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2
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採訪、撰文 | 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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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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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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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2
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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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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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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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2
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5
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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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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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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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5
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公園散步。圖片由本人提供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2
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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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公園散步。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舊金山機場。圖片由本人提供
採訪、撰文 | 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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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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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5
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公園散步。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舊金山機場。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在美國丹佛市。圖片由本人提供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2
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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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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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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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公園散步。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舊金山機場。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在美國丹佛市。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她的兩條導盲犬耳思（退役）、安安（現役）。圖片由本人提供
6
2009年，11部電影放完，盲人們的需求也多了：“你老做這些老片子，這個片子是哪年哪月的了，能不能弄個新的呢？外國片有沒有呢？”他們成群結隊到蔣鴻源家作客，跟他提要求。那是2009年到2013年之間的盛況。
製作新電影得考慮版權問題。蔣鴻源翻翻版權法，發現文藝作品翻譯成盲文無償提供給盲人閱讀不受版權限制。蔣鴻源想，無障礙電影不過是有聲讀物的一種新形式，這條應該可以借用。他做了《肖申克的救贖》，他最喜歡的電影之一。盲人們接著提要求，他們還想看《泰坦尼克號》《魂斷藍橋》《簡愛》《追捕》和《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還有剛上映不久的《國王的演講》……蔣鴻源寫出解說詞，自己掏錢，成箱地買空白光盤，壓制進去，免費送給街道、社區和圖書館。這些經典影片，過去盲人們只是有所耳聞，如今終於能看到了。
蔣洪源還想把新上映的電影無障礙化，讓盲人在社區裡也能看到與院線同步的新片。但他的老朋友們，過去那些同他來往甚密的電影導演和發行，也不敢冒著被盜版的風險給他片源。算了，蔣洪源說，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一年有600多部電影上映，我總能湊得夠12部。
盲人們也好奇明眼人怎麼看他們的世界。他們拜託蔣鴻源把電視劇《推拿》無障礙化，連視頻都下好了，可蔣鴻源實在忙不過來。直到電影上映，盲人們又找上門。蔣鴻源將《推拿》做好，帶到社區放映，現場坐的都是些退休的盲人，有工作的盲人都沒時間看，他們大多在推拿店裡忙活。退休的盲人看完電影，感慨道：“按摩廳裡真是太亂了，竟然還有擁抱。”
盲人們又提了新要求，他們希望到電影院去看電影，看院線片。“我們為什麼不能像普通觀眾一樣？為什麼我們要比他們矮一截？他們能去電影院看，我們為什麼不能？”
蔣鴻源找到了他的老朋友，國泰電影院的業務經理。解釋一通無障礙電影后，蔣鴻源說，很快就是建黨90週年了，明眼人都能為黨的生日慶祝，我們盲人也要慶祝，你們免費給我們放一場《建黨偉業》吧。電影院答應，原先的配音志願者卻怯場了。蔣鴻源臨時找了位朋友。朋友認真做了功課，寫了提綱。盲人的反應就像第一次在社區裡看電影一樣，激動不已。
第一場實驗成功，2011年7月，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報告。第二年的5月，市殘聯回覆，從6月份開始，每個月在國泰電影院為盲人包場放一次電影，時間定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四。
於是，每個月的上旬，蔣鴻源找片源，寫解說詞，交給配音志願者。每月的最後的一個週四，盲人們從上海市的四面八方趕到市中心的國泰電影院，帶著導盲犬或則盲杖，呼朋引伴，坐滿放映廳的座位和過道。
2012年10月，上海市寶山區殘聯找到蔣鴻源：能不能到寶山區的電影院來放？寶山區的盲人也想進電影院，但離市中心路途遙遠。12月，嘉定區的殘聯也找上門。到2014年，上海市16個區都有了自己的無障礙電影專場，加上國泰電影院，每個月，上海有17場無障礙電影放映。上海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的著名主持人和播音員也加入進來，成為志願播音員。
