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的心靈'

納粹反猶海報，畫面上一隻大手揭開幕布，寓有“猶太人是幕後黑手”之意。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8月8日《南方週末》）

“猶太人有罪！”德意志帝國啟蒙與公共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好幾條日記以這句斬釘截鐵的話結尾。在柏林的納粹集會上，演講者激情地用這句話煽動高潮，在每週張貼在德國大街小巷的牆報中，這句話用巨大的字體佔據了畫面中心。納粹政權的邪惡早已人盡皆知。

但是對納粹反猶宣傳之系統研究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德意志公敵：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納粹宣傳與大屠殺》是該領域第一本權威性的綜合著作。作者傑弗裡·赫夫不僅詳細地描述了納粹宣傳機器從希特勒上臺開始就一刻不停地開展的反猶太宣傳戰，更以納粹反猶宣傳為切入口，探討了大屠殺這一史無前例人類暴行背後的實施者的心理動機。

從無數公開和私下的言論中，納粹黨人反覆表達了具有濃厚陰謀論色彩的激進反猶主義的信念。這一反猶主義從它偶然、傳統的源頭，發展為一種解釋和觀察世界運行邏輯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希特勒、戈培爾、漢斯·弗蘭克、希姆萊這些人都是習慣性撒謊者，但是他們在根本的信仰和目的上卻驚人地坦誠與前後一致。“猶太人躲在事情背後、猶太人要為一切負責”的論調不止貫穿整個納粹宣傳的始終，連希特勒在自殺前的“政治遺囑”都不忘記指控“國際猶太人”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孽。希特勒在公開演講中數次提出要“終結”和“滅絕”猶太人，他使用的是絕不會產生歧義的德語單詞。因為當他用同樣的詞語指控猶太人將會“終結”和“滅絕”德國人的時候，他指的就是肉體消滅。沒錯，納粹對世界和公眾隱瞞了“最終解決”的實施細節，但是他們從沒有否認同盟國對他們的指控。戈培爾面對同盟國宣傳部門對納粹德國屠殺行徑的揭露，所採取的反制措施是指控英帝國在印度和中東也採取了不人道和殘酷的措施。

正如赫夫指出的：與其說納粹的反猶宣傳訴諸純粹的謊言和虛構，不如說他們對“現實”採取了一種偏執的視角和解釋。這種視角扭曲了實際發生的事情之間的因果聯繫，讓納粹政權的行動在外人看來充滿悖謬。《德意志公敵》以生動和具有說服力的例子展現了這種偏執狂思維到底是如何運作的。

納粹式反猶主義的重要特點就是它和民間反猶主義所固有的那種感官的、經驗的成分不相匹配。19世紀以來的反猶主義和舊的基督教歐洲所固有的宗教反猶不同之處在於，隨著法國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歐洲各國逐步放鬆了對猶太人的法律歧視。於是歷來重視教育投資的猶太群體在文化傳媒、金融、法律、大學入學等方面取得了不成比例的進展。而這些行業相對於傳統又有著更高的曝光率。一般的民眾很容易產生“明明猶太人是少數群體卻佔據了社會高層”的印象，而這種怨恨又往往和關於猶太人的習俗、外觀的刻板印象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漫畫式的反猶太情緒。在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畢業後混跡柏林的落魄歲月裡，德國為數不多（占人口1.5%）的猶太人近乎半數集中在首都柏林。這些猶太人更是集中在上文提到的行業中。我們不難想象戈培爾一面拿著博士文憑艱難謀生，一面放眼望去到處都是“猶太人律師”“猶太人金融家”“猶太人報紙”所產生的負面情緒。

如果僅僅止步於此，他也就只是芸芸眾生裡又一位粗鄙的反猶分子而已。讓戈培爾、希特勒、希姆萊等納粹黨人“與眾不同”的是他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把自己來自於經驗、對現實進行偏狹反映的模糊感受，上升為一套理解現實、指導行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和粗鄙反猶主義不同，納粹反猶主義的陰謀論思維極其看重“表面背後的因果聯繫”，力圖從事實的蛛絲馬跡中找到驅動世界變革的根本動力——“國際猶太人陰謀集團”。在納粹黨的領導階層看來，國際猶太人陰謀集團是一個團結一致、無所不能的政治實體。他們躲在背後，操縱世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霸權，推出表面上和猶太人無關的領袖做他們的傀儡。反猶主義世界觀不但是對他們所感受到的世界的反映，也決定了他們“看到”什麼世界，這樣的世界在一般人來說是反直覺和荒謬的，但對納粹信徒來說，卻恰恰代表他們勘破了迷霧，抵達了真實。粗鄙的反猶主義關注猶太人的“外觀”和舉止，但納粹的陰謀論反猶主義則無時無刻不擔心身邊隱藏的猶太人。平民大眾或許反感猶太人的“可見”，但是納粹則相信“不可見”的猶太人更為可怕，需要將他們置於陽光之下。這就是為什麼納粹統治下的猶太人被迫攜帶大衛之星的袖標。戈培爾相信猶太人陰謀集團有著很強的“模仿能力”（mimicry），會偽裝為客居國家的人，滲透進他們的社會有機體，最終接管他們的社會。如果沒有納粹黨人的火眼金睛，全歐洲“雅利安民族”都會被害。

