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統計數據，自2013年開始，全國結婚率逐年下降，與此同時，離婚率卻是逐年攀升。離結比（離婚率與結婚率的比值）的逐年上升，自然有諸多因素在背後起作用，以下我們從五個角度來討論下這個現象的成因。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統計數據，自2013年開始，全國結婚率逐年下降，與此同時，離婚率卻是逐年攀升。離結比（離婚率與結婚率的比值）的逐年上升，自然有諸多因素在背後起作用，以下我們從五個角度來討論下這個現象的成因。
一、適婚人群總數量減少
我國人口出生率從1990年的21.06‰，持續下降到1997年的16.75‰，且之後出生率仍在持續走低。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對應到2019年，就正好是22歲至29歲年齡段的適齡群體總數量的持續減少。
同時，隨著基礎教育的普及，新生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按7歲上小學起算，大學畢業至少22歲，研究生畢業至少25歲，博士畢業至少28歲。儘管已經達到了適婚年齡，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需要以學業為主要任務，而非婚姻。就算畢業了，也需要等工作穩定下來，積攢足夠的物質財富才會考慮婚姻，因此適齡群體裡面“適婚”的人，也比上一代要更少。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表示，適婚人口數量下降、婚齡推遲和高速發展的城市化，是自2013年以來，我國結婚人數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個體生產力水平提升
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和社會分工的細化，社會的最小單位由家庭逐漸轉變為個人。以前經濟不發達的時候，過年要吃頓好的，可能得去這個鄰居家裡借塊肉、去那個鄰居家裡藉口鍋，然後全家人忙上忙下半天，才能一起吃上一頓簡樸的年夜飯。而現在，如果不是為了那個氛圍的話，只需要花錢，全家人隨時都可以一起出去外面吃頓好的。
這裡面反映的，就是社會分工細化的帶來的影響，每個社會成員都只需要專注於自己擅長的領域，精進自己換取勞動報酬的能力。其他自己欠缺的資源，都只需要靠錢作為媒介進行交換即可，這是社會成熟的重要標誌：由熟人社會轉變成陌生人社會。
但問題也隨著而來了：既然我自己可以過得好好的，那為什麼要組建婚姻呢？即，個體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導致婚姻作為生產力整合工具的作用被減弱了，進而導致個體結婚的意願降低。
在這個過程中，女性個體生產力提升帶來的影響，遠大於男性。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勝吾家”，意思是女性出嫁的話，必須嫁到家境比孃家好的夫家，反之亦然。這是由於在過去的婚姻模式中，女性因為體力上處於劣勢、受教育比例低以及社會認可度低，沒有資格參與專業度高、收益穩定的工作，能夠創造的社會價值遠不及自身的繁殖價值，因此婚姻對她們來說，意味著用身體換取下半輩子的物質保障，需要挑選物質條件比自家更好的家庭才更穩妥。
而現在，不論是受教育程度，還是職場收入水平，女性跟男性相差無幾，神州行很多領域女性比男性還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單獨購房的女性也逐漸增多。
“買房後，自己對婚戀的需求感明顯下降了，一個人住覺得很輕鬆，也沒有特別必要去找一個伴兒了。”在一項關於單身族的調查中，一位來自成都的呂小姐這樣說。