社區院線啟動之後，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需求上升。2015年，上海市殘聯招募無障礙電影解說詞志願撰稿人，韓穎報了名。
韓穎第一次寫解說詞，是和上海開放大學殘疾人教育學院前院長於江一起寫的。早些年，他們曾經一起為盲人爭取考試機會。2015年3月，他們開始嘗試，第一部電影選的是《可可西里》，花了三個月時間，探索字數、語速、語言、格式。韓穎是個全盲人，看不到畫面。於江寫好畫面，她來審稿，從觀眾的角度提供意見。對於無障礙電影的解說來說，《可可西里》的難度不小，如果這部片子能做出來，韓穎想，別的電影也不在話下了。最難把握的，是在對畫面的客觀描述上加上多少主觀闡釋。他們希望能幫助觀眾理解畫面，寫了一段時間，決定還是隻對畫面客觀描述。“盲人只是看不見，腦子是健康的，不能剝奪他思考的能力，再說，你怎麼能保證你的判斷是對的？”韓穎說。
2016年，在上海市殘聯的指導扶持下，韓穎在上海市⺠政局註冊了公益機構，上海光影之聲無障礙影視文化發展中心，專門用於推進無障礙觀影工作。韓穎小時候想開電影公司的願望，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她成了光影之聲的主任。
她要管理大大小小各種事務。光影之聲每週要完成一部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寫作，她要定終稿。還要篩選和培訓志願者，以及負責解說詞的錄製、後期合成的協調管理。抱著熱情來的志願者很多，但能留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累起來的時候，韓穎也很無奈，但想想幾年前熬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她又覺得有機會感受累和無奈是一種幸運。
光影之聲成立之前，韓穎總覺得自己的心智還停留在二十歲出頭，有好多年的時間被隔絕在社會之外。這一兩年間，她的談吐和對事物的判斷，才有了一個成熟女人的樣子，“達到我該到的年齡了”。
韓穎重新開始打扮自己，開始買新衣服。家裡人帶著，給她描述衣服大概的顏色和款式。她還請了專業的化妝師給保姆培訓，出門前，麻煩保姆給她化妝。年輕時，韓穎喜歡民族風的衣服，現在還是這麼打扮。她總是穿棉麻的長裙，配上中式的褂子，也時常穿旗袍，戴一副紅色半框的眼鏡，長長的頭髮紮起一半，化淡妝，抹嫣紅色的眼影和腮紅。坐下的時候，她的手安靜地放在腿上，頭卻時不時地向左右微微轉動。她時刻注意著周圍的聲音，卻不緊張。導盲犬在她腳下趴著，一有動靜，就抬起頭用詢問的眼神看她。別人跟她說話時，她會轉向對方，彷彿在專心看著說話的人。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2
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5
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公園散步。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舊金山機場。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在美國丹佛市。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她的兩條導盲犬耳思（退役）、安安（現役）。圖片由本人提供
6
2009年，11部電影放完，盲人們的需求也多了：“你老做這些老片子，這個片子是哪年哪月的了，能不能弄個新的呢？外國片有沒有呢？”他們成群結隊到蔣鴻源家作客，跟他提要求。那是2009年到2013年之間的盛況。
製作新電影得考慮版權問題。蔣鴻源翻翻版權法，發現文藝作品翻譯成盲文無償提供給盲人閱讀不受版權限制。蔣鴻源想，無障礙電影不過是有聲讀物的一種新形式，這條應該可以借用。他做了《肖申克的救贖》，他最喜歡的電影之一。盲人們接著提要求，他們還想看《泰坦尼克號》《魂斷藍橋》《簡愛》《追捕》和《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還有剛上映不久的《國王的演講》……蔣鴻源寫出解說詞，自己掏錢，成箱地買空白光盤，壓制進去，免費送給街道、社區和圖書館。這些經典影片，過去盲人們只是有所耳聞，如今終於能看到了。
蔣洪源還想把新上映的電影無障礙化，讓盲人在社區裡也能看到與院線同步的新片。但他的老朋友們，過去那些同他來往甚密的電影導演和發行，也不敢冒著被盜版的風險給他片源。算了，蔣洪源說，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一年有600多部電影上映，我總能湊得夠12部。
盲人們也好奇明眼人怎麼看他們的世界。他們拜託蔣鴻源把電視劇《推拿》無障礙化，連視頻都下好了，可蔣鴻源實在忙不過來。直到電影上映，盲人們又找上門。蔣鴻源將《推拿》做好，帶到社區放映，現場坐的都是些退休的盲人，有工作的盲人都沒時間看，他們大多在推拿店裡忙活。退休的盲人看完電影，感慨道：“按摩廳裡真是太亂了，竟然還有擁抱。”
盲人們又提了新要求，他們希望到電影院去看電影，看院線片。“我們為什麼不能像普通觀眾一樣？為什麼我們要比他們矮一截？他們能去電影院看，我們為什麼不能？”
蔣鴻源找到了他的老朋友，國泰電影院的業務經理。解釋一通無障礙電影后，蔣鴻源說，很快就是建黨90週年了，明眼人都能為黨的生日慶祝，我們盲人也要慶祝，你們免費給我們放一場《建黨偉業》吧。電影院答應，原先的配音志願者卻怯場了。蔣鴻源臨時找了位朋友。朋友認真做了功課，寫了提綱。盲人的反應就像第一次在社區裡看電影一樣，激動不已。
第一場實驗成功，2011年7月，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報告。第二年的5月，市殘聯回覆，從6月份開始，每個月在國泰電影院為盲人包場放一次電影，時間定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四。
於是，每個月的上旬，蔣鴻源找片源，寫解說詞，交給配音志願者。每月的最後的一個週四，盲人們從上海市的四面八方趕到市中心的國泰電影院，帶著導盲犬或則盲杖，呼朋引伴，坐滿放映廳的座位和過道。
2012年10月，上海市寶山區殘聯找到蔣鴻源：能不能到寶山區的電影院來放？寶山區的盲人也想進電影院，但離市中心路途遙遠。12月，嘉定區的殘聯也找上門。到2014年，上海市16個區都有了自己的無障礙電影專場，加上國泰電影院，每個月，上海有17場無障礙電影放映。上海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的著名主持人和播音員也加入進來，成為志願播音員。
社區院線啟動之後，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需求上升。2015年，上海市殘聯招募無障礙電影解說詞志願撰稿人，韓穎報了名。
韓穎第一次寫解說詞，是和上海開放大學殘疾人教育學院前院長於江一起寫的。早些年，他們曾經一起為盲人爭取考試機會。2015年3月，他們開始嘗試，第一部電影選的是《可可西里》，花了三個月時間，探索字數、語速、語言、格式。韓穎是個全盲人，看不到畫面。於江寫好畫面，她來審稿，從觀眾的角度提供意見。對於無障礙電影的解說來說，《可可西里》的難度不小，如果這部片子能做出來，韓穎想，別的電影也不在話下了。最難把握的，是在對畫面的客觀描述上加上多少主觀闡釋。他們希望能幫助觀眾理解畫面，寫了一段時間，決定還是隻對畫面客觀描述。“盲人只是看不見，腦子是健康的，不能剝奪他思考的能力，再說，你怎麼能保證你的判斷是對的？”韓穎說。
2016年，在上海市殘聯的指導扶持下，韓穎在上海市⺠政局註冊了公益機構，上海光影之聲無障礙影視文化發展中心，專門用於推進無障礙觀影工作。韓穎小時候想開電影公司的願望，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她成了光影之聲的主任。
她要管理大大小小各種事務。光影之聲每週要完成一部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寫作，她要定終稿。還要篩選和培訓志願者，以及負責解說詞的錄製、後期合成的協調管理。抱著熱情來的志願者很多，但能留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累起來的時候，韓穎也很無奈，但想想幾年前熬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她又覺得有機會感受累和無奈是一種幸運。
光影之聲成立之前，韓穎總覺得自己的心智還停留在二十歲出頭，有好多年的時間被隔絕在社會之外。這一兩年間，她的談吐和對事物的判斷，才有了一個成熟女人的樣子，“達到我該到的年齡了”。
韓穎重新開始打扮自己，開始買新衣服。家裡人帶著，給她描述衣服大概的顏色和款式。她還請了專業的化妝師給保姆培訓，出門前，麻煩保姆給她化妝。年輕時，韓穎喜歡民族風的衣服，現在還是這麼打扮。她總是穿棉麻的長裙，配上中式的褂子，也時常穿旗袍，戴一副紅色半框的眼鏡，長長的頭髮紮起一半，化淡妝，抹嫣紅色的眼影和腮紅。坐下的時候，她的手安靜地放在腿上，頭卻時不時地向左右微微轉動。她時刻注意著周圍的聲音，卻不緊張。導盲犬在她腳下趴著，一有動靜，就抬起頭用詢問的眼神看她。別人跟她說話時，她會轉向對方，彷彿在專心看著說話的人。
韓穎正在操作電腦。圖片由本人提供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2