希特勒和戈培爾真誠地相信，斯大林並不真的掌權，猶太人卡岡諾維奇（斯大林的助手）才是真正的主人，丘吉爾是陸軍大臣猶太人霍爾-貝利薩的僕人。至於羅斯福就更明顯不過了，他的財政部長漢斯·摩根索，他的支持者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不都是猶太人嗎？政治反猶主義成為納粹構造世界的骨架，只要填充進血肉，就是個活生生的人。而可供利用的血肉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事例都可以拿來論證同一個論點。如果說猶太人李維諾夫擔任蘇聯的外交部長證明猶太人已經把持了蘇聯，那麼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署以後斯大林顧及希特勒的情緒而撤換李維諾夫則表現了國際猶太人集團的狡猾。如果說元首的巴巴羅薩計劃突襲蘇聯得手說明偉大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打了傲慢無能的猶太人一個措手不及，那麼西方和蘇聯結成看似不可能的同盟則說明猶太人集團的手眼通天。

當納粹黨人看待世界的視角一切都圍繞“猶太人”為中心，世界在他們眼中就像哈哈鏡一樣被扭曲了。並不是說這個“鏡頭”中所呈現出的是現實中不存在的事物，而是這些事物之間的比例大小和因果聯繫已經完全錯位。這比起純粹的向壁虛構是更加可怕的欺騙與自我欺騙。猶太人是羅斯福的忠實支持者不假，但因為納粹只能看到“猶太人”，所以認為羅斯福只可能是為了猶太人在打仗。希特勒和戈培爾自我認知德國的戰爭是一場“猶太人”戰爭，他們也認定只要向同盟國的公眾指出他們的領導人是“為了猶太人在打仗”，自然就會剝奪公眾對同盟國領袖的支持。猶太人是納粹世界觀中的黑色太陽，是政治動力學中最大的發動機，為敵國不屈不撓的抵抗行動輸送了無窮無盡的力量。希特勒認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猶太人戰爭，德國佔領下的幾百萬猶太人口就自然同時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也是可以威脅“國際猶太人集團”的人質。滅絕猶太人在這個背景下加以解讀就變得“合理”了——雖然事實上同盟國中猶太人的政治勢力極其邊緣化，同盟國的決策也極少受到猶太人受害者之利益的考量，但這不妨礙納粹領導人真誠相信他們的所作所為不但有利於軸心國的戰爭努力，而且是在服務於戰爭目的本身。

希特勒在1939年1月納粹上臺的週年紀念上發表了令人膽寒的不祥“預言”——“如果猶太人想要發動一場滅絕德國的戰爭，我向他們保證，滅絕的不會是德國，而會是猶太人本身。”在未來無數次的演講、報紙頭條、廣播放送中，元首的這條“預言”被不斷重複。正是因為希特勒相信必須和國際猶太集團作鬥爭，才先發制人地發動、擴大了戰爭。也正是因為希特勒瘋狂的戰爭，才讓蘇聯和西方盟國結成不可能的同盟、發動猛烈的反擊。而同盟國不屈不撓的戰爭努力，反過來“證明”了希特勒預言的正確：猶太人“確實”要滅絕德國人！當納粹的反猶主義徹底和經驗世界脫節，他們的邏輯也就成為閉環。真實已經不再對他們的心靈產生刺激，他們活在了自己的平行現實中，一直到這一現實徹底崩塌。

納粹反猶海報，畫面上一隻大手揭開幕布，寓有“猶太人是幕後黑手”之意。 （資料圖/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8月8日《南方週末》）

“猶太人有罪！”德意志帝國啟蒙與公共宣傳部長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好幾條日記以這句斬釘截鐵的話結尾。在柏林的納粹集會上，演講者激情地用這句話煽動高潮，在每週張貼在德國大街小巷的牆報中，這句話用巨大的字體佔據了畫面中心。納粹政權的邪惡早已人盡皆知。

