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社會價值體系特徵是尊重個性和張揚個性。魯迅說，唐人多胡氣。胡氣，是指唐人衝破了傳統的思想觀念，呈現出的帶有異質文化色彩的特徵，說到底，就是尊重個性和張揚個性。
唐代的詩人，大都有狂野的性格特徵。這種性格特徵，來自山野，來自多種文化的交融所培養出來的一種剛健之氣。佛教自從東漢末年開始傳入我國，到了唐代進入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而道教也因為李氏統治集團的大力提倡，成為主流宗教，給一直佔統治地位的儒學文化注入了活力，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創新精神，這就是唐代詩人狂野進取性格形成的思想基礎。唐代執行的是開放政策，外來文明也影響和促進了唐代詩人文化視野的開闊與胸襟的廣大，使他們站上了時代精神的高峰。
1
陳子昂率先出場了。
陳子昂初入長安，籍籍無名，“時人不之知也”,他的傳記作者盧用藏是這樣說的。
名，名氣，不論在古代社會還是現代社會，都是一種取得社會承認和具有社會文化批評權力的資格的象徵。
而名、名氣的獲取，不是像財富一樣靠積累，它是“平地一聲雷”，一夜之間就名滿天下。這就要靠機遇，靠偶然，靠策劃，靠別出心裁地宣傳了。陳子昂是如此“閃亮”的：
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左右曰：“以千緡市之。”眾驚問，答曰：“餘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裡。”如期偕往，則酒餚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這則軼事來自《獨異記》後被《唐詩紀事》收入，雖然有藝術虛構的成分，但頗能反映陳子昂狂傲的個性。
初唐時期，文學領域蔓延著齊樑文學綺麗、頹廢的風氣，根本不能反映出大唐雄闊的氣象與活力。
陳子昂擔心這種萎靡頹廢之風，日甚一日地侵染著大唐，找尋不見秦漢的樸素詩風和建安風骨。這種鬱悶和憂憤積聚在胸，壓迫在心，使人喘不上氣來，而目前最為清醒的人就是自己，自己有責任有義務站出來大聲疾呼，力圖改變當前無望的文壇現狀：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樑間詩，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嘆。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一昨於解三處，見明公《詠孤桐篇》，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遂用洗心飾視，發揮幽鬱。不圖正始之音，復睹於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陳子昂知道，僅憑著自己微薄的力量是撼動不了陳陳相因的宮廷文學的風氣的，必須藉助於有一定地位和權力的官員才行。他的這篇很有筋力的文章，就是寫給東方左史虯，以期得到嚶鳴。
人的價值不在於官職的高低，不在於佔有財富的多寡，而在於順應時代，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度並做出積極的文化反應，在於用自己的認知去創造影響著時代的前進。陳子昂就是這樣的人，雖然，他的呼喚來得早了一點。沒有先知者的思想領航，大地的帆船就只能永遠停泊。陳子昂跟隨大軍，去征戰契丹，走到天空遼闊、荒草連天的邊地，登上幽州臺，看見白雲在流風中飄逝，萬千感慨，竟無語凝噎：
前不見古人，
後不見來者。
念天地之悠悠，
獨愴然而涕下。