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5
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公園散步。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舊金山機場。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在美國丹佛市。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她的兩條導盲犬耳思（退役）、安安（現役）。圖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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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部電影放完，盲人們的需求也多了：“你老做這些老片子，這個片子是哪年哪月的了，能不能弄個新的呢？外國片有沒有呢？”他們成群結隊到蔣鴻源家作客，跟他提要求。那是2009年到2013年之間的盛況。
製作新電影得考慮版權問題。蔣鴻源翻翻版權法，發現文藝作品翻譯成盲文無償提供給盲人閱讀不受版權限制。蔣鴻源想，無障礙電影不過是有聲讀物的一種新形式，這條應該可以借用。他做了《肖申克的救贖》，他最喜歡的電影之一。盲人們接著提要求，他們還想看《泰坦尼克號》《魂斷藍橋》《簡愛》《追捕》和《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還有剛上映不久的《國王的演講》……蔣鴻源寫出解說詞，自己掏錢，成箱地買空白光盤，壓制進去，免費送給街道、社區和圖書館。這些經典影片，過去盲人們只是有所耳聞，如今終於能看到了。
蔣洪源還想把新上映的電影無障礙化，讓盲人在社區裡也能看到與院線同步的新片。但他的老朋友們，過去那些同他來往甚密的電影導演和發行，也不敢冒著被盜版的風險給他片源。算了，蔣洪源說，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一年有600多部電影上映，我總能湊得夠12部。
盲人們也好奇明眼人怎麼看他們的世界。他們拜託蔣鴻源把電視劇《推拿》無障礙化，連視頻都下好了，可蔣鴻源實在忙不過來。直到電影上映，盲人們又找上門。蔣鴻源將《推拿》做好，帶到社區放映，現場坐的都是些退休的盲人，有工作的盲人都沒時間看，他們大多在推拿店裡忙活。退休的盲人看完電影，感慨道：“按摩廳裡真是太亂了，竟然還有擁抱。”
盲人們又提了新要求，他們希望到電影院去看電影，看院線片。“我們為什麼不能像普通觀眾一樣？為什麼我們要比他們矮一截？他們能去電影院看，我們為什麼不能？”
蔣鴻源找到了他的老朋友，國泰電影院的業務經理。解釋一通無障礙電影后，蔣鴻源說，很快就是建黨90週年了，明眼人都能為黨的生日慶祝，我們盲人也要慶祝，你們免費給我們放一場《建黨偉業》吧。電影院答應，原先的配音志願者卻怯場了。蔣鴻源臨時找了位朋友。朋友認真做了功課，寫了提綱。盲人的反應就像第一次在社區裡看電影一樣，激動不已。
第一場實驗成功，2011年7月，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報告。第二年的5月，市殘聯回覆，從6月份開始，每個月在國泰電影院為盲人包場放一次電影，時間定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四。
於是，每個月的上旬，蔣鴻源找片源，寫解說詞，交給配音志願者。每月的最後的一個週四，盲人們從上海市的四面八方趕到市中心的國泰電影院，帶著導盲犬或則盲杖，呼朋引伴，坐滿放映廳的座位和過道。
2012年10月，上海市寶山區殘聯找到蔣鴻源：能不能到寶山區的電影院來放？寶山區的盲人也想進電影院，但離市中心路途遙遠。12月，嘉定區的殘聯也找上門。到2014年，上海市16個區都有了自己的無障礙電影專場，加上國泰電影院，每個月，上海有17場無障礙電影放映。上海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的著名主持人和播音員也加入進來，成為志願播音員。
社區院線啟動之後，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需求上升。2015年，上海市殘聯招募無障礙電影解說詞志願撰稿人，韓穎報了名。
韓穎第一次寫解說詞，是和上海開放大學殘疾人教育學院前院長於江一起寫的。早些年，他們曾經一起為盲人爭取考試機會。2015年3月，他們開始嘗試，第一部電影選的是《可可西里》，花了三個月時間，探索字數、語速、語言、格式。韓穎是個全盲人，看不到畫面。於江寫好畫面，她來審稿，從觀眾的角度提供意見。對於無障礙電影的解說來說，《可可西里》的難度不小，如果這部片子能做出來，韓穎想，別的電影也不在話下了。最難把握的，是在對畫面的客觀描述上加上多少主觀闡釋。他們希望能幫助觀眾理解畫面，寫了一段時間，決定還是隻對畫面客觀描述。“盲人只是看不見，腦子是健康的，不能剝奪他思考的能力，再說，你怎麼能保證你的判斷是對的？”韓穎說。
2016年，在上海市殘聯的指導扶持下，韓穎在上海市⺠政局註冊了公益機構，上海光影之聲無障礙影視文化發展中心，專門用於推進無障礙觀影工作。韓穎小時候想開電影公司的願望，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她成了光影之聲的主任。
她要管理大大小小各種事務。光影之聲每週要完成一部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寫作，她要定終稿。還要篩選和培訓志願者，以及負責解說詞的錄製、後期合成的協調管理。抱著熱情來的志願者很多，但能留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累起來的時候，韓穎也很無奈，但想想幾年前熬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她又覺得有機會感受累和無奈是一種幸運。
光影之聲成立之前，韓穎總覺得自己的心智還停留在二十歲出頭，有好多年的時間被隔絕在社會之外。這一兩年間，她的談吐和對事物的判斷，才有了一個成熟女人的樣子，“達到我該到的年齡了”。
韓穎重新開始打扮自己，開始買新衣服。家裡人帶著，給她描述衣服大概的顏色和款式。她還請了專業的化妝師給保姆培訓，出門前，麻煩保姆給她化妝。年輕時，韓穎喜歡民族風的衣服，現在還是這麼打扮。她總是穿棉麻的長裙，配上中式的褂子，也時常穿旗袍，戴一副紅色半框的眼鏡，長長的頭髮紮起一半，化淡妝，抹嫣紅色的眼影和腮紅。坐下的時候，她的手安靜地放在腿上，頭卻時不時地向左右微微轉動。她時刻注意著周圍的聲音，卻不緊張。導盲犬在她腳下趴著，一有動靜，就抬起頭用詢問的眼神看她。別人跟她說話時，她會轉向對方，彷彿在專心看著說話的人。
韓穎正在操作電腦。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在西塘。圖片由本人提供
7
電影院放映無障礙電影之前，盲人們大多窩在自己家裡。就算有條件出門，也不知道做什麼好。現在，每個月，他們有了相互聯繫的由頭。“無障礙電影確實是促進盲人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蔣鴻源說，“有了這個活動以後，他們現在也開始會一起去公園遊玩，一起去農家樂。近5年來，上海的盲人基本上能走出家庭的都出去了。”
2013年後，盲人有了更多的活動，就不再成群結隊地上蔣鴻源家。蔣鴻源清淨下來，專心繼續做他的無障礙電影光盤，分發到社區，讓盲人在影院之外，還有電影可以看。空閒的時候，他就做自己的老本行。他正在參與一個電視劇的策劃工作。
2019年4月的最後一個週四，國泰電影院無障礙專場播放《人間喜劇》。解說詞由光影之聲撰寫。
放映從8點半開始。但在早上8點，排隊領票的盲人已經排到了電影院外。他們被家裡人牽著，帶著盲杖或者導盲犬，從地鐵站和街上一個個出現，在電影院門口排隊。他們互相打招呼，交換從家裡帶的食物。圍繞電影院擴展出一個熱鬧的社交圈子。隊伍裡除了盲人，甚至還有住在附近的老年人，他們也喜歡電影中的解說詞，可以幫助他們理解電影。
售票處開始換票前，隊伍已經沿著外面的人行道排了好幾米。導盲犬溫順地夾雜在人群裡。到了時間，他們排隊拿著殘疾證到售票處取票。自己走到放映廳。志願者想幫忙，有時會被推開，盲人需要的幫助比明眼人想得要少。
放映廳裡，導盲犬安靜地躺在第一排。這是個大約能容納220人的放映廳，坐滿了三分之二。前三排的座位為半盲人留出來。能聽到手機讀屏軟件的聲音。盲人們大多把讀屏軟件的語速調得很快，是正常人說話的兩三倍。他們和這聲音朝夕相處，已經習慣了。
講解員的座位在第一排正中間。講解員是在電影開始前到的，一位志願者，本職工作是播音老師。影院裡隨著她的聲音安靜下來。盲人們不再用手機了。他們安靜地看完整部電影。在這裡，你不用擔心有人忽然打電話，或者屏攝。大家都在專心聽著，包袱抖出來，放映廳裡鬨堂大笑。解說員的聲音響起，笑聲又迅速安靜。
我閉上眼睛，想感受盲人們“看”到的是什麼樣的電影。首先襲來的是不安全感，擔心對劇情的理解會隨著畫面一起消失。但臺詞之間解說員的聲音響起來，不安全感就消散了一半。那是一段在倉庫裡追趕的場景。解說員說，四個主人公一路狂奔，發現盡頭是一堵牆。我聽到他們慌張喘氣的聲音。解說員接著說，他們發現了一個通風口，用力把鐵欄拆下。叮鈴桄榔的聲音響起，追趕的人喊：他們在那兒！解說員告訴我們，他們爬進了通風口，男主角是最後一個進去的。電影裡又傳來用力拉扯的聲音。我正在疑惑，講解的聲音又起來：他上半身爬出牆外，下半身卻卡在了通風口裡，怎麼也拉不出去，就這麼卡在那裡。影院裡傳出鬨堂的笑聲。