但是對納粹反猶宣傳之系統研究卻在相當長的時間內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德意志公敵：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納粹宣傳與大屠殺》是該領域第一本權威性的綜合著作。作者傑弗裡·赫夫不僅詳細地描述了納粹宣傳機器從希特勒上臺開始就一刻不停地開展的反猶太宣傳戰，更以納粹反猶宣傳為切入口，探討了大屠殺這一史無前例人類暴行背後的實施者的心理動機。

從無數公開和私下的言論中，納粹黨人反覆表達了具有濃厚陰謀論色彩的激進反猶主義的信念。這一反猶主義從它偶然、傳統的源頭，發展為一種解釋和觀察世界運行邏輯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希特勒、戈培爾、漢斯·弗蘭克、希姆萊這些人都是習慣性撒謊者，但是他們在根本的信仰和目的上卻驚人地坦誠與前後一致。“猶太人躲在事情背後、猶太人要為一切負責”的論調不止貫穿整個納粹宣傳的始終，連希特勒在自殺前的“政治遺囑”都不忘記指控“國際猶太人”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罪孽。希特勒在公開演講中數次提出要“終結”和“滅絕”猶太人，他使用的是絕不會產生歧義的德語單詞。因為當他用同樣的詞語指控猶太人將會“終結”和“滅絕”德國人的時候，他指的就是肉體消滅。沒錯，納粹對世界和公眾隱瞞了“最終解決”的實施細節，但是他們從沒有否認同盟國對他們的指控。戈培爾面對同盟國宣傳部門對納粹德國屠殺行徑的揭露，所採取的反制措施是指控英帝國在印度和中東也採取了不人道和殘酷的措施。

正如赫夫指出的：與其說納粹的反猶宣傳訴諸純粹的謊言和虛構，不如說他們對“現實”採取了一種偏執的視角和解釋。這種視角扭曲了實際發生的事情之間的因果聯繫，讓納粹政權的行動在外人看來充滿悖謬。《德意志公敵》以生動和具有說服力的例子展現了這種偏執狂思維到底是如何運作的。

納粹式反猶主義的重要特點就是它和民間反猶主義所固有的那種感官的、經驗的成分不相匹配。19世紀以來的反猶主義和舊的基督教歐洲所固有的宗教反猶不同之處在於，隨著法國大革命和1848年革命，歐洲各國逐步放鬆了對猶太人的法律歧視。於是歷來重視教育投資的猶太群體在文化傳媒、金融、法律、大學入學等方面取得了不成比例的進展。而這些行業相對於傳統又有著更高的曝光率。一般的民眾很容易產生“明明猶太人是少數群體卻佔據了社會高層”的印象，而這種怨恨又往往和關於猶太人的習俗、外觀的刻板印象結合起來，形成一種漫畫式的反猶太情緒。在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畢業後混跡柏林的落魄歲月裡，德國為數不多（占人口1.5%）的猶太人近乎半數集中在首都柏林。這些猶太人更是集中在上文提到的行業中。我們不難想象戈培爾一面拿著博士文憑艱難謀生，一面放眼望去到處都是“猶太人律師”“猶太人金融家”“猶太人報紙”所產生的負面情緒。

如果僅僅止步於此，他也就只是芸芸眾生裡又一位粗鄙的反猶分子而已。讓戈培爾、希特勒、希姆萊等納粹黨人“與眾不同”的是他們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把自己來自於經驗、對現實進行偏狹反映的模糊感受，上升為一套理解現實、指導行動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和粗鄙反猶主義不同，納粹反猶主義的陰謀論思維極其看重“表面背後的因果聯繫”，力圖從事實的蛛絲馬跡中找到驅動世界變革的根本動力——“國際猶太人陰謀集團”。在納粹黨的領導階層看來，國際猶太人陰謀集團是一個團結一致、無所不能的政治實體。他們躲在背後，操縱世界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霸權，推出表面上和猶太人無關的領袖做他們的傀儡。反猶主義世界觀不但是對他們所感受到的世界的反映，也決定了他們“看到”什麼世界，這樣的世界在一般人來說是反直覺和荒謬的，但對納粹信徒來說，卻恰恰代表他們勘破了迷霧，抵達了真實。粗鄙的反猶主義關注猶太人的“外觀”和舉止，但納粹的陰謀論反猶主義則無時無刻不擔心身邊隱藏的猶太人。平民大眾或許反感猶太人的“可見”，但是納粹則相信“不可見”的猶太人更為可怕，需要將他們置於陽光之下。這就是為什麼納粹統治下的猶太人被迫攜帶大衛之星的袖標。戈培爾相信猶太人陰謀集團有著很強的“模仿能力”（mimicry），會偽裝為客居國家的人，滲透進他們的社會有機體，最終接管他們的社會。如果沒有納粹黨人的火眼金睛，全歐洲“雅利安民族”都會被害。

