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斷髮展，非公有制經濟已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由於市場經濟組織制不健全、法律制度不完善等原因，少數不法分子利用體制、制度的漏洞，或利用職位便利，為自己或所在企業謀取不正當利益；或將非公有制企業當作“槍靶子”，為滿足個人利益實施犯罪行為，侵害企業的利益；或將非公有制企業當成“擋箭牌”，以其為主體實施犯罪行為，企圖逃避或者減輕法律責任。
近年來，老河口市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犯罪問題逐漸暴露，成為影響市場健康發展的危險因素。因此，老河口市人民檢察院將對五年內我市非公有制經濟領域職務犯罪問題進行分析，探索防治對策。
一、職務犯罪基本情況及特點
2013至2017年，老河口市人民檢察院查辦非公有制經濟領域職務犯罪34起34人。
1、從涉及罪名來看，以賄賂犯罪為主。34件34人職務犯罪案件中，貪汙賄賂類案件19件19人，瀆職類案件15件15人。觸犯的罪名以賄賂犯罪最多，有12件12人，佔案件總數的35.3%，其次是濫用職權罪11件11人；貪汙罪3件3人，挪用公款罪4件4人，玩忽職守罪3件3人，另外一人涉嫌詐騙罪，因形成串案而被我院立案查處。
2、從犯罪手段來看，多表現為以權謀私，權錢交易。34件案件中，行為人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大多利用手中職權，為相對方非公有制企業謀取不正當經濟利益；行為人是非國家工作人員的，大多是企業高管，利用職權侵佔企業利益，或表面上打著為企業謀利的旗號，實則作出有損企業商譽、員工利益的事。權力、金錢作為利益交換的籌碼，貪汙、賄賂犯罪往往與瀆職犯罪交織。
3、從犯罪主體來看，犯罪嫌疑人大多數具有“三高”的特徵。“三高”是指：一是文化程度較高。經統計，43名犯罪嫌疑人中，全部為高中及以上學歷，其中大專學歷名，大學本科名，碩士研究生名，而檢察機關查處的涉農惠民等其他領域職務犯罪的行為人45%左右為高中文化程度，大專及以上學歷的僅佔10%左右，還有不少小學、初中文化程度。二是職位較高。犯罪嫌疑人一般均擔任所在單位的領導職務，或者身處重要崗位。三是政治地位較高。犯罪嫌疑人中有68%為中共黨員，14名還是所在單位的黨組成員，甚至是黨組書記、副書記，即所謂的“一把手”、“二把手”。
4、從涉罪金額來看，非公有制經濟領域職務犯罪的涉罪金額普遍較高。以受賄犯罪為例，老河口市涉農惠民領域受賄犯罪的涉罪金額平均在3萬元，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受賄犯罪涉罪金額平均為10萬元。這與非公有制經濟領域行賄方經濟實力較強，不正當利益價值較高有關。
二、犯罪發生成因
1、行政權力過分干預市場現象仍然存在。目前，某些行政部門還存在對非公有制經濟干預過多，而服務、管理、監督、保護等職責卻沒有履行到位的情況。有的行政審批流程繁瑣、複雜，效率低、手續多，而且不公開、不規範，加大了非公有制企業的申請審批難度，為權力尋租創造空間。部分非公企業和社會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往往通過不正當競爭手段達到目的，從而發生商業賄賂、權錢交易、出具虛假報告等腐敗現象，有的甚至與政府部門形成利益共同體，行政權力很容易介入微觀經濟活動謀取私利。如2014年，老河口市西衝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欲申報新型糧食生產經營主體儲糧設施補助。在沒有實際進行土地流轉、從事糧食種植、沒有建設倉儲設施的情況下，為騙取補助資金，該合作社法定代表人尚某偽造了合作社社員名單、土地流轉合同等資料，並將其他公司的倉儲設施等資料假冒成西衝合作社的資料，提交給老河口市糧食局倉儲科審核。糧食局倉儲科工作人員孟某、馬某明知西衝合作社的申報資料存在大量偽造、變造的情形，依然予以審核通過並上報至襄陽市、湖北省。由此，西衝合作社得以騙取60萬元的專項補助資金。
2、懲防腐敗制度不完善，使非公有制經濟組織淪為犯罪“炮灰”。懲防腐敗制度即在非公經濟領域存在空白。國家及地方各級的懲防腐敗體系建設在很多方面都沒有將非公經濟領域覆蓋進去，對非公經濟組織腐敗犯罪的預防沒有明文硬性規定，沒有明確的牽頭部門來負責，即便依靠群眾或輿論監督，也存在一定困難，只靠當事人或媒體對非公領域犯罪的揭發、檢舉會十分有限，真正被舉報的案件少之又少，舉報人在舉報的同時頂了巨大的壓力，並不能從根本上起到預防的作用。