盲人們大多經歷過每天無所事事只能抱著收音機的日子，因此，播音員對他們來說就像明星一樣。 放映完，他們被親人朋友引著，拿電影票到第一排找解說員簽名合影。那天的解說員不常在公共廣播裡出現，還是被大家圍了一會兒。
電影放完，觀眾們走出放映廳，有些人直接走了，有人留在電影院裡聊天，看他們的樣子，不只是看了場電影，更是一次久違的朋友聚會。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2
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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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公園散步。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舊金山機場。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在美國丹佛市。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她的兩條導盲犬耳思（退役）、安安（現役）。圖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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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部電影放完，盲人們的需求也多了：“你老做這些老片子，這個片子是哪年哪月的了，能不能弄個新的呢？外國片有沒有呢？”他們成群結隊到蔣鴻源家作客，跟他提要求。那是2009年到2013年之間的盛況。
製作新電影得考慮版權問題。蔣鴻源翻翻版權法，發現文藝作品翻譯成盲文無償提供給盲人閱讀不受版權限制。蔣鴻源想，無障礙電影不過是有聲讀物的一種新形式，這條應該可以借用。他做了《肖申克的救贖》，他最喜歡的電影之一。盲人們接著提要求，他們還想看《泰坦尼克號》《魂斷藍橋》《簡愛》《追捕》和《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還有剛上映不久的《國王的演講》……蔣鴻源寫出解說詞，自己掏錢，成箱地買空白光盤，壓制進去，免費送給街道、社區和圖書館。這些經典影片，過去盲人們只是有所耳聞，如今終於能看到了。
蔣洪源還想把新上映的電影無障礙化，讓盲人在社區裡也能看到與院線同步的新片。但他的老朋友們，過去那些同他來往甚密的電影導演和發行，也不敢冒著被盜版的風險給他片源。算了，蔣洪源說，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一年有600多部電影上映，我總能湊得夠12部。
盲人們也好奇明眼人怎麼看他們的世界。他們拜託蔣鴻源把電視劇《推拿》無障礙化，連視頻都下好了，可蔣鴻源實在忙不過來。直到電影上映，盲人們又找上門。蔣鴻源將《推拿》做好，帶到社區放映，現場坐的都是些退休的盲人，有工作的盲人都沒時間看，他們大多在推拿店裡忙活。退休的盲人看完電影，感慨道：“按摩廳裡真是太亂了，竟然還有擁抱。”
盲人們又提了新要求，他們希望到電影院去看電影，看院線片。“我們為什麼不能像普通觀眾一樣？為什麼我們要比他們矮一截？他們能去電影院看，我們為什麼不能？”
蔣鴻源找到了他的老朋友，國泰電影院的業務經理。解釋一通無障礙電影后，蔣鴻源說，很快就是建黨90週年了，明眼人都能為黨的生日慶祝，我們盲人也要慶祝，你們免費給我們放一場《建黨偉業》吧。電影院答應，原先的配音志願者卻怯場了。蔣鴻源臨時找了位朋友。朋友認真做了功課，寫了提綱。盲人的反應就像第一次在社區裡看電影一樣，激動不已。
第一場實驗成功，2011年7月，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報告。第二年的5月，市殘聯回覆，從6月份開始，每個月在國泰電影院為盲人包場放一次電影，時間定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四。
於是，每個月的上旬，蔣鴻源找片源，寫解說詞，交給配音志願者。每月的最後的一個週四，盲人們從上海市的四面八方趕到市中心的國泰電影院，帶著導盲犬或則盲杖，呼朋引伴，坐滿放映廳的座位和過道。
2012年10月，上海市寶山區殘聯找到蔣鴻源：能不能到寶山區的電影院來放？寶山區的盲人也想進電影院，但離市中心路途遙遠。12月，嘉定區的殘聯也找上門。到2014年，上海市16個區都有了自己的無障礙電影專場，加上國泰電影院，每個月，上海有17場無障礙電影放映。上海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的著名主持人和播音員也加入進來，成為志願播音員。
社區院線啟動之後，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需求上升。2015年，上海市殘聯招募無障礙電影解說詞志願撰稿人，韓穎報了名。
韓穎第一次寫解說詞，是和上海開放大學殘疾人教育學院前院長於江一起寫的。早些年，他們曾經一起為盲人爭取考試機會。2015年3月，他們開始嘗試，第一部電影選的是《可可西里》，花了三個月時間，探索字數、語速、語言、格式。韓穎是個全盲人，看不到畫面。於江寫好畫面，她來審稿，從觀眾的角度提供意見。對於無障礙電影的解說來說，《可可西里》的難度不小，如果這部片子能做出來，韓穎想，別的電影也不在話下了。最難把握的，是在對畫面的客觀描述上加上多少主觀闡釋。他們希望能幫助觀眾理解畫面，寫了一段時間，決定還是隻對畫面客觀描述。“盲人只是看不見，腦子是健康的，不能剝奪他思考的能力，再說，你怎麼能保證你的判斷是對的？”韓穎說。
2016年，在上海市殘聯的指導扶持下，韓穎在上海市⺠政局註冊了公益機構，上海光影之聲無障礙影視文化發展中心，專門用於推進無障礙觀影工作。韓穎小時候想開電影公司的願望，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她成了光影之聲的主任。
她要管理大大小小各種事務。光影之聲每週要完成一部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寫作，她要定終稿。還要篩選和培訓志願者，以及負責解說詞的錄製、後期合成的協調管理。抱著熱情來的志願者很多，但能留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累起來的時候，韓穎也很無奈，但想想幾年前熬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她又覺得有機會感受累和無奈是一種幸運。
光影之聲成立之前，韓穎總覺得自己的心智還停留在二十歲出頭，有好多年的時間被隔絕在社會之外。這一兩年間，她的談吐和對事物的判斷，才有了一個成熟女人的樣子，“達到我該到的年齡了”。
韓穎重新開始打扮自己，開始買新衣服。家裡人帶著，給她描述衣服大概的顏色和款式。她還請了專業的化妝師給保姆培訓，出門前，麻煩保姆給她化妝。年輕時，韓穎喜歡民族風的衣服，現在還是這麼打扮。她總是穿棉麻的長裙，配上中式的褂子，也時常穿旗袍，戴一副紅色半框的眼鏡，長長的頭髮紮起一半，化淡妝，抹嫣紅色的眼影和腮紅。坐下的時候，她的手安靜地放在腿上，頭卻時不時地向左右微微轉動。她時刻注意著周圍的聲音，卻不緊張。導盲犬在她腳下趴著，一有動靜，就抬起頭用詢問的眼神看她。別人跟她說話時，她會轉向對方，彷彿在專心看著說話的人。
韓穎正在操作電腦。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在西塘。圖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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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放映無障礙電影之前，盲人們大多窩在自己家裡。就算有條件出門，也不知道做什麼好。現在，每個月，他們有了相互聯繫的由頭。“無障礙電影確實是促進盲人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蔣鴻源說，“有了這個活動以後，他們現在也開始會一起去公園遊玩，一起去農家樂。近5年來，上海的盲人基本上能走出家庭的都出去了。”
2013年後，盲人有了更多的活動，就不再成群結隊地上蔣鴻源家。蔣鴻源清淨下來，專心繼續做他的無障礙電影光盤，分發到社區，讓盲人在影院之外，還有電影可以看。空閒的時候，他就做自己的老本行。他正在參與一個電視劇的策劃工作。
2019年4月的最後一個週四，國泰電影院無障礙專場播放《人間喜劇》。解說詞由光影之聲撰寫。
放映從8點半開始。但在早上8點，排隊領票的盲人已經排到了電影院外。他們被家裡人牽著，帶著盲杖或者導盲犬，從地鐵站和街上一個個出現，在電影院門口排隊。他們互相打招呼，交換從家裡帶的食物。圍繞電影院擴展出一個熱鬧的社交圈子。隊伍裡除了盲人，甚至還有住在附近的老年人，他們也喜歡電影中的解說詞，可以幫助他們理解電影。
