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說：“女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欣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旋律。”作為20世紀激進的女性主義先鋒，她甚至還倡議要“消滅爐灶旁的天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伍爾芙應該會對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地位提升而略感欣慰。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遙遠的東半球，有人將“女性主義”衍生出“女權主義”，並樂此不疲地為之搖旗吶喊。
事實上，儘管在英文中都是“Feminism”，“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中文的概念之中似乎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尤其是在情緒的層面上。
作為男性被冠以“女權主義”的標籤，大多時候都是陰陽怪氣的詆譭和諷刺。好像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說幾句話，就是對整個男性的背叛，更是要與凶悍潑婦一道與“男權”唱一出對臺戲，爭出一個勝敗來。
事實上，對“女權主義”理解的偏差，直接導致了刻板的偏見和印象。“權”的潛臺詞是什麼？是“權利”，抑或是“權力”？
楊瀾曾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被問及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的回答：
“如果是指女人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麼我就是女權主義者。如果是指用對立的態度向男性奪取‘權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別差異，要求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事，然後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認同。畢竟，我們挑戰的，是性別歧視的偏見，而不是男性本身。”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說：“女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欣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旋律。”作為20世紀激進的女性主義先鋒，她甚至還倡議要“消滅爐灶旁的天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伍爾芙應該會對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地位提升而略感欣慰。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遙遠的東半球，有人將“女性主義”衍生出“女權主義”，並樂此不疲地為之搖旗吶喊。
事實上，儘管在英文中都是“Feminism”，“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中文的概念之中似乎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尤其是在情緒的層面上。
作為男性被冠以“女權主義”的標籤，大多時候都是陰陽怪氣的詆譭和諷刺。好像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說幾句話，就是對整個男性的背叛，更是要與凶悍潑婦一道與“男權”唱一出對臺戲，爭出一個勝敗來。
事實上，對“女權主義”理解的偏差，直接導致了刻板的偏見和印象。“權”的潛臺詞是什麼？是“權利”，抑或是“權力”？
楊瀾曾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被問及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的回答：
“如果是指女人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麼我就是女權主義者。如果是指用對立的態度向男性奪取‘權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別差異，要求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事，然後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認同。畢竟，我們挑戰的，是性別歧視的偏見，而不是男性本身。”
女權的本質是追求平等，而不是追求特權。
平等並不是無視男女性別差異，就好像男人不必去生孩子，女人也不需要和男人一樣擁有一樣的肌肉。平等的意義在於尊重每個個體選擇的權力與機會，而不是非要將所有人擺佈成同一個標準。
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女權運動成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這得益於避孕設施的廣泛應用，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和生育。《大都會》女性雜誌的主編海倫·布朗提出了“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的口號，鼓勵女孩挑戰傳統女性定位的束縛，勇敢追求愛情和性的愉悅。
而與其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東方的女性們正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從事生產勞動，在政治運動中挑戰體力的極限，和男人一樣從事體力勞動，鍊鋼、挖煤、修路、開拖拉機等等。
顯然，這是一種進步，但絕非終點。
現在，更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平等地競爭，甚至巧妙的利用自身的優勢在經濟、政治、科研、藝術等領域取得了比男性更加卓越的成績。
現在很多人說起“女權主義”就深惡痛絕，是對一些打著女權旗號妄想不勞而獲甚至攫取私利的行徑的厭惡與不齒。
大多數吐槽命運不公、所遇悲慘、所託非人的女性，自己的人生完全經不住細問。看起來是為了家庭或工作辛勞，其實是以辛勞為名，以庸碌為實。放棄成長、蛻變成一個普通的人，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輕鬆愉快的生活呢？
