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北大考試院院長：看似低水平的美國基礎教育，為何能夠培養出一大批高端人才

本文來源：《光明日報》

原文標題為《低水平美國基礎教育為何能培養出高端人才》

轉自：墨香學術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這麼多年過去了，“錢學森之問”就像是懸在教育界頭上的一個巨大的問號。

北京大學考試研究院院長秦春華，對於中國教育存在的問題，對於中國教育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也有深入的思考。

他曾分析“中美教育悖論”現象：中國學生基礎紮實，數學能力突出，卻罕有貢獻影響世界的重大科研成果；另一方面，美國基礎教育質量一般，高等教育卻領先全球……

其中的奧祕何在？讓我們再來重讀秦春華老師的這篇文章，或許會從中找到答案。

在時下頗為流行的關於中美教育的比較中，一個看起來是悖論的現象引起了我的濃厚興趣：

一方面，中國學生普遍被認為基礎紮實，勤奮刻苦，學習能力——特別在數學、統計等學科領域——超乎尋常；

另一方面，中國科學家在國際學術舞臺上的整體地位不高，能夠影響世界和人類的重大科研成果乏善可陳。

與此類似，另一個看起來也是悖論的現象是：

一方面，美國基礎教育質量在世界上被公認為競爭力不高，就連美國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和其他國家——特別是和中國、印度——相比，美國學生在閱讀、數學和基礎科學領域的能力和水平較差，在各種測試中的成績常常低於平均值；

另一方面，美國的高等教育質量獨步全球，美國科學家的創新成果層出不窮，始終引領世界科學技術發展的前沿。

2018年諾貝爾獎，美國人包攬了包含物理學獎、化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經濟學獎在內的絕大多數獎項。此外，在1901到2018年這107年間，培養出最多諾獎獲得者的前20名大學裡，美國的大學有13所。而中國在非人文類的諾貝爾獎獲獎名單上，僅有屠呦呦教授一人。

1901年至2018年世界各高校諾貝爾獎人數分佈表

一個看起來水平不高的基礎教育卻支撐了一個水平極高的高等教育體系，這也許是世界教育史上最弔詭的現象之一。

如果事實果真如此，我們就不禁要問：我們的教育是有效的嗎？這也促使我們反思：到底什麼才是有效的教育？

目標不一樣，做法自然不一樣

教育是否有效要看它是否幫助人們實現了教育的目的。恢復高考以來的三十多年裡，我們一直在不停地奔跑，跑得越來越快，也越來越累，卻很少停下來問一問自己，我們為什麼要奔跑？

教育似乎正在變成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完成的例行公事：教師上課是為了謀生；學生上學是在義務教育階段是國家規定，在非義務教育階段是為了通過上一級的考試；校長看上去像是一個企業的總經理；大學正遭到各種各樣的逃離，等等。

凡此種種，無不顯示出教育的有效性正在慢慢消失。

從比較的角度看，關於教育的目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社會——和美國的教育似乎呈現出不同的特徵。

以科舉制的終結為分水嶺，中國教育史可以被劃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

古代中國的教育實質上是一種關於社會和人生的倫理學訓練。

教育固然有其功利化的一面：“學會文武藝，賣與帝王家”“學而優則仕”，等等；一方面，教育也有其超越性的一面：學生們通過反覆閱讀經典的經書來完善自己的道德，管理家族和宗族事務，進而服務於國家和天下蒼生。

這一點在《禮記·大學》裡表達得非常清晰：

“古之慾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

科舉制廢除之後，基於政治經濟文化的顛覆性變革，中國教育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的道路，由此形成了一整套語言、學制和評估體系。

20世紀50年代全面轉向蘇聯教育模式仍然沒有脫離這一歷史進程，只不過是學習的方向和內容發生了轉換而已。

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國教育再度轉向以美國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為對象的借鑑和學習。

這一源於特殊歷史環境下的教育體系尤其強調功利性的一面，即教育是為了解決現實中的某種問題而存在的：教育是實現現代化的工具和基礎，等等。

到了當代，教育更加呈現出相當顯著的工具性特徵：學生們希望通過教育獲得一些“有用”的技能，使他他（她）們能夠通過競爭激烈的考試，增強他（她）們在就業市場上的競爭力，進而獲得更高的社會地位和物質財富。

如果教育不能幫助他（她）們實現這些目標，他（她）們就會毫不猶豫地拋棄教育——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讀書無用論”漸漸開始抬頭的思想根源。

美國教育也有功利性的一面，但其功利性不肯直接示人，而是附著於公民教育背後的產物。越是優秀的教育機構，越強調教育對人本身的完善。即使是公立教育機構，也依然把提高本州人民素質作為根本的教育目標。