售票處開始換票前，隊伍已經沿著外面的人行道排了好幾米。導盲犬溫順地夾雜在人群裡。到了時間，他們排隊拿著殘疾證到售票處取票。自己走到放映廳。志願者想幫忙，有時會被推開，盲人需要的幫助比明眼人想得要少。
放映廳裡，導盲犬安靜地躺在第一排。這是個大約能容納220人的放映廳，坐滿了三分之二。前三排的座位為半盲人留出來。能聽到手機讀屏軟件的聲音。盲人們大多把讀屏軟件的語速調得很快，是正常人說話的兩三倍。他們和這聲音朝夕相處，已經習慣了。
講解員的座位在第一排正中間。講解員是在電影開始前到的，一位志願者，本職工作是播音老師。影院裡隨著她的聲音安靜下來。盲人們不再用手機了。他們安靜地看完整部電影。在這裡，你不用擔心有人忽然打電話，或者屏攝。大家都在專心聽著，包袱抖出來，放映廳裡鬨堂大笑。解說員的聲音響起，笑聲又迅速安靜。
我閉上眼睛，想感受盲人們“看”到的是什麼樣的電影。首先襲來的是不安全感，擔心對劇情的理解會隨著畫面一起消失。但臺詞之間解說員的聲音響起來，不安全感就消散了一半。那是一段在倉庫裡追趕的場景。解說員說，四個主人公一路狂奔，發現盡頭是一堵牆。我聽到他們慌張喘氣的聲音。解說員接著說，他們發現了一個通風口，用力把鐵欄拆下。叮鈴桄榔的聲音響起，追趕的人喊：他們在那兒！解說員告訴我們，他們爬進了通風口，男主角是最後一個進去的。電影裡又傳來用力拉扯的聲音。我正在疑惑，講解的聲音又起來：他上半身爬出牆外，下半身卻卡在了通風口裡，怎麼也拉不出去，就這麼卡在那裡。影院裡傳出鬨堂的笑聲。
盲人們大多經歷過每天無所事事只能抱著收音機的日子，因此，播音員對他們來說就像明星一樣。 放映完，他們被親人朋友引著，拿電影票到第一排找解說員簽名合影。那天的解說員不常在公共廣播裡出現，還是被大家圍了一會兒。
電影放完，觀眾們走出放映廳，有些人直接走了，有人留在電影院裡聊天，看他們的樣子，不只是看了場電影，更是一次久違的朋友聚會。
電影放映前，盲人觀眾入場
採訪、撰文 | 楊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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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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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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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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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公園散步。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舊金山機場。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在美國丹佛市。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她的兩條導盲犬耳思（退役）、安安（現役）。圖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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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部電影放完，盲人們的需求也多了：“你老做這些老片子，這個片子是哪年哪月的了，能不能弄個新的呢？外國片有沒有呢？”他們成群結隊到蔣鴻源家作客，跟他提要求。那是2009年到2013年之間的盛況。
製作新電影得考慮版權問題。蔣鴻源翻翻版權法，發現文藝作品翻譯成盲文無償提供給盲人閱讀不受版權限制。蔣鴻源想，無障礙電影不過是有聲讀物的一種新形式，這條應該可以借用。他做了《肖申克的救贖》，他最喜歡的電影之一。盲人們接著提要求，他們還想看《泰坦尼克號》《魂斷藍橋》《簡愛》《追捕》和《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還有剛上映不久的《國王的演講》……蔣鴻源寫出解說詞，自己掏錢，成箱地買空白光盤，壓制進去，免費送給街道、社區和圖書館。這些經典影片，過去盲人們只是有所耳聞，如今終於能看到了。
蔣洪源還想把新上映的電影無障礙化，讓盲人在社區裡也能看到與院線同步的新片。但他的老朋友們，過去那些同他來往甚密的電影導演和發行，也不敢冒著被盜版的風險給他片源。算了，蔣洪源說，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一年有600多部電影上映，我總能湊得夠12部。
盲人們也好奇明眼人怎麼看他們的世界。他們拜託蔣鴻源把電視劇《推拿》無障礙化，連視頻都下好了，可蔣鴻源實在忙不過來。直到電影上映，盲人們又找上門。蔣鴻源將《推拿》做好，帶到社區放映，現場坐的都是些退休的盲人，有工作的盲人都沒時間看，他們大多在推拿店裡忙活。退休的盲人看完電影，感慨道：“按摩廳裡真是太亂了，竟然還有擁抱。”
盲人們又提了新要求，他們希望到電影院去看電影，看院線片。“我們為什麼不能像普通觀眾一樣？為什麼我們要比他們矮一截？他們能去電影院看，我們為什麼不能？”
蔣鴻源找到了他的老朋友，國泰電影院的業務經理。解釋一通無障礙電影后，蔣鴻源說，很快就是建黨90週年了，明眼人都能為黨的生日慶祝，我們盲人也要慶祝，你們免費給我們放一場《建黨偉業》吧。電影院答應，原先的配音志願者卻怯場了。蔣鴻源臨時找了位朋友。朋友認真做了功課，寫了提綱。盲人的反應就像第一次在社區裡看電影一樣，激動不已。
第一場實驗成功，2011年7月，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報告。第二年的5月，市殘聯回覆，從6月份開始，每個月在國泰電影院為盲人包場放一次電影，時間定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四。
於是，每個月的上旬，蔣鴻源找片源，寫解說詞，交給配音志願者。每月的最後的一個週四，盲人們從上海市的四面八方趕到市中心的國泰電影院，帶著導盲犬或則盲杖，呼朋引伴，坐滿放映廳的座位和過道。
2012年10月，上海市寶山區殘聯找到蔣鴻源：能不能到寶山區的電影院來放？寶山區的盲人也想進電影院，但離市中心路途遙遠。12月，嘉定區的殘聯也找上門。到2014年，上海市16個區都有了自己的無障礙電影專場，加上國泰電影院，每個月，上海有17場無障礙電影放映。上海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的著名主持人和播音員也加入進來，成為志願播音員。
社區院線啟動之後，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需求上升。2015年，上海市殘聯招募無障礙電影解說詞志願撰稿人，韓穎報了名。
韓穎第一次寫解說詞，是和上海開放大學殘疾人教育學院前院長於江一起寫的。早些年，他們曾經一起為盲人爭取考試機會。2015年3月，他們開始嘗試，第一部電影選的是《可可西里》，花了三個月時間，探索字數、語速、語言、格式。韓穎是個全盲人，看不到畫面。於江寫好畫面，她來審稿，從觀眾的角度提供意見。對於無障礙電影的解說來說，《可可西里》的難度不小，如果這部片子能做出來，韓穎想，別的電影也不在話下了。最難把握的，是在對畫面的客觀描述上加上多少主觀闡釋。他們希望能幫助觀眾理解畫面，寫了一段時間，決定還是隻對畫面客觀描述。“盲人只是看不見，腦子是健康的，不能剝奪他思考的能力，再說，你怎麼能保證你的判斷是對的？”韓穎說。
2016年，在上海市殘聯的指導扶持下，韓穎在上海市⺠政局註冊了公益機構，上海光影之聲無障礙影視文化發展中心，專門用於推進無障礙觀影工作。韓穎小時候想開電影公司的願望，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她成了光影之聲的主任。
她要管理大大小小各種事務。光影之聲每週要完成一部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寫作，她要定終稿。還要篩選和培訓志願者，以及負責解說詞的錄製、後期合成的協調管理。抱著熱情來的志願者很多，但能留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累起來的時候，韓穎也很無奈，但想想幾年前熬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她又覺得有機會感受累和無奈是一種幸運。
光影之聲成立之前，韓穎總覺得自己的心智還停留在二十歲出頭，有好多年的時間被隔絕在社會之外。這一兩年間，她的談吐和對事物的判斷，才有了一個成熟女人的樣子，“達到我該到的年齡了”。
韓穎重新開始打扮自己，開始買新衣服。家裡人帶著，給她描述衣服大概的顏色和款式。她還請了專業的化妝師給保姆培訓，出門前，麻煩保姆給她化妝。年輕時，韓穎喜歡民族風的衣服，現在還是這麼打扮。她總是穿棉麻的長裙，配上中式的褂子，也時常穿旗袍，戴一副紅色半框的眼鏡，長長的頭髮紮起一半，化淡妝，抹嫣紅色的眼影和腮紅。坐下的時候，她的手安靜地放在腿上，頭卻時不時地向左右微微轉動。她時刻注意著周圍的聲音，卻不緊張。導盲犬在她腳下趴著，一有動靜，就抬起頭用詢問的眼神看她。別人跟她說話時，她會轉向對方，彷彿在專心看著說話的人。
