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CC講壇》演講過的杜聰，是一位曾在華爾街工作的香港精英，一次偶然在河南艾滋村的探訪，讓他心生觸動，最終辭去工作，成為了20000名未感染艾滋病但卻深受歧視兒童的“爸爸”。

今天，讓我們和《CC講壇》一起，去聽杜聰和他的20000名孩子的故事。

在90年代初，華中地區有很多貧窮的農民，因為貧窮無知，所以去賣血，因為不衛生的採血辦法，他們大批的感染了艾滋病。多年後很多感染者已經去世了，他們的孩子卻變成了因為艾滋病致孤的兒童。這些孩子大部分，本身是沒有艾滋病的，但是受到了社會的歧視，也受到了貧窮、疾病等等的影響，這個是一個惡性的循環。

因為他們的貧窮，導致他們沒有選擇地去做一些高危險的事情，結果因為這些高危險的賣血的行為讓他們感染了艾滋病，結果導致更加地貧窮。在過去的十幾年，智行基金會在全國各地累計資助了兩萬個艾滋遺孤。這些孩子有很多考上了大學，這也是一個善的循環，因為我們如果看第一年開始資助的學生，其中超過了60%考上了大學。

教育可以改變命運，但是教育不單單是考大學，教育本身包括了品德的培養，包括了感恩的心，包括了技能的培養，也包括了自我的心理髮展，他們要內心強大起來，不再害怕艾滋病的陰影，才能真正地成長，這才是真正的教育，是一個善的循環。

是貧窮要了他的命

十年前我們做艾滋遺孤的工作的過程中，我去過一些農村，發覺我們已經在資助的一些家庭有更多的悲劇還在發生。有一些家庭，家裡發生了爆炸，後來我瞭解到很多家裡領了火藥回家做鞭炮，結果因為不小心，又發生了爆炸，有一些孩子的父母甚至其他的家人都在家裡被炸死了。其中一個家庭，我們認識他的爸爸，就是當場被炸死的。

我在反思，這個孩子他的父親並不是因為艾滋病而死亡的，也不是因為爆炸而死的，最根源的問題，是農村的貧窮問題。因為農村的貧窮問題，讓他一次又一次地要做高危險的事情，賣血讓他感染了艾滋病，後來國家有免費的抗病毒藥物幫他們治療，解決了他們醫療的問題，但是沒有解決他們經濟的問題，他們繼續的貧窮，繼續要做其他高危險的事情來維持生活，所以領了火藥回家做鞭炮。這個反思也讓我覺得，這種惡性的循環，我們要用社會企業，要用更創新的形式去解決。

艾滋孤兒之間形成互助機制

在智行資助的兩萬個孩子裡面，年紀大的很多考上了大學，累計有2510多名的大學生，其中包括在北大讀書的，他們有一個任務，要照顧我們群體裡面年紀比他們小的孩子。每年暑假有幾百名我們資助的大學生，他們以艾滋孤兒的身份，回到自己家鄉的農村，跟家鄉的弟弟妹妹說：“你看我也是一個艾滋病家庭長大的，我是你的鄰居，我比你大幾歲，但是現在我已經讀大學了，你也可以好像我一樣，知識可以改變命運，你好好讀書不要放棄自己。”

這番話由一個艾滋遺孤的大學生跟同村的弟弟妹妹說，比我們去說更有說服力，也因為這樣的類似的心理髮展的工作，不但讓那些弟弟妹妹真的看見自己的希望了，並且直接地提高了我們的孩子的升學率。這個也是一個善的循環，因為這個社群，已經形成了一個互助的機制。

艾滋病是不會通過日常的生活去傳染的，其實在過去有很多國家的人，對艾滋病都有同樣的恐懼，包括在美國，以前也有家長，因為恐懼跟無知，得知學校裡有一些艾滋病感染的孩子，就把他們趕出學校。

其實教育部也發出了明確的聲明，認為艾滋病的孩子，是完全不需要隔離，完全可以在社區裡面，跟其他的孩子一起上學，他們有就讀就學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