因此，實用主義哲學極為盛行的美國，在教育領域卻非常地“不實用主義”：越是優秀的教育機構，教給學生的越是些“無用”的東西，如歷史、哲學，等等；越是優秀的學生，越願意學這些“無用”之學。

實際上，美國學生之所以基礎差，和美國中小學的教學方式有直接關係。美國教育界深受古希臘蘇格拉底“產婆術”教育思想的影響，強調教育是一個“接生”的過程，教師就是“接生婆”，人們之所以接受教育是為了尋找“原我”以不斷完善自身。

也就是說，他們認為，知識非他人所能傳授，主要是學生在思考和實踐的過程中逐漸自我領悟的。

所以，在美國課堂裡——無論是大學、中學還是小學——教師很少給學生講解知識點，而是不斷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引導學生自己得出結論。教師通常只在最後提綱挈領地把知識點做一總結而已。學生的閱讀、思考和寫作的量很大，但很少被要求去背誦什麼東西。

美國學校教育是一個觀察、發現、思考、辯論、體驗和領悟的過程，學生在此過程中，逐步掌握了發現問題、提出問題、思考問題、尋找資料、得出結論的技巧和知識。

雖然他（她）們學習的內容可能不夠深不夠難也不夠廣，但只要是學生自己領悟的知識點，不僅終身難以忘記，而且往往能夠舉一反三。

與之相比，中國學校教育深受孔子“學而時習之”思想的影響，老師把知識點一遍又一遍地教給學生，要求學生通過不斷地複習背誦，使之成為終身不忘的記憶。

這種教學方式對於傳統的人文經典教育是有效的，但對於現代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教育而言，其弊端顯而易見：學生的基礎知識普遍比較紮實，但也因此束縛了思想和思維，喪失了培養創新意識的機會。

互有借鑑，差距，也許會逐漸縮小

從教育的目的和教學方式出發，中國和美國關於“教育有效性”的理解可能存在相當大的差異。

對於當代中國而言，提高教育有效性的關鍵在於如何把價值觀教育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教育的全部過程之中。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因為統一的高考錄取體制對基礎教育的制約和影響，以及社會外部環境的變化，教育的過程正在逐步被異化為應付考試訓練的過程。

目前，這個過程正在向低齡化階段發展。由於“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比拼心理，對兒童的早期智力開發正在進入歷史上最狂熱焦躁的階段。越來越多的孩子從教育中不能享受到快樂，不快樂的時間一再提前。

教育提供給人們的，除了一張張畢業證書外，越來越難以使人感受到精神的愉悅和心靈的平和。反社會的行為越來越嚴重。

政府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下決心通過大學考試招生制度的改革來逐步扭轉這一局面。

然而，當下的社會輿論環境、公眾對於教育公平的簡單理解和憂慮以及缺乏信任度的社會文化心理，都進一步強化了教育過程中對“選拔進程的負責度與選擇結果的公正性”的非理性追求，進而加大了改革所面臨的阻力並可能削弱改革的效果。

此外，正如儲蓄不能直接轉化為投資一樣，學生所具有的紮實的基礎知識如何轉化為提供創新思想的源泉和支撐，也是中國教育界所面臨的另一個嚴峻的挑戰。

對於美國而言，“誘導性接生教育”固然極大地激發了學生的創造力，但也不可避免地帶來另一方面的問題，即容易忽視對於基礎知識的系統傳授和紮實訓練，由此導致美國學生普遍在數學和其他基礎學科領域表現不佳。

自20世紀60年來以來，美國教育界就已經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並且努力通過各種途徑加以改善。比如，眾所周知的AP課程（Advanced Placement，美國大學預修課程）就是為了提高美國高中課程的嚴謹性而創造出來的新體系。

再比如，由於學生的基礎知識不夠紮實已經影響到大學教學活動的正常開展，迫使許多頂尖大學不得不提供短期強化課程對新生進行“補課”；

還比如，近年來美國聯邦政府大力推廣的STEM（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and Math, 即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課程體系，更是在國家層面上力求強化美國學生的理工科基礎的重要舉措，等等。

面對中國等其他國家的挑戰，許多美國教育界的領導者憂心忡忡，呼籲美國應當建立一個更嚴格的教育體系來培養更多的熟練勞動者以增強經濟的活力和競爭力。

從根本上說，提高教育有效性的努力需要對教育的更大投入，更有自信，也更有耐心。教育固然應當為社會經濟服務，但更重要的，教育要改善人心，實現教化。

也許，最終判定一個國家的教育是否有效的標準，並不在於建立了多少學校，蓋了多少大樓和教室，入學率以及工程師的數量等等看得見的數據，甚至不在於培養出了多少國際學術界的領軍人物，而是在於，通過教育，這個國家的人民是不是變得更加文明、更加從容、更加友善，更加有道德等等看不見的感覺。

無論對於教育者還是被教育者，這才是更富於價值，更為根本因而也更為有效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