上海社科院調查顯示，1986年，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女碩士生的比重不到20%。到2017年，上海高校畢業生中獲得碩士學位的女生有6.84萬人，佔碩士總數的50.3%；獲得博士學位的女生1.27萬人，佔博士總數的48.8%。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陸傑華認為，“80後”“90後”跟“60後”“70後”明顯不同。經濟的發展帶來收入增長，互聯網提高信息化水平，更多年輕人看到了外面社會的變化，瞭解到世界的發展。對他們而言，結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經歷，而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統計數據，自2013年開始，全國結婚率逐年下降，與此同時，離婚率卻是逐年攀升。離結比（離婚率與結婚率的比值）的逐年上升，自然有諸多因素在背後起作用，以下我們從五個角度來討論下這個現象的成因。
一、適婚人群總數量減少
我國人口出生率從1990年的21.06‰，持續下降到1997年的16.75‰，且之後出生率仍在持續走低。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對應到2019年，就正好是22歲至29歲年齡段的適齡群體總數量的持續減少。
同時，隨著基礎教育的普及，新生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按7歲上小學起算，大學畢業至少22歲，研究生畢業至少25歲，博士畢業至少28歲。儘管已經達到了適婚年齡，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需要以學業為主要任務，而非婚姻。就算畢業了，也需要等工作穩定下來，積攢足夠的物質財富才會考慮婚姻，因此適齡群體裡面“適婚”的人，也比上一代要更少。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表示，適婚人口數量下降、婚齡推遲和高速發展的城市化，是自2013年以來，我國結婚人數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個體生產力水平提升
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和社會分工的細化，社會的最小單位由家庭逐漸轉變為個人。以前經濟不發達的時候，過年要吃頓好的，可能得去這個鄰居家裡借塊肉、去那個鄰居家裡藉口鍋，然後全家人忙上忙下半天，才能一起吃上一頓簡樸的年夜飯。而現在，如果不是為了那個氛圍的話，只需要花錢，全家人隨時都可以一起出去外面吃頓好的。
這裡面反映的，就是社會分工細化的帶來的影響，每個社會成員都只需要專注於自己擅長的領域，精進自己換取勞動報酬的能力。其他自己欠缺的資源，都只需要靠錢作為媒介進行交換即可，這是社會成熟的重要標誌：由熟人社會轉變成陌生人社會。
但問題也隨著而來了：既然我自己可以過得好好的，那為什麼要組建婚姻呢？即，個體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導致婚姻作為生產力整合工具的作用被減弱了，進而導致個體結婚的意願降低。
在這個過程中，女性個體生產力提升帶來的影響，遠大於男性。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勝吾家”，意思是女性出嫁的話，必須嫁到家境比孃家好的夫家，反之亦然。這是由於在過去的婚姻模式中，女性因為體力上處於劣勢、受教育比例低以及社會認可度低，沒有資格參與專業度高、收益穩定的工作，能夠創造的社會價值遠不及自身的繁殖價值，因此婚姻對她們來說，意味著用身體換取下半輩子的物質保障，需要挑選物質條件比自家更好的家庭才更穩妥。
而現在，不論是受教育程度，還是職場收入水平，女性跟男性相差無幾，神州行很多領域女性比男性還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單獨購房的女性也逐漸增多。
