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東朴樹還有windows98，他們的春天埋在了1999年

朴樹已經記不清什麼時候被叫成“樸師傅”了，他在京郊租了個別墅，很少社交，也很少上網。

很少上網的樸師傅一共發過25條微博，他發一串省略號，就引來八千多條評論。

最熱的一條評論說，“樸師傅2018年的微博已全部更新完畢”，引來八千多個贊，比評論數還多了好幾十。

再早一年，樸師傅發過一篇長文，提到了煤的形成。

“有些樹木凋落了，被埋在地下，漫長的時間過去了，他們經受著強烈的外力擠壓，最終變成了煤。而另一些樹，被埋在更深的地方，經歷了更漫長的時間和更劇烈的擠壓。他們變成了鑽石。”

類似的話張瑋瑋也說過，大致意思是說，把一堆葡萄放在一個容器裡，放十年，它可能成為酒，也可能成為某種物質。

“我們肯定是要成為酒的。”

樸師傅沒想成為鑽石，他相信新唱片是一粒煤。後邊又加了一句，“尤其是在這個遍地塑料製品，缺少基本的愛和耐心的年代。”

他曾在微博發出感慨，“樸實一點，不穿金戴銀不騙人，在這社會，為什麼那麼難。”

樸師傅毫不掩飾自己的偏見，也不否認。

“這個行業，保守，短視，貪婪，僵死，像塗脂抹粉的屍體。甚至比起二十年前更加無恥。 ”

二十年前，樸師傅還是大家口中的小樸，新專輯剛剛問世，那不是一粒煤。他在歌裡唱到，“知道嗎，我是金子，我要閃光的。”

那是朴樹的第一張專輯——《我去2000年》。

沒人知道這張專輯二十年後會勾起張亞東怎樣的回憶，但他自己說，那時候，大家對2000年充滿了期待，覺得一切都會變很好。

樸師傅說的更詩意：生活在霧中，平淡而盲目。回頭看時，一目瞭然。

朴樹本來沒想進音樂界，從一開始，他就厭惡這個行業，並以之為恥。

他只想從高曉鬆那騙點錢。

高曉鬆當時正在四處花錢買歌，前幾年他剛剛出了合輯《校園民謠1》，賺了點錢。

朴樹不喜歡高曉鬆，也不太喜歡他寫的歌。他把高曉鬆想象成一個穿著白襯衫，留分頭，戴眼鏡，腰上彆著BP機的人。

高曉鬆經常給朴樹打電話，沒事就去他那兒待會兒，看看最近寫了什麼歌，順便教育他幾句。

有時候還會給朴樹畫餅，比如要把他帶到什麼什麼公司。直到有一天，高曉鬆說，他有一朋友，從美國回來，有好多錢，想開公司。

朋友叫宋柯。

那是音樂界甚至文化界的好年份，保守思想逐漸褪去，理想主義餘溫尚存，民謠歌手和搖滾樂隊都能收穫擁躉，沒有人不相信，新音樂的春天即將到來。

宋柯聽了朴樹兩首歌，兩次都哭了。他和高曉鬆合計，不能讓這麼好的作品和歌手給其他公司糟蹋，兩人專門成立麥田音樂。

1996年，麥田音樂打出了“紅白藍”的概念。“紅”是尹吾，“白”是朴樹，“藍”是葉蓓。

發了單曲，也有了一些演出，新專輯尚在路上，朴樹和尹吾似乎前途無量。

兩人住得近，朴樹住在北大，尹吾在北大西門的畫家村，沒事約在一起踢球，或是隨便找個地兒坐一下午，未來的世界山高路遠，似乎永遠走不到近前。

他們不知道，短短几年，音樂圈已經走到最後的繁榮。盜版猖獗，黑豹的專輯賣了一百五十萬張，幾個人還在吃著啤酒就泡麵。

幾年時間，音樂公司都挺不住了，麥田也沒錢了。

資金跟不上，朴樹的專輯錄得很不順利，基本上一首歌的鼓改了，其它歌的鼓就沒錢改。

朴樹跟宋柯大吵一架，準備散夥。

“麥田守望者”樂隊的原吉他手劉恩是朴樹的發小，他跟朴樹說：“我們跟張亞東談著，總有人進來，拿著一摞錢給他，說你幫我做誰誰的製作人。”

朴樹找到了張亞東。

張亞東也在迷茫。

1996年，他因為竇唯介紹，監製了王菲的整張專輯《浮躁》。

《浮躁》是王菲所有的專輯中賣得最不好的一張，大家覺得張亞東製作得不錯，但商業社會自有規則。

專輯不賣錢，他失去了為王菲繼續製作整張專輯的資格，因為給他做就不賣錢，張亞東成了"不賣錢的音樂人"。

張亞東自己也出專輯，1997年，他推出第一張個人專輯《張亞東》，被評為香港、大陸當年“十佳專輯”。

但還是不賣錢。

老闆心灰意冷，轉而發展丹麥和英國的樂隊。 張亞東徹底歇下來了，開始不斷為別人製作專輯。

國內整體環境的不規範，製作過的大多數樂隊，幾乎都存在技術上的問題，大家在一起多數時間不是在探討我們要的是什麼意境，我們要彈奏出什麼樣的情感，而是“你能不能彈齊一點”、“你能不能別晚呀”。

