和議論，那些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式的簡單對話，不僅是展示人物的性格、心理，更重要的是在不斷地推動著情節的發展。但任何的精彩都是有侷限的。在我看來，海明威小說中的這些對話就只適合於閱讀，並不適合“說”，因此，根據原著拍成的電影，哪怕是由格里高裡·派克這樣魅力十足的好萊塢名角兒去演繹，也看不到多少光彩。

人是通過表達來顯示自己的存在的。自己向自己表達當然是可以的，但更多的時候是向他人表達。海明威是作家，他選擇了用小說來簡練地表達。這個簡練風格得之於恰當的省略，他本人生活上的特立獨行也是基於省略，他無意內外通吃，成為“人生的贏家”。這樣的作家如法國的阿蘭·羅伯-格里耶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都是我始終欽佩的。

二、對知識人的理解

甫一畢業就被分配到大學，成了一名教師。一週僅兩節課加上一個下午的政治學習，這種工作節奏也讓休閒成為可能。閱讀也是如此。小說自然還在讀，但小品文也成了新的閱讀對象。

由周作人的《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上溯到晚明的小品，再由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推廣到英倫小品。因為剛入門，初讀蘭姆的《伊利亞隨筆選》嫌過於絮叨，以為沒讀懂，就去翻王佐良的《英國散文的流變》，翻了以後再讀，還是喜歡不起來。但是王先生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英倫風格的文章，與“洋派”的董鼎山、馮亦代，“傳統風”的金克木、張中行的文章，總讓人愛不釋手。

那時，所謂閒適小品中，葉靈鳳的《讀書隨筆》和陳源的《西瀅閒話》也是常讀之書。他們的小品均有英倫小品的特點，與陳源相比，葉靈鳳更簡練；而陳源的䋈叨融入了中國味道，加之批評社會、傳播現代觀念的意識，比之蘭姆更容易被接受。我自己在1990年代初到2000年初發表的部分文章也在不知不覺中，追步類似的風格。以後研究20年代的思想和學術，《西瀅閒話》中的文章被用作史料，也體現了別樣的意味。當然，讀後人編的文集與讀《現代評論》上初刊的“閒話”畢竟不同，很多的不一致或改動之處，不僅增添了探究的趣味，也成了研究的切入點。

1950年代陳西瀅、凌叔華夫婦攝於法國南部 （資料圖/圖）

然而，一方面是教師這個職業的關係，另一方面，貌似閒適的小品中也最能真切體現知識人的精神氣質，這些都在不知不覺中引導我轉向與知識人本身相關的閱讀。

無論作為知識人，還是學者，對知識的關注和研究是一種本分，而知識也好，學術也好，最終都涉及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問題。英倫風格的小品傳達出了一種知識上的灑脫，而小品形成的氛圍，是可以薰陶人的精神的。它們與現今的“偽休閒”文章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

知識人的研究，早有餘英時、鄭也夫、許紀霖、謝泳幾位先生在前，我本人最早不是受這些前輩的影響，而是個人生存上的一種需求。所以存在主義者說的“存在先於本質”下的個人選擇或個人塑造就特別吸引我。較之哲學專著，薩特的《理智之年》以及加繆的《局外人》更容易被接受，特別是後者，它啟發我寫了一篇關於知識人生存方式、生活狀態和現實困境的論文。

對知識人的理解，其實也是對人的理解。“瞭解之同情”是陳寅恪提出的史學研究的原則，但要切實地做到，卻絕非易事。我一直對於揭短式的論著不以為然，原因就是它們欠缺對“人”的理解和人性的寬容。讀了保羅·約翰遜的那部暢銷書《知識分子》後，我曾在《東方文化》雜誌上撰文，表達過不同的見解。

以後，我雖然轉向了學術研究，但所選擇的大多不離與知識人相關的問題，之所以建基在“思想文化”之上，大概也與這段時間的所讀之書有關。

我一直有個陋見，會不會讀書，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為從小就看家裡訂的《參考消息》，記外國人繁冗的姓名幾乎成了一種特長，但真正去關注作者，卻覺悟得相當晚。

尤小立是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他最近的一部著作是《胡適之〈說儒〉內外——學術史和思想史的研究》。 （資料圖/圖）

人生處在變化過程之中，很難說哪些書會成為影響一生的書，準確的說法也許應該是，在人生的各個階段，因為各種機緣巧合，偶遇的那本書恰好又與此時此刻的興趣相契合，這時候人與書的邂逅才會產生“人生的意義”。