他的這首詩流露的是一種曠遠的孤獨。處在時間與空間中，與過去和未來相脫離，人在無垠的宇宙面前是多麼的渺小：我看不見在我前邊的古人，也看不見在我後邊的來者。思念著天地是多麼的悠遠久長，（而人的生命和抱負在漫長的無望的等待中消失……），獨自一人傷感地淚水長流。
不過，陳子昂對唐代文學的卓越認識和正確判斷以及倡導恢復風雅文學的觀點，轉變了唐代文學的走向，為盛唐文學興盛奠定了藝術的思想和理論基礎。
杜甫評說陳子昂：“有才繼騷雅，……名與日月懸。”
韓愈也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陳子昂在初唐時期大力提倡文學的復古，實際上是繼承秦漢、建安文學的現實主義精神，提倡內容大於形式，以樸素、活潑的語言代替僵死、華麗的語言。這對唐代整個文學的健康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在唐代，陳子昂和韓愈是改革文學的兩大家，不過，韓愈比陳子昂晚生了一百餘年。
陳子昂主張文學改革不僅僅是詩還包括文，而韓愈則偏重於文章。
所以，陳子昂應該說是唐代文學改革的先驅，是率先革除“文章道弊”的先鋒。
回觀陳子昂的文學觀，他在一千多年前就對文學有這樣清醒的認識，並且在自己的創作中力圖貫徹，真是難能可貴的。
元代著名詩人兼批評家元好問把陳子昂比喻為輔助越國擊敗吳國的賢相范蠡：
沈宋橫馳翰墨場，
風流初不廢齊樑。
論功若準平吳例，
合著黃金鑄子昂。
不管這樣的比喻是否恰當，但是，在元好問眼裡，陳子昂在唐代文學改革上，就是平吳第一功臣范蠡，也應該鑄一座金像！可是，陳子昂在當時的境遇卻真是令人悲嘆不已：一生沉浮於下層，又在征戰中度過了青春歲月，原先昂揚高蹈的個性和抗擊世俗的叛逆精神漸漸被打磨淨盡，後來辭官回鄉，竟然遭到了小人的暗算。
不管怎樣說，陳子昂在“胡氣”的唐代，鮮明的個性和狂野的元氣淋漓的“摔琴”之舉，餘音嫋嫋。
在他的身後，走來了同樣是蜀人的充滿狂橫精神把自我放大於天地之間的曠世詩人李白……
2
唐代詩人大都有拯救天下的氣概，李白就是典型的例子。
要拯救天下，僅憑著會寫詩是不行的，至少得有經緯國家的才能，還得有良好的政治經驗和管理國家的才幹。李白寫詩行，是天才，若是要李白果真管理國家，要不了幾天國家就要搖晃了。行政事務要求的是盡職盡責按照一定的程序辦事，講究的是科學規範的高效率的辦事，而不是憑著熱情蠻幹，更不能上班時間喝酒。上班時間喝酒是要誤事的，醉醺醺的，眼睛發花，連人都瞅不準，還能瞅準行政公文？李白好酒，高興起來一醉累月，人家到衙門來辦事，你醉眼朦朧，走路東倒西搖的，既影響政府形象又影響個人形象，平時尚且湊合，關鍵時刻那可就誤大事了。例如邊防吃緊，外敵入侵，亂民暴動，軍隊譁變，市民起鬨，物價飛漲，路斷橋塌，水災地震，交通安全，哪一樣都是急如星火，需要當機立斷，還要調兵遣將，快速處理。李白肯定不行的，人家在門外等著指示，而你卻詩情突發，吟哦不斷，或者筆走龍蛇，白壁塗鴉，早就貽誤戰機，帶來嚴重後果了，怕上級領導怪罪下來，吃不了兜著走，李白是那種見了領導就曲背勾肩裝可憐的人嗎？說不定自以為是，不服管教，惹得領導不高興，輕則幾十大板，重了就不好說了。
李隆基為了大唐江山，要的是幹練的官吏，不是自視甚高卻無實際辦事能力，脾氣上來就無法無天的詩人。所以，李隆基想了想，還是發給李白盤纏，讓他走人。
不只是李白，千古文人的內心，都有一個夢。這個夢就是治國平天下，就是為官為宦，就連孔夫子也四處奔走謀取一官半職，說得好聽點，是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說得不好聽點，是為了光宗耀祖滿足自己的虛榮心。其實，為官為宦，也是一種職業。從事這門職業的人，必須有專業的訓練，必須有必要的投資，必須磨練自己的意志，還必須在這方面有特長。李白好像沒有這方面的才幹，他的才幹集中到虛構想象之中了。