“買房後，自己對婚戀的需求感明顯下降了，一個人住覺得很輕鬆，也沒有特別必要去找一個伴兒了。”在一項關於單身族的調查中，一位來自成都的呂小姐這樣說。
上海社科院調查顯示，1986年，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女碩士生的比重不到20%。到2017年，上海高校畢業生中獲得碩士學位的女生有6.84萬人，佔碩士總數的50.3%；獲得博士學位的女生1.27萬人，佔博士總數的48.8%。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陸傑華認為，“80後”“90後”跟“60後”“70後”明顯不同。經濟的發展帶來收入增長，互聯網提高信息化水平，更多年輕人看到了外面社會的變化，瞭解到世界的發展。對他們而言，結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經歷，而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三、情感替代品增多
跟21世紀初日本的“食草一族”概念的流行一樣，“佛系青年”這個概念近幾年在國內也越來越盛行。
2006年，日本專欄作家深澤真紀在以“年輕一代”為主題的系列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食草族”的概念。她解釋道：“在日本，性被詮釋成‘肉體的關係’。由於這些年輕人對肉體不感興趣，所以我稱他們為‘食草族’。”
在環球週報中，有這樣一段對“食草族”的採訪：
“食草族”高橋表示：“談戀愛太費精力了，為了讓她喜歡我，我得放棄每個週末，我可不想那麼做。”
另一名“食草族”鎮幸永山，則承認自己在談情說愛方面比較笨拙。
社會學家酒井茂分析指出，許多“食草族”在異性面前打退堂鼓是因為他們不擅長溝通。“他們都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而且父母忙於工作，根本沒時間交流。但是他們有電視、音響和遊戲機，一個人關在房間裡也能自得其樂，所以與人交流的技能下降
由於欠缺社交技巧、社會責任過重、個體缺乏生活目標，導致了日本御宅一族、食草族的誕生。這些年輕人閒暇時間寧願去二次元世界跟虛擬戀人相處、玩遊戲、暴飲暴食或者沉迷連續劇，也不願主動去跟異性接觸，更別說戀愛和結婚。
中國的“佛系青年”沒有“食草族”那麼頹唐和消極，更多是年輕一代面對社會壓力的一種無奈自嘲。但相較於戀愛和結婚這種可能帶來精神、經濟雙重壓力的事情，刷刷搞笑視頻、吃喝玩樂這些能夠讓大腦快速釋放多巴胺和內啡肽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部分戀愛和婚姻的作用，在價值多元，且娛樂至死的年代，想從其他途徑尋求到心理的慰藉並不是一件難事。生物繁衍的根本驅動力被當成娛樂消耗，社會負擔過重，個體生產力提升，導致追求個人幸福成為了政治正確，個人幸福的方向與婚姻的方向相悖，那人自然就不會有想結婚的想法。
四、離婚成本降低
上一輩的婚姻並不比這一代人的婚姻更幸福，但之所以當時的離婚率遠遠低於當下，是因為離婚成本高。這個成本，既有看不見的機會成本，也有看得見的物質成本。
在那個結婚領證都要單位開證明的年代，離婚是鄰里鄉親都喜歡討論的八卦新聞。離婚當事人的社會名聲則往往會一落千丈，且會一直被別人當成別人茶餘飯後的談資，並充當他們教育子女的“榜樣”，別說另找“真愛”了，連抬起頭做人都需要勇氣。而在現在這個價值觀多元的社會，丁克、同性戀等原先社會不認可、不理解的關係類型都逐漸被社會所接納，離婚自然也不會給當事人帶來像之前那麼強烈的內心壓力了，離婚後再婚，也是一件高概率可行的事情，離婚並不意味著失敗和結束，而是重新追求幸福，是新生。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民政部的統計數據，自2013年開始，全國結婚率逐年下降，與此同時，離婚率卻是逐年攀升。離結比（離婚率與結婚率的比值）的逐年上升，自然有諸多因素在背後起作用，以下我們從五個角度來討論下這個現象的成因。
一、適婚人群總數量減少