韓穎正在操作電腦。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在西塘。圖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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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院放映無障礙電影之前，盲人們大多窩在自己家裡。就算有條件出門，也不知道做什麼好。現在，每個月，他們有了相互聯繫的由頭。“無障礙電影確實是促進盲人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蔣鴻源說，“有了這個活動以後，他們現在也開始會一起去公園遊玩，一起去農家樂。近5年來，上海的盲人基本上能走出家庭的都出去了。”
2013年後，盲人有了更多的活動，就不再成群結隊地上蔣鴻源家。蔣鴻源清淨下來，專心繼續做他的無障礙電影光盤，分發到社區，讓盲人在影院之外，還有電影可以看。空閒的時候，他就做自己的老本行。他正在參與一個電視劇的策劃工作。
2019年4月的最後一個週四，國泰電影院無障礙專場播放《人間喜劇》。解說詞由光影之聲撰寫。
放映從8點半開始。但在早上8點，排隊領票的盲人已經排到了電影院外。他們被家裡人牽著，帶著盲杖或者導盲犬，從地鐵站和街上一個個出現，在電影院門口排隊。他們互相打招呼，交換從家裡帶的食物。圍繞電影院擴展出一個熱鬧的社交圈子。隊伍裡除了盲人，甚至還有住在附近的老年人，他們也喜歡電影中的解說詞，可以幫助他們理解電影。
售票處開始換票前，隊伍已經沿著外面的人行道排了好幾米。導盲犬溫順地夾雜在人群裡。到了時間，他們排隊拿著殘疾證到售票處取票。自己走到放映廳。志願者想幫忙，有時會被推開，盲人需要的幫助比明眼人想得要少。
放映廳裡，導盲犬安靜地躺在第一排。這是個大約能容納220人的放映廳，坐滿了三分之二。前三排的座位為半盲人留出來。能聽到手機讀屏軟件的聲音。盲人們大多把讀屏軟件的語速調得很快，是正常人說話的兩三倍。他們和這聲音朝夕相處，已經習慣了。
講解員的座位在第一排正中間。講解員是在電影開始前到的，一位志願者，本職工作是播音老師。影院裡隨著她的聲音安靜下來。盲人們不再用手機了。他們安靜地看完整部電影。在這裡，你不用擔心有人忽然打電話，或者屏攝。大家都在專心聽著，包袱抖出來，放映廳裡鬨堂大笑。解說員的聲音響起，笑聲又迅速安靜。
我閉上眼睛，想感受盲人們“看”到的是什麼樣的電影。首先襲來的是不安全感，擔心對劇情的理解會隨著畫面一起消失。但臺詞之間解說員的聲音響起來，不安全感就消散了一半。那是一段在倉庫裡追趕的場景。解說員說，四個主人公一路狂奔，發現盡頭是一堵牆。我聽到他們慌張喘氣的聲音。解說員接著說，他們發現了一個通風口，用力把鐵欄拆下。叮鈴桄榔的聲音響起，追趕的人喊：他們在那兒！解說員告訴我們，他們爬進了通風口，男主角是最後一個進去的。電影裡又傳來用力拉扯的聲音。我正在疑惑，講解的聲音又起來：他上半身爬出牆外，下半身卻卡在了通風口裡，怎麼也拉不出去，就這麼卡在那裡。影院裡傳出鬨堂的笑聲。
盲人們大多經歷過每天無所事事只能抱著收音機的日子，因此，播音員對他們來說就像明星一樣。 放映完，他們被親人朋友引著，拿電影票到第一排找解說員簽名合影。那天的解說員不常在公共廣播裡出現，還是被大家圍了一會兒。
電影放完，觀眾們走出放映廳，有些人直接走了，有人留在電影院裡聊天，看他們的樣子，不只是看了場電影，更是一次久違的朋友聚會。
電影放映前，盲人觀眾入場
解說員正在找著講稿解說畫面
採訪、撰文 | 楊語
1
蔣鴻源的書房不大，佔了一面牆的書櫃裡裝滿了DVD盤和打印出來的無障礙電影講解臺本。靠窗的小書桌上放著電腦。電腦至今用的還是Windows xp系統。每天，他坐在電腦前，眼睛湊得離屏幕很近，一邊看電影，一邊給這些電影寫畫面描述。
今年，蔣鴻源快80歲了，除了精短的灰白頭髮和臉上的皺紋，沒什麼老態。他中等個兒，動作和思維都很敏捷。眼睛裡沒有什麼神采，表情卻很豐富。他只有0.02的視力，屬於二級盲殘。
蔣鴻源跟電影打了將近50年的交道。前面40年，他給電影做發行策劃，寫影評。從2006年發起無障礙電影項目起，他在自己家書房的電腦前，給不同的電影寫畫面解說。剛開始時，每月一部，後來變成每週一部。光標點到哪裡，電腦邊上的小音響就報出文件名。電腦旁還放著一盞小檯燈，如果電腦的畫面光線不夠亮，他就把小檯燈打開。每次開始寫一部新的電影前，他都要請一位明眼人來，坐在邊上給他講一遍電影畫面。之後他再細看一遍，寫下畫面解說。寫完後，他拿出電子放大鏡，一個字一個字地檢查格式。
之後，這些文本會被送到不同的配音員手裡，配音員的朗讀會被錄下來，和電影原來的聲軌合併到一起，刻入光盤，由上海市殘聯無償派發到社區。每週一次，社區裡的視障人士聚到一起，“看”光盤上的電影。
蔣鴻源給這種電影起了個名字，叫“無障礙電影”。電影是種視覺和聽覺的藝術，盲人欣賞視覺藝術有障礙，他要用語言把這層障礙消除。
2
1959年，蔣鴻源報考上海戲劇學院時，同學們大多以為他過不了面試關。一個高度近視，戴著副“啤酒瓶”眼睛的學生，應該是不會得到多少印象分的。但他考過了，被錄入戲文系。四年後畢業，蔣鴻源分配到黃浦區⽂化局，當了一名戲劇編劇。
八十年代初，上海的電影市場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化。蔣鴻源到上海電影公司做起了發行策劃。那是窗戶剛打開的時候，外國的電影一股腦湧進來，讓人眼花繚亂。電影系統內的看片會，有時一天放六部電影，大家看得頭昏腦脹，還是興奮不已。蔣鴻源一邊做策劃發行，一邊組織研討會，配音比賽，給影院的業務經理和業務組長們做培訓，還寫影評，在電視臺做兩套影片介紹的節目。經過他手的電影有馮小剛的《甲方乙方》，夏鋼的《與往事幹杯》。當時幾乎沒有影院願意放映的《蘭陵王》，也交給他做宣傳，被他推了出來。
就在那幾年，蔣鴻源的重度近視導致了他的視網膜剝離。做完手術，視力只剩下0.08。視覺障礙沒有妨礙到他的工作。鼻尖貼著稿紙，他寫了不少影評和策劃。如果光線充足，他也能看到大概的畫面。各家影院的業務經理知道蔣老師眼睛不太好，都會給他留第一排的座位。需要時，影院的業務經理或者業務組長還會坐到他邊上，給他念字幕，或者講解他看不清的畫面。這些人過去大多上過他的培訓課。
1983年，上海盲人協會邀請蔣鴻源加入，他不樂意。他一直沒把自己當成一個“盲人”。“好好的人加入盲人協會跟那些盲人在一起，像什麼？”八十年代末，盲人協會再來找他，“他們硬把我拉進去了”，他領到了一張盲人證。
盲人群體裡能說會道的少，有什麼交流會議，盲人協會都讓蔣鴻源去參加。2006年，盲人協會決定編寫一部盲人事業發展史，獻禮建國60週年。這任務自然落到了蔣鴻源頭上。畢竟盲人中會寫作的人也少。那時蔣鴻源已經退休了，又被單位返聘。他用兩年的空閒時間，採訪了三百多位盲人，寫了部十七萬字的《上海盲人事業發展簡史》。
現在，上海市登記在冊的十六萬盲人，要麼像電影《推拿》裡的一樣當按摩師，要麼掛靠在單位。他們離現代生活也不遠，有盲人電腦和讀屏軟件，他們可以瀏覽網絡世界裡的大部分信息。更有甚者，為了打發時間靠讀屏軟件研究股票，成了炒股高手。 但盲人們的活動範圍大多侷限在按摩店和家裡。盲人出一趟門太困難了，坐公交車麻煩，坐地鐵麻煩，走路容易摔。自己出門家裡人不放心，家裡人也不經常有空帶他們出去。更何況，既然看不見，出門的意義何在？
蔣鴻源採訪的盲人們知道蔣鴻源是電影行業出身，便跟他談起電影。盲人們說，他們想去看電影。蔣鴻源不理解，看電影很簡單，買票就行了，但是盲人去看電影幹什麼？“像我眼睛還有一點視力，我還帶個人陪著，”蔣鴻源說，“你們怎麼看電影？又看不見，又看不懂。”
兩年的採訪做完，蔣鴻源理解了盲人想看電影的願望。從廣播裡，網絡新聞裡，親友的耳朵裡，盲人們常聽到別人討論電影。先天性失明的盲人對電影尤其好奇，但沒人給能給他們解釋清楚電影是什麼。他們一度以為，自己與電影沒有緣分，就像跟駕駛車輛一樣。直到蔣鴻源坐到他們面前——一位盲人，竟然在電影行業裡工作了那麼多年。
他們不停地問蔣鴻源，為什麼我們盲人不能看電影，為什麼我們盲人要比普通觀眾低一等？蔣鴻源想，“我非要讓他們看一看。”
第一次試驗，用的是電影《詹天佑》。蔣鴻源的公司買下版權，又辦了導演見面會。他送了二十張票給盲人朋友。電影放完，盲人朋友找到他：“能不能電影一邊放，你一邊給我們講解？不然我們看不懂。“蔣鴻源想起自己看電影的經歷。他認為，“如果在放電影的同時，有人在旁邊’呱呱呱’講，盲人應該能看得懂。”
蔣鴻源給上海市有關單位打了份《關於製作無障礙電影光盤的項目策劃書》的報告。“你怎麼想得出來。”答覆說道。蔣鴻源很理解這答覆，剛聽說盲人要看電影，他也是這反應。沒有有關單位的支持，蔣鴻源的計劃擱置了。
2007年，蔣鴻源徹底從單位退休，他決定把無障礙電影的想法付諸實踐。
3
韓穎一直喜歡電影。
上小學和中學的時候，韓穎對未來有過不少幻想。有空時她一天看四部電影，被興趣組的老師帶著寫影評，研究拍攝手法。她悄悄攢零花錢，想買一臺攝像機。她甚至想過，長大了要開一家電影公司，名字叫百能，和她想起這事時手上轉的筆名字一樣。後來她考上師範學校的專科，畢業後到一家小學當老師。讀專科學校的時候，她有機會就出去旅遊，從上海到山東、東北、牡丹江，又到貴州和雲南。白天旅遊，晚上在綠皮火車上睡覺。像是冥冥之中有預感似的。
