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徵糧剿匪戰場'

服裝隆昌縣方誌四川 2019-08-13

血染徵糧剿匪戰場

呂玉發

1949年9月，我第二次考進隆師校讀後師六班。這個班的同學，大多來自簡師十班和十二班。按當時的規定，簡師4年畢業後，要教書一年，才能考後師。

到後師班上學3個月（12月5日），隆昌就解放了。我們在學校老師的組織下，成立了宣傳隊，每天到縣城去扭秧歌、打腰鼓、唱革命歌曲、發傳單，激情澎湃地投入到解放運動之中。

1950年1月，剛剛成立的隆昌縣人民政府在我們學校舉辦了300多人的第一期地方幹部訓練班（簡稱地幹辦），學員大部分都是我們隆師校的在校學生。集訓10多天之後，就和解放軍組成工作隊，到各鄉鎮去開展解放運動。

1月下旬，我們由二野張德芳帶隊，到離縣城60多裡的榮隆鄉。我們這個工作隊，由一個解放軍警衛班和27名地幹辦班同學組成，其中4個女同學都是我們班的：我和呂玉簪、呂玉容，還有陳一英。

榮隆鄉設了榮、隆二昌兩個鄉政府，社會情況複雜，土匪勢力猖獗。工作組住在上街子的隆昌縣鄉鎮府，因我家就在上街子場邊上，所以我就住在家裡。

我們和解放軍混編成若干個工作小組，第二天就開始到各保、甲去做宣傳動員工作。每到一個地方，我們都是先唱歌跳舞，待圍觀的群眾多了，就給他們發宣傳單，然後站在凳子上宣講解放後的新政策。我們還走村串戶，訪貧問苦，每天早出晚歸，夜以繼日。中午就在當地農家吃飯，按人頭給老鄉搭夥證，他們憑證到政府指定的徵收處結算。

沒想到，我們才幹了10多天，就遭到了土匪的血腥襲擊。臘月十六（1950年2月2日）那天很冷，收隊時，天已黑盡。我剛回到家，就聽見鄉公所那邊槍聲四起，持續了半個小時左右。我非常擔心同學和戰友們，就叫三爺（父親）趕快過去打聽情況。

三爺悄悄摸到鄉公所，看見到處都是亂槍留下的痕跡，滿院子都是硝煙味和血腥味。他看見張隊長和兩個漁箭鄉趕來的救援兵正在搶救倒在血泊中的解放軍戰士，還有個在清理現場。張隊長說：其他的救援官兵都趕到石灘子去營救工作隊員了。原來，他是在土匪衝進屋子的瞬間，藏在床下並將身體緊貼床底，才倖免一難。

三爺還打聽到：呂玉簪和呂玉容在混亂中，憑著熟悉地形，已經跑回家了。就是沒看見陳一英。

我和三爺決定到石灘子去找她。剛出場不遠，就看見有工作隊員陸陸續續回來了，我一下子看見了15班的么弟（彭文聰），急忙問他看到陳一英沒有？他告訴我:大約是晚上7點鐘左右，一幫便衣土匪突然衝進鄉公所，他們亂槍四射，從樓上到樓下，看到穿軍裝的、帶五角星帽子的就開槍。把我們這些手無寸鐵的學生隊員，攆到院壩內，又是打又是罵，非要我們表態：不跟“帕克兒” （共產黨）幹了。

同學們都很堅強，寧願被土匪打罵，也不表這個態。土匪看陳一英是個女學生，就抓住她的頭髮，喊她說。她咬緊牙關，堅決不說。土匪火了，把她按倒在床上，左一槍右一槍的亂打。不知她傷在哪裡，被拉出去的時候，看見她滿臉是血。漁箭鄉的解放軍趕來了，土匪抓起我們當掩護，撤離到場鎮外三裡地的石灘子。只聽見匪頭喊“拖兩個到溝頭去斃了！”，接著又是一陣槍擊聲，有三四名解放軍戰士又倒在了血泊之中。救援兵逼近了，土匪們才倉皇而逃，我們才得以獲救。

聽么弟這樣一說，我和三爺更著急了，立馬摸黑進溝裡找陳一英。我們父女倆一步一步摸索前行，手都塊凍僵了，終於找到了奄奄一息的陳一英。我也不知哪來的力氣，背起她就跑，跑到家時已快天亮了。