我國人口出生率從1990年的21.06‰，持續下降到1997年的16.75‰，且之後出生率仍在持續走低。出生率的持續下降，對應到2019年，就正好是22歲至29歲年齡段的適齡群體總數量的持續減少。
同時，隨著基礎教育的普及，新生代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按7歲上小學起算，大學畢業至少22歲，研究生畢業至少25歲，博士畢業至少28歲。儘管已經達到了適婚年齡，但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人需要以學業為主要任務，而非婚姻。就算畢業了，也需要等工作穩定下來，積攢足夠的物質財富才會考慮婚姻，因此適齡群體裡面“適婚”的人，也比上一代要更少。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教授表示，適婚人口數量下降、婚齡推遲和高速發展的城市化，是自2013年以來，我國結婚人數不斷下降的主要原因。
二、個體生產力水平提升
隨著社會發展水平的提升和社會分工的細化，社會的最小單位由家庭逐漸轉變為個人。以前經濟不發達的時候，過年要吃頓好的，可能得去這個鄰居家裡借塊肉、去那個鄰居家裡藉口鍋，然後全家人忙上忙下半天，才能一起吃上一頓簡樸的年夜飯。而現在，如果不是為了那個氛圍的話，只需要花錢，全家人隨時都可以一起出去外面吃頓好的。
這裡面反映的，就是社會分工細化的帶來的影響，每個社會成員都只需要專注於自己擅長的領域，精進自己換取勞動報酬的能力。其他自己欠缺的資源，都只需要靠錢作為媒介進行交換即可，這是社會成熟的重要標誌：由熟人社會轉變成陌生人社會。
但問題也隨著而來了：既然我自己可以過得好好的，那為什麼要組建婚姻呢？即，個體生產力水平的提升，導致婚姻作為生產力整合工具的作用被減弱了，進而導致個體結婚的意願降低。
在這個過程中，女性個體生產力提升帶來的影響，遠大於男性。
中國有句古話，叫做“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勝吾家”，意思是女性出嫁的話，必須嫁到家境比孃家好的夫家，反之亦然。這是由於在過去的婚姻模式中，女性因為體力上處於劣勢、受教育比例低以及社會認可度低，沒有資格參與專業度高、收益穩定的工作，能夠創造的社會價值遠不及自身的繁殖價值，因此婚姻對她們來說，意味著用身體換取下半輩子的物質保障，需要挑選物質條件比自家更好的家庭才更穩妥。
而現在，不論是受教育程度，還是職場收入水平，女性跟男性相差無幾，神州行很多領域女性比男性還能更好地完成工作，單獨購房的女性也逐漸增多。
“買房後，自己對婚戀的需求感明顯下降了，一個人住覺得很輕鬆，也沒有特別必要去找一個伴兒了。”在一項關於單身族的調查中，一位來自成都的呂小姐這樣說。
上海社科院調查顯示，1986年，上海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女碩士生的比重不到20%。到2017年，上海高校畢業生中獲得碩士學位的女生有6.84萬人，佔碩士總數的50.3%；獲得博士學位的女生1.27萬人，佔博士總數的48.8%。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口與健康研究中心主任陸傑華認為，“80後”“90後”跟“60後”“70後”明顯不同。經濟的發展帶來收入增長，互聯網提高信息化水平，更多年輕人看到了外面社會的變化，瞭解到世界的發展。對他們而言，結婚生子不再是必要的人生經歷，而是個人選擇的結果。
三、情感替代品增多
跟21世紀初日本的“食草一族”概念的流行一樣，“佛系青年”這個概念近幾年在國內也越來越盛行。
2006年，日本專欄作家深澤真紀在以“年輕一代”為主題的系列文章中，第一次提出了“食草族”的概念。她解釋道：“在日本，性被詮釋成‘肉體的關係’。由於這些年輕人對肉體不感興趣，所以我稱他們為‘食草族’。”
在環球週報中，有這樣一段對“食草族”的採訪：
“食草族”高橋表示：“談戀愛太費精力了，為了讓她喜歡我，我得放棄每個週末，我可不想那麼做。”
另一名“食草族”鎮幸永山，則承認自己在談情說愛方面比較笨拙。