上帝真有意思，不會讓一個人成為全才，總要賦予特長，總要留點缺陷。這樣，世界才會平衡，世界也才會豐富多彩起來，人和人才能和諧相處。所以，人要知道自己善於做什麼，不善於做什麼；善於做的就去做，不善於做的就回避。不然，就會什麼事也做不成的！這就是李白對我們的一點啟示。
當然李白還是有才的！至少他的詩歌，能證明大唐文化事業的繁榮昌盛！因為大唐也出現了世界級大詩人呢！不過，李白的學識有多大？學識和詩才又有多少聯繫呢？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按照李白的經歷，他的求學時間不長，一生絕大部分都是在漫遊中度過，沒有時間來接受繼續教育。那麼，他那天然的詩情和飄逸的詩句，是從哪裡來的，是來自深厚的學養，還是來自胸臆的自然流瀉呢？論學識，李白少年時期估計是讀了不少的書籍。據說故鄉江油老屋附近，還有他專門讀書的遺址。
但是，一個相對閉塞的地方，能有多少圖書供李白閱讀呢？就算有不少的圖書，比較起首都長安來說，自然是不能相提並論的。李白就是把江油的全部圖書都讀完了，估計也不會讀到長安城大明宮裡密藏的三墳五典、祖傳祕籍。
再說，李白沒有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不像韓愈、白居易、劉禹錫、柳宗元他們那樣苦讀之後又經過嚴格的進士考試，才躋身於上流社會，所以李白的學養也高不到哪兒去。
然而，李白卻是世人皆知的大詩人，連學富五車的賀知章老先生也驚呼他為“謫仙人”。他寫詩非常輕鬆，就像幽谷裡的白雲，隨時飄蕩而出，又像秋水一樣，浩浩淼淼，不知涯際。漢字到了李白手中，節奏、色彩、音韻以及給予語言以神韻的各種修辭手法，全都有了生命，在蹦跳、在起舞、在歌唱、在呼喊，又都安穩如山般靜靜地守候在句子裡邊。這種奇蹟般的運用漢字的能力，彷彿是上天特別眷顧李白，使他的藝術悟性異常發達。
具有發達的藝術悟性，就會在藝術上表現出來，這無關乎學識。
以此來看，詩才和學識的關係不是很直接的，有學識未必就有詩才，有詩才未必一定有學識，當然，兩者兼而有之更好。李白的關於詩的超強藝術能力，除了學識之外，最主要的是來自個人的文學天分。這種天分，就是說他具有創造藝術的心理結構。這種特別的心理結構，人要完全認識，還很遙遠。
忽然想到尼采的“超人”，那麼，李白就是一個在詩的藝術上的“超人”，他的藝術意志和審美意志呈現在日常的生活裡，他把生活詩意化了，生活也詩意化了李白。
3
唐代詩人重友誼。
友誼在古代社會裡，屬於五倫之一，社會和個人都相當看重。李白與杜甫，劉禹錫與柳宗元，他們的友誼都很感人。而保持友誼時間最長，並且達到了很高境界的友誼，還是元稹與白居易。
元稹與白居易都是中唐傑出的詩人，提倡新樂府運動，開創一代詩風，並稱為“元白”。
貞元十九年（803年），兩人同榜登科，且都被授予祕書省校書郎。白居易在《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裡，回憶他們結識的過程：
“憶在貞元歲，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
從此，元稹與白居易的友誼經歷了風風雨雨，走過了二十八年。
在這二十八年裡，元稹與白居易心心相印，又在生活中盡心幫助。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三年校書郎任期已滿，之後，他移居長安城裡永崇坊的華陽觀，並邀元稹一起來學習。在華陽觀共讀的這段時期，他們驚奇發現，兩人的志趣相同，愛好如一，這就為他們以後的終生友誼奠定了基礎。
隨後，元稹拜左拾遺，白居易出任周至尉。元稹為人耿直，性格鋒銳，既居諫垣，不想碌碌無為混資歷。於是，傾向王叔文的政治改革，因此開罪於權貴。
不久，被貶河南尉。禍不單行。就在元稹遭受排擠東去河南任上的時候，他的慈母鄭氏不幸去世。元稹在洛陽聽到噩耗，哀痛泣血，西歸安葬母親。