我將她放在床上，只見她衣服褲子上全是血跡、泥巴，還有好多槍眼。還好，真正的槍傷只在右邊額角，沒傷到顱骨。三爺抓了一把香爐灰按在傷口上止血，然後找了一塊乾淨的布叫三娘給她包紮傷口，叫我用熱水給她擦洗身子，再蓋上兩床被子，不一會兒她就醒了。

她睜開眼睛，警惕地左看右看：“我不是被土匪打死了嗎？怎麼在你們家？”我簡單把事情經過告訴她後，她一把拉著我的手：“謝謝你，謝謝你們全家，救命之恩，我終身不忘！”

把陳一英安頓好，已是晌午，三爺到區公所去看，才知道張隊長早上就奉命帶領回到鄉公所的工作隊員們回隆昌去了。

得知工作隊撤走了，土匪反攻回鄉，氣焰更加囂張。要是被他們知道我們家藏有工作隊的傷員，那還了得呀？

於是，白天，我們就把陳一英藏在家裡，悄悄買藥給她療傷，天一黑，三娘就陪著她，帶上蓑衣斗笠，跑到荒山上或者是菜花地裡躲藏。寒冬臘月的夜晚，她們在荒山菜地，緊緊地抱在一起相互取暖，耳朵還得警覺地聽著動靜，遇到下雨，漫漫寒夜就更加難熬了。好不容易熬到東方發白，才又悄悄溜回到家中。我在家早早燒好熱水給她們洗臉燙腳，煮好熱稀飯給她們喝。三娘為了避嫌，還得趕緊出去幹農活。就這樣在極度的驚恐中過了10天。

為了讓陳一英早日康復，三爺提前把過年豬殺了，每天都弄點豬肉給她補身體。我們本想待她把傷養得好一點，過了年再送她回隆昌的，但就在臘月二十六的傍晚，三爺得到消息：有人向土匪告密，說我們家窩藏有共黨傷員。

三爺當機立斷，叫三娘連夜把陳一英送回隆師校。三娘用一塊孝布包住陳一英額角的傷口，看似一個孝女，因我們當地有“孝子為大”的風俗，一般人是不會為難孝女的。

三娘帶著陳一英，在漆黑的臘月夜，既不敢走大路，也不敢點火把，儘量走沒人煙的地方，逢山爬山，逢坎跳坎，逢水淌水，終於在臘月二十七的中午時分把陳一英安全送到了羅漢寺。

看見陳一英回來了，大家頓時歡呼雀躍，都說她是隆師校的巾幗英雄。

三娘不敢久留，急匆匆扒了幾口飯就趕緊返程。她送陳一英走得太及時了，就在她們剛走的次日早晨，一群土匪闖進我家裡，不問青紅皁白，滿屋子亂搜，還用刺刀到處亂戳，沒找到傷員，就查戶口，問還有一個人哪去了？我們說三娘一早上山打柴去了，要天黑了才回來。傍晚時分，三娘回來了，挑著三爺早就準備好藏在菜地裡的溼漉漉的柴擔子，我們全家才沒被土匪掃蕩。

榮隆鄉的反革命武裝暴亂之後，匪亂日益猖獗，就在毗鄰的三區（普潤），15班的謝守駿，正月十二被土匪抓走了，他忍受了土匪的嚴刑拷打，致死不屈。土匪於1950年3月2日將他殺害，還下令暴屍數日。15班的吳樹金，也慘死在榮隆鄉5保的徵糧途中。文學天才戴天鬆，積勞成疾，病逝在徵糧剿匪戰場。

我們這群20歲左右的隆師學子，無不為犧牲的解放軍戰士和同學悲痛萬分。“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同學們化悲痛為力量，就在謝守駿同學犧牲的那一天，也就是元宵節的頭一天，我們在隆昌縣委的統一指揮下，奔赴更大規模的、嚴峻的徵糧剿匪戰場。

陳一英和很多受傷的同學，繃帶上的血跡還未乾，就和大家一起又出發了。她去的石碾區，我到的城郊區。我們和解放軍戰士一起，艱苦奮戰了4個多月，直到7月份政府宣告徵糧剿匪工作結束，我們才返校復課。

就這樣，我和我的同學們，合著新中國解放和建設的步伐，無怨無悔地奉獻出了我們的青春和終身。如今雖至耄耋年華，但70年前那片血染徵糧剿匪戰場的風采，永遠驕傲地駐紮在我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