難道只是一副“我是女人，你必須讓著我”的姿態，去強迫男性的認可和讓利？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說：“女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欣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旋律。”作為20世紀激進的女性主義先鋒，她甚至還倡議要“消滅爐灶旁的天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伍爾芙應該會對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地位提升而略感欣慰。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遙遠的東半球，有人將“女性主義”衍生出“女權主義”，並樂此不疲地為之搖旗吶喊。
事實上，儘管在英文中都是“Feminism”，“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中文的概念之中似乎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尤其是在情緒的層面上。
作為男性被冠以“女權主義”的標籤，大多時候都是陰陽怪氣的詆譭和諷刺。好像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說幾句話，就是對整個男性的背叛，更是要與凶悍潑婦一道與“男權”唱一出對臺戲，爭出一個勝敗來。
事實上，對“女權主義”理解的偏差，直接導致了刻板的偏見和印象。“權”的潛臺詞是什麼？是“權利”，抑或是“權力”？
楊瀾曾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被問及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的回答：
“如果是指女人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麼我就是女權主義者。如果是指用對立的態度向男性奪取‘權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別差異，要求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事，然後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認同。畢竟，我們挑戰的，是性別歧視的偏見，而不是男性本身。”
女權的本質是追求平等，而不是追求特權。
平等並不是無視男女性別差異，就好像男人不必去生孩子，女人也不需要和男人一樣擁有一樣的肌肉。平等的意義在於尊重每個個體選擇的權力與機會，而不是非要將所有人擺佈成同一個標準。
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女權運動成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這得益於避孕設施的廣泛應用，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和生育。《大都會》女性雜誌的主編海倫·布朗提出了“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的口號，鼓勵女孩挑戰傳統女性定位的束縛，勇敢追求愛情和性的愉悅。
而與其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東方的女性們正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從事生產勞動，在政治運動中挑戰體力的極限，和男人一樣從事體力勞動，鍊鋼、挖煤、修路、開拖拉機等等。
顯然，這是一種進步，但絕非終點。
現在，更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平等地競爭，甚至巧妙的利用自身的優勢在經濟、政治、科研、藝術等領域取得了比男性更加卓越的成績。
現在很多人說起“女權主義”就深惡痛絕，是對一些打著女權旗號妄想不勞而獲甚至攫取私利的行徑的厭惡與不齒。
大多數吐槽命運不公、所遇悲慘、所託非人的女性，自己的人生完全經不住細問。看起來是為了家庭或工作辛勞，其實是以辛勞為名，以庸碌為實。放棄成長、蛻變成一個普通的人，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輕鬆愉快的生活呢？
難道只是一副“我是女人，你必須讓著我”的姿態，去強迫男性的認可和讓利？
對真正的獨立的女性來說，“特權”意味著侮辱。
有一個親身經歷，當時地方政府要評選當地的“十大巾幗人物”，各基層紛紛報上典型，大多是兼顧家庭與工作、甚至拋家舍業忙工作的事蹟。
彙總報告時，女領導大筆一揮，就刷掉了一半的人。記得那時她很不屑地說：“如果‘頂住家庭壓力堅持工作’這種程度都能評為先進，那我和在座的女同志們都能當選了。”
很多年過去了，我對那位女領導的自信和自尊依舊十分欽佩。她讓什麼什麼主義的標籤黯然失色。我從未和這位領導探討過“女權主義”的話題——也毫無意義。在她的價值體系裡，從來不存在“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真正平等，在這種自信的女性面前，說什麼“女權”、“男權”不覺得很多餘嗎？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說：“女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欣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旋律。”作為20世紀激進的女性主義先鋒，她甚至還倡議要“消滅爐灶旁的天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伍爾芙應該會對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地位提升而略感欣慰。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遙遠的東半球，有人將“女性主義”衍生出“女權主義”，並樂此不疲地為之搖旗吶喊。
事實上，儘管在英文中都是“Feminism”，“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中文的概念之中似乎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尤其是在情緒的層面上。
作為男性被冠以“女權主義”的標籤，大多時候都是陰陽怪氣的詆譭和諷刺。好像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說幾句話，就是對整個男性的背叛，更是要與凶悍潑婦一道與“男權”唱一出對臺戲，爭出一個勝敗來。