希特勒和戈培爾真誠地相信，斯大林並不真的掌權，猶太人卡岡諾維奇（斯大林的助手）才是真正的主人，丘吉爾是陸軍大臣猶太人霍爾-貝利薩的僕人。至於羅斯福就更明顯不過了，他的財政部長漢斯·摩根索，他的支持者最高法院大法官菲利克斯·法蘭克福特，不都是猶太人嗎？政治反猶主義成為納粹構造世界的骨架，只要填充進血肉，就是個活生生的人。而可供利用的血肉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甚至完全相反的事例都可以拿來論證同一個論點。如果說猶太人李維諾夫擔任蘇聯的外交部長證明猶太人已經把持了蘇聯，那麼在《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署以後斯大林顧及希特勒的情緒而撤換李維諾夫則表現了國際猶太人集團的狡猾。如果說元首的巴巴羅薩計劃突襲蘇聯得手說明偉大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打了傲慢無能的猶太人一個措手不及，那麼西方和蘇聯結成看似不可能的同盟則說明猶太人集團的手眼通天。

當納粹黨人看待世界的視角一切都圍繞“猶太人”為中心，世界在他們眼中就像哈哈鏡一樣被扭曲了。並不是說這個“鏡頭”中所呈現出的是現實中不存在的事物，而是這些事物之間的比例大小和因果聯繫已經完全錯位。這比起純粹的向壁虛構是更加可怕的欺騙與自我欺騙。猶太人是羅斯福的忠實支持者不假，但因為納粹只能看到“猶太人”，所以認為羅斯福只可能是為了猶太人在打仗。希特勒和戈培爾自我認知德國的戰爭是一場“猶太人”戰爭，他們也認定只要向同盟國的公眾指出他們的領導人是“為了猶太人在打仗”，自然就會剝奪公眾對同盟國領袖的支持。猶太人是納粹世界觀中的黑色太陽，是政治動力學中最大的發動機，為敵國不屈不撓的抵抗行動輸送了無窮無盡的力量。希特勒認定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猶太人戰爭，德國佔領下的幾百萬猶太人口就自然同時是戰爭的罪魁禍首，也是可以威脅“國際猶太人集團”的人質。滅絕猶太人在這個背景下加以解讀就變得“合理”了——雖然事實上同盟國中猶太人的政治勢力極其邊緣化，同盟國的決策也極少受到猶太人受害者之利益的考量，但這不妨礙納粹領導人真誠相信他們的所作所為不但有利於軸心國的戰爭努力，而且是在服務於戰爭目的本身。

希特勒在1939年1月納粹上臺的週年紀念上發表了令人膽寒的不祥“預言”——“如果猶太人想要發動一場滅絕德國的戰爭，我向他們保證，滅絕的不會是德國，而會是猶太人本身。”在未來無數次的演講、報紙頭條、廣播放送中，元首的這條“預言”被不斷重複。正是因為希特勒相信必須和國際猶太集團作鬥爭，才先發制人地發動、擴大了戰爭。也正是因為希特勒瘋狂的戰爭，才讓蘇聯和西方盟國結成不可能的同盟、發動猛烈的反擊。而同盟國不屈不撓的戰爭努力，反過來“證明”了希特勒預言的正確：猶太人“確實”要滅絕德國人！當納粹的反猶主義徹底和經驗世界脫節，他們的邏輯也就成為閉環。真實已經不再對他們的心靈產生刺激，他們活在了自己的平行現實中，一直到這一現實徹底崩塌。

《德意志公敵》，[美]傑弗裡·赫夫著，黃柳建譯，譯林出版社，2019 年4月 （資料圖/圖）

造就這一崩塌的絕不僅僅是軍事的失敗。納粹政權在局勢轉向被動的戰爭晚期仍然得到德國人不情願的支持。同盟國在西方一刻不停的戰略轟炸，紅軍在東方無情的推進，都給了納粹的宣傳以某種新的“現實感”——如果德國人民不跟隨納粹的腳步抵抗到底，猶太人聯軍的復仇怒火會將德意志民族滅絕。在柏林、科隆、德累斯頓的一片廢墟中，德國人陷入到自己曾經恐懼過的任人宰割的境地。然而同盟國和蘇聯並沒有對戰敗者施加他們幻想中的懲罰，雖然冷戰造就了兩個德國的分割，但勝利者在懲罰罪犯的同時，也分別促進了德國的復興與重建。寬恕、正義、審慎壓倒了自我實現的復仇的預言。盤踞在歐洲上空的納粹心靈的陰影開始消散，歐洲歷史邁入了新的篇章。

李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