社會學家酒井茂分析指出，許多“食草族”在異性面前打退堂鼓是因為他們不擅長溝通。“他們都是獨生子女，沒有兄弟姐妹，而且父母忙於工作，根本沒時間交流。但是他們有電視、音響和遊戲機，一個人關在房間裡也能自得其樂，所以與人交流的技能下降
由於欠缺社交技巧、社會責任過重、個體缺乏生活目標，導致了日本御宅一族、食草族的誕生。這些年輕人閒暇時間寧願去二次元世界跟虛擬戀人相處、玩遊戲、暴飲暴食或者沉迷連續劇，也不願主動去跟異性接觸，更別說戀愛和結婚。
中國的“佛系青年”沒有“食草族”那麼頹唐和消極，更多是年輕一代面對社會壓力的一種無奈自嘲。但相較於戀愛和結婚這種可能帶來精神、經濟雙重壓力的事情，刷刷搞笑視頻、吃喝玩樂這些能夠讓大腦快速釋放多巴胺和內啡肽的行為，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部分戀愛和婚姻的作用，在價值多元，且娛樂至死的年代，想從其他途徑尋求到心理的慰藉並不是一件難事。生物繁衍的根本驅動力被當成娛樂消耗，社會負擔過重，個體生產力提升，導致追求個人幸福成為了政治正確，個人幸福的方向與婚姻的方向相悖，那人自然就不會有想結婚的想法。
四、離婚成本降低
上一輩的婚姻並不比這一代人的婚姻更幸福，但之所以當時的離婚率遠遠低於當下，是因為離婚成本高。這個成本，既有看不見的機會成本，也有看得見的物質成本。
在那個結婚領證都要單位開證明的年代，離婚是鄰里鄉親都喜歡討論的八卦新聞。離婚當事人的社會名聲則往往會一落千丈，且會一直被別人當成別人茶餘飯後的談資，並充當他們教育子女的“榜樣”，別說另找“真愛”了，連抬起頭做人都需要勇氣。而在現在這個價值觀多元的社會，丁克、同性戀等原先社會不認可、不理解的關係類型都逐漸被社會所接納，離婚自然也不會給當事人帶來像之前那麼強烈的內心壓力了，離婚後再婚，也是一件高概率可行的事情，離婚並不意味著失敗和結束，而是重新追求幸福，是新生。
從物質的角度說，締結婚姻，意味著男女雙方的捲入程度達到最緊密的層次，你的東西就是我的東西，我的東西也是你的東西，雙方互幫互助降低生活成本。而一旦分手，則意味著自己又需要重新回到獨自生活的狀態中，所有的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一個人操心，生活舒適度會瞬間下降。而在當下這個個體生產力水平提升的時代，無論男女，一個人自給自足完全不是一件難事，更有婚前財產協議這類法律保障可以撐腰，想要在自身利益不受損的情況下離婚完全是可以實現的，因此離婚意願更可能被付諸行動。
五、婚姻忠誠度下降
大數據顯示，離婚率最高的城市依次為北上深廣，離婚的六大原因分別為：出軌、家暴、性格不合、婆媳不和睦、不良嗜好和購房。其中，全職媽媽和IT男性出軌率最高。
自2000年以來，短短十五年間，無論丈夫還是妻子（均含同居），發生過外遇的比例一直在不斷增加，且還有加速增長的趨勢。2015年與2000年進行對比，丈夫出現外遇行為的頻率是原先的2.9倍，妻子出現外遇行為的頻率是原先的3.3倍。
2000年，每十對夫妻裡，就會有一對裡面的一方存在出軌行為；2015年，大約每3個丈夫和每7.5個妻子中，就有一個曾經出軌。
個體對婚姻忠誠度的下降，導致適婚群體建立婚姻的意願進一步降低。畢竟身邊那麼多反面例子都在論證“婚姻是不可靠的”，要讓年輕人鼓起勇氣進入婚姻，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適婚群體人數下降，直接導致可能進入婚姻的人數減少；
個體生產力水平提升，一個人可以承擔全部生活成本，削弱了婚姻的生活功能；
情感替代品增多，導致個體缺乏進入婚姻的動力；
離婚成本降低，導致婚姻維護難度加大，“寧換不修”；
婚姻忠誠度下降，導致婚姻神聖感消失，婚姻自身的價值受到挑戰。
錢鍾書的圍城困境，是“婚姻就像一座圍城，外面的人想進去，裡面的人想出來”，而我們這一代人的圍城困境，是“外面的人不想進去，裡面的人還想出來”。
圍城之外的，是人性的貪婪、自私、功利、怠惰和色慾。
圍城之內的，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