事實上，對“女權主義”理解的偏差，直接導致了刻板的偏見和印象。“權”的潛臺詞是什麼？是“權利”，抑或是“權力”？
楊瀾曾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被問及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的回答：
“如果是指女人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麼我就是女權主義者。如果是指用對立的態度向男性奪取‘權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別差異，要求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事，然後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認同。畢竟，我們挑戰的，是性別歧視的偏見，而不是男性本身。”
女權的本質是追求平等，而不是追求特權。
平等並不是無視男女性別差異，就好像男人不必去生孩子，女人也不需要和男人一樣擁有一樣的肌肉。平等的意義在於尊重每個個體選擇的權力與機會，而不是非要將所有人擺佈成同一個標準。
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女權運動成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這得益於避孕設施的廣泛應用，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和生育。《大都會》女性雜誌的主編海倫·布朗提出了“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的口號，鼓勵女孩挑戰傳統女性定位的束縛，勇敢追求愛情和性的愉悅。
而與其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東方的女性們正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從事生產勞動，在政治運動中挑戰體力的極限，和男人一樣從事體力勞動，鍊鋼、挖煤、修路、開拖拉機等等。
顯然，這是一種進步，但絕非終點。
現在，更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平等地競爭，甚至巧妙的利用自身的優勢在經濟、政治、科研、藝術等領域取得了比男性更加卓越的成績。
現在很多人說起“女權主義”就深惡痛絕，是對一些打著女權旗號妄想不勞而獲甚至攫取私利的行徑的厭惡與不齒。
大多數吐槽命運不公、所遇悲慘、所託非人的女性，自己的人生完全經不住細問。看起來是為了家庭或工作辛勞，其實是以辛勞為名，以庸碌為實。放棄成長、蛻變成一個普通的人，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輕鬆愉快的生活呢？
難道只是一副“我是女人，你必須讓著我”的姿態，去強迫男性的認可和讓利？
對真正的獨立的女性來說，“特權”意味著侮辱。
有一個親身經歷，當時地方政府要評選當地的“十大巾幗人物”，各基層紛紛報上典型，大多是兼顧家庭與工作、甚至拋家舍業忙工作的事蹟。
彙總報告時，女領導大筆一揮，就刷掉了一半的人。記得那時她很不屑地說：“如果‘頂住家庭壓力堅持工作’這種程度都能評為先進，那我和在座的女同志們都能當選了。”
很多年過去了，我對那位女領導的自信和自尊依舊十分欽佩。她讓什麼什麼主義的標籤黯然失色。我從未和這位領導探討過“女權主義”的話題——也毫無意義。在她的價值體系裡，從來不存在“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真正平等，在這種自信的女性面前，說什麼“女權”、“男權”不覺得很多餘嗎？
當然，這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依然存在，體現在人身安全上是暴力侵犯，體現在職場上，就是一種“不公平”。
“結婚了嗎？”“準備要孩子嗎？”直到現在，面對女性應聘者時，HR問及最多的還是這兩個問題，哪怕HR本身就是個女性。似乎如果不能明確表示有平衡事業與家庭關係的能力和決心，就沒有資格進入職場。而男性一般則不會被問及這類問題，似乎他們的私事和事業沒什麼關係。
其實，這種價值觀念對男性也是不公平的——誰說男人就一定要拋家舍業？社會功利主義的評判標準，讓男性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與家人關係的淡薄和疏遠，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缺陷，也是男人自己的遺憾。
所以，當新聞上說鄧超為了陪伴孩子而宣佈息影時，網友一片稱讚其“父愛如山”；
所以，當《爸爸去哪兒》這樣的節目播出時，收穫了一大堆男性粉絲；
所以，現在才會有人說，“你連陪孩子都做不好，算什麼成功人士”？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說：“女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欣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旋律。”作為20世紀激進的女性主義先鋒，她甚至還倡議要“消滅爐灶旁的天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伍爾芙應該會對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地位提升而略感欣慰。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遙遠的東半球，有人將“女性主義”衍生出“女權主義”，並樂此不疲地為之搖旗吶喊。
事實上，儘管在英文中都是“Feminism”，“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中文的概念之中似乎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尤其是在情緒的層面上。
作為男性被冠以“女權主義”的標籤，大多時候都是陰陽怪氣的詆譭和諷刺。好像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說幾句話，就是對整個男性的背叛，更是要與凶悍潑婦一道與“男權”唱一出對臺戲，爭出一個勝敗來。
事實上，對“女權主義”理解的偏差，直接導致了刻板的偏見和印象。“權”的潛臺詞是什麼？是“權利”，抑或是“權力”？
楊瀾曾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被問及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的回答：