我一直有個陋見，會不會讀書，主要看知不知道作者。因為從小就看家裡訂的《參考消息》，記外國人繁冗的姓名幾乎成了一種特長，但真正去關注作者，卻覺悟得相當晚。

一、與海明威的偶遇

1982年7月高考剛結束，我讀的是父親作為獎勵專門為我借閱的《第三帝國的興亡》。當時此書尚為“內部發行”，父親拿著三卷本的書展示在我面前時，臉上神祕的笑，至今仍然記憶猶新。進入大學讀書後，我開始也是關注世界政治的，但很快就轉了向，陰差陽錯地讀起了外國小說。美國作家海明威的小說就屬於偶遇，也是頭一次持續地關注一名作家。

海明威本人生活上的特立獨行也是基於省略，他無意內外通吃，成為“人生的贏家 （資料圖/圖）

最先閱讀的是《喪鐘為誰而鳴》，接著是《海明威短篇小說選》《永別了，武器》。

作為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代，海明威自然是反戰的。他的小說的意義也與此有關。戰爭文學由此正式轉向，由原來的宏大場面、整體性的描摹，轉向了個人與戰爭的關係。戰爭的正義性被消解，戰爭中沒有了英雄，只有被傷害的人性。這個路徑決定了以後的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的文學的走向。我不想在這裡說，整個的20世紀西方文學史都是如此，但這之後的著名戰爭小說，比如諾曼·梅勒的《祼者與死者》、約瑟夫·海勒《第二十二條軍規》以及經歷了德累斯頓大轟炸的小庫爾特·馮尼古特的小說《第五屠場》都走在海明威開闢的路徑上。即便是克勞德·西蒙這樣的注重形式的作家，其戰爭背景的小說《弗蘭德公路》在觀念上也因循著海明威。

不必誇張地說，剛讀海明威小說時產生過多大的心靈上的震撼。因為“心靈震撼”需要滿足很多條件，比如親身經歷，或之前有相似的重大變故、挫折。如果沒有這種感性層面的前提，就必須有思想的深度，而當時的我什麼條件都不具備。

我因為是從《喪鐘為誰而鳴》開始接觸海明威小說的，與《永別了，武器》相比，《喪鐘為誰而鳴》其實稱不上簡練。簡練是相對於歐美傳統文學而言的，巴爾扎克、托爾斯泰動輒大段的議論和分析之所以被捨棄，完全是因為拋棄了全知全能的視角的緣故。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文學現在幾乎成了明日黃花，但在我看來，它們的一大貢獻就是敘事的有限視角，這個視角體現了對讀者的尊重。

尼采宣佈“上帝死了”，其實不只是說，人從此以後可以自由了，還包括從此以後人的素養也在經受考驗。海明威他們開闢的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文學也一樣，它們要求讀者能夠成為文學作品的參與者，這個素養要求有多高，也是可想而知的。

海明威的簡練體現在小說的對話中，以《永別了，武器》為極致。他雖然喜歡使用通俗的俚語，主動剔除哲理化的說教和議論，那些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式的簡單對話，不僅是展示人物的性格、心理，更重要的是在不斷地推動著情節的發展。但任何的精彩都是有侷限的。在我看來，海明威小說中的這些對話就只適合於閱讀，並不適合“說”，因此，根據原著拍成的電影，哪怕是由格里高裡·派克這樣魅力十足的好萊塢名角兒去演繹，也看不到多少光彩。

人是通過表達來顯示自己的存在的。自己向自己表達當然是可以的，但更多的時候是向他人表達。海明威是作家，他選擇了用小說來簡練地表達。這個簡練風格得之於恰當的省略，他本人生活上的特立獨行也是基於省略，他無意內外通吃，成為“人生的贏家”。這樣的作家如法國的阿蘭·羅伯-格里耶和哥倫比亞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一樣，都是我始終欽佩的。

二、對知識人的理解

甫一畢業就被分配到大學，成了一名教師。一週僅兩節課加上一個下午的政治學習，這種工作節奏也讓休閒成為可能。閱讀也是如此。小說自然還在讀，但小品文也成了新的閱讀對象。

由周作人的《雨天的書》《自己的園地》上溯到晚明的小品，再由梁實秋的《雅舍小品》、錢鍾書的《寫在人生邊上》推廣到英倫小品。因為剛入門，初讀蘭姆的《伊利亞隨筆選》嫌過於絮叨，以為沒讀懂，就去翻王佐良的《英國散文的流變》，翻了以後再讀，還是喜歡不起來。但是王先生在《讀書》雜誌上發表的英倫風格的文章，與“洋派”的董鼎山、馮亦代，“傳統風”的金克木、張中行的文章，總讓人愛不釋手。