失明是從畏光開始的。忽然有一天，韓穎睜開眼睛，看什麼都覺得刺眼。她原本就高度近視，以為是角膜發炎。之後，視線中的物體顏色慢慢變了，而且都帶著一層陰影，像是有什麼東西蓋著它們。後來才知道，那是視網膜正在脫落。 那年，她剛開始當班主任，班裡的孩子都很喜歡她，她也喜歡他們。此外，她還在準備研究生自學考試，想到上海師範大學讀漢語言文學。 那是2001年，韓穎21歲。
韓穎到醫院檢查。醫生說，你這是大病，必須開刀，開了刀也不一定保得住視力。醫生告訴她，你不要再想讀書了，也不可能再做老師了。韓穎被收進病房等著手術，癱在病床上，發了一整天的呆。早上，護士來抽血，她躺在床上，聽到病房電視機裡播出911的新聞。
手術之後的一段時間，韓穎的視力似乎是在好轉，恢復到0.2左右。原先視野里人的形象是扭曲的，像是隔了一層水，現在人的輪廓清晰了。她對醫院的清潔工說，我現在能看到你的臉了。清潔工也為她高興。
出院之後，韓穎回去上班，當不了班主任，她就教書法和繪畫。教了沒幾年，視力又開始下降。她記得，家裡的客廳有盞正方形的頂燈，四個角垂著穗子。剛開始，燈和穗子的輪廓是清晰的，到了某一天，穗子不見了，只有一塊四方形的光，再後來，那塊光的形狀也變得模糊，變得越來越暗，一年後，完全消失了。
到了2004年，韓穎連書法和繪畫都沒法教了，只得辭職回家。她切斷和過去所有的聯繫，手機號碼換了好多次。學生和家長找不到她，同事找不到她，親戚朋友她都不見。每天早上，她睜開眼睛，看看自己還能看到多少東西。想到自己有天可能會變得全盲，心裡就往下一沉。沒多久，她的擔憂成真了。
過去的日記和照片被她全部撕掉。她不敢出門，怕別人看出來她是個盲人。她不購物，五、六年裡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反正看不見自己穿的是什麼。她每天呆在家裡，從早到晚聽收音機，廣播裡的廣告和電話號碼，她都背了下來。
那幾年，有時韓穎想，我現在才24歲，已經是個累贅，未來的日子還那麼長，該怎麼辦呢？她跟閨蜜說，我想做點事情。“你現在這個樣子還能做什麼事情？算了，你爸媽反正也養得起你，你就吃吃喝喝玩玩算了。”閨蜜說。韓穎難過得跌坐到地上。
與世隔絕的日子持續了三年。每天，韓穎給自己折一朵小花，每個月給自己折一隻千紙鶴，紀念自己熬過來了。她找不到什麼支撐自己活下去的理由，能熬一天算一天。
熬到2007年，她實在絕望了，決定向外界求助。她給上海市殘聯打電話。之前她很牴觸殘聯，對所有帶著“殘”和“盲”一類的字眼都很牴觸，但她也想不出有別的機構可以求助。電話接通，韓穎哭得全身發抖，她第一次對別人說：”我是個盲人。“
4
馮小剛的《非誠勿擾》是第一部被蔣鴻源無障礙化的電影。這是一部娛樂性很強的電影，畫面也不復雜。但要考慮的因素太多了。解說只能插在對白之間。蔣鴻源找到一位長於朗誦的盲人吳君沁來配音。他一邊寫，吳君沁一遍在旁邊念，反覆對比，確認每段空白之間的字數。蔣鴻源要取捨，是準確地描述畫面，還是畫外之音？碰上寫意的畫面怎麼辦？是用代詞？還是用人物的原名？出場的無名人物，要給安個什麼名字，還是隨意代過？演員舒淇穿著白襯衫，黑裙子和高跟鞋，坐在沙發上等人的三分鐘的長鏡頭裡，該說些什麼，才能讓盲人“看到”舒淇的美？
最後，他這樣寫：
“鏡頭轉到了一家豪華咖啡廳，一位身穿白色短衫，黑色短裙的美麗女子坐在窗前的椅子上等人，她是熊貓航空公司的空姐，叫樑笑笑。只見秦奮慢慢地來到了這位美麗女子的身前。秦奮對眼前這位美麗的樑笑笑，從頭到腳細細地打量了一番，覺得這女子真的好漂亮，心裡感覺甜滋滋的。 ”
反覆琢磨了一個月，蔣鴻源才完成了《非誠勿擾》近一萬字的解說詞。
吳君沁是位全盲的盲人，眼睛沒有光感，看不見字。她找到另一位盲人朋友，把解說詞刻成六點盲文，摸讀著配音。摸讀的語速不夠快，她就把解說詞一段段背下，背一段錄一段。錄音被兩位熟諳視頻軟件的半盲人卞越倫和查樹敏併入電影視頻的音軌，刻入DVD。卞越倫是蔣鴻源在盲人電腦學校認識的朋友。這些工作又用了一個月。
2009年的春節，四個盲人制作的第一部無障礙電影光盤問世了。
蔣鴻源帶著這部電影的光盤，到浦東圖書館和徐家彙街道社區中心播放。觀眾有幾十人。到場的盲人反應非常激烈。蔣鴻源說，你們不要跟我說高不高興，看懂了嗎？這才是最重要的。先天性的盲人說，他們一直不懂電影是什麼東西，現在知道了。“原來這就是電影，好看。”他們說。他們對舒淇的印象尤為深刻 。蔣鴻源不知道，他們想象出來的舒淇是什麼樣子。後來，他又做了一部梁朝偉主演的電影，在解說詞中說，這是個很帥的帥哥。影片放完，他問盲人，你們覺得梁朝偉是什麼樣的？他們回答他，帥哥嘛，那應該就是濃眉大眼高鼻樑。
有了樣本和反饋，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了第二份報告，這一次得到了認可。他又向上海慈善基金會申請了幾萬元，用於製作每年12部無障礙電影。他還需要配音志願者和錄音棚。
上個世紀90年代末，蔣鴻源曾在上海舉辦過業餘配音大賽，他把兩屆的30名得獎者組織成“影視業餘小組”，掛到電影院裡，提供看電影的方便。他找到其中一位的電話，打過去，竟然打通了。“哎呀，蔣老師啊，你還想到我啊？34年啦！”蔣鴻源說：“我不僅想到你，我還想跟你再一次合作。你們的那個沙龍還在活動嗎？”對方說，還在活動，每個月一次——已經三十多年過去了，成員們每個月還聚在一起討論電影。蔣鴻源說，那太好了，下個禮拜我找個茶館包個房間，你把沙龍的人帶過來，我要開個會，跟你們宣佈一樣事情。
那次茶會，蔣鴻源召集到了29人。這些人大多年過半百，有的當了副局長，有的當了大學教授。蔣鴻源拿出一份《解放日報》關於無障礙電影的報道，說，我現在在做無障礙電影的光盤，需要配音志願者，我首先想到了你們。成員們很激動，他們輪流朗讀了一段報道，蔣鴻源聽著，“我一聽，好幾個真棒。”蔣鴻源選了五個人。但是還缺錄音設備和操作合成的技術人員。茶室裡的一個人說，我在學校裡當多媒體工作室的主任，我有錄音棚，技術我也會。蔣鴻源說，可是我沒經費。對方說，沒事，不要錢。
2009年，蔣鴻源的老單位上影集團提供了幾十部有單獨版權的老國產電影，他用一年的時間，將其中11部做成無障礙電影。11部電影，每部發行了3000張光盤，交給上海市殘聯和上海市圖書館，由他們分發到區縣的殘聯、盲協和圖書館發放，給附近的盲人播放。
蔣洪源家中成箱的光盤
蔣洪源書櫃中的無障礙電影光盤
蔣洪源在電腦前工作
蔣洪源用電子放大鏡檢查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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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2009年，韓穎在衡山電影院第一次接觸到無障礙電影。她不記得那是部什麼電影，因為她太激動了。她說，那部電影讓她感受到的是尊嚴，一種沒有被社會拋棄、被社會接納的尊嚴。
失明之後，韓穎在家裡看電影頻道，只聽得到對白，聽得一頭霧水，很痛苦。在無障礙電影的現場，每當她以為自己又要一頭霧水時，就有個聲音出現，為她解說。那感覺，她說，就像是關鍵時刻被人攙了一把。
在衡山電影院的看到的那場電影，成了韓穎重塑自尊心的開頭。她正因為失明陷入自卑與痛苦的時候，發現有與她毫無關係的明眼人願意為她服務。“別人善待你也好，平視你也好，幫助你也好，都是一種尊重。這種東西感受多了，能把你已經塌下去的內心凝聚起來。”
失明後，跟家人去超市，韓穎擔心自己在裡面磕磕碰碰，就在角落裡等著。偏偏總有大爺大媽要拿著東西來問，小姑娘我看不清，這個你能不能幫我看一下？她只好低聲說，對不起我看不見。氣氛一下子尷尬起來。對方連說自己對不起，走了。
韓穎從殘聯領到一支盲杖，學會了定向行走，後來她又從殘聯領到了一隻導盲犬。那是上海市的第一批導盲犬，帶上街，不但有人圍觀，還有人一路跟著看。韓穎感覺像受刑，好像在向整條街宣佈自己的視障。韓穎時常偷偷把導盲犬的衣服反過來套。穿迷彩服的訓導員在旁邊跟著，路人還以為導盲犬是警犬。多出了幾趟門，她才習慣，“臉皮要練的，”她說，“出來了你才知道好人多，其實沒有人看不起你。”
韓穎又學了盲人電腦，學會了讀屏軟件。她在盲人學校認識了其他的盲人朋友，“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我一個人倒黴，看不見不是什麼丟人的事情。”除了眼睛看不見，盲人們的生活似乎與正常人沒有什麼區別。有的盲人會自己做飯，廚藝不比明眼人差。韓穎認識一位全盲人，燒得一手好菜，她也弄不懂這位朋友是怎麼辦到的。勇敢些的盲人，敢獨自帶著導盲犬上街。這事韓穎至今不敢。而她的一位朋友，已經摔骨折了三回，依然一往無前。
學速錄時，韓穎認識了現在的丈夫，也是位盲人。丈夫愛好烹飪，雖然兩個盲人在一起的生活並不方便，下廚煎牛排，煎著煎著，牛排不見了，又好費好大功夫摸索。一起出門，導盲犬走得稍遠兩步，兩人以為狗不見了，大聲呼喚尋找。但韓穎喜歡這樣的生活，比跟她的明眼人前夫在一起幸福。盲人的家長大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同一個明眼人結婚，有個倚靠。韓穎勸他們，兩個人互相理解才是最重要的。
之後，韓穎撿起了七年前的自考的課本。她考上了中文系的研究生，帶導盲犬去讀書，讀完了研究生，又到上海開放大學讀了商務英語的學位。她還考了速錄師和終極口譯。像是要把之幾年落下的成長補回來。課程之餘，韓穎還參加上海殘疾人藝術團，唱歌，朗誦，小品，演講，她都願意嘗試——還有，給無障礙電影做宣傳。