“如果是指女人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麼我就是女權主義者。如果是指用對立的態度向男性奪取‘權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別差異，要求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事，然後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認同。畢竟，我們挑戰的，是性別歧視的偏見，而不是男性本身。”
女權的本質是追求平等，而不是追求特權。
平等並不是無視男女性別差異，就好像男人不必去生孩子，女人也不需要和男人一樣擁有一樣的肌肉。平等的意義在於尊重每個個體選擇的權力與機會，而不是非要將所有人擺佈成同一個標準。
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女權運動成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這得益於避孕設施的廣泛應用，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和生育。《大都會》女性雜誌的主編海倫·布朗提出了“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的口號，鼓勵女孩挑戰傳統女性定位的束縛，勇敢追求愛情和性的愉悅。
而與其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東方的女性們正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從事生產勞動，在政治運動中挑戰體力的極限，和男人一樣從事體力勞動，鍊鋼、挖煤、修路、開拖拉機等等。
顯然，這是一種進步，但絕非終點。
現在，更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平等地競爭，甚至巧妙的利用自身的優勢在經濟、政治、科研、藝術等領域取得了比男性更加卓越的成績。
現在很多人說起“女權主義”就深惡痛絕，是對一些打著女權旗號妄想不勞而獲甚至攫取私利的行徑的厭惡與不齒。
大多數吐槽命運不公、所遇悲慘、所託非人的女性，自己的人生完全經不住細問。看起來是為了家庭或工作辛勞，其實是以辛勞為名，以庸碌為實。放棄成長、蛻變成一個普通的人，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輕鬆愉快的生活呢？
難道只是一副“我是女人，你必須讓著我”的姿態，去強迫男性的認可和讓利？
對真正的獨立的女性來說，“特權”意味著侮辱。
有一個親身經歷，當時地方政府要評選當地的“十大巾幗人物”，各基層紛紛報上典型，大多是兼顧家庭與工作、甚至拋家舍業忙工作的事蹟。
彙總報告時，女領導大筆一揮，就刷掉了一半的人。記得那時她很不屑地說：“如果‘頂住家庭壓力堅持工作’這種程度都能評為先進，那我和在座的女同志們都能當選了。”
很多年過去了，我對那位女領導的自信和自尊依舊十分欽佩。她讓什麼什麼主義的標籤黯然失色。我從未和這位領導探討過“女權主義”的話題——也毫無意義。在她的價值體系裡，從來不存在“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真正平等，在這種自信的女性面前，說什麼“女權”、“男權”不覺得很多餘嗎？
當然，這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依然存在，體現在人身安全上是暴力侵犯，體現在職場上，就是一種“不公平”。
“結婚了嗎？”“準備要孩子嗎？”直到現在，面對女性應聘者時，HR問及最多的還是這兩個問題，哪怕HR本身就是個女性。似乎如果不能明確表示有平衡事業與家庭關係的能力和決心，就沒有資格進入職場。而男性一般則不會被問及這類問題，似乎他們的私事和事業沒什麼關係。
其實，這種價值觀念對男性也是不公平的——誰說男人就一定要拋家舍業？社會功利主義的評判標準，讓男性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與家人關係的淡薄和疏遠，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缺陷，也是男人自己的遺憾。
所以，當新聞上說鄧超為了陪伴孩子而宣佈息影時，網友一片稱讚其“父愛如山”；
所以，當《爸爸去哪兒》這樣的節目播出時，收穫了一大堆男性粉絲；
所以，現在才會有人說，“你連陪孩子都做不好，算什麼成功人士”？
在最近一期《嚮往的生活》中，孫莉作為嘉賓出場。在飯後的聊天環節裡，黃磊提到孫莉最近每週四天練習舞蹈，並且每天都排練新的話劇。他說：“這些年，都是孫莉一直在家照顧我、帶小孩，我在外面忙，這麼多年，這是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作。我做好後勤，你好好演戲。”
鏡頭轉向孫莉的時候，那是感激的一笑，也是會心的一笑。相戀9年，結婚15年，育有兩女一兒，卻依然默契十足，絲毫不見厭倦。
也許就像有人說的，兩個人之間要有相互崇拜的地方，才能長久。
有人說孫莉自從結婚後，就不再演戲，指望著黃磊過日子。但實際上這些年來，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孫莉依然出演了多部電視劇，還在2008年接替袁泉在話劇《暗戀桃花源》中飾演雲之凡，從那以後，十多年來從未間斷。而在節目中，無論是她的舞蹈功底，還是與黃磊即興演出的兩段話劇，都體現了深厚的藝術修養和紮實的基本功，這又怎麼是一個放棄自己一心依賴男人所能做到的？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說：“女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欣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旋律。”作為20世紀激進的女性主義先鋒，她甚至還倡議要“消滅爐灶旁的天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伍爾芙應該會對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地位提升而略感欣慰。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遙遠的東半球，有人將“女性主義”衍生出“女權主義”，並樂此不疲地為之搖旗吶喊。
事實上，儘管在英文中都是“Feminism”，“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中文的概念之中似乎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尤其是在情緒的層面上。
作為男性被冠以“女權主義”的標籤，大多時候都是陰陽怪氣的詆譭和諷刺。好像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說幾句話，就是對整個男性的背叛，更是要與凶悍潑婦一道與“男權”唱一出對臺戲，爭出一個勝敗來。
事實上，對“女權主義”理解的偏差，直接導致了刻板的偏見和印象。“權”的潛臺詞是什麼？是“權利”，抑或是“權力”？