3、行業潛規則盛行，不法分子唯利是圖且不擇手段。“潛規則”，顧名思義，就是看不見的、明文沒有規定的、約定俗成的，但是卻又廣泛認同、實際起作用的、人們必須“遵循”的一種規則。不僅在老河口地區，實際上，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商業賄賂在我國開始氾濫，幾乎存在於市場的各個角落，成了很多領域的“潛規則”，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尤為明顯，企業家、普通員工及其他群眾對於商業賄賂等腐敗現象已形成非正常的容忍、默認心理，甚至積極主動地通過商業賄賂的方式追求不正當利益，賄賂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門。如2012年，湖北盛坤公司入資參與老河口市財扶擔保有限責任公司重組改制，成立新的財扶公司，聘請老河口市政府辦公室副主任席某為總經理兼法定代表人。之後，盛坤公司為抽逃出資，以解決其關聯企業湖北寶立特公司資金短缺問題，委託盛坤公司、寶立特公司的執行經理王某與席某商議，採取以盛坤公司為寶立特公司擔保的方式，寶立特公司向財扶公司大額借款。2013年至2014年期間，席某在明知借款方式超出財扶公司經營範圍，且違反股東不得以任何方式抽逃出資的法律規定的情況下，先後8次籤批同意財扶公司將超過9000萬元的資金借給寶立特公司使用，而寶立特公司未予歸還本金及支付利息。這期間，席某、王某達成了由財扶公司股東盛坤公司給席某每年發20萬元年薪的口頭協議，實際上則由寶立特公司向席某個人賬戶轉賬了10萬元半年薪酬，席某將10萬元據為己有。
4、市場信用體系不健全，誠信意識的缺乏為犯罪動機的產生創造條件。現在我國尚未建立統一完善的市場誠信體系，社會對信用缺失者的約束機制尚未健全，曾經有過賄賂等不正當交易行為的市場主體在市場準入方面沒有受到有效的限制，而且非公經濟組織對建立現代社會信用體系認識不足，誠信意識的缺乏為犯罪動機產生創造了條件。加上上文提到的“潛規則”盛行，有的企業在進入市場時會面臨在遵守商業倫理、市場秩序與提高競爭力、贏得市場地位中進行選擇，而往往陷入困境：如果遠離商業賄賂，企業就可能失去市場；如果同流合汙，就會背叛商業倫理。目前，檢察機關的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就起到一定市場信用體系的作用，但仍需完善與推廣。
三、防治對策
1、加強警示教育，增強國家工作人員的底線意識，督促其從認識上理清政商關係。有的官員因為身居高位久了，而對手中權力產生了錯誤認識，受不了外界誘惑，逐漸迷失了自己，忘記了黨性原則，忘記了為人民服務的宗旨，走上不歸路。因此，預防非公經濟領域職務犯罪的發生，首先必須從黨員幹部的思想教育入手，使其從認識上理清政商關係。習近平總書記概括，新型政商關係，即“親”“清”二字，既要坦蕩真誠同民營企業接觸交往，又要保持關係清白、純潔，不能有貪心私心，不能以權謀私，不能搞權錢交易。
2、加大宣傳力度，動員非公經濟人士樹立預防犯罪主體責任意識。無論是作為犯罪工具還是犯罪目標，無論是職務犯罪還是普通刑事犯罪，非公有制經濟組織都是最大受害者。然而，根據目前的現狀，絕大部分非公經濟人士還沒有意識到自己也是預防犯罪的主體，同樣肩負著對抗侵犯非公有制經濟的犯罪的重大責任。因此，加強宣傳，幫助非公經濟人士樹立並增強預防犯罪責任意識勢在必行。可借宣傳平臺，有關部門加強協作預防，協助企業通過多種形勢和渠道開展法制宣傳，提高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管理人員和普通員工的法律意識、自我保護意識，提高其職業道德修養、廉潔守法意識和拒腐防變能力，及時受理投訴、舉報和控告，阻止侵害非公有制經濟犯罪行為的發生和蔓延。
3、填補制度漏洞，遏制和剷除滋生犯罪的土壤。一是要消除排斥性、歧視性的政策，消除行業壟斷和地方性保護壁壘，市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在投資、貿易、競爭、稅收等方面享受平等待遇，營造各種經濟組織公平競爭的體制和制度環境。二是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轉變政府職能，規範行政行為，形成決策科學、執行到位、監督有力、分工合理、權責一致的行政管理體制。三是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內部應當完善治理，加強自身建設，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組織建立健全現代企業管理模式，如健全法人治理結構，規範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高級管理人員的權利和職責，建立權利監督、制衡機制，削弱甚至消除家族式管理、一股獨大的舊式經營模式。
4、形成預防合力，為非公有制經濟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一是建立黨委、政府、司法機關和非公經濟組織之間聯席會議制度。由檢察、公安、工商、工商聯等相關職能部門，定期召開聯席會議，通報非公經濟領域犯罪懲防工作情況，分析非公經濟領域犯罪的狀況、特點和原因，瞭解非公經濟組織的發展情況和麵臨的問題，推動非公經濟組織乃至全社會重視和支持非公領域預防犯罪工作。二是整合監管力量，探索建立起政府、人大、紀檢、檢察聯合監管機制，並與社會輿論監督加強銜接，實現監管資源的有效整合。三是將加強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監督和防治腐敗工作納入黨建工作大局和懲防體系建設之中，積極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充分發揮主管和牽頭部門的作用。
end
來源丨老河口市人民檢察院
作者丨陳凱蒂
相關推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