此後將近三年的時間，元稹“丁母憂”。家道本來清寒，加之母親和岳父相繼離世，元稹的身心受到極大的打擊，整日在寂寞中度過。就在這“無天可告，無地可倚，喘息未盡，心魂已飛”的人生低潮期，白居易及時送來滾燙的溫情，溫暖元稹受傷的心靈，並且給予了經濟支持。
元稹與白居易的友誼伴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愈見堅貞。雖然他們的一生分離多於相聚，然而這情同手足的友誼卻都揮灑在雪白的信箋上了。
天氣熱了，白居易給元稹捎去輕薄透氣的衣衫，雖然元稹瘦骨嶙峋穿起來顯得寬大，但還是疊放整齊，放在床頭，彷彿和老朋友相對而坐；白居易母親陳氏去世，回到渭河岸邊的下邽芝蘭村，元稹聽聞後，立即派遣侄子親自來芝蘭村代他祭奠，盡力安排好白居易一家的生活。
菊花開了，白居易面對著傲霜挺立的花枝，遙遙想念遠方的元稹，計算著他現在走到何處，就能看到提前寄去的詩章，以解路途的勞累困頓。
白居易遭貶，元稹寫詩熱切的勸解，給予精神鼓舞。元稹在江陵，已經病得臥床多日了，聽說白居易左遷江州，硬是爬起來，要過紙筆，顫抖著寫出了：
殘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
垂死病中驚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又遭外貶，元稹對此不能沉默，卻也無可奈何，只能把一腔憂憤化為悲憤的詩句來勸慰朋友，表達自己的心情。而這種長歌之哀，過於痛哭，真實的表達了元稹對白居易的關切。
元稹去世後，白居易悲痛萬分，作詩哀悼，撰寫了元稹的墓誌銘；靈柩北返，經過洛陽，白居易為文祭之……
這真是生死不渝的感情，讓人永遠感動的友誼！可惜，這樣的友誼只能在唐代出現，而今卻是淡遠到幾乎近似於無有了。
4
唐代的長安城，是當時世界最為繁榮的都市之一。
長安的絕色女子輕易不在朱雀大道溜達，不像那些西市當爐的胡姬一邊賣弄著風情，一邊腿腳勤快地招呼著客人，她們一般是東市高檔商店的顧客，低聲細語，選中了自己滿意的東西，便迅速離去。她們的狂歡日，是每年農曆的三月三日的上巳節。
杜甫在《麗人行》裡，這樣描述道：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
態濃意遠淑且真，肌理細膩骨肉勻。
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
這幾句詩雖然說是描寫了楊氏姐妹曲江春遊的勝景，不過，此時的楊氏姐妹早已失去了青春的風采，只能靠著華麗貴重的服裝和頭飾來掩飾歲月的侵蝕，而農家小院裡的碧玉卻盡情搖曳著天然的清新。
參加科場考試的崔護，這次名落孫山，心情鬱悶，緩步來到長安城南距離曲江不遠的田野上，藉以排解胸中的失落。遠處是黃色牆壁的佛寺，不時傳來祈求福祉的鐘聲。近處的路邊，稀疏著幾戶散落的人家，竹籬茅屋，掩映在桃花林中。崔護覺得口渴，便上前叩門求水。門開處，閃出一個嬌小的女子，崔護立即被這位女子的美貌吸引住了，他目不轉睛地看著，而這女子卻也不惱，嫣然一笑，“以杯水至，開門設床命坐，獨倚小桃斜柯，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等待崔護把水喝完，收回水碗，回身掩了街門，留下崔護一個人還呆呆地站在門外……
李白對文章的最高審美要求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現在，把李白的審美觀點移到形容這位農家女子身上最為恰當妥帖。崔護的眼前老是晃動著這位碧玉般清純的農家女子，無奈，只好離開了這裡。
第二年清明，正是桃花盛開的時候，崔護心中記掛著這位女子，情不自禁，又一次來到城南這裡，只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崔護悵然若失，就在門扉上題詩云：
去年今日此門中，
人面桃花相映紅。
人面不知何處去，