楊瀾曾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被問及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的回答：
“如果是指女人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麼我就是女權主義者。如果是指用對立的態度向男性奪取‘權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別差異，要求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事，然後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認同。畢竟，我們挑戰的，是性別歧視的偏見，而不是男性本身。”
女權的本質是追求平等，而不是追求特權。
平等並不是無視男女性別差異，就好像男人不必去生孩子，女人也不需要和男人一樣擁有一樣的肌肉。平等的意義在於尊重每個個體選擇的權力與機會，而不是非要將所有人擺佈成同一個標準。
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女權運動成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這得益於避孕設施的廣泛應用，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和生育。《大都會》女性雜誌的主編海倫·布朗提出了“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的口號，鼓勵女孩挑戰傳統女性定位的束縛，勇敢追求愛情和性的愉悅。
而與其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東方的女性們正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從事生產勞動，在政治運動中挑戰體力的極限，和男人一樣從事體力勞動，鍊鋼、挖煤、修路、開拖拉機等等。
顯然，這是一種進步，但絕非終點。
現在，更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平等地競爭，甚至巧妙的利用自身的優勢在經濟、政治、科研、藝術等領域取得了比男性更加卓越的成績。
現在很多人說起“女權主義”就深惡痛絕，是對一些打著女權旗號妄想不勞而獲甚至攫取私利的行徑的厭惡與不齒。
大多數吐槽命運不公、所遇悲慘、所託非人的女性，自己的人生完全經不住細問。看起來是為了家庭或工作辛勞，其實是以辛勞為名，以庸碌為實。放棄成長、蛻變成一個普通的人，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輕鬆愉快的生活呢？
難道只是一副“我是女人，你必須讓著我”的姿態，去強迫男性的認可和讓利？
對真正的獨立的女性來說，“特權”意味著侮辱。
有一個親身經歷，當時地方政府要評選當地的“十大巾幗人物”，各基層紛紛報上典型，大多是兼顧家庭與工作、甚至拋家舍業忙工作的事蹟。
彙總報告時，女領導大筆一揮，就刷掉了一半的人。記得那時她很不屑地說：“如果‘頂住家庭壓力堅持工作’這種程度都能評為先進，那我和在座的女同志們都能當選了。”
很多年過去了，我對那位女領導的自信和自尊依舊十分欽佩。她讓什麼什麼主義的標籤黯然失色。我從未和這位領導探討過“女權主義”的話題——也毫無意義。在她的價值體系裡，從來不存在“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真正平等，在這種自信的女性面前，說什麼“女權”、“男權”不覺得很多餘嗎？
當然，這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依然存在，體現在人身安全上是暴力侵犯，體現在職場上，就是一種“不公平”。
“結婚了嗎？”“準備要孩子嗎？”直到現在，面對女性應聘者時，HR問及最多的還是這兩個問題，哪怕HR本身就是個女性。似乎如果不能明確表示有平衡事業與家庭關係的能力和決心，就沒有資格進入職場。而男性一般則不會被問及這類問題，似乎他們的私事和事業沒什麼關係。
其實，這種價值觀念對男性也是不公平的——誰說男人就一定要拋家舍業？社會功利主義的評判標準，讓男性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與家人關係的淡薄和疏遠，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缺陷，也是男人自己的遺憾。
所以，當新聞上說鄧超為了陪伴孩子而宣佈息影時，網友一片稱讚其“父愛如山”；
所以，當《爸爸去哪兒》這樣的節目播出時，收穫了一大堆男性粉絲；
所以，現在才會有人說，“你連陪孩子都做不好，算什麼成功人士”？
在最近一期《嚮往的生活》中，孫莉作為嘉賓出場。在飯後的聊天環節裡，黃磊提到孫莉最近每週四天練習舞蹈，並且每天都排練新的話劇。他說：“這些年，都是孫莉一直在家照顧我、帶小孩，我在外面忙，這麼多年，這是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作。我做好後勤，你好好演戲。”
鏡頭轉向孫莉的時候，那是感激的一笑，也是會心的一笑。相戀9年，結婚15年，育有兩女一兒，卻依然默契十足，絲毫不見厭倦。
也許就像有人說的，兩個人之間要有相互崇拜的地方，才能長久。
有人說孫莉自從結婚後，就不再演戲，指望著黃磊過日子。但實際上這些年來，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孫莉依然出演了多部電視劇，還在2008年接替袁泉在話劇《暗戀桃花源》中飾演雲之凡，從那以後，十多年來從未間斷。而在節目中，無論是她的舞蹈功底，還是與黃磊即興演出的兩段話劇，都體現了深厚的藝術修養和紮實的基本功，這又怎麼是一個放棄自己一心依賴男人所能做到的？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說：“女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欣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旋律。”作為20世紀激進的女性主義先鋒，她甚至還倡議要“消滅爐灶旁的天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伍爾芙應該會對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地位提升而略感欣慰。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遙遠的東半球，有人將“女性主義”衍生出“女權主義”，並樂此不疲地為之搖旗吶喊。
事實上，儘管在英文中都是“Feminism”，“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中文的概念之中似乎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尤其是在情緒的層面上。