那時，所謂閒適小品中，葉靈鳳的《讀書隨筆》和陳源的《西瀅閒話》也是常讀之書。他們的小品均有英倫小品的特點，與陳源相比，葉靈鳳更簡練；而陳源的䋈叨融入了中國味道，加之批評社會、傳播現代觀念的意識，比之蘭姆更容易被接受。我自己在1990年代初到2000年初發表的部分文章也在不知不覺中，追步類似的風格。以後研究20年代的思想和學術，《西瀅閒話》中的文章被用作史料，也體現了別樣的意味。當然，讀後人編的文集與讀《現代評論》上初刊的“閒話”畢竟不同，很多的不一致或改動之處，不僅增添了探究的趣味，也成了研究的切入點。

1950年代陳西瀅、凌叔華夫婦攝於法國南部 （資料圖/圖）

然而，一方面是教師這個職業的關係，另一方面，貌似閒適的小品中也最能真切體現知識人的精神氣質，這些都在不知不覺中引導我轉向與知識人本身相關的閱讀。

無論作為知識人，還是學者，對知識的關注和研究是一種本分，而知識也好，學術也好，最終都涉及到一個安身立命的問題。英倫風格的小品傳達出了一種知識上的灑脫，而小品形成的氛圍，是可以薰陶人的精神的。它們與現今的“偽休閒”文章完全不在一個層次上。

知識人的研究，早有餘英時、鄭也夫、許紀霖、謝泳幾位先生在前，我本人最早不是受這些前輩的影響，而是個人生存上的一種需求。所以存在主義者說的“存在先於本質”下的個人選擇或個人塑造就特別吸引我。較之哲學專著，薩特的《理智之年》以及加繆的《局外人》更容易被接受，特別是後者，它啟發我寫了一篇關於知識人生存方式、生活狀態和現實困境的論文。

對知識人的理解，其實也是對人的理解。“瞭解之同情”是陳寅恪提出的史學研究的原則，但要切實地做到，卻絕非易事。我一直對於揭短式的論著不以為然，原因就是它們欠缺對“人”的理解和人性的寬容。讀了保羅·約翰遜的那部暢銷書《知識分子》後，我曾在《東方文化》雜誌上撰文，表達過不同的見解。

以後，我雖然轉向了學術研究，但所選擇的大多不離與知識人相關的問題，之所以建基在“思想文化”之上，大概也與這段時間的所讀之書有關。

胡適 （資料圖/圖）

三、前後左右讀胡適

2003年，《胡適全集》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還記得在本地最著名的私營學術書店付完款，三個紙箱依次放到自行車後架上，沒有漏氣的車胎竟然被44卷精裝書壓扁了。好在旁邊有個修車攤，借來打氣筒，立即打氣，才得以運回家。

不過，當我興奮地把擁有《胡適全集》的消息散播給朋友時，卻被澆了兩盆冷水。有一類朋友認為，《胡適全集》雖稱“全集”，其實不全。所以，與其買不全的“全集”，不如等一等，到真全集出來再說。這類朋友中，還有一個極端的想法，就是隻有等到所有材料齊全，才可談研究。依這個標準，以往所有的研究都沒有學術價值。

還有在學術上走得早的一路朋友。他們早已於常見的史料之外，去“動手動腳找東西”了，因而對於“全集”這類經過後代研究者收集和編輯的史料，自然是一笑置之的。“動手動腳找東西”的傾向本身是可以豐富史料的，並且可以矯正“宏大敘事”的空疏。可一旦成為風氣，極端化地以細小為樂，便容易產生捨近求遠、舍大取小之偏頗。八十多年前，已成學界老輩的章太炎批評後輩的新派講史學者“務欲速成”，“有二十四史而不看，專在細緻之處，吹毛索瘢”（見《歷史之重要》）的現象，也自然倒轉輪迴地呈現了出來。

再有價值的書，她的效應也不可能立馬顯現。如果說有即時效應的話，只有那麼一點，就是《胡適全集》擺在書櫃裡，讓人產生了些許的底氣。但真正的效應或者說可持續性的效應，是需要通過閱讀才能慢慢顯現，並且也不是僅僅抱著“全集”作救援稻草，而必須是以此為中心，前後左右地讀。我以胡適一生最長的單篇論文《說儒》為論題進行研究，就是在七年之後，而又經歷了差不多八年，相關的專著才正式問世。

如今海內外胡適研究的著述數以幾千計，不可謂不全面和深入，但影響仍十分有限，不只是普通的讀者，連文史哲專業的研究生對胡適這個中國現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中心人物也感覺陌生，甚至因為陌生而有意地拒斥。一般來說，對歷史人物的偏見是由多種因素所造成，這些因素中，閱讀不足應該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對胡適的理解就是這樣。假設人們不抱成見地讀一些胡適的代表性作品，那些無中生有、有中生瘡的耳食之言，也不會有生存的環境了。同樣，如果有持續的閱讀習慣，知識人或者學者也不難尋找到安身立命之所，不至於為現實功利如此之惶惶然。

（作者系蘇州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尤小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