桃花依舊笑春風。
此詩的題目是《都城南莊》。大凡出自真情的詩，都寫得美，美得讓人炫目。崔護因為這首詩贏得了愛情，也取得了很大的名氣。《唐詩紀事》記錄了這則豔情故事。崔護大約是在貞元十二載（796年）中了進士，後來官至嶺南節度使。都市長安，一天不知道要發生多少悲歡離合的故事，而演繹出人間真情的，究竟能有多少呢！即是再絕色的女子，一旦容顏老去，年華消逝，還能有人記取當年“人面桃花”，重溫舊情再續前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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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詩人一直關注底層人群生存狀態，這就是唐詩流傳的根本原因。
初春，長安城裡的柳條還沒有染上金黃，慈恩寺裡的梅花卻還開得鮮豔，透過厚密的竹林，傳來一陣陣凜冽異常的香氣。
雪花飄落下來……
羅隱走在長安的朱雀大道上，遙遙望著瀰漫在風雪深處的大雁塔。忽然聽見道邊傳來惡狠狠的斥罵聲，他回頭一看，原來是幾個衣著襤褸的老人，慌忙地躲避飛馳而來的官家乘坐的車子。他們身後的草房，在大雪裡已經坍塌了，只剩下幾支烏黑的椽子斜刺在寒風和雪花裡，破草堆裡，嬰兒在沙啞地啼哭。羅隱的心被刺疼了，淚水迷濛了雙眼。
本來，他是準備趁著風雪，去登大雁塔，領略長安城風雪天的美景，順便去觀賞雪裡盛開的梅花，慈恩寺院裡的臘梅早就負有盛名呢。現在，羅隱沒有絲毫的心思了。朱雀大道兩邊掛著紅燈籠的酒家，一家連著一家，裡邊人聲鼎沸，划拳猜謎，還有悠揚動聽的胡琴聲，原來這些熟悉的生活，羅隱都感到厭惡了！他快步走回借宿的旅社裡，略加思索，揮筆寫下：
盡道豐年瑞，豐年事若何？
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
唐詩裡，詠雪的詩很多，可是，最傑出的詩當是羅隱這首詩。羅隱的詩裡充滿了強烈的人文關懷之情，充滿了對社會底層人群深切的同情。這首詩，起句“盡道豐年瑞”，意思是：都說瑞雪兆豐年，接下去一句是冷冷的提問：“豐年事若何？”即就是真的豐年，情況又怎樣呢？
唐代末葉的鄉村，苛重的賦稅和高額的地租剝削，農民無論豐歉都處於悲慘的境地，當時的社會現實是：“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谷”，“六月禾未秀，官家已修倉”，“山前有熟稻，紫穗襲人香。細獲又精舂，粒粒如玉璫。持之納於官，私室無倉箱”。這就是豐年的真實情況！羅隱寫了鄉村，接著又寫長安城裡大雪天的情況：“長安有貧者，為瑞不宜多。”大雪幾乎斷絕了城市裡貧者的生路，那些靠打工生活的，或者替人做零工，或者縫窮，或者送貨，或者賣藝，或者沿街乞討，或者臨近年關趕著回家滯留車站碼頭的行人，偏巧就遇上了大雪天氣，使得本來就寒冷的草房更加寒冷，本來就艱辛的生活更加艱辛了！家裡早就沒有糧食了，飢餓徘徊在窮人的家裡……大雪成災，這樣的災禍不要多了不要多了，詩人在祈求！
羅隱寫完這首詩，輕輕嘆了口氣，窗外，不時傳來樹枝被大雪壓折的聲音，他的心頭狠狠地抽了幾抽，眼前又是那傾倒在風雪裡的草房，羅隱的臉色鐵一樣地凝固了，他的熱力融合在他的詩篇裡了。文字，有時候也是一種力量，特別是關注社會現實的文字。
羅隱的詩，平穩的敘述和近乎白描的藝術，一如他的為人一樣，貌古而黎黑，卻散發著火般的熱情與深刻的思想。
羅隱以後，中國的詩歌風格由此拐了一個彎。
羅隱的詩，是宋代詩的前序。
長安的春天之後，便是那汴梁的秋天。
柏峰，陝西蒲城人。著有多種文學理論專著、散文集。曾獲全國及省級文學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陝西省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