作為男性被冠以“女權主義”的標籤，大多時候都是陰陽怪氣的詆譭和諷刺。好像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說幾句話，就是對整個男性的背叛，更是要與凶悍潑婦一道與“男權”唱一出對臺戲，爭出一個勝敗來。
事實上，對“女權主義”理解的偏差，直接導致了刻板的偏見和印象。“權”的潛臺詞是什麼？是“權利”，抑或是“權力”？
楊瀾曾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被問及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的回答：
“如果是指女人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麼我就是女權主義者。如果是指用對立的態度向男性奪取‘權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別差異，要求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事，然後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認同。畢竟，我們挑戰的，是性別歧視的偏見，而不是男性本身。”
女權的本質是追求平等，而不是追求特權。
平等並不是無視男女性別差異，就好像男人不必去生孩子，女人也不需要和男人一樣擁有一樣的肌肉。平等的意義在於尊重每個個體選擇的權力與機會，而不是非要將所有人擺佈成同一個標準。
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女權運動成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這得益於避孕設施的廣泛應用，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和生育。《大都會》女性雜誌的主編海倫·布朗提出了“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的口號，鼓勵女孩挑戰傳統女性定位的束縛，勇敢追求愛情和性的愉悅。
而與其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東方的女性們正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從事生產勞動，在政治運動中挑戰體力的極限，和男人一樣從事體力勞動，鍊鋼、挖煤、修路、開拖拉機等等。
顯然，這是一種進步，但絕非終點。
現在，更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平等地競爭，甚至巧妙的利用自身的優勢在經濟、政治、科研、藝術等領域取得了比男性更加卓越的成績。
現在很多人說起“女權主義”就深惡痛絕，是對一些打著女權旗號妄想不勞而獲甚至攫取私利的行徑的厭惡與不齒。
大多數吐槽命運不公、所遇悲慘、所託非人的女性，自己的人生完全經不住細問。看起來是為了家庭或工作辛勞，其實是以辛勞為名，以庸碌為實。放棄成長、蛻變成一個普通的人，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輕鬆愉快的生活呢？
難道只是一副“我是女人，你必須讓著我”的姿態，去強迫男性的認可和讓利？
對真正的獨立的女性來說，“特權”意味著侮辱。
有一個親身經歷，當時地方政府要評選當地的“十大巾幗人物”，各基層紛紛報上典型，大多是兼顧家庭與工作、甚至拋家舍業忙工作的事蹟。
彙總報告時，女領導大筆一揮，就刷掉了一半的人。記得那時她很不屑地說：“如果‘頂住家庭壓力堅持工作’這種程度都能評為先進，那我和在座的女同志們都能當選了。”
很多年過去了，我對那位女領導的自信和自尊依舊十分欽佩。她讓什麼什麼主義的標籤黯然失色。我從未和這位領導探討過“女權主義”的話題——也毫無意義。在她的價值體系裡，從來不存在“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真正平等，在這種自信的女性面前，說什麼“女權”、“男權”不覺得很多餘嗎？
當然，這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依然存在，體現在人身安全上是暴力侵犯，體現在職場上，就是一種“不公平”。
“結婚了嗎？”“準備要孩子嗎？”直到現在，面對女性應聘者時，HR問及最多的還是這兩個問題，哪怕HR本身就是個女性。似乎如果不能明確表示有平衡事業與家庭關係的能力和決心，就沒有資格進入職場。而男性一般則不會被問及這類問題，似乎他們的私事和事業沒什麼關係。
其實，這種價值觀念對男性也是不公平的——誰說男人就一定要拋家舍業？社會功利主義的評判標準，讓男性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與家人關係的淡薄和疏遠，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缺陷，也是男人自己的遺憾。
所以，當新聞上說鄧超為了陪伴孩子而宣佈息影時，網友一片稱讚其“父愛如山”；
所以，當《爸爸去哪兒》這樣的節目播出時，收穫了一大堆男性粉絲；
所以，現在才會有人說，“你連陪孩子都做不好，算什麼成功人士”？
在最近一期《嚮往的生活》中，孫莉作為嘉賓出場。在飯後的聊天環節裡，黃磊提到孫莉最近每週四天練習舞蹈，並且每天都排練新的話劇。他說：“這些年，都是孫莉一直在家照顧我、帶小孩，我在外面忙，這麼多年，這是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作。我做好後勤，你好好演戲。”
鏡頭轉向孫莉的時候，那是感激的一笑，也是會心的一笑。相戀9年，結婚15年，育有兩女一兒，卻依然默契十足，絲毫不見厭倦。
也許就像有人說的，兩個人之間要有相互崇拜的地方，才能長久。
有人說孫莉自從結婚後，就不再演戲，指望著黃磊過日子。但實際上這些年來，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孫莉依然出演了多部電視劇，還在2008年接替袁泉在話劇《暗戀桃花源》中飾演雲之凡，從那以後，十多年來從未間斷。而在節目中，無論是她的舞蹈功底，還是與黃磊即興演出的兩段話劇，都體現了深厚的藝術修養和紮實的基本功，這又怎麼是一個放棄自己一心依賴男人所能做到的？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說：“女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欣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旋律。”作為20世紀激進的女性主義先鋒，她甚至還倡議要“消滅爐灶旁的天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伍爾芙應該會對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地位提升而略感欣慰。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遙遠的東半球，有人將“女性主義”衍生出“女權主義”，並樂此不疲地為之搖旗吶喊。