2014年的10月15日，上海的無障礙電影日，電視臺直播上海社區無障礙電影院線啟動儀式，韓穎作為盲人觀眾的代表，牽著導盲犬和播音員同臺朗誦。 那天，韓穎父母家裡的電視機壞了，爸爸修了一陣電視機，修好了，一打開，就看到女兒和播音員同臺朗誦的畫面。爸爸一屁股坐到了地上，哭了。他為這個女兒憂心多年，現在似乎可以稍微放心些了。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公園散步。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耳思在舊金山機場。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導盲犬在美國丹佛市。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和她的兩條導盲犬耳思（退役）、安安（現役）。圖片由本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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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1部電影放完，盲人們的需求也多了：“你老做這些老片子，這個片子是哪年哪月的了，能不能弄個新的呢？外國片有沒有呢？”他們成群結隊到蔣鴻源家作客，跟他提要求。那是2009年到2013年之間的盛況。
製作新電影得考慮版權問題。蔣鴻源翻翻版權法，發現文藝作品翻譯成盲文無償提供給盲人閱讀不受版權限制。蔣鴻源想，無障礙電影不過是有聲讀物的一種新形式，這條應該可以借用。他做了《肖申克的救贖》，他最喜歡的電影之一。盲人們接著提要求，他們還想看《泰坦尼克號》《魂斷藍橋》《簡愛》《追捕》和《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還有剛上映不久的《國王的演講》……蔣鴻源寫出解說詞，自己掏錢，成箱地買空白光盤，壓制進去，免費送給街道、社區和圖書館。這些經典影片，過去盲人們只是有所耳聞，如今終於能看到了。
蔣洪源還想把新上映的電影無障礙化，讓盲人在社區裡也能看到與院線同步的新片。但他的老朋友們，過去那些同他來往甚密的電影導演和發行，也不敢冒著被盜版的風險給他片源。算了，蔣洪源說，東方不亮西方亮，中國一年有600多部電影上映，我總能湊得夠12部。
盲人們也好奇明眼人怎麼看他們的世界。他們拜託蔣鴻源把電視劇《推拿》無障礙化，連視頻都下好了，可蔣鴻源實在忙不過來。直到電影上映，盲人們又找上門。蔣鴻源將《推拿》做好，帶到社區放映，現場坐的都是些退休的盲人，有工作的盲人都沒時間看，他們大多在推拿店裡忙活。退休的盲人看完電影，感慨道：“按摩廳裡真是太亂了，竟然還有擁抱。”
盲人們又提了新要求，他們希望到電影院去看電影，看院線片。“我們為什麼不能像普通觀眾一樣？為什麼我們要比他們矮一截？他們能去電影院看，我們為什麼不能？”
蔣鴻源找到了他的老朋友，國泰電影院的業務經理。解釋一通無障礙電影后，蔣鴻源說，很快就是建黨90週年了，明眼人都能為黨的生日慶祝，我們盲人也要慶祝，你們免費給我們放一場《建黨偉業》吧。電影院答應，原先的配音志願者卻怯場了。蔣鴻源臨時找了位朋友。朋友認真做了功課，寫了提綱。盲人的反應就像第一次在社區裡看電影一樣，激動不已。
第一場實驗成功，2011年7月，蔣鴻源給上海市殘聯打報告。第二年的5月，市殘聯回覆，從6月份開始，每個月在國泰電影院為盲人包場放一次電影，時間定在每個月的最後一個週四。
於是，每個月的上旬，蔣鴻源找片源，寫解說詞，交給配音志願者。每月的最後的一個週四，盲人們從上海市的四面八方趕到市中心的國泰電影院，帶著導盲犬或則盲杖，呼朋引伴，坐滿放映廳的座位和過道。
2012年10月，上海市寶山區殘聯找到蔣鴻源：能不能到寶山區的電影院來放？寶山區的盲人也想進電影院，但離市中心路途遙遠。12月，嘉定區的殘聯也找上門。到2014年，上海市16個區都有了自己的無障礙電影專場，加上國泰電影院，每個月，上海有17場無障礙電影放映。上海電視臺和廣播電臺的著名主持人和播音員也加入進來，成為志願播音員。
社區院線啟動之後，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需求上升。2015年，上海市殘聯招募無障礙電影解說詞志願撰稿人，韓穎報了名。
韓穎第一次寫解說詞，是和上海開放大學殘疾人教育學院前院長於江一起寫的。早些年，他們曾經一起為盲人爭取考試機會。2015年3月，他們開始嘗試，第一部電影選的是《可可西里》，花了三個月時間，探索字數、語速、語言、格式。韓穎是個全盲人，看不到畫面。於江寫好畫面，她來審稿，從觀眾的角度提供意見。對於無障礙電影的解說來說，《可可西里》的難度不小，如果這部片子能做出來，韓穎想，別的電影也不在話下了。最難把握的，是在對畫面的客觀描述上加上多少主觀闡釋。他們希望能幫助觀眾理解畫面，寫了一段時間，決定還是隻對畫面客觀描述。“盲人只是看不見，腦子是健康的，不能剝奪他思考的能力，再說，你怎麼能保證你的判斷是對的？”韓穎說。
2016年，在上海市殘聯的指導扶持下，韓穎在上海市⺠政局註冊了公益機構，上海光影之聲無障礙影視文化發展中心，專門用於推進無障礙觀影工作。韓穎小時候想開電影公司的願望，以另一種方式實現了，她成了光影之聲的主任。
她要管理大大小小各種事務。光影之聲每週要完成一部無障礙電影解說詞的寫作，她要定終稿。還要篩選和培訓志願者，以及負責解說詞的錄製、後期合成的協調管理。抱著熱情來的志願者很多，但能留下來的不到十分之一。累起來的時候，韓穎也很無奈，但想想幾年前熬過一天算一天的日子，她又覺得有機會感受累和無奈是一種幸運。
光影之聲成立之前，韓穎總覺得自己的心智還停留在二十歲出頭，有好多年的時間被隔絕在社會之外。這一兩年間，她的談吐和對事物的判斷，才有了一個成熟女人的樣子，“達到我該到的年齡了”。
韓穎重新開始打扮自己，開始買新衣服。家裡人帶著，給她描述衣服大概的顏色和款式。她還請了專業的化妝師給保姆培訓，出門前，麻煩保姆給她化妝。年輕時，韓穎喜歡民族風的衣服，現在還是這麼打扮。她總是穿棉麻的長裙，配上中式的褂子，也時常穿旗袍，戴一副紅色半框的眼鏡，長長的頭髮紮起一半，化淡妝，抹嫣紅色的眼影和腮紅。坐下的時候，她的手安靜地放在腿上，頭卻時不時地向左右微微轉動。她時刻注意著周圍的聲音，卻不緊張。導盲犬在她腳下趴著，一有動靜，就抬起頭用詢問的眼神看她。別人跟她說話時，她會轉向對方，彷彿在專心看著說話的人。
韓穎正在操作電腦。圖片由本人提供
韓穎在西塘。圖片由本人提供
7
電影院放映無障礙電影之前，盲人們大多窩在自己家裡。就算有條件出門，也不知道做什麼好。現在，每個月，他們有了相互聯繫的由頭。“無障礙電影確實是促進盲人走出家庭，進入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蔣鴻源說，“有了這個活動以後，他們現在也開始會一起去公園遊玩，一起去農家樂。近5年來，上海的盲人基本上能走出家庭的都出去了。”
2013年後，盲人有了更多的活動，就不再成群結隊地上蔣鴻源家。蔣鴻源清淨下來，專心繼續做他的無障礙電影光盤，分發到社區，讓盲人在影院之外，還有電影可以看。空閒的時候，他就做自己的老本行。他正在參與一個電視劇的策劃工作。
2019年4月的最後一個週四，國泰電影院無障礙專場播放《人間喜劇》。解說詞由光影之聲撰寫。
放映從8點半開始。但在早上8點，排隊領票的盲人已經排到了電影院外。他們被家裡人牽著，帶著盲杖或者導盲犬，從地鐵站和街上一個個出現，在電影院門口排隊。他們互相打招呼，交換從家裡帶的食物。圍繞電影院擴展出一個熱鬧的社交圈子。隊伍裡除了盲人，甚至還有住在附近的老年人，他們也喜歡電影中的解說詞，可以幫助他們理解電影。
售票處開始換票前，隊伍已經沿著外面的人行道排了好幾米。導盲犬溫順地夾雜在人群裡。到了時間，他們排隊拿著殘疾證到售票處取票。自己走到放映廳。志願者想幫忙，有時會被推開，盲人需要的幫助比明眼人想得要少。
放映廳裡，導盲犬安靜地躺在第一排。這是個大約能容納220人的放映廳，坐滿了三分之二。前三排的座位為半盲人留出來。能聽到手機讀屏軟件的聲音。盲人們大多把讀屏軟件的語速調得很快，是正常人說話的兩三倍。他們和這聲音朝夕相處，已經習慣了。
講解員的座位在第一排正中間。講解員是在電影開始前到的，一位志願者，本職工作是播音老師。影院裡隨著她的聲音安靜下來。盲人們不再用手機了。他們安靜地看完整部電影。在這裡，你不用擔心有人忽然打電話，或者屏攝。大家都在專心聽著，包袱抖出來，放映廳裡鬨堂大笑。解說員的聲音響起，笑聲又迅速安靜。
我閉上眼睛，想感受盲人們“看”到的是什麼樣的電影。首先襲來的是不安全感，擔心對劇情的理解會隨著畫面一起消失。但臺詞之間解說員的聲音響起來，不安全感就消散了一半。那是一段在倉庫裡追趕的場景。解說員說，四個主人公一路狂奔，發現盡頭是一堵牆。我聽到他們慌張喘氣的聲音。解說員接著說，他們發現了一個通風口，用力把鐵欄拆下。叮鈴桄榔的聲音響起，追趕的人喊：他們在那兒！解說員告訴我們，他們爬進了通風口，男主角是最後一個進去的。電影裡又傳來用力拉扯的聲音。我正在疑惑，講解的聲音又起來：他上半身爬出牆外，下半身卻卡在了通風口裡，怎麼也拉不出去，就這麼卡在那裡。影院裡傳出鬨堂的笑聲。
盲人們大多經歷過每天無所事事只能抱著收音機的日子，因此，播音員對他們來說就像明星一樣。 放映完，他們被親人朋友引著，拿電影票到第一排找解說員簽名合影。那天的解說員不常在公共廣播裡出現，還是被大家圍了一會兒。
電影放完，觀眾們走出放映廳，有些人直接走了，有人留在電影院裡聊天，看他們的樣子，不只是看了場電影，更是一次久違的朋友聚會。
電影放映前，盲人觀眾入場
解說員正在找著講稿解說畫面
電影開始前，盲人們找解說員簽名
—— 完 ——
題圖為無障礙電影放映前，盲人觀眾入場。
本文圖片除特別說明，均為正午記者楊語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