朴樹拿了把吉他給張亞東彈唱了《那些花兒》，張亞東聽完後說：“那些活兒我都推了，給你做這個。”

宋柯怕請不起張亞東，跟他面談了一次。面談結果相當順利，回去的路上，宋柯對朴樹說：“哥們兒為你能做都做了, 你以後一定得為哥們兒負責任。”

錄製《在希望的田野上》時，張亞東找來竇唯打鼓。

《那些花兒》的歌詞，朴樹寫完第一段實在寫不出來了，付翀給他寫了第二段，從有些故事還沒講完，寫到春秋和冬夏。

專輯錄完，朴樹不想放《白樺林》，高曉鬆苦口婆心地勸，“放在B面也行，它一定第一首先火。”

1999的開年之際，朴樹發表了專輯《我去2000年》。

第一張專輯的第一首歌，是windows98進入中國的推廣曲《new boy》。

一年內，《我去2000年》賣了30萬盤，最後總銷量接近百萬。

那是實體唱片業最後的狂歡，舊時代逐漸瓦解，千禧年即將到來，人們爭先恐後地想給新世紀埋下一粒種子，或是完成一次別離。

麥田只發行了朴樹和葉蓓的專輯，尹吾三年合約期滿，無奈作別。

他四處籌錢，獨立發行了第一張專輯《每個人的一生 都是一次遠行》，為六年北漂生活做了個總結。

他將卡夫卡的短篇小說《出門》寫到歌裡，在末尾反覆地唱著“這可是一次，真正沒有盡頭的旅程。”

那年，許巍抑鬱症加重，放棄四年北漂生活，重回西安。汪峰窩在自己的出租屋裡，寫下了《再見二十世紀》。

所有人都勸朴樹要趁熱打鐵推出第二張專輯，就在大家準備慶功發片時，朴樹宣佈：“唱的不爽，我要重新錄。”

那年，港臺音樂經歷了一波高潮。

19歲的蔡依林，19歲的容祖兒，20歲的蕭亞軒，21歲的梁靜茹，都趕在千禧年前發佈了第一張專輯。

周杰倫和方文山終於開張，賣出了第一首作品《落雨聲》。

五月天加盟滾石唱片，發行的《第一張創作專輯》，賣出30萬張。

任賢齊在央視春晚演唱了《對面的女孩看過來》，引發全場共鳴。

娃哈哈集團總裁宗慶後指定王力宏是純淨水唯一代言人，這是王力宏第一次做代言，而且持續了20年。

那年，日本東京武道館一連舉辦兩場“FayeWong Japan-Tokyo”演唱會，臺下嘉賓席星光熠熠，第一場來了木村拓哉與酒井法子，第二場來了竹野內豐與張國榮。

歌曲開始前，大屏幕中播放著一家三口坐電車的甜蜜畫面，竇唯打鼓，張亞東彈貝斯，王菲登臺，演唱《Don’t break my heart》。

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

1999年，馮小剛的賀歲片《沒完沒了》上映，影片的最後，葛優對癱瘓在床的姐姐深情告白：你要是不在了，那還叫什麼好日子啊。

北京的冬天安然寧靜，新世紀的光即將散落到舊時代的窗稜，他推開窗戶，看到臺灣姑娘吳倩蓮，喃喃地說，“好日子還是來了。”

從2000年到2010年，港臺音樂成了華語音樂最後的顏面，為實體唱片業守護了最後一程，直到最後，大家殊途同歸，兩岸三地的音樂人坐在一起，相對無言。

2005年，張亞東接受採訪時說，我抓不住國內市場的脈搏。

張亞東太文藝，還是鄭鈞說得直接，他在2019年的一檔節目中說，“所有音樂排行榜公信力都崩了，榜裡的歌雖然火，但是10首有9首真聽不下去，這就是屎啊！”

盜版的時代一去不返，音樂人的日子並沒有好過多少。

2018年9月，中國人民大學音樂與錄音藝術學院發佈《音樂人生存現狀與版權認知狀況調查研究報告》，令人感慨。

報告中說，中國人均音樂消費水平為0.15美元，美國為16.41美元，是中國的109倍。音樂製作人收入上，美國是中國的近25倍。

中信證券報告稱，2017年中國數字音樂用戶已經達到了5.5億人，是美國的總人口的1.7倍，但數字音樂付費市場規模僅為32億元，整體付費率不足4%。

音樂人過去的盈利模式唱片工業被摧毀了，但新的互聯網化的盈利模式尚未建立。

人們年復一年地聽著老歌，平臺各種主題推薦也是年復一年不斷循環的老歌，無數選秀節目不斷翻唱改編的還是那些已經被翻唱無數遍的老歌。

人才不是流失，而是直接斷檔。

2019年，綜藝節目《樂隊的夏天》上映，盤尼西林樂隊翻唱了朴樹的《new boy》，張亞東坐在臺下，聽得老淚縱橫。

擦乾眼淚，他對著臺下滿場觀眾和臺上的樂隊說，“那時候我們寫歌，叫《我去2000年》，大家對那個2000年，充滿了期待，覺得一切都會變很好。”

停頓了一下，他接著說：

“結果好吧，就是我們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