事實上，儘管在英文中都是“Feminism”，“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中文的概念之中似乎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尤其是在情緒的層面上。
作為男性被冠以“女權主義”的標籤，大多時候都是陰陽怪氣的詆譭和諷刺。好像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說幾句話，就是對整個男性的背叛，更是要與凶悍潑婦一道與“男權”唱一出對臺戲，爭出一個勝敗來。
事實上，對“女權主義”理解的偏差，直接導致了刻板的偏見和印象。“權”的潛臺詞是什麼？是“權利”，抑或是“權力”？
楊瀾曾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被問及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的回答：
“如果是指女人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麼我就是女權主義者。如果是指用對立的態度向男性奪取‘權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別差異，要求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事，然後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認同。畢竟，我們挑戰的，是性別歧視的偏見，而不是男性本身。”
女權的本質是追求平等，而不是追求特權。
平等並不是無視男女性別差異，就好像男人不必去生孩子，女人也不需要和男人一樣擁有一樣的肌肉。平等的意義在於尊重每個個體選擇的權力與機會，而不是非要將所有人擺佈成同一個標準。
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女權運動成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這得益於避孕設施的廣泛應用，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和生育。《大都會》女性雜誌的主編海倫·布朗提出了“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的口號，鼓勵女孩挑戰傳統女性定位的束縛，勇敢追求愛情和性的愉悅。
而與其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東方的女性們正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從事生產勞動，在政治運動中挑戰體力的極限，和男人一樣從事體力勞動，鍊鋼、挖煤、修路、開拖拉機等等。
顯然，這是一種進步，但絕非終點。
現在，更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平等地競爭，甚至巧妙的利用自身的優勢在經濟、政治、科研、藝術等領域取得了比男性更加卓越的成績。
現在很多人說起“女權主義”就深惡痛絕，是對一些打著女權旗號妄想不勞而獲甚至攫取私利的行徑的厭惡與不齒。
大多數吐槽命運不公、所遇悲慘、所託非人的女性，自己的人生完全經不住細問。看起來是為了家庭或工作辛勞，其實是以辛勞為名，以庸碌為實。放棄成長、蛻變成一個普通的人，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輕鬆愉快的生活呢？
難道只是一副“我是女人，你必須讓著我”的姿態，去強迫男性的認可和讓利？
對真正的獨立的女性來說，“特權”意味著侮辱。
有一個親身經歷，當時地方政府要評選當地的“十大巾幗人物”，各基層紛紛報上典型，大多是兼顧家庭與工作、甚至拋家舍業忙工作的事蹟。
彙總報告時，女領導大筆一揮，就刷掉了一半的人。記得那時她很不屑地說：“如果‘頂住家庭壓力堅持工作’這種程度都能評為先進，那我和在座的女同志們都能當選了。”
很多年過去了，我對那位女領導的自信和自尊依舊十分欽佩。她讓什麼什麼主義的標籤黯然失色。我從未和這位領導探討過“女權主義”的話題——也毫無意義。在她的價值體系裡，從來不存在“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真正平等，在這種自信的女性面前，說什麼“女權”、“男權”不覺得很多餘嗎？
當然，這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依然存在，體現在人身安全上是暴力侵犯，體現在職場上，就是一種“不公平”。
“結婚了嗎？”“準備要孩子嗎？”直到現在，面對女性應聘者時，HR問及最多的還是這兩個問題，哪怕HR本身就是個女性。似乎如果不能明確表示有平衡事業與家庭關係的能力和決心，就沒有資格進入職場。而男性一般則不會被問及這類問題，似乎他們的私事和事業沒什麼關係。
其實，這種價值觀念對男性也是不公平的——誰說男人就一定要拋家舍業？社會功利主義的評判標準，讓男性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與家人關係的淡薄和疏遠，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缺陷，也是男人自己的遺憾。
所以，當新聞上說鄧超為了陪伴孩子而宣佈息影時，網友一片稱讚其“父愛如山”；
所以，當《爸爸去哪兒》這樣的節目播出時，收穫了一大堆男性粉絲；
所以，現在才會有人說，“你連陪孩子都做不好，算什麼成功人士”？
在最近一期《嚮往的生活》中，孫莉作為嘉賓出場。在飯後的聊天環節裡，黃磊提到孫莉最近每週四天練習舞蹈，並且每天都排練新的話劇。他說：“這些年，都是孫莉一直在家照顧我、帶小孩，我在外面忙，這麼多年，這是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作。我做好後勤，你好好演戲。”
鏡頭轉向孫莉的時候，那是感激的一笑，也是會心的一笑。相戀9年，結婚15年，育有兩女一兒，卻依然默契十足，絲毫不見厭倦。
也許就像有人說的，兩個人之間要有相互崇拜的地方，才能長久。
有人說孫莉自從結婚後，就不再演戲，指望著黃磊過日子。但實際上這些年來，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孫莉依然出演了多部電視劇，還在2008年接替袁泉在話劇《暗戀桃花源》中飾演雲之凡，從那以後，十多年來從未間斷。而在節目中，無論是她的舞蹈功底，還是與黃磊即興演出的兩段話劇，都體現了深厚的藝術修養和紮實的基本功，這又怎麼是一個放棄自己一心依賴男人所能做到的？
東野圭吾在小說《拉普拉斯的魔女》中，描述了這樣一種女性價值觀念：
“我想認識有錢的老頭……如果對方太年輕，當他變成老頭時，我也變成老太婆了。老人照顧老人太辛苦了。既然同樣都要照顧老人，不如趁自己年輕的時候照顧。當對方死了以後，自己的年紀還可以充分享受人生，而且可以用繼承的遺產無憂無慮過日子。”
