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年僅42歲的焦裕祿永遠離開了我們，然而，他又永遠鮮活地活在我的記憶裡，55年來似乎沒有真正離開過。
我的家西高莊村距焦裕祿家鄉北崮山村只有5華里路，僅隔一個山頭。我的老姑、嫂子都是他們焦家人，多次聽他們家人滿懷深情地講過焦裕祿的故事。我幾次回家參觀過北崮山焦裕祿紀念館，每次看到紀念館中那座漢白玉雕刻成的焦裕祿同志的半身像，我都會想起曾經與他促膝交談的情景。
1962年，我任濟南軍區政治部《前衛報》總編輯，曾去河南蘭考縣委武裝部採訪，在那裡與焦裕祿相識了。說到我是西高莊村人，與他是老鄉時，他熱情地說：“我也幹過武裝部，當過民兵，參加過戰鬥，咱們是戰友啊！”
那是在1962年的冬天。當時，蘭考縣正是遭受水澇、風沙、鹽鹼三害最嚴重的時刻。這一年春天，風沙打毀了20萬畝麥子；秋天，水澇又淹壞了30萬畝莊稼。鹽鹼地上10萬畝禾苗全部鹼死，在這樣的關口，黨派焦裕祿到蘭考，這是工作的需要，也是對他的器重。與他見面時他已是蘭考第二書記，後任書記。我和他聊起蘭考工作的辛苦，他十分嚴肅地對我說：“蘭考處在這樣困難的關頭，黨組織把這樣的重擔交給我，這是對我的信任。”我知道焦裕祿患有肝病，就關切地問他身體能不能吃得消，他把胸膛一拍：“有黨的領導，有蘭考人民，什麼困難都是能夠克服的。至於身體，病這個東西，也是欺軟怕硬，多少年我都頂過去了，現在我也一定能夠頂住！”焦裕祿這個鐵打鋼鑄的硬漢，就是這樣奔赴蘭考的。焦裕祿陪同我參觀了蘭考大地。當時展現在我們面前的蘭考大地，是一幅苦難的景象！橫貫全境的兩條黃河故道，是一眼望不到邊的黃沙，片片水澇的窪窩裡結著冰凌，白茫茫的鹽鹼地上，枯葉在風雪中顫抖！陪同去的人向我介紹，我們一定要從天大的困難中，殺出一條路來！這就是焦裕祿改造蘭考面貌的誓言！
我從焦裕祿談話中能夠聽出，他對蘭考不單純看到困難的一面，也看到有利的一面。他閃著歡樂的兩眼對我說:“蘭考這個地方，我是越看越好，越看越愛，真是大有作為，前途無量。”我沒吭聲，只在心裡揣摩：人家都說蘭考苦，他卻說蘭考好；人家說蘭考難治，他卻說蘭考大有作為！他指點著遠處，回頭向我一笑：“你看，這裡有長小麥、高粱、大豆的好地，又有適合種花生和長條子的沙地，那些鹽鹼地和沙丘都可種上樹；蘭考的特產更有名堂，不說葡萄、山藥和大棗，還有馳名國外的泡桐！蘭考人民，有改變自然的無窮力量！”當時，我還不大能夠領會他那種勇於進攻、不為任何困難所嚇倒的精神，順口問他：“你怎麼就看上這個窮蘭考、苦蘭考、困難的蘭考哩？”他那雙堅定而樂觀的眼睛看著我，向我講：“你難道不理解，越是艱苦的地方越能鍛鍊人這個簡單的道理嗎？你說實現共產主義這個偉大理想難不難？難道因為難，咱就不當共產黨員啦？共產主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也不是地上冒出來的，更不是咱們這一代和今後幾代人能夠實現得了的，這是千秋萬代的偉大事業，難道因為路程遠，困難多，咱就不信仰這個真理了嗎？一個小小的蘭考，這麼點鹽鹼、沙丘和水澇都治不了，還談什麼共產主義理想，還當什麼共產黨員？！”
回到濟南後，我寫了一個順口溜：“吃大苦，耐大勞，他的字典裡找不到累字；心裡紅，骨頭硬，他的口裡從不說難字；風打頭，雨打臉，他想的做的離不開群眾；眼光遠，志氣高，他面前一片錦繡前程。”
又是泡桐花開的季節，我連續看了電視劇《焦裕祿》，熒屏上的焦裕祿與記憶中的焦裕祿不斷地重疊，懷念之情油然而生。焦裕祿，我的鄉親，我的戰友，他在蘭考戰天鬥地的英雄氣概，他那戰勝病痛獻身使命的價值觀，他那“心中裝著全體人民，惟獨沒有他自己”的公僕情懷，永遠銘記在我的心裡。我由衷地感到，人民呼喚焦裕祿，時代需要焦裕祿！我相信，必將會有更多的焦裕祿出現。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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