這似乎意味著女性的選擇更加自由了，但實質上這是消費主義把部分女性商品化了。
我們倡導男女平等，我們尊重女性權益，但我們並不奢求能夠拯救所有人。正如男性裡依然有人希望所有的女人都胸大無腦輕輕鬆鬆就能哄上手，也無法避免女性裡有人就願意付出一些道德和尊嚴層面的代價去換取高額的利益。
“要麼給我錢，要麼給我愛，要麼給我滾。”
總是一副伸手索取的姿態。
這並不是女權的失敗，這是人性的失敗。
人性裡總有失敗的基因。
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曾經說：“女人不應該是插在花瓶裡供人欣賞的靜物，而是蔓延在草原上隨風起舞的旋律。”作為20世紀激進的女性主義先鋒，她甚至還倡議要“消滅爐灶旁的天使”。
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伍爾芙應該會對現在大多數國家和地區的女性地位提升而略感欣慰。更讓她始料未及的是，在遙遠的東半球，有人將“女性主義”衍生出“女權主義”，並樂此不疲地為之搖旗吶喊。
事實上，儘管在英文中都是“Feminism”，“女性主義”和“女權主義”在中文的概念之中似乎有些微妙的不同之處，尤其是在情緒的層面上。
作為男性被冠以“女權主義”的標籤，大多時候都是陰陽怪氣的詆譭和諷刺。好像站在女性的立場上說幾句話，就是對整個男性的背叛，更是要與凶悍潑婦一道與“男權”唱一出對臺戲，爭出一個勝敗來。
事實上，對“女權主義”理解的偏差，直接導致了刻板的偏見和印象。“權”的潛臺詞是什麼？是“權利”，抑或是“權力”？
楊瀾曾在回憶錄中講述了她被問及是否是女權主義者時的回答：
“如果是指女人應該享有與男性平等的機會和權利，那麼我就是女權主義者。如果是指用對立的態度向男性奪取‘權力’，或是忽略男女性別差異，要求女人與男人做同樣的事，然後才能平等，我就不能認同。畢竟，我們挑戰的，是性別歧視的偏見，而不是男性本身。”
女權的本質是追求平等，而不是追求特權。
平等並不是無視男女性別差異，就好像男人不必去生孩子，女人也不需要和男人一樣擁有一樣的肌肉。平等的意義在於尊重每個個體選擇的權力與機會，而不是非要將所有人擺佈成同一個標準。
在20世紀50年代，在美國，女權運動成為民權運動的一部分。這得益於避孕設施的廣泛應用，女性可以掌控自己的身體和生育。《大都會》女性雜誌的主編海倫·布朗提出了“好女孩上天堂，壞女孩走四方”的口號，鼓勵女孩挑戰傳統女性定位的束縛，勇敢追求愛情和性的愉悅。
而與其同時，在地球的另一端，東方的女性們正在“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號召下從事生產勞動，在政治運動中挑戰體力的極限，和男人一樣從事體力勞動，鍊鋼、挖煤、修路、開拖拉機等等。
顯然，這是一種進步，但絕非終點。
現在，更多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樣平等地競爭，甚至巧妙的利用自身的優勢在經濟、政治、科研、藝術等領域取得了比男性更加卓越的成績。
現在很多人說起“女權主義”就深惡痛絕，是對一些打著女權旗號妄想不勞而獲甚至攫取私利的行徑的厭惡與不齒。
大多數吐槽命運不公、所遇悲慘、所託非人的女性，自己的人生完全經不住細問。看起來是為了家庭或工作辛勞，其實是以辛勞為名，以庸碌為實。放棄成長、蛻變成一個普通的人，又憑什麼認為自己可以輕鬆愉快的生活呢？
難道只是一副“我是女人，你必須讓著我”的姿態，去強迫男性的認可和讓利？
對真正的獨立的女性來說，“特權”意味著侮辱。
有一個親身經歷，當時地方政府要評選當地的“十大巾幗人物”，各基層紛紛報上典型，大多是兼顧家庭與工作、甚至拋家舍業忙工作的事蹟。
彙總報告時，女領導大筆一揮，就刷掉了一半的人。記得那時她很不屑地說：“如果‘頂住家庭壓力堅持工作’這種程度都能評為先進，那我和在座的女同志們都能當選了。”
很多年過去了，我對那位女領導的自信和自尊依舊十分欽佩。她讓什麼什麼主義的標籤黯然失色。我從未和這位領導探討過“女權主義”的話題——也毫無意義。在她的價值體系裡，從來不存在“性別差異”，男性和女性真正平等，在這種自信的女性面前，說什麼“女權”、“男權”不覺得很多餘嗎？
當然，這個社會對女性的歧視和暴力依然存在，體現在人身安全上是暴力侵犯，體現在職場上，就是一種“不公平”。
“結婚了嗎？”“準備要孩子嗎？”直到現在，面對女性應聘者時，HR問及最多的還是這兩個問題，哪怕HR本身就是個女性。似乎如果不能明確表示有平衡事業與家庭關係的能力和決心，就沒有資格進入職場。而男性一般則不會被問及這類問題，似乎他們的私事和事業沒什麼關係。
其實，這種價值觀念對男性也是不公平的——誰說男人就一定要拋家舍業？社會功利主義的評判標準，讓男性也承受了很大的壓力。與家人關係的淡薄和疏遠，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缺陷，也是男人自己的遺憾。
所以，當新聞上說鄧超為了陪伴孩子而宣佈息影時，網友一片稱讚其“父愛如山”；
所以，當《爸爸去哪兒》這樣的節目播出時，收穫了一大堆男性粉絲；
所以，現在才會有人說，“你連陪孩子都做不好，算什麼成功人士”？
在最近一期《嚮往的生活》中，孫莉作為嘉賓出場。在飯後的聊天環節裡，黃磊提到孫莉最近每週四天練習舞蹈，並且每天都排練新的話劇。他說：“這些年，都是孫莉一直在家照顧我、帶小孩，我在外面忙，這麼多年，這是她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工作。我做好後勤，你好好演戲。”
鏡頭轉向孫莉的時候，那是感激的一笑，也是會心的一笑。相戀9年，結婚15年，育有兩女一兒，卻依然默契十足，絲毫不見厭倦。
也許就像有人說的，兩個人之間要有相互崇拜的地方，才能長久。
有人說孫莉自從結婚後，就不再演戲，指望著黃磊過日子。但實際上這些年來，作為三個孩子的母親，孫莉依然出演了多部電視劇，還在2008年接替袁泉在話劇《暗戀桃花源》中飾演雲之凡，從那以後，十多年來從未間斷。而在節目中，無論是她的舞蹈功底，還是與黃磊即興演出的兩段話劇，都體現了深厚的藝術修養和紮實的基本功，這又怎麼是一個放棄自己一心依賴男人所能做到的？
東野圭吾在小說《拉普拉斯的魔女》中，描述了這樣一種女性價值觀念：
“我想認識有錢的老頭……如果對方太年輕，當他變成老頭時，我也變成老太婆了。老人照顧老人太辛苦了。既然同樣都要照顧老人，不如趁自己年輕的時候照顧。當對方死了以後，自己的年紀還可以充分享受人生，而且可以用繼承的遺產無憂無慮過日子。”
這似乎意味著女性的選擇更加自由了，但實質上這是消費主義把部分女性商品化了。
我們倡導男女平等，我們尊重女性權益，但我們並不奢求能夠拯救所有人。正如男性裡依然有人希望所有的女人都胸大無腦輕輕鬆鬆就能哄上手，也無法避免女性裡有人就願意付出一些道德和尊嚴層面的代價去換取高額的利益。
“要麼給我錢，要麼給我愛，要麼給我滾。”
總是一副伸手索取的姿態。
這並不是女權的失敗，這是人性的失敗。
人性裡總有失敗的基因。
女權固然不是兩性之間涇渭分明的對抗，卻也不是弱勢群體自傷自憐的抱團取暖。
用淺薄的語言和意識去否定一個自己沒有深入研究的領域，是一件再簡單不過的事了。我無意與任何人辯論，我只想告訴我的朋友們